歷史上的西藏不是人間天堂，而是高寒瘠難，慘痛無望的封閉地域。無邊慈悲，無量普度的佛陀經義在這片土地上開出的是奴役、殘暴之花。中國政府1959年開始剷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實質的奴隸制度，解放百萬農奴的偉大社會變革,毛澤東是西藏人民永遠的、最大的菩薩。六十年來，西藏神奇的進步，西藏人民生活飛躍的提高，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因為一個非常原始、落後的，超百萬人的少數民族，在主要民族的帶領下，跨越了若幹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直接進入生產、生活、政治、文化的現代化之列；並且整個藏族完整地保持她的民族性，在歡歌笑語的幸福中完成這一偉大革命。

    本文分四個部分。1：政教合一的農奴制下，高寒瘠難與慘痛絕望的西藏；2：合法化後的黑暗政權總是超穩定、超長命的；3：西藏的空前絕後的偉大進步； 4：人類歷上難以逾越的成功。

1：政教合一的農奴制下，高寒瘠難與慘痛絕望的西藏

    大約六千萬年之前，印澳板塊俯衝，傾斜插入亞歐板塊之下，巨大的碰撞力量重造大地。喜馬拉雅山脈是這次大碰撞交鋒的主線，它的餘波將青藏高原永恆地高高托起。在喜馬拉雅山與崑崙山之間的西藏是地球上最高的地方，平均海拔四千米。因為海拔非常高，西藏空氣稀薄、乾燥，氣候惡劣。常年氣溫低，而且每天變化極大。日往月來，二十四小時帶你經歷春夏秋冬四個季節。高山，峽谷，大落差，交通艱難。幾千年來，進出西藏是以生命為代價的征程。西藏生存環境極端惡劣，雖然面積占全國的八分之一，卻養活不到0.2%的中國人。在農奴制的西藏，人均壽命只有35.5歲， 95%的人們的勞動期是五歲到死亡。

    松贊干布在七世紀統一西藏，正式建立吐蕃王朝，並迎佛教入西藏。在王朝的支持下，佛教不斷壯大，取代本土宗教苯教，成為西藏的主流宗教。9世紀吐蕃王朝崩潰後，各種豪強靠武力稱霸一方，形成土匪形式的割據。豪強割據生存下來，變成世襲，成為西藏統治的基本形式。相應而生的是封建莊園（即溪卡），和支撐地方割據制度的農奴。

    1260年，元朝忽必烈封藏傳佛教薩迦派法王，八思巴為國師。後又設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負責西藏的行政，軍事，司法。最高長官薩迦本欽一職，和13個萬戶府的萬戶長是由國師提名，皇帝任命。神教權力與政府行政權力在實質與名義（合法性）上結合，宗教神權全面進入世俗權力，因此成型為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完全由三大領主(即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掌控。上層僧侶和世俗貴族擔任各級官員。

    1959年，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時，西藏人口120萬。農奴占西藏人口90%，奴隸占5%。他們是農民，牧民，和下層喇嘛。西藏的統治階層占人口5%，分兩個部分：一是四千多名上層喇嘛，五十一戶大、中貴族，和一百四十六戶小貴族；二是為他們管理、服務的高級代理人。

    西藏法律將人分為三等九級，並在管理中嚴格實行。上等人是為數極少的大貴族、大活佛和高級官員；中等人是三大領主的代理人；下等人是占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法律明確規定人的不平等地位。如殺人賠償律規定：王子、大活佛是上等上級的人，其命價為屍體等重的黃金；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其命價為草繩一根。農奴是領主的私有財產，可用於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

1.1：政教合一的西藏的農奴制的經濟方面

    農奴制的經濟特點是農奴只能依靠農奴主的土地生存。農奴上繳大部分勞動收穫，並服各種勞役。它存在的前提條件是農奴主們能有效地控制農奴們，沒有任何逃脫的可能。

    在330萬畝的農用土地中，官家占有128.4萬畝，寺院和上層僧侶占有121.4萬畝，貴族占有79.2萬畝。統治階層占有西藏99.7%的農地。自耕農只有0.3%的耕地。同樣，大部分牧場都是三大領主的財產。貧瘠，氣候惡劣，西藏的大部分土地不適宜種莊稼,而生產方式是原始的“刀耕、火種、木農具”，所以農業生產的收穫很低，產量有時僅是種子的四五倍。

