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締造美國夢系列  之十一 》

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因抗議而玷污國旗事件，層出不窮，甚至於不僅僅局限於愛國、法理和是非之爭，還有付出生命代價的悲劇，蒙福特事件(William Mumford Affair)，就是最佳的例證。為了一塊布而賠上生命，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也。

素有音樂之都的新奧爾良，由法國人在1718年時創建的殖民地，取用法國城市奧爾良而得名。在1803年買給美國前，是法屬路易斯安那的首都。1718年至1763年被法國統治，1763年至1802年被西班牙統治，1802年又被法國第一共和統治，1803年歸於美國，1861年至1862年，被邦聯美國占領，1862年，被美國強奪回美國。蒙福特事件，就是發生在這段青黃不接的時段，因而增加了種族主義的色彩。

1861年1月29日，在南北戰爭爆發前兩個月，有情報湧進了華盛頓，說路易斯安那州官員，正在陰謀策劃扣留聯邦政府的一艘押鈔船。布坎南總統(James Buchanan)的財政部長迪斯(John Dix)得悉後，立即發了一封秘密電報，給新奧爾良市長門羅(John Monroe)說：“如果有人意圖把國旗扯下來的話，可以將之就地正法！”這是美國政府開始正視玷污國旗事件的較早典故。

1861年4 月26日，美國海軍戰艦波卡洪塔斯號(USS Pocahontas)艦長莫里斯(Henry Morris)，在沒有得到法拉格特的批准前，就派陸戰隊登岸，到達政府鑄幣廠，強行撤下邦聯旗，升起星條旗。在煥旗間，引起圍觀的新奧爾良居民怒罵叫囂，陸戰隊軍官大聲宣布：任何膽敢碰星條旗者，波卡洪塔斯號將使用大炮懲罰之。

在圍觀的人群中，有七位勇敢的新奧爾良居民站了出來，公開反抗煥旗行為，火爆場面，一觸即發。其中一位是蒙福特, 他在陸戰隊離開後，獨自一人，將星條旗扯下，丟在泥巴地上踐踏，然後拖拉着帶到了市政府大樓，一路上受到示威群眾英雄式的歡呼，並有多人參與踐踏凌辱，到達時，星條旗已經是破布一塊了。波卡洪塔斯號立即開炮轟炸，蒙福特也被炮彈碎片擊中，受了輕傷。

1861年5月10日，在失而復得的新奧爾良，發生了一件血惺而非法的死刑案件。北軍將領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在攻克新奧爾良後，還未正式舉行投降典例，就派兩名士兵，拿着他的手令，帶着旗幟，命令新奧爾良市長門羅，立即將市政府大樓屋頂，與政府鑄幣廠的南方邦聯旗降下，換上北方的星條旗。門羅拒絕，“因為一來尚未正式投降，二來本人無此權力。” 法拉格特暴怒，誓要報復。

三天后，戰區司令、美國陸軍少將拔特勒(Benjamin Butler)下令徹底占領新奧爾良。

1861年5月1日，拔特勒下令拘捕蒙福特，在新奧爾良臨時軍事法庭上，控以叛國刑事重罪。1861年5月30日, 新奧爾良臨時軍事法庭宣布：蒙福特叛國罪名成立，判處死刑。按照軍事法庭法律規定，執行處決死囚，需要戰地長官的簽批。於是在美國近代司法史上，惡名昭彰的所謂《第七十號特別命令》，就此出爐。

拔特勒所簽發下令處決蒙福特的命令是：“蒙福特，是一位新奧爾良公民，被新奧爾良臨時軍事法庭裁定叛國罪罪名成立。其因是在美國政府擁有的建築物上，扯下由美國海軍指揮官法拉格特下令升起的國旗。在新奧爾良臨時軍事法庭裁決下，依法處死。我命令在1862年6月7日星期六，在上午八點至十二點之間，將蒙福特寰首處決，此令。”

