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系统性的批判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之前。继续我在前面文章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阐述。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类来到物质世界的目的是升华我们自己的人格，和意识层次。我们的灵魂来自于不同的层次和维度（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升华自己的人格，学习知识和智慧，扩展自己的视野）。 理论上讲，虽然无论我们来自于什么维度和层次？原则上在物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上帝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面把灵魂和人格 升华到 造物主的层次。与此相反，也可能自由堕落到地狱和火狱的最底层。所有的机会和可能性 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各自根据自己原本的灵魂层次，维度（有从天堂来的使者，先知，也有从地狱来的鬼，也有从畜生道，蛇性，狼性类）所以分别对于生命之光的接受能力，和倾向性，承受能力不同。我们（1）或者自己选择了不同的生命进化路线，和不同出生背景（肤色，地域，种族和家庭），（2）或者受到天命的规范从事特殊使命而来。因此，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无知，愚昧，和对于光明，真理和困难的承受，理解能力有限而产生厌恶，和嫉恨，从而进一步堕落而追求黑暗，肉体享受，甚至于走向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自暴自弃。 由于我们自己选择的生命进化路线，高度（梦想，理想和追求）的不同，而选择的出生背景（肤色，地域，种族和家庭）也不同，和已经规范的特殊天命（先知，圣人，使者）不同。 使得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在天赋，使命和文化基因，遗传基因，生命光之维度。。。就已经存在了差别。这是存在于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差异”。 而且，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为人类社会的运动，进化和形形色色的，千姿百态的生命现象。 如果没有这些差别，也就没有生命现象。 而卢梭首先或者他不知道这种差别，或者否认了这种差别。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是和平而善良的一群“动物”，是“野蛮”人群。卢梭认为他们“漂泊在森林中”，“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也没有连络”，对于他的同类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欲望，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识。总之，“在自然状态中很难看出不平等的现象”。 但是，事实上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根本不是和平而善良的一群“动物”，由于每一个人灵魂来源的维度，层次的差别，其秉性差别很大，虽然在人类显意识的层次是相同的，在潜意识中是完全不同的（有善良的，和平的，也有野蛮的，愚昧，和暴力倾向性的）。就算在大自然中，最原始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一样，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除了草食而群居的羊群，牛群和鹿以外的动物，包括灵长类猿，猴在内的动物群体，都是占山为王，争强好斗狠，弱肉强食。虽然他们“漂泊在森林中”，“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或者“也没有连络”，但是并不等于没有“战争”，谁能够列举出来那一个原始部落，没有因为资源而冲突和战争，或许虽然对于他的同类没有任何损人的欲望，但是利己的欲望是生存的最基本法则，这种资源的竞争从胚胎发育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是双胞胎），在每一个母系家庭也不能够例外，有可能他们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识，是因为他们没有“私有制”意识，也没有“责任感”而已，并不等同于他们不“利己”。所以，也只有“在自然孤立（个体）的状态下才很难看出不平等的现象”。在原始部落中，本来就已经存在差别和不平等，部落首领，大佬，大力，知识和智慧拥有者，往往在性资源，生活资源占有优势。 所以，卢梭首先对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的认知首要的前提 就是“根本性，彻彻底底”成为的， 是脱离和违背常识与客观事实的 人为假设的“理性状态”。 卢梭所描述的自然人处在史前一个虚构的时代。从外表看，这个自然人是不变的，因为从生理上说，他完全适应它所处的状态。从精神上看，它仅具有自爱心和怜悯，是毫无根据的。 人一旦进入社会状态，就跌落到邪恶和苦难的深渊。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的开篇，卢梭采用了一种巧妙的修辞手法，描绘了人通过用篱笆围住一片土地就造就了私有制的故事，这为以后接踵而来的苦难和罪孽开辟了道路。这是卢梭最根本性的，原则性错误，把人类苦难和罪孽, 归结为私有制！ 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有财产的产生（错误！ 没有私有制，就没有责任感），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卢梭对于富人和穷人的理解很“肤浅”，只看到了财富和物质的），第二阶段是通过契约建立权力的机构，确认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产生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卢梭只看到 所谓的不平等，而看不到社会组织带来的“安全”和社会“效率”，视野简单和粗暴，一孔之见，没有这种安全和效率，生存的可能都不存在，何谈“不平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明显卢梭具有反社会人格)，第三阶段是政府权力的腐化，变成专制独裁政治，出现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这一点在家长制细菌 生命形态中， 政府无限权力的放大， 才能够成立。在有限权力和分权制衡的宪法，宪政，法治民主社会中，不能够成立）。 《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错误！人是生而就不自由的， 灵魂被束缚在肉体里面， 自由仅仅是相对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正确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就是苦难，就是“磨炼”，就是为了在“磨炼”中升华灵魂）。”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这一点是正确的，同意！）。 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 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正确，民主只能够相对而言，不断完善） 贵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第一种只适于纯朴的民族；第三种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坏的一种。第二种则是最好的；它才是严格说来的贵族制。第二种贵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区别两种权力的这一优点而外，并且还具有可以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用这种方法，则正直、明智、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受人重视与尊敬的理由，就恰好成为政治修明的新保证。 国君制：没有比国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这种政府也具有很大的危险；如果其前进的方向不是公共福祉，就转化为对国家的损害。君主们倾向于追逐绝对的权力，大臣们只是阴谋家（同意，君主们追逐绝对的权力和无限权力, 最终导致绝对灾难）。 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在西方现代文明社会，法治健全的国家中（除了合理的法律手段以外）只有通过自己内在灵魂的升华，知识和经验的增加，智慧和生活技能的积累，并且通过市场价值的交换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和减少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否则，嫉恨他人，嫉恨社会，嫉恨其结果就是绑架他人，或者与社会，社区的整体失败一起堕落和败坏， 后果和代价更加沉重，虽然在短期内自己可能会在物质上，形式上自己获利益（通过他人，或者社会与社区的让步，或者暴力，掠夺手段）。 但是，随之自己的报复和仇恨的加深，这种未来长期的，可持续性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会进一步严重，而且也就会在更大范围慢慢凸显出来。最终，自己无论是个体，或者还是群体会丧失和堕落的更多，更厉害，其结果更悲催，从而形成悲剧（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