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先生曾與筆者有過一段談話：

李：毛早年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只對我自己負責。

單：這不就是極端個人主義嗎？

李：當然是極端個人主義嘍。毛這一生也都是這麼做的，自己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很少考慮其他人，對社會大眾如此，對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岡山，就同賀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楊開慧這時還帶着他們的三個孩子留在長沙板倉。

毛澤東說“我只對我自己負責”這句話見其《倫理學原理》批註：“吾只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是故，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吾惟發展吾之一身，使吾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

李銳先生就此評論道：“這一段話，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澤東對人生態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為的預言呢？”

毛澤東的這種“我只對我自己負責”的極端個人主義，既表現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現在他與其三任妻子的關係方面；又表現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現在他與其治下人民的關係方面。

（一）略論毛澤東與其三任妻子關係

就毛澤東與其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的關係來看，楊沒有背叛過毛，毛則屢屢背叛了楊，致使楊受到了極大傷害。

易禮容曾告訴李銳：他和他老婆許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楊開慧一家做過鄰居，都住在長沙清水塘。就在這做鄰居期間，毛把他的老婆給搞了。楊開慧知道此事後，便同毛大吵了一頓。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創辦新民學會，後又在一起經營中共組織（按：易曾在大革命時期做過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俗話說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

楊開慧家的一個親戚也曾告訴李銳，毛娶了楊開慧後，還把楊的親堂妹給搞了。楊發現了此事後，也同毛大吵了一頓。

1927年8月，毛澤東潛回長沙籌劃秋收起義，還一度與楊開慧住在一起。數月後，毛率秋收起義軍餘部上了井岡山，很快就與賀子珍有了親密交往，並於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為夫人。楊開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個壓寨夫人，同時也知道自己已處在一個很難定位的尷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棄婦”，即毛因有井岡新歡而予遺棄的長沙舊婦。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進攻長沙，史稱“紅軍二打長沙”。在此期間，“楊開慧母子並未住在長沙城裡，而是住在長沙城外的板倉，也就是住在紅軍控制區里。毛可以不受阻礙地回家看老婆孩子”。當時“紅軍總部里就有人力勸毛去看望他們母子，順便把他們接走，可是毛沒有同意”，竟也做到了“過家門而不入”。於是，毛澤東最終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楊開慧母子，並最終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楊開慧被捕殺的結局。

對於毛如此薄情寡義，楊自會生出一些怨氣，並會將這些怨氣訴諸一些帶有泄憤意味的文字。據李銳先生說，楊開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談到毛時竟用了這樣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還用蠟紙將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來，藏於自己住所的房頂夾縫裡，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該住所時才被發現。有湖南人士通過內部關係看到了這些私密文稿，並將上述文字告訴了李銳先生。

李銳先生還將楊開慧的這些泄憤文字寫進了自己的一篇打油詩中：“生活流氓政治氓，賢妻早識太心傷”。李先生還將這篇打油詩發表出來，刊載在一本紀念謝韜先生逝世周年座談會的紀念冊中。

至於毛與其第三任妻子賀子珍的關係，可以說是“始亂終棄”。

所謂“始亂”，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亂的方式確立了他與賀的婚姻關係，即在未解除他與楊開慧婚姻關係的情況下迎娶了賀子珍，從而在事實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過去式大夫人，使得後者成了他的現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小三”上位。這就既讓前者受到極大傷害，又讓後者蒙受嚴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嚴重羞辱。

所謂“終棄”，就是毛最終又以較絕情的方式遺棄了與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戰友情”的賀子珍，即在現任妻子賀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迎娶了後任妻子江青，從而單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釋也不作任何預告地廢除了他與賀子珍的婚姻關係，致使後者成了繼楊開慧之後的第二個毛氏“棄婦”。

此時賀子珍正在蘇聯治病和學習。一天她從讀報員那裡聽到一條把自己和其他知情聽眾“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記者在延安採訪毛澤東，雙方在窯洞裡談了很久。記者告別時已經是晚上了，毛澤東與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窯洞外送行”。

作為毛賀婚姻當事人之一，賀不是直接從毛那裡獲悉自己已被遺棄，而是偶然從讀報中獲悉自己已被遺棄。這就有點像麥克阿瑟不是直接從杜魯門那裡獲悉自己已被解職，而是突然從廣播中獲悉自己已被解職。賀子珍與麥克阿瑟都以類似的方式蒙受了巨大的恥辱。

在從讀報員那裡獲悉毛已有窯洞新歡之後，賀子珍才收到毛托周恩來夫婦捎來的一封語焉不詳的信，抬頭便稱“賀子珍同志”，接下來便是寥寥數語：“你寄來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我們以後就是同志了”。

