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維刊登了一篇關於香港雙普選的文章，其主要論點為：

1.     雙普選是基本法里給出的承諾和規定，是香港人的憲法權益，且在2007年經全國人大確認了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特首，並在普選特首之後實現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普選。

2.     中央政府是真心實意要給港人雙普選，只是為了政治穩定，中央採取了謹慎的循序漸進的步驟來落實雙普選，但是泛民和反對派太急躁，想一步到位，並站到中央的對立面，採取激進的“占中”抗爭手段，致使香港的政改“胎死腹中”。

3.     中央之後採取擱置政改集中改善經濟和民生的政策，不但未能爭取到港人的民心，反而使少數人希望破滅走上了“港獨”的不歸路。停滯的政改和未能落實的“雙普選”已經成為香港社會民眾心裡的一個“刺”，只有拔出這個“刺”，才能徹底解決香港問題。

文章也提到2014年人大的“831”決定不被香港社會接受，並導致了“雨傘運動”。（註：2014年中聯辦和梁振英的港府合謀不顧民意，向人大提出了與當前特首提名一樣的“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普選辦法報請人大，人大於當年8月31日做出決定排除了公民和政黨提名特首候選人）。

眾人皆知，多維是中共把持的媒體，雖然其觀點一向開明偏右，但在當下香港局勢不穩，“反送中”運動尚未消退，中央力圖把控大局的時間節點，推出一篇明顯呼籲給港人“雙普選”的文章，很難想象這是僅僅黨內開明派未經習中央許可的自作主張之舉。

本博大膽猜測，有可能是黨內一部分高層已有某種“共識”，並於北戴河的“預備會議”上達成一致，要通過給港人“雙普選”來一勞永逸地解決“香港問題”。故通過多維媒體放風。

這樣的猜測其實並非是無依據的。

1.     曾經讀到多篇網上的文章論述，這些年（回歸以後）中共大肆通過“雙程證”，“單程證”和其它移民政策已經達到了從大陸移民香港的“新香港人”占據香港總人口的40%多，再加上心繫祖國的老年香港人和利益階層，可以說，中共有信心在未來的普選中爭取60%以上的選民支持中央屬意的候選人。

2.     香港問題一直都不是習主席心目里最重要的議題，反倒是“香港問題”一直被江系拿來作為牽制習，給習添亂的工具。習主席心目中的最大議題其實是“台灣問題”，而“香港問題”如能很好解決，則一定會有助於“台灣問題”的解決。反之香港越亂，則“台灣問題”越難解決。

3.     當前習中央最頭疼和緊要的是中美關係和貿易戰，眼看黨內政敵一面舉起左旗攪渾貿易戰，致使經濟下滑，一面借“反送中”搞亂香港，不但使得習中央腹背受敵，也毀了習主席“收回台灣”的百年大計。這一次的“反送中”運動使香港反對派嘗到甜頭，估計不會善罷甘休，會一直鬧下去，很可能會出現八九六四那樣的僵局。。。與其到那時中央下不來台，又不能動武，還不如現在用“雙普選”收買香港人心，集中精力於中美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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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多維文章的轉載

【香港系列評論】拔除深埋於陸港之間的矛盾之“刺”

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震盪還遠未結束。在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和招致普遍譴責的激進暴力行為之後，仍繼續有港人走上街頭，他們提出了一些看起來好像是“得寸進尺”的訴求，除了要撤回修法，要港府更正對示威的定性，以及要調查警方的瀆職行為，近期又新增了一項，那就是要落實雙普選。

這表明，雙普選這個本與反修例無關、卻擱置已久懸而未決的問題，正再一次浮現出來。在此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雙普選這個議題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已從香港的政治場域中消失，很多港人似乎不再熱衷討論這一話題，新聞輿論也開始聚焦於別的事件，整個香港政壇的風向亦轉移了關注重心。但實際上，現在看來，雙普選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真正消失，相反，這幾年港人雖然嘴上沒提，社會看似也算風平浪靜，但在這個和平的假象下面，依舊暗潮洶湧，就像一個被重壓後假死在金字塔里的幽靈，一旦有政治喧鬧或是風波作為引線，大眾對於雙普選的政治記憶，以及民間社會對解決此問題的焦躁情緒，就會被立刻喚醒。 不得不說，香港人對雙普選是真的心有執念，這種執着體現在，到今天，港人都忘不了北京在2007年給出的承諾。那一年底，全國人大做出決議，香港可以在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並且重要的一點是，普選方案會由香港政府提出，由香港立法會投票通過。為此，圍繞怎樣通過推進政制改革，最終將一人一票直接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的雙普選如期落實，一度在前些年，可算得上是香港社會上上下下的“頭等大事”。為實現這個在港英時代就壓抑了太久的夢想，香港人付出了極大熱情，實事求是的講，差不多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在焦灼不安中期待着這一天儘快來臨。 事實上，在讓香港能夠儘早實現雙普選這一點上，北京其實和香港社會的想法是一致的。這麼說是因為，首先，《基本法》寫明了香港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最終會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產生，也就是說，雙普選是《基本法》規定給香港的法定權益，而幫助引導香港儘早實現雙普選，則是北京對香港的一項憲制承諾；其次，拋開責權這個層面看，在北京本身的管治構想中，其無疑也是想讓香港儘早實現雙普選的，畢竟這樣的民主試驗若能取得成功，不僅是對香港有利，對於中共的國家治理以及中國的未來發展與探索，也將提供十分有益的經驗；同時，對雙普選的探索，也是在“一國”前提下“兩制”的一種政策實踐，對摸索台灣統一後的“兩制”模式，具有着重要的參考意義。