1862年6月7日中午前，為了達到殺雞儆猴之威懾，與星條旗之神聖不可侵犯目的，就在蒙福特扯下美國國旗那個地點，執行死刑。按照傳統，在行刑前，允許死囚發表講話。平常衣冠整齊，言談斯文的蒙福特，毫不畏死，他大聲抗議，說明他熱愛南方邦聯，也願用生命支持南方邦聯，他之扯下星條旗，是義無反顧的正當之舉。

蒙福特死後，導致加深了南北之間的仇恨，這可從南方政權領導們的反應看出來：1862年6月18日，路易斯安那州長摩爾(Thomas Moore)宣布：蒙福特是邦聯美國的英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楷模。邦聯美國陸軍統帥李將軍(Robert Lee)，親筆致信北方將領赫立柯(Henry Halleck)，要他解釋，北方軍在沒有得到新奧爾良的正式降書前，被扯下國旗，何罪之有？邦聯美國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頒布命令，指控拔特勒是兇手兼戰犯，罪應處死。

也許拔特勒天良未泯，私下經常暗中在經濟上幫助蒙福特的寡婦妻子，戰後還在華盛頓為她安排了一份優差工作。

蒙福特於1819年12月5日，在北卡羅萊納州出生，定居新奧爾良，就像大部分的南方老百姓一樣，是蓄奴制度與種族隔離制度的忠誠支持者。死時年僅四十二歲。他是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第一位因為玷污國旗而被處以極刑的悲劇人物。

 玷污國旗坐牢二十年

美國第一部《玷污國旗法》自1897年實行後，毒計四溢，殺氣騰騰的湧向全國，人心惶惶。1899年10月20日的《芝加哥內洋報(Chicago Inter-Ocean)》，發表評論說：“1899年的伊利諾伊州法律，是一條使人作嘔的惡法，把國旗的形象變成了可怕的象徵。在這塊文明的大地上，只能當聖潔般供奉只用，四個月之內，檢察官起訴了一千餘位嫌疑人，在這個城市裡，沒有一個人覺得是安全的，明顯地，這是一件非法的勾當。”

紐約州在1988年實行《玷污國旗法》後，治安單位拿着雞毛當令箭，在沒有法庭的搜索令下，任意的走進任何一間他們認為可疑的地方，搜查是否印有美國國旗的產品，違反者，人拘捕，貨充公。

這兩件使人嘔心的事件，較之蒙大拿州的斯塔爾事件(Earnest Starr Affair)，那又是小巫見大巫了。1870年5月28日出生的斯塔爾，是一位心直口快的農夫，對於政治，毫無興趣，但不喜歡被人牽着鼻子走。

蒙大拿州通過了《玷污國旗法》後，一群鄉巴佬暴徒，拿着國旗，到處宣揚美國國旗的光輝形象。1918年3月24日，對於這些無聊的行為，斯塔爾嗤之以鼻，橫目冷笑，投以鄙視的眼光。鄉巴佬暴徒們見後，勃然大怒，認為斯塔爾冒犯了國旗，犯了嚴重罪行，將他包圍起來，要求他親吻國旗，鄭重道歉。

個性耿直的斯塔爾，非但不道歉，還給以鄉巴佬暴徒們一頓搶白：“這到底是件什麼玩兒？只不過是一片棉布帶着點油漆而已，而那角落上也印有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我是不會親吻這玩兒的，說不定還有微生物細菌呢！”

這頓搶白，換來的是一頓暴打，與扭交警察法辦。蒙大拿州警察居然將斯塔爾拘捕，投進監獄，控以煽動騷亂的刑事重罪。

1918年9月27日，蒙大拿州法庭與陪審團裁決：斯塔爾的煽動騷亂與玷污國旗罪名成立，愛國的法官判處他十年至二十年苦工監，罰款五百元，另加法庭費用。1918年的五百元，折合成目前的市價，是九千一百餘元。判決書上說：“使用污言穢語對國旗發表藐視羞辱，累加起來這些聲名狼藉的煽動騷亂語言，已經導致玷污與藐視國旗罪名的成立。”