至於毛與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關係，則比較復雜，可分兩個層面來看：若僅從夫妻關係層面來看，也可謂“始亂終棄”；若再從政治關係層面來看，則可謂“始亂而終不棄”。

先就第一個層面來看。關於江青什麼時候悄然入住毛澤東窯洞，又什麼時候正式嫁為毛澤東妻子，似乎沒有什麼人能夠說得清楚，就連掌控最多資料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也只能說出一個相當模糊的時間：“同月（筆者按：即1938年11月）：與江青結婚。”

據李志綏大夫記述，晚年毛澤東因四處淫亂且又不講衛生而患上性病，“成為滴蟲攜帶者”。李為此建議毛進行治療，否則，“一旦傳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而答道：“這不會，我早就同他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見，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終棄”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

不過，毛雖不與自己老婆過夫妻生活，卻好與其他各種職業且各種品相的年輕女子搞淫亂活動，可以說是“有奸無類”。他不僅淫亂中南海里的“機要人員、生活服務人員、招待人員、醫務人員、保衛人員等”，還淫亂中南海外的人民大會堂服務員、鐵道部專列局乘務員、外地文藝團體演員、部隊文工團（如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鐵道兵政治部文工團以及馮小剛先生曾服役過並在其執導電影《芳華》中渲染過的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團員，甚至還多次淫亂江青身邊的護士，氣得江與他大吵。

為了防止江青再次撞見自己與其他女子“大被同眠”，毛讓李志綏轉告汪東興：“中央別的人要見我，都是先打電話請示，我同意了才來。江青為什麼要自己闖來呢。告訴汪東興，沒有我的同意，門口的警衛不許放她進來”。這便成了一條規定，“江青只好遵守”。

面對這條規定，不難想象江青會有多麼尷尬：明明是自家夫君住所，而自己卻不能自由進出；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家夫君在其住所里淫亂其他女人，而自己也只能望門興嘆。

那麼，江青為什麼要遵守這條分明是在羞辱自己的霸道規定呢？原因很簡單，就是“怕毛拋棄她”。毛本人就曾說過：“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講不會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可見，江為了能繼續成為毛的徒有虛名的妻子，並因此而能繼續享用那些貨真價實的政治特權和生活特權，竟毫無尊嚴地過着一種非常苟且的生活，一種因不斷被自家老公“戴綠帽子”而非常苟且的生活。

由於長期處於這種非常尷尬和非常苟且的境地，江的心理不可能不發生某種變態，或為某種“極度的不安全感”之變態，即“怕被毛拋棄的深沉恐懼”；或為某種“待人刻薄、小氣”之變態，即“老是說別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實，她才是那個讓別人痛苦的人”。

毛澤東羞辱性地對待江青，江青則羞辱性地對待其他人，先是羞辱性地對待其身邊的服務人員，“孤單、寂寞、抑鬱的江青只好把氣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繼是羞辱性地對待其身邊以外的各種人士，至少一度將整個中國大陸的文化界和知識界都置於其淫威之下，任其肆意地整肅，任其肆意地羞辱。

再就第二個層面來看。毛澤東與江青結合一開始就遭到一些知曉後者歷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質疑。時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匯總了這些質疑者的意見，給毛寫了一封勸告信。據劉英記述，“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銷社擺酒兩桌，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於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時也無知無畏地做了後者的第四任丈夫。

需要指出，毛雖在當時頗為任性地將江迎娶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後還是比較低調地將她安排在自己的身邊，主要為自己做一些內務性的工作，而很少讓她公開參與重大政治活動，尤其是很少讓她與自己一同公開出席重大禮儀活動，致使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成了毛的一位“隱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見其面的“隱夫人”。事實上，大多數國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過官方傳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顯得很是誇張且很是有“戲”的尊容。

不過，毛澤東到了晚年，雖在夫妻生活上已對江越來越疏遠，已與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與釣魚臺國賓館；但在政治鬥爭上則對江越來越重用，已讓她扮演了非同尋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時導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戲中扮演了那種“蜀中無大將，廖化打先鋒”的重要角色。

毛先是將她重用為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個為他監控文化藝術界而四處窺探的“哨兵”，即作為“文化特務”的“哨兵”；繼又將她重用為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個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而衝鋒在前的“旗手”，或是衝鋒在前地鼓動着“打倒一切”，或是衝鋒在前地鼓動着“全面內戰”，以至於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就數她這個“旗手”鬧得最為窮凶極惡且最為曠日持久。

縱觀毛與江數十年夫妻關係，最充分地驗證了毛在早年就已發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對我自己負責”，即奉行一種自我至上的價值觀。毛把江只是當作對自己有實用價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當作對自己過夫妻生活有實用價值的一件工具，在後期只是當作對自己搞政治鬥爭有實用價值的一件工具，或說是有實用價值的“一條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審判時所辯稱的那樣：“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可見，作為毛澤東這樣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極為可憎的一面，還有着令人極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為其充當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後為其背負歷史罵名。時至今日，執政黨及其御用文人在談及這對夫妻時，仍是不罵其夫只罵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二）略論毛澤東與其治下人民關係