上繳的租與稅

    農奴們在土地上種的糧食，70%上交給農奴主。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稅，分西藏政府稅與莊園主費稅。

    西藏政府稅多達200種，如地稅，牧稅，山稅，拾牛糞稅，拾柴稅，地皮稅，人畜飲水稅，家畜稅，草稅，死人背屍稅，天葬地皮稅，林園稅，水磨稅，油房稅，人頭稅，免差稅，挖人參果稅，辮子稅，耳朵稅，過路稅，下雪稅，抗雹稅等。比如耳朵稅，長耳朵就要交耳朵稅，沒錢交怎麼辦？割掉耳朵。

    交給莊園主的各種各樣的費稅。小孩出生的“出生稅”；失去勞動能力，不能謀生，被迫流浪謀生的“人役稅”；不同莊園的農奴婚嫁的“贖身費”；雞下蛋都要交稅，等等。

農奴的差役

    農奴首先是自帶農具、口糧，到農奴主的地上進行無償勞動，剩餘的時間才能在自己的地上耕種。農奴家的人力和畜力只要能夠種地，就必須付差役。差役有30多種。所有的差役是無償的，而且農奴們必須自備飲食。差役占農奴勞動量的50%以上，很多時候高達70%。

高利貸及後果

    從上面的數據中，我們不難理解如牛馬般日夜辛勞的農奴們，為了活下去的吃飯穿衣，也得常常要向農奴主借貸。由此竟然產生了三大領主們的一類重大經濟活動與收入：高利貸。高利貸收入占三大寺總收入的25%至30%。貴族絕大多數也放高利貸，占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至20%。

    借錢的高利貸年利率大約為25%，借糧利率20%。墨竹工卡縣的農奴次仁貢布，他的祖父向色拉寺借了700公斤糧食，祖父、父親和他三代人還利息達77年，總共付利息糧42000公斤，可領主說他仍欠糧1400萬公斤。要活下去，農奴們只好不停地借，藉口糧，借種籽……。如此重複循環下去。死了都不能解脫，債務就落到子孫的身上。這就是農奴所負的債務：新債、子孫債、連保債、集體攤派債等等。西藏90%的農奴欠債。因為大量欠債，他們地位、生活與奴隸沒有多少區別，實質上是奴隸。

    1940年對藏東地區的調查：38%的家庭從來沒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時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麵或豆面攙和在一起的野草。

1.2：政教合一的西藏農奴制的統治

    在西藏，農奴們是沒有什麼權利的，也從來沒有形成過任何力量危及到農奴制度。對農奴來說，西藏政治就是管理他們的法典與規定，執行這些規定。

    《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是西藏的兩部重要法典。法典明確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是由他們的等級決定的。

    封建農奴主的生命與財產不受法律的制裁;農奴主對農奴的暴行是合法的;領主統治農奴是神的旨意，農奴受苦是命中注定。所以農奴主們可以隨意處置農奴，而農奴們不能反抗。如果反抗，農奴們就應該遭受挖眼、抽筋、割舌、剁手腳直至溺死、屠殺的刑罰。

    西藏當權者多次重申、實行五世達賴的一道諭令：“拉日孜巴的百姓聽我的命令：如果你們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殺”。如果農奴逃掉了，他的家人，父母雙方的家人都可以遭受懲罰，然後還要付罰金。

    地方政府、大寺廟、農奴主都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設置刑場、法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如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今天在西藏各處還保留着六十年前的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的刑具。

    農奴是農奴主的私人財產，他們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越少，財產的屬性就越徹底。政府規定，農奴只能在所屬莊園土地上活動，不得擅自離開，絕對禁止逃亡。農奴世世代代依附領主。農奴的孩子生下來就是農奴。農奴是財產，他們具有商品的所有屬性：可以出售，抵押，贈送，交換，丟棄。農奴一般在同一領主內通婚,如果要嫁到其他地方,必須得到領主的同意。嫁娶之後,男女雙方仍然分別屬於原有的領主,所生子女也分別屬於各自的領主。