斯塔爾的律師，立即向蒙大拿州最高法院提出人身保護令動議，但立即被拒絕。再向蒙大拿區美國地區聯邦法院提出上訴動議，亦遭拒絕。美國聯邦法官布爾欽(George Bourquin)，在拒絕書裡解釋說：“本庭無權介入此案，因為蒙大拿州通過的《玷污國旗法》，完全符合憲法規定。”

1921年6月4日，蒙大拿州長迪克遜(Joseph Dixon)頒布大赦令，將斯塔爾的刑期，減刑為五至二十年苦工監，使斯塔爾立即有了假釋的權利。

1921年9月18日，斯塔爾走出了已經坐了三十五個月的苦工監，恢復了自由。將斯塔爾非法暴打的那群鄉巴佬暴徒，因為“愛國”的原因，沒有任何人被檢控。

蒙大拿州斯塔爾事件的典故，在奧克蘭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戈爾茲坦(Robert Goldstein)的巨著《州法的執行與調整(Enforcement and Adjudication of State Laws 1899-1942)》中，有着詳細的敘說和評論。

種族仇恨是普世價值之敵

搗毀或焚燒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件，是情緒發泄的有效渠道。1991年，新墨西哥政府公費樹立了一尊比真人還要高大的奧納特(Juan de Onate)塑像，被輿論贊為美事，一來不忘本，二來促進了種族和諧。可是效果並不那麼理想，因為沒有幾天，奧納特塑像的左腿，被當地的印第安人砸掉，而且不知去向，使之無法修復，成為一尊極其醜陋的怪物。

1998年，匈牙利裔美國鋼琴家瓦辛伊(Balint Vazonyi)，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三十年誰贏了 (America’s Thirty Years’  War: Who is the Winning)》，乾脆就用一面焚燒的國旗作為封面，其吃美國喝美國享受美國但又仇恨美國心態，透紙而出。

知道歷史的人，不會對當地印第安人的行為，有所驚訝：在1598年時，就是奧納特率領着兩百名西班牙武裝軍人，在當時的格蘭德(Rio Grande)，目前的聖菲濤斯(Santa Fe and Taos)，用屠殺的暴力手段，強行驅逐所有當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接近四百年的時光，居然沒有將這段種族仇恨磨平，使人唏噓。

拒絕制服有國徽的獄警

1989年最高法院的《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美國 訴 艾希曼案》裁決後，引起的空前的政治和社會反應，有些州知道了違背潮流是沒有好果子吃的道理，於是紛紛自我修改既有的《國旗玷污法》，以免惹來司法訴訟，路易斯安那州就是最佳的案例：對於玷污國旗者，廢除坐牢一年的刑事條款，將罰款五百元，遞減為二十五元。

在小布什總統的推波助瀾下，參眾兩院甚至於授權聯邦與各州，有權制定保護國旗不得玷污的法律，啟動修改修改憲法程序，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已經為美國有關國旗糾紛的議題，發出了最為強力的反彈信號。

論者認為，這種修憲是有潛在危機的，除非連《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權也撤銷掉，否則護旗憲法將無法成立。

在美國眾多的作家中，奧克蘭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戈爾茲坦，無疑是《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美國 訴 艾希曼案》的權威，這位現年七十二歲的著名政治學教授，著有兩本有關國旗的巨作，《燃燒的國旗(Burning The Flag)》與《焚燒國旗與言論自由(Flag Burning & Free Speech)》，前書用了四百五十三頁的篇幅，把包括兩案在內的歷來國旗爭議，極其詳細地留下了原始資料，為研究美國國旗歷史與變遷的重要著作。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的戈爾茲坦博士，是研究東歐，中歐與俄羅斯的專家。