在公德方面，毛澤東所奉行的“我只對我自己負責”的人生信條，則主要表現為一種執政態度，一種姑且稱之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執政態度。

毛的這種執政態度最集中地體現在他的兩大執政業績上：一是所謂“大躍進”，堪稱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代表之作，亦是十分巨大的災難之作；另一是所謂“文化大革命”，堪稱他在“社會主義革命”方面的代表之作，亦是十分巨大的災難之作。

其一，就在“大躍進”日陷困境的過程中，曾出現過一次機會，一次有可能迅速扭轉其瘋狂勢頭的機會。這次機會出現於1959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導致“彭德懷罷官”的那一次“廬山會議”。

在會議前期，包括毛本人在內的絕大多數與會者都認識到“大躍進”搞得過火了，都紛紛表示要給這場運動降一降溫，反一反“左”。不過，他們大都淺嘗輒止，還未能充分討論（實為不敢充分討論）“大躍進”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就準備結束會議，打道回府了。

耿直將軍彭德懷見此情形很是着急，因找毛面談不遇，便給毛寫了一封信，一封讓毛“一觸即跳”並因此改變了廬山會議進程的信。這封信既“對事”又“對人”，既批評“大躍進”又批評毛澤東。

就“對事”方面來看，彭德懷分別從三個層次（即範圍、程度、性質）批評了“大躍進”：一是“大躍進”造成了一系列失誤，既涉及大煉鋼鐵所帶來的巨大浪費等問題，也涉及人民公社化所帶來的所有制混亂等問題；二是“大躍進”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誤已相當嚴重，已影響到各階級關係和各階層關係，因而“具有政治性”；三是“大躍進”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誤屬於“左傾”錯誤，即那種超越客觀現實而作空想盲動的錯誤，帶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曾在“延安整風”中被揭得最深，被批得最透，以致最為聲名狼藉。

就“對人”方面來看，彭德懷也分別從三個層次（即責任、能力、作風）批評了毛澤東：一是彭所歷數的“大躍進”中的一樁樁錯誤，大多是毛本人直接倡導或大力推廣的，因而逼得後者在作回應時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個責任是我”；二是彭對毛搞經濟建設的能力表示懷疑，暗諷他處理經濟問題不像處理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似乎有點志大才疏；三是彭批毛決策專斷，工作浮躁，“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拿着“算賬派”、“觀潮派”的帽子，讓人不敢講話，以致“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吹遍各地各部門”，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

上述彭德懷對“大躍進”和毛澤東所作的批評，無疑是非常尖銳的，以致可以說是毛在執政黨內所受到的最為尖銳的批評，並因此而最為嚴厲地挑戰了毛在執政黨內所擁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於是，毛不得不面臨重大抉擇：

如果接納彭德懷的諫言，就等於承認自己犯了彭所指控的那些嚴重錯誤，那些帶有“左傾性質”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嚴重錯誤，並因此而會有損自己所擁有的那種一貫正確的權威，至少當時會有損自己的顏面；但同時也因此而會進一步加大“反左”的力度，進一步遏制“大躍進”的勢頭，從而會顯著減少這場“人禍”所造成的損失，至少會大量減少其治下老百姓被活活餓死的人數。

如果拒絕彭德懷的諫言，也就是否認自己犯了彭所指控的那些嚴重錯誤，並因此而會維護自己的權威，至少當時會保住自己的顏面；但同時也因此而會改變“廬山會議”的原定取向，變“反左”為“反右”，也就是繼續加大“大躍進”的勢頭，從而會繼續加重這場“人禍”所造成的損失，至少會大量增加其治下老百姓被活活餓死的人數。

經過權衡，毛澤東選擇了後者，拒絕了彭德懷的諫言，將其個人權威置於天下人的福祉之上，即堅持“我只對我自己負責”的人生信條，並為此發起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而不惜讓已顯敗象的“大躍進”繼續搞下去，越搞越趨破敗，以至於搞到了再也搞不下去的山窮水盡處：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左右，相當於建國初期水平；全國百姓餓死數千萬人，相當於十四年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

不僅如此，毛還隨後做了兩件極為惡劣的醜事：一是在彭德懷直言上書後，他讓這位講真話者因言獲罪，先是被蓄意誣陷為反黨分子，繼而被非法拘禁為政治囚徒，直至受百般折磨而死於病痛。二是在“大躍進”徹底失敗後，他則竭力掩蓋事實真相，斥責有人在刮所謂“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另外還炮製出所謂“自然災害”說，十分怯懦地不敢承擔自己應負的歷史責任，而讓老天爺替他老毛背黑鍋，做冤大頭。