    我們看一些例子。

    赤江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副經師。他的私人寺廟管理機構在德慶宗。那裡曾經打死打傷農奴、下層僧人500多人，監禁121人，流放89人，判538人為奴隸，1025人被迫害逃亡，拆散72人的婚姻，強姦484名婦女。

    設在拉薩大昭寺北面的朗孜廈是西藏的司法機構。藏民稱之謂人間地獄，常常借實施刑罰和屠殺的機會，為西藏政府和寺廟中的上層人士提供“念心咒”用的祭品，如人血、人頭、人皮、人肉、人心、人腸等。熱布典頭目收到的一封信件，要求：“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於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

    從1958年到1959年春，僅在拉薩西郊一個佛堂里，為了念經放咒，就先後向一個管事頭人索要過整人頭27個，人頭蓋骨6個，人腿骨4根，整張人皮1張，人屍1具，人腸14捆，人肉8塊，人血9瓶。

    在拉薩的街頭，到處都可以看被割掉手指、鼻子、手臂、腳的人們。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從事乞討的盲人。剜眼：用凹形的煨鐵，置於眼內，或用滾油，或開水，倒於眼內，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視力，然後將其眼球用鐵鈎攫出。

    最重的是死刑，死者靈魂將永遠遭到詛咒。有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薩如此），有拋下懸崖摔死（在日喀則如此），有投進蠍子洞折磨死。河中淹死：將犯人縫在皮袋之內，擲到河裡。皮袋浮在河面上，5分鐘後開始下降。再撈起來，如果人還沒有死，再擲到河裡。如果死了，取出屍體、肢解，分開四肢和軀體，扔到河裡。

    西藏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說過：大家都知道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這真實地反應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下西藏人民是慘痛絕望的處境。好多個世紀以來，西藏的內部穩定，沒有大的戰亂，但是極端低下的生產力也長期得不到發展，西藏的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儘管如此，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本身，在西藏內部，是非常穩定的。

2：合法化後的黑暗政權總是超穩定、超長命的

    一個政權和支撐這個政權的文化、文明是光明的，還是黑暗的；是人性的，還是邪惡的；只能由在這個政權下的最廣大人民的實際生活的公平正義指數（特別是經濟生活的公平正義）來定義。人類歷史上，黑暗、非人性的政權不一定是不穩定，但是社會的分配一定是非常過分的不公平，不合理。然而所有與神權結合形成的政教合一政權必然是黑暗的，歷史事實是這樣的政權總是最穩定，最長命的。

    就象運水，如果你要將水從山上運到山下，你什麼都不要做，只要在山下等着就可以了。水的天性是向下流，到時候自然流到山下。如果你要將水從山下運到山上，你就要去做，努力地搬運，一刻也不能停止勤勞。任何時候不勞動，不出力，水就立即運不上去。很多時候，水還會向下流，前功盡棄。另外，因為水的天性是向下流，你不用管它，水自己形成的流法總是正確，完全考慮了自然條件，絕對的符合自然科學。如果運水上山，你不但要盡最大的氣力，還要盡最大的智慧想出最好的方法去做。因為是人想出來的辦法，總是受到認識能力，科技水平，自然條件的限制，永遠不可能絕對的符合自然科學，永遠不可能是空談家們認為的最好的辦法。從理論上，總是可以被攻擊、批判、指責的。

    森林的自然法則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如果你在森林建立一種制度，基本上建立在這個森林法則之上，讓弱肉強食合法化，進一步用國家的暴力（軍隊、警察、法院），資源，法律，意識形態保障，維護弱肉強食，並讓那些強者管理、主宰這個國家。這是自然形成的，自然而然的狀態。這個政治制度那裡需要什麼保護，維穩？

    有能力動搖政權的人，一忙者欺壓、控制（食）身邊的人。他能欺壓多大的地方，他就可以欺壓多大的地方。這個政權讓他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幹嘛要動搖政權。二如果他想要政權，只要他是有那個本領的強者，弱肉強食的政治制度是讓他去取這個政權的。

