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系統性的批判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之前。繼續我在前面文章關於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的闡述。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我們人類來到物質世界的目的是升華我們自己的人格，和意識層次。我們的靈魂來自於不同的層次和維度（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升華自己的人格，學習知識和智慧，擴展自己的視野）。 理論上講，雖然無論我們來自於什麼維度和層次？原則上在物質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上帝的拯救，在耶穌基督裡面把靈魂和人格 升華到 造物主的層次。與此相反，也可能自由墮落到地獄和火獄的最底層。所有的機會和可能性 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和努力，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各自根據自己原本的靈魂層次，維度（有從天堂來的使者，先知，也有從地獄來的鬼，也有從畜生道，蛇性，狼性類）所以分別對於生命之光的接受能力，和傾向性，承受能力不同。我們（1）或者自己選擇了不同的生命進化路線，和不同出生背景（膚色，地域，種族和家庭），（2）或者受到天命的規範從事特殊使命而來。因此，很多人（絕大多數人）都是來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由於自己的無知，愚昧，和對於光明，真理和困難的承受，理解能力有限而產生厭惡，和嫉恨，從而進一步墮落而追求黑暗，肉體享受，甚至於走向反人類，反社會，反文明，自暴自棄。 由於我們自己選擇的生命進化路線，高度（夢想，理想和追求）的不同，而選擇的出生背景（膚色，地域，種族和家庭）也不同，和已經規範的特殊天命（先知，聖人，使者）不同。 使得每一個人從一出生，在天賦，使命和文化基因，遺傳基因，生命光之維度。。。就已經存在了差別。這是存在於與生俱來的“不平等”和“差異”。 而且，正是這種“差異”構成為人類社會的運動，進化和形形色色的，千姿百態的生命現象。 如果沒有這些差別，也就沒有生命現象。 而盧梭首先或者他不知道這種差別，或者否認了這種差別。他認為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是和平而善良的一群“動物”，是“野蠻”人群。盧梭認為他們“漂泊在森林中”，“沒有語言”，“沒有住所”，“沒有戰爭”，“也沒有連絡”，對於他的同類沒有任何損人利己的欲望，連自己的孩子也不認識。總之，“在自然狀態中很難看出不平等的現象”。 但是，事實上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根本不是和平而善良的一群“動物”，由於每一個人靈魂來源的維度，層次的差別，其秉性差別很大，雖然在人類顯意識的層次是相同的，在潛意識中是完全不同的（有善良的，和平的，也有野蠻的，愚昧，和暴力傾向性的）。就算在大自然中，最原始人類社會與動物世界一樣，遵循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除了草食而群居的羊群，牛群和鹿以外的動物，包括靈長類猿，猴在內的動物群體，都是占山為王，爭強好鬥狠，弱肉強食。雖然他們“漂泊在森林中”，“沒有語言”，“沒有住所”，或者“也沒有連絡”，但是並不等於沒有“戰爭”，誰能夠列舉出來那一個原始部落，沒有因為資源而衝突和戰爭，或許雖然對於他的同類沒有任何損人的欲望，但是利己的欲望是生存的最基本法則，這種資源的競爭從胚胎發育就已經開始了（如果是雙胞胎），在每一個母系家庭也不能夠例外，有可能他們連自己的孩子也不認識，是因為他們沒有“私有制”意識，也沒有“責任感”而已，並不等同於他們不“利己”。所以，也只有“在自然孤立（個體）的狀態下才很難看出不平等的現象”。在原始部落中，本來就已經存在差別和不平等，部落首領，大佬，大力，知識和智慧擁有者，往往在性資源，生活資源占有優勢。 所以，盧梭首先對於人類在“自然狀態”下的“自然人”的認知首要的前提 就是“根本性，徹徹底底”成為的， 是脫離和違背常識與客觀事實的 人為假設的“理性狀態”。 盧梭所描述的自然人處在史前一個虛構的時代。從外表看，這個自然人是不變的，因為從生理上說，他完全適應它所處的狀態。從精神上看，它僅具有自愛心和憐憫，是毫無根據的。 人一旦進入社會狀態，就跌落到邪惡和苦難的深淵。在論文的第二部分的開篇，盧梭採用了一種巧妙的修辭手法，描繪了人通過用籬笆圍住一片土地就造就了私有制的故事，這為以後接踵而來的苦難和罪孽開闢了道路。這是盧梭最根本性的，原則性錯誤，把人類苦難和罪孽, 歸結為私有制！ 盧梭認為，人類不平等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私有財產的產生（錯誤！ 沒有私有制，就沒有責任感），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盧梭對於富人和窮人的理解很“膚淺”，只看到了財富和物質的），第二階段是通過契約建立權力的機構，確認強者對弱者的統治，產生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不平等(盧梭只看到 所謂的不平等，而看不到社會組織帶來的“安全”和社會“效率”，視野簡單和粗暴，一孔之見，沒有這種安全和效率，生存的可能都不存在，何談“不平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很明顯盧梭具有反社會人格)，第三階段是政府權力的腐化，變成專制獨裁政治，出現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不平等（這一點在家長制細菌 生命形態中， 政府無限權力的放大， 才能夠成立。在有限權力和分權制衡的憲法，憲政，法治民主社會中，不能夠成立）。 《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錯誤！人是生而就不自由的， 靈魂被束縛在肉體裡面， 自由僅僅是相對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正確所以，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就是苦難，就是“磨鍊”，就是為了在“磨鍊”中升華靈魂）。”他所說的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並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這一點是正確的，同意！）。 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種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貴族制，由少數人所治理；國君制，由一人治理。 民主制：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預設條件和美德，實現全民民主非常困難。“如果有一種神明的人民，他們便可以用民主制來治理。但那樣一種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適於人類的。”（正確，民主只能夠相對而言，不斷完善） 貴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選舉的與世襲的。第一種只適於純樸的民族；第三種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壞的一種。第二種則是最好的；它才是嚴格說來的貴族制。第二種貴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區別兩種權力的這一優點而外，並且還具有可以選擇自己成員的優點。用這種方法，則正直、明智、經驗以及其他種種受人重視與尊敬的理由，就恰好成為政治修明的新保證。 國君制：沒有比國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這種政府也具有很大的危險；如果其前進的方向不是公共福祉，就轉化為對國家的損害。君主們傾向於追逐絕對的權力，大臣們只是陰謀家（同意，君主們追逐絕對的權力和無限權力, 最終導致絕對災難）。 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在西方現代文明社會，法治健全的國家中（除了合理的法律手段以外）只有通過自己內在靈魂的升華，知識和經驗的增加，智慧和生活技能的積累，並且通過市場價值的交換才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和減少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否則，嫉恨他人，嫉恨社會，嫉恨其結果就是綁架他人，或者與社會，社區的整體失敗一起墮落和敗壞， 後果和代價更加沉重，雖然在短期內自己可能會在物質上，形式上自己獲利益（通過他人，或者社會與社區的讓步，或者暴力，掠奪手段）。 但是，隨之自己的報復和仇恨的加深，這種未來長期的，可持續性的社會不公平現象會進一步嚴重，而且也就會在更大範圍慢慢凸顯出來。最終，自己無論是個體，或者還是群體會喪失和墮落的更多，更厲害，其結果更悲催，從而形成悲劇（其中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