其二，就在“文化大革命”日陷困境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一次機會，一次有可能顯著減輕其混亂程度的機會。這次機會出現於1967年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即促發所謂“二月逆流”的那幾場“懷仁堂會議”。

直至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先是於1966年夏秋之際，爆發了遍及全國的“掃四舊運動”；後又於1966年秋冬之際，發展為遍及全國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再又於1967年開年之際，發展為遍及全國的“奪權運動”，結果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面對這種愈演愈烈的混亂局面，毛澤東本人也坐不住了，也想設法予以緩解。因為，他雖然是這場革命的最大鼓動者，但也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仍負責掌控這個國家的最為核心的權力機構，仍承擔維繫這個國家的基本秩序的重大責任；因此，他鼓動造反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反到“打倒一切”的程度，不能反到“天下大亂”的程度。於是，他決定要給這場已搞得很是過火的造反運動降降溫，打壓一下其間鬧得最凶的幾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1967年2月10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就陶鑄突然被點名批判一事嚴厲訓斥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

——“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扯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

——“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紀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與1959年7月廬山會議的前期進程有些相似，1967年2月懷仁堂會議的主要取向也是“反左”，即反對“文革”搞得過火了。

懷仁堂會議上的主要反對者為“三老四帥”，即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三位國務院副總理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共和國元帥。他們聯袂向出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發難，指責他們搞亂了黨，搞亂了政府，搞亂了工廠和農村；還嫌不夠，還要搞亂軍隊。其中又以譚震林和陳毅的發難最顯激烈，前者發了最大的火，後者講了最重的話。

譚震林在其發難中，既怒批造反派：“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又怒斥文化大革命：“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甚至表示不再追隨自己的那位老首長了，“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不跟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譚震林在懷仁堂上所傾瀉的這一肚子怨憤情緒，不只是潑向了會場內的那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波及到會場外的那位文化大革命發動者。事後，當聽到有人匯報譚震林說這些話時，毛澤東冷冷地說：“他不願干，讓他走嘛！”

陳毅則在其發難中，就劉少奇等人倒台作了兩方面借題發揮：

一是，藉此表達了他對毛所曾施行的用人路線的不滿，即認為毛愛重用那些擁護他“最起勁”的人，如劉少奇和林彪等，可他所重用的這些人到頭來卻變成反對他的人，或已變成反對他的人，或將變成反對他的人。這實際上是在譏諷毛，一是譏諷其心胸，愛重用那些順從自己的人；二是譏諷其心智，竟做出那種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事。

二是，藉此傾吐了他對毛所曾主持的延安整風的積怨，即抱怨延安整風整人太甚，不僅整了他陳毅，還整了周恩來等許多人。可是，毛則將此事視為他平生一大傑作，對之呵護有加，只准稱其好，不准說其壞。如今，陳毅翻出此事，揭了短還不夠，還要挖苦一下。

陳毅在懷仁堂上所做的這些借題發揮，已不只是波及到毛了，更是觸痛到毛了，已不只是摸了老虎的屁股，還摸了老虎的鬍鬚。事後，當聽到有人匯報陳毅說這些話時，“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

上述以譚震林和陳毅為代表的老幹部集團在懷仁堂會議上所作的發難，無疑是非常尖銳的，並因此而又挑戰了毛澤東所擁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於是，毛又不得不面臨重大抉擇：

如果認可老幹部集團的發難，就等於承認自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嚴重問題，並因此而會有損自己的權威，至少在當時會有損自己的顏面；但也因此而會進一步加大“反左”的力度，從而防止文化大革命朝着更加混亂的方向發展下去。

如果拒斥老幹部集團的發難，也就是否認自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嚴重問題，並因此而會維護自己的權威，至少在當時會保住自己的顏面；但也因此而會改變自己本想給這場運動降降溫的初衷，變“反左”為“反右”，從而使得整個國家繼續朝着“天下大亂”的方向發展下去。

經過權衡，毛澤東選擇了後者，完全拒斥老幹部集團的發難，仍將其個人權威置於天下人的福祉之上，即仍堅持“我只對我自己負責”的人生信條，並為此發起一場反“二月逆流”運動；而不惜讓已顯亂象的“文化大革命”繼續搞下去，越搞越趨混亂，以致將“天下大亂”搞成不可逆轉之勢，並最終搞成“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之勢。

上述可見，無論在如何處理與其三任妻子關係的私德方面，還是在如何處理與其治下人民關係的公德方面，毛澤東都奉行一種“我只對我自己負責”的人生信條，或說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信條，並因此而成為一個極端不講德行的人，一個極端不講私德的夫君和一個極端不講公德的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