    不滿的弱者，一早就被身邊的強者食了，二強者（即打的垮他的人）也絕對不允許他去危害強者占盡好處的政權。他們那裡還能去危害政權？沒有被食的弱者，是假的弱者，是真的強者。如果他有本領，他可以食身邊任何事物，包括政權，政治制度。這樣，他就要再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如果新的政治制度還是以這個森林法則為基礎，他沒有維穩的問題，他本來就是靠他的能力奪取政權的。

    如果新的政治制度是違反“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森林法則。他就像運水上山一樣，艱難困苦，捍衛政治制度，維穩政權。他就要努力，勤勞，24小時不鬆懈，因為只要有一個沒有維持到的“不允許弱肉強食”，就可能發生一件弱肉強食的事，因為弱肉不被強食是要靠政府的力量來實行的。在弱肉強食的社會，反對政治制度的是弱者，他們在實力上不是強者的對手。強者能夠奴役（食）他們，而且是靠奴役（食）他們過幸福日子，所以他們自然被強者管理住了，他們怎麼有可能顛覆政治制度。在“不允許弱肉強食”的社會，反對政治制度的是強者。他們總能控制自己身邊的弱者，這是強者的定義。強者有力量，而且他們最根本的利益受到損害，自然十倍努力，百倍聰明地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鬥。這種奮鬥是永不停息的。一代人斗完了，自然會有新一代人起來，因為每一代人中都有強者。當他們發現自己有能力奴役（食）他人，讓自己有更多的財富，過更好的日子，是“不允許弱肉強食”政府與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妨礙了他們，政府自然的是他們天然的敵人。只有通過政治思想教育，社會倫理道德的約束，後天的，人為的學習，修身養性，天下家國胸懷，他們才會做君子，做善人，支持“不允許弱肉強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所以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定是強調倫理道德、修身養性的社會；不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定是不在乎個人品德，反對倫理道德社會。

    一個“不允許弱肉強食”的政權要運行，不是一個領導人，一個集團能做的，必須要每一個弱者都站起來。他們不僅保護自己，更重要的是保護這個政權。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的歷史事實是弱者，雖然他們的人數總是決大多數，但總是不能自己保護自己，否則就沒有森林法則了，就沒有人類社會公認奴隸社會，歐洲黑暗的千年中世紀，印度三千年的以種姓制度為基礎的社會，西藏的奴隸制。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一：一個公平正義（即光明、進步、人性）的政權必然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護政權，維護政權穩定。依靠國家權力，在思想意識形態，在法律，在社會的全方面，保護政權。一個公平正義的政權（為全體人民服務）最終的根本依靠是廣大人民的支持、擁護。但人民群眾的支持只能通過政權的領袖強有力的正確領導（規劃，組織，實行）來實現。

    二：一個有最高威信，有最終決策權，人民有長期信心的領袖是在關鍵時刻決定政權存亡的條件。保衛國家領導人的威信，權力，和人民的堅定不移的信心，不是領導人個人的利害得失，而是整個人民的政權的根本的基礎。

    孟子兩千多年前就說過：待文王而興者，庶民也；豪傑之士，不待文王也興。成立國家，設置政府，是為了維持社會公平正義。主要是為了保護無權無勢的小老百姓不被欺負，政府當然同樣保護有錢有勢的人們。但經常發生的事是為了阻止有錢有勢的豪強們對弱勢者的侵犯，因為豪強有能力保護自己。有史以來，欺凌、奴役、殘害廣大人民是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豪強們，而不是社會之外的神鬼獸蟲，或高高在上的國王。

    政府一定要有強大的權力，而這個權力是由政府的領導人（是人，而不是機構、制度）行使的。領導人一定要有強大的意志。權力能延伸到千百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並有足夠的力量去執行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能。如果政府做不到，千百萬人民必然是被他們身邊、和他們在一起的豪強管理。那麼，與黑暗的、反動的、非人性的政治制度相比，光明的，進步的、人性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花更多、更大的力量，有意識的保護制度，維護政權穩定。這是一個簡單的，顯而易見的，不用費腦子的道理。在西方主導話語權的社會科學領域，被有意識的掩蓋了，被蒙蔽了。

    自然的，當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還有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放棄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維穩為人民的政權時，這些國家就變色了。