1996年1月8日，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決定，不再受理這件來自美國第三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充滿了爭議的國旗案件，《特羅斯特 訴 賓夕法尼亞州監獄局案(Troster V Pennsylvania Stat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不是源自法律程序，而是意圖避開已經逐漸歸於平淡的國旗爭議。

《特羅斯特 訴 賓夕法尼亞州監獄局案》的發生，不是偶然的。特羅斯特(Dieter Troster)是賓夕法尼亞州監獄的獄警。這位二十歲時才來自德國的移民，在歸化為美國公民後，服役於美國陸軍二十年，累積戰功，官拜陸軍少尉，越戰歸來就退伍，任職於賓夕法尼亞州格林斯伯格(Greensburg)監獄獄警，越戰的經歷使他知道自由的價值，也使他知道美國國旗代表着的正面意義。

特羅斯特拒絕佩戴在獄警制服上的美國國徽，因為他認為美國國徽是象徵自由與民權，而監獄正是最缺乏自由與民權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州監獄局長萊曼(Joseph Lehman) 與獄長羅澤萬爾(Fredric Rosemeyer)警告他說，賓夕法尼亞州自1991年通過合法程序，規定凡是階級超過少尉的獄警，必須在制服的右肩與白襯衫的袖子上，配以美國國徽，而職位是賓夕法尼亞州監獄獄警上尉的特羅斯特，符合此項要求，是沒有選擇的規定，必須遵守或被開除。

為了避免丟掉工作，特羅斯特委託律師，在賓夕法尼亞州西區聯邦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職位與權利保護。在西區聯邦法院於1994年3月18日拒絕了特羅斯特的動議後，賓夕法尼亞州監獄總部立即下令，將他停薪停職五天，觀其後效。

1994年4月4日，特羅斯特向賓夕法尼亞州第三巡迴聯邦上訴法院，以“違反美國憲法第一條與第十四條修正案言論自由與公平原則”為法理，提起上訴，因而賓夕法尼亞州監獄總部的懲罰令，臨時不得執行。1995年9月13日，第三巡迴聯邦上訴法院裁決特羅斯特敗訴，維持西區聯邦法院的裁決不變。特羅斯特不服，繼續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1996年1月8日，最高法院拒絕受理，根據美國法律，被最高法院拒絕受理的案件，以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為最終定獻，《特羅斯特 訴 賓夕法尼亞州監獄局案》自此定案。

戈爾茲坦教授在《燃燒的國旗》裡，評論此案說：“在法律層面而言，儘管特羅斯特案件與1990年最高法院《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有着不同的案情，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允許政府強制在制服上加配國旗徽章的行為，明顯地是與《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有所衝突，因此成為最高法院拒絕介入此案的主要因素。

1990年8月，最高法院史提文斯大法官(John Stevens)，在一場公開的演講中強調，最高法院本來就不應該受理《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就讓它順其自然發展，將會為這個國家節省下許多的墨汁與頭疼，但在現實的司法世界裡，最高法院之拒絕介入此案，將導致特羅斯特丟失工作，或違背自己的信仰地委曲求全。”

國會三度為護旗而修憲

在美國近代司法史上，《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有着極其重要的指標性作用，也有着煽動性的反彈作用，五十餘年來，許多法學院將此案，視為正負雙方辯論的最佳案例。

此案除了確認《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言論自由範疇與定義外，還向全體美國人提出挑戰：什麼是愛國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標準是什麼？愛國主義與全體美國人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關係是什麼？更重要的是，美國政治制度的標準是什麼？

時至今日，《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引出來的爭議，依然在白熱化，代表種族隔離、奴隸合法、白人至上的南北戰爭邦聯旗幟，依然在美國到處隨風飄搖。2018年7月10日，南卡羅萊納州議會多數票議決，將豎立在州議會草坪上的邦聯旗卸除。