是一步步地讓香港在雙普選問題上逐漸放寬、放開探索的。事實上，無論是在2005年、2007年、2010年還是2014年，北京都曾為助香港拓展政改之路，而釋放過不同具體形式的政策善意。雖然一些人認為，香港的政改拖宕了太多年，這個過程有些太慢了，但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北京這種循序漸進式地分步驟推進，其實是基於不要讓香港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政治意外乃至局面失控的權衡考量。要知道，政改這種關乎社會根本框架結構的大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快速就能完成的，必須要以十分周全、充分而又合理的規劃作為指導來推動。中央政府在普選上的慎重不是政治吝嗇，而是希望以可控的節奏和可控的形式，循序漸進地實現香港政改過程，既滿足多數港人的普選訴求，又不至於出現政治失控。 但是，北京的做法，在香港社會的認知里，還是形成了巨大認知落差。香港的反對派陣營和一些港人，由於對雙普選意識形態化地主觀構想，而心生了一些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進而在這種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政治執念，並造成了對北京先前給出的種種規劃方案都產生了先入為主的、盲目的偏見與不滿，為本可以循序漸進展開的政改之路，不分青紅皂白地貼上了否定標籤。

而在漫長的政改路上，對政改方式本身的抗拒與阻撓，和對北京發起的博弈與對抗，在香港可謂未曾停歇。事實上，香港的溫和民主派曾為了讓香港獲得更多議價空間，在2010年選擇了與北京官員會談，而談判在當時也確實取得了不少階段性成果，包括令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增加了更多直選議席，收效是顯著可見的。可誰料，這種理性的磋商方式，竟在之後令香港的反對派陣營內部開始分化和內訌，與此同時，一些香港政客缺乏政治理性，不斷就政改問題向北京和港府過度要價，為一些虛無縹緲的認知鑽政治牛角尖，甚至煽動民粹來施加對抗，最終造成政治溝通不斷失敗、無效，甚至令央港之間的協商氛圍不斷惡化。

而在激進本土的勢起導致了泛民與北京協商空間大幅縮限的背景下，“831”出台，香港社會顯然無法就此和中央政府達成共識，方案在香港立法會被否決，港人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願望落空。香港學者戴耀廷於2013年發表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更是激化矛盾地提出了將“違法、長期、非暴力”地占領城市中心要道，作為爭取雙普選的手段。最終，這場在香港被稱為是“公民抗命”、在內地被稱為是“非法占中”的行動成為了極具殺傷力的現實，長達79天的占中不僅破壞了先前一切的政治積累，還讓香港社會的政治元氣受到重挫，甚至嚴重影響了特區的管治和香港的國際形象。這種情勢的惡化，也導致了原本願意溝通和做出一些妥協的北京，自那後也不得已要選擇展示更清晰而又強勢的立場，不再給予反對派更多政治善意與步讓，政改局面徹底崩盤，停滯到今，雙普選更只能是“胎死腹中”。 隨着中央將治港方向從政改轉到經濟和民生，時至今日，雙普選對香港普羅大眾來說，仍似乎是遙遙無期，甚至眼下這種看不到重啟可能的無限期擱置，對很多人來說是種難以言述的痛楚。苦候多年，荒廢到今的政改，令不少港人對雙普選心灰意冷，部分人甚至走向了極端，追求虛無縹緲的自決、港獨，他們明知不可為、不應為而為之，這種任性，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故意要向北京表達一種逆反的宣泄。 占中運動，某種程度也包括當下的反修例運動，它們都只是一種手段，它們當然都有分離主義的成分，是對融入內地的集體抗拒，但對於實現普選的訴求自始至終都藏身其中。2014年的“占領中環”、2016年的旺角騷亂和宣誓風波、甚至是接連不斷的立法會拉布鬧劇，包括今時發生的反修例遊行……這一系列手法粗糙的政治抗議行徑，還有那些近年才出現的離經叛道的港獨思想，它們無疑給香港青年世代做了壞的示範，香港大眾也確實因此，一度對社會運動和政治鬥爭感到了疲勞與厭倦，北京這幾年更是只能因應情勢轉變，來調整自身的治港策略，將更多管治精力與應對措施，放到更能切中城市病徵要害的深層次結構性的經濟民生問題上去。但這不代表香港落實雙普選的問題已成過去，相反，針對懸而未決的雙普選問題，尤其是在北京近年轉向針對民生發展的過程中，其實是令許多港人變得愈發心裡沒了底，對此問題心生疑惑和焦慮，便是自然而然。

總的來說，針對雙普選問題，社會似有若無的消聲，並不能代表香港政改的問題就不存在了，也並不能說明香港對選舉民主就不再關心了。過去幾年的消停，只是新一波行動的醞釀過程。不可否認的是，雙普選是《基本法》的政治承諾，亦是香港人心中的政治信仰，為了實現它，香港這些年已經耗費了太多，而能夠實現雙普選、但又停滯不前的政制改革，無疑已是香港社會大眾心中的一根“刺”，很明顯，這根“刺”到今天仍沒有被拔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如果繼續迴避這個問題，就算是解決了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如果遇到合適的空氣，這個問題還會爆發。 香港的確應該在合適時機再次啟動政改，繼續尋求實踐雙普選。雖然從客觀現實來講，在反修例的“六月浪潮”後及時聚焦討論香港政改，並不算是個好時機，還會有轉移掉關注深層次矛盾視線的可能，故現在還不是最佳時候重啟政改，但未來，北京可能仍然需要在適當時機再次發起有關討論，甚至時機成熟的話，儘快將政改之事再提上治港議程。引鑒過去經驗之餘，積極引導新的政改流程，及早把這一憲制任務落到實處，將雙普選這根“刺”徹底拔除，真正消除香港社會的疑慮和焦慮，滿足港人心中的這份最大期待，是香港人心與社會穩定的一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