    以俄羅斯為例，在葉利欽實行民主制度時，通貨膨脹是1000%，貨幣貶值6000倍,俄羅斯人所遭受的災難不亞於二戰時希特勒入侵所帶來的災難。俄羅斯的民主政治制度不但沒有一點點變色的可能，而且葉利欽還能連任總統。經過近三十年的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發展，俄羅斯從民主前中國GDP的1.5倍到今天不到中國的0.1倍。俄羅斯的貧困線是月收入840元人民幣。2016年，俄羅斯有7000萬窮人，即人口的一半。蘇共垮台，俄羅斯民主後，85%俄羅斯人的生活變差了。93.7%的成年人的全部家當不足1萬美元。但俄羅斯的西方民主制度卻穩如泰山，一點點都不需要保護政權。

    俄羅斯的人民知道，共產黨的蘇聯官員的貪污只不過是管牧場的場長偷喝了兩口牛奶，全國人民都知道這是貪污、都譴責這種貪污腐敗。人民當然要管，而且很容易以此為藉口，號召全國人民推翻共產黨政權。民主的俄羅斯的貪污是把整個農場變成自己的，還炫耀自己是天才，是俄羅斯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功臣，是民主制度的最好保護神。人民反而不會去管，因為管了幾乎絕對是沒有用，最後談都懶得去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再壞，比社會主義制度搞的再差，即使搞成人間地獄（今天這樣的國家還少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也不會和平地演變成社會主義制度。

    西藏的農奴制度，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埃及的法老統治，印度教的種姓制度，都是宗教和政權的緊密結合，使政治制度的存在有了深層的制度保障。這些是人類歷史上落後野蠻、最黑暗的一頁，同時也是人類史上最穩定的政治制度。印度的統治者是永遠不更替的。今天你看到的許多印度權貴家族，他們世世代代統治着那個地方，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印度教的種姓制度就是這種制度的政治理論、倫理道德的基礎。

    日本人多田等觀1913年進藏時寫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們認為自己罪孽深重，認為達賴喇嘛為了挽救他們才課以重稅。他們還認為今世如能減輕罪惡，來世就能幸福。”

3：西藏的空前絕後的偉大進步

    195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近千年來在西藏實行的農奴制。農牧民們不再是農奴主的私有財產，農奴主不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徹底砸碎了殘酷迫害農牧民們的制度枷鎖，百萬農奴獲得了人身解放。農牧民們第一次享有平等的，公正的司法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宗教權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是西藏神奇的進步，西藏人民生活飛躍的提高的根本原因。人民共和國的領袖們是西藏人民最大的菩薩。

    195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採取了沒收和贖買兩種辦法,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沒收參加分裂祖國武裝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以協商的辦法，採納雙方都認為合理的價格贖買。共有的耕地２８０多萬畝，分給20萬戶、８０萬無地的農奴和奴隸。政府實行“誰種誰收”“減租減息”和廢除舊債等政策。在牧業區，沒收參加叛亂領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給28萬牧民；對未參加叛亂的實行“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的政策，牲畜仍歸牧主所有，但改變原來封建的主奴關係為僱傭關係。西藏沒有奴隸了！

    1965年西藏糧食總產量達到29萬噸，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長66%;牲畜存欄總數達到1701萬頭(只)，比1958年增長54%。改善交通，公路總里程是以前的2.6倍。以乃東縣克松鄉為例，全鄉有119戶，之前90多戶缺口糧，此時家家有足夠口糧、種子和飼料，而且95%的人家有了餘糧。在這期間，中央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貼累計5.9億元。同時發放無息和低息農牧業貸款，其中有種子、口糧2000多萬公斤，放貸耕牛18000多頭，羊13000多隻，其他牲畜3500多頭，農具10萬多件，製造農牧業生產工具的鋼材95噸。

    從1959年民主改革到2019年，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的無私幫助下，偉大的西藏人民經過60年的奮鬥，西藏出現了翻天覆地的發展。西藏人口從123萬人增長到344萬人，藏族人占90%多。人均壽命從35.5歲增長到68.2歲。