南卡羅萊納不是唯一迷戀種族隔離的州，目前尚有北卡羅萊納、阿肯色、佛羅里達、喬治亞、田納西、阿拉巴馬與密西西比七個南方頑固州，依然傲慢地懸掛着已經覆亡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邦聯旗幟。這些在“繼承傳統” “南方價值“的漂亮外衣下，實際上就是在懷念、甚至在推動種族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

修憲運動受到了致命式挫敗，但並沒有死亡，這可從在國會裡的護旗修憲辯論中看出來：不止一次的有國會議員猛力抨擊贊成《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的五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叛國者”。

美國眾議員在1989年的護旗修憲失敗後，於1995、1997與1999年，三次以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護旗修憲動議，但在參議院僅以數票之差，受到阻攔，無法過關。

憲政民主與多數主義民主

戈爾茲坦在《焚燒國旗與言論自由》中，對於投機政客們之叫囂着利用修憲手段，來達到使焚燒國旗的行為違法，甚至於是違反憲法的動機，感到荒唐。他將這個動機分成三大無法使人苟同的理論：第一，反對詆毀國旗是多數人的意見，第二，焚燒國旗是一種行為而不是言論，第三，國旗象徵着自由、民主與尊嚴，因而不得焚燒之。

在反對詆毀國旗是多數人的說法上，戈爾茲坦反駁說：

“大多數美國人在民意調查中，都不認同焚燒國旗的行為，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認為最高法院的《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與《美國 訴 艾希曼案》裁決，是一項嚴重的錯誤，而焚燒國旗的行為，應該禁止，並同意通過修憲來達到禁止焚燒國旗的合理合法化。

但是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多數主義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社會中，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社會裡，在這點上，且不論多數人的意見是什麼，這些普世的權利，必須要為每一個人提供踏實的保證。

今天的所謂大多數意見，或許會被日後另外一個更大的大多數所否決，這將導致遠離憲政原則的混亂，因而絕不可取。我們今天的觀點雖然不是大多數，但也不願意在未來被另外的大多數所審核。

就如1943年時，傑克遜大法官在《西維吉尼亞州教委局 訴 巴尼特案》裁決書中解釋說，‘權利法案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將某些權利遠離極易興衰起伏爭議不定的大眾意見，置放於官方和大眾無法觸及與干涉的地方，建立一種供法庭採用的基本法律原則。個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全涵蓋在內。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權利，不得交由投票決定，在這些權利而言，沒有什麼可以稱之為選舉的。‘ 因而最高法院裁決：學校無權更不得利用職權違背個人意願，強迫學生向國旗敬禮，與向政府朗誦效忠詞。其法理即在此。“

特殊意義是在摧毀憲法原則

在焚燒國旗是一種行為而與言論自由無關的說法，戈爾茲坦反駁說：

“姑且不論焚燒國旗是否得到大多數意見的支持，那些要將焚燒國旗刑事化的論者說，焚燒國旗是一種行為，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與言論自由無關，因而無權得到《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即《權利法案》的保護。

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姑且不論最高法院在六十年前，就已經裁決這些包括揮舞紅旗在內的行為，是受到《權利法案》所保護的。如果此說得以成立，大可通過修憲，將所有的暗示、手語、標誌、音樂、戲劇、劇院、話劇、唾液、藐視等，全部列之為非法。

果真如此，那麼《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也可以解釋成禁止揮舞國旗 —- 南北戰爭後許多年，多數的南方州，正是如此。這不就是成為了一個荒誕不經的社會嗎？

每一位美國人都應該知道，揮舞國旗或紅旗，焚燒紅旗與焚燒國旗並無任何不同之處，除了在表達一種情緒外，並沒有任何其他的作用。1989年至1990年間，我們有些美國人直覺的理解到在共產國家焚燒美國國旗而歡呼。

欲將焚燒國旗刑事化的理論總結說，美國國旗有着特殊的意義，美國人民對國旗有着特殊的感受