    之前，能夠進學校讀書的絕大多數人是貴族子弟。農奴根本沒有教育的權利，文盲率高達95%以上。1980年起，地方財政對縣以下重點中小學的在校生實行包吃、包住、包穿的政策，同時在內地辦西藏中學。今天西藏小學、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入學率分別是99.5%、99.5%、82.3%和39.2%。人均受教育為9.6年。歷史上高寒瘠難、與世隔絕的西藏，城鎮化率達到31%，已經鄉鄉通光纜、寬帶，行政村移動信號實現全覆蓋。

    政府在西藏成功地建立起免費醫療政策：以免費醫療為基礎，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家庭賬戶、大病統籌和醫療救助相結合的農牧區醫療制度。以拉薩為中心，輻射全區域的城鄉中醫、西醫、藏醫相結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醫院床位，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分別比民主改革前增長24倍、35倍和23倍。全區孕產婦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5000/10萬下降到2017年的102/10萬，嬰兒死亡率由430‰下降到10.38‰。

    西藏生產總產值增長近兩百倍。人民收入比1965年增長近一百倍（民主改革之前，他們是沒有財產的啊）。糧食平均產量提高三倍多，總產量從18.3萬噸增加到105萬噸。農林牧漁業產值從1.28億元增加到134.1億元。現代工業是從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今天西藏已建立起一個包括能源、建材、機械、採礦、輕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業、藏醫藥等20多個門類的現代工業體系，同全國人民一起進入現代化的時代。工業產值從0.15億元增加到114.5億元。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第一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59年的73.6%下降到8.8%，第二、三產業比重分別上升到42.5%和48.7%。

    政府和全國各地一直大力地幫助西藏建設、發展。以財政支持為例，1980年至2018年中央向西藏的財政補助累計12377.3億元，占西藏地方財政總支出的91%。各省區市、大中型企業的支援始於20世紀60年代。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全國支援西藏”的方針和“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援藏模式，為西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各支援省份累計組織1.8萬多名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開展援藏工作。2015年以來，來自全國的教育、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為西藏社會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口支援單位累計實施援藏項目超萬個、落實援藏資金超過400億元，有力支持了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

4：人類歷上難以逾越的成功

    西藏發展只在60年之間，許多經歷者還健在。西藏發展的事實壓倒一切疑問地證明：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光明，與優越性。因為一個非常原始、落後的，超百萬人的少數民族，在主要民族的帶領下，跨越了若幹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直接進入生產、生活、政治、文化的現代化之列；並且整個藏族完整地保持她的民族性，在歡歌笑語的幸福中完成這一偉大革命。

    要實事求是、聯繫實際，不要高談闊論、紙上談兵。比較一下被西方輿論捧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能夠做什麼，又做了什麼？我們比較兩個方面：一，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為自己的少數民族作了什麼？二，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為自己的廣大人民作了什麼？（我本來打算作一個比較詳細的比較，現在只能列出可以比較的題目，不作文章了）。

4．1：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為自己的少數民族作了什麼？

    西方高喊“民主、自由、人權”的時候，就是他們殖民荼毒全世界的日子。到美洲大陸的歐洲人不是高呼着“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寧死”的口號，高舉起“聖經”和“自由人權”的旗幟嗎？不是在口號與旗幟的輝映下，他們屠殺了一億多印第安人，為了霸占土地，掠奪財產；他們販賣了五千多萬黑人奴隸，只有10%的能夠活下來，生兒育女，世世代代在美國做奴隸。幾百年過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燈塔，美國，又為印第安人，黑人們做了什麼？今天在美國，人民被偷，被搶，被打，家被破門而入，警察根本不會去破案。被人殺死呢？多年來，芝加哥平均每天都有兩起以上的槍殺死人案，警察的破案率只有10%。販毒總是對人民，對社會危害最大的犯罪之一吧。在西方的很多大城市，全世界都知道那裡販毒，只有警察不知道，所以不去治理。雖然大小罪犯被抓被判刑概率都很低（0.6%的強姦犯會進監獄），美國的監獄犯的比例卻是中國人的七倍，而美國黑人進監獄的百分比是南非在種族歧視頂峰時的6倍（反人權、反人類、被所有文明國家詛咒的時候）。

    加拿大有160萬原住民。2019年加拿大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國家調查委員會向總理提交報告。加拿大原住民婦女和女童被謀殺或失蹤的機率是加拿大其他人口群體的12倍，是白人婦女的16倍。

    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在法律理論上有平等、一致的人權。2017年《觀察家報》報道：在歐洲的一個小小的角落，西西里島農場上大概有4000名來自羅馬尼亞女工，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超過半數的羅馬尼亞女工“民主自由人權”地、“自願”地、免費地向雇主提供性服務。她們只有一個目的，保住手上的工作，然而她們的工資只有歐盟法定最低工資的三分之一。那些可憐的女工，只要反抗，就再也找不到西西里島農場工作。同樣“民主自由人權”的意大利政府對這些女工毫不關心。

    還有歐洲的羅姆人（吉普賽人）。今天他們人數超過一千萬，在歐洲議會竟然沒有一個代表。大部分人生活在惡劣的，甚至非人的環境中。歐洲人對他們的種族隔離和歧視是公開的。日本的愛依奴人。澳大利亞的土著人。印度的賤民。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的庫爾德人。

4.2：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為自己的廣大人民作了什麼？

    曼德拉是了不起，曾被西方讚揚成百年最偉大的人物。他領導的南非怎麼樣？我們看看他的家鄉，斯維特。西方世界與南非政府二十年來一直努力要將斯維特，打造成普世價值成功的典範。光國外投資就是超過百億美元。斯維特不但沒有能趕超其他先進城市，今天竟然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貧窮、墮落、苦難、高犯罪。可以說全西方民主世界合洪荒之力，卻不能將一個民主聖地脫貧。南非的人均GDP也從曼德拉執政前的10倍發展到今天只有中國的0.65倍。靜下心來，用腦子想想吧，西方民主制度有一點點可能給自己的人民帶來人權，自由，民主嗎？

    日本經濟出現問題，二三十年過去了，人民選舉的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自從1979年起，連續12屆被人民選為議員的日本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多次建議：日本的老年人應該趕緊去死，因為他們花了政府的錢。在討論日本政府金融廳2019年在退休金的報告書中，有人提出“不給周圍添麻煩早點死”。幾萬人中，點讚的人數是批評的十倍多。日本的GDP是世界第三，人均GDP是3萬4千美元，是中國的3.6倍。這四十年來，人均GDP增加了2萬6千美元。相對應的結果是近三十年來，日本老年人在盜竊犯罪中的比例從不到4%上升到35%。如果你了解一下日本沒有工作，無家可歸，退休金不足人的生活，那些會被麻生態度與政策影響的老人們，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維持生存一點點食物與一片棲息處而已。鬣狗也有困苦，尚能照顧本族的老弱。為什麼廣大人民不能從社會生產的巨大財富中，獲得一點點、生存所必須的物質需要呢？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問題！

    2018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可以想象，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會一定不少。2019年5月，加拿大CBC報道：全國法院實際上不再處理小偷小摸，辱罵毆打，坑蒙拐騙一些小錢的案例，全部無罪釋放。倒不是因為關心人權，而是忙不過來。也不知道是忙什麼，2018年的著名Jordan案子：Jordan因為涉及販賣毒品被抓，案子被法院拖了4年。他就以案子拖了太久告法院，勝訴，當場釋放，也就是無罪了。小老百姓們的日子怎麼過啊？！

    2017年，美國CNN報道：上千家療養院的老人（不是一千個老人）被性侵，最大受害者已百歲。政府不聞不問。2019年有報道，加拿大一位老人住院5個月沒人管，背部竟爛出一個大洞。類似的事例，加拿大有不少報道。

    以選舉為基礎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失敗幾乎是全方位的。可以去問西方生活的人：全世界的人今天最關心的是他們的人身與財產的安全。在你的所有選舉中，不管是選出來的總統，還是任何一級的官員，有十分之一的民選政府能切實有效地解決你們的安全問題嗎？恐怕連一個也沒有見到。全世界的人最關心的明天的事是他們孩子的教育。有民選政府能切實有效地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嗎？據我所知：在西方，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民選的政府能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所以他們從來不會去等下一次選個好政府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解決辦法都是，全部是，百分之一百的是：一走了之。搬到一個他們的經濟能力容許他們搬到是好地方（好的治安，好的學校）。再看看，西方所謂的好區的安全與教育，其實連中國的一般水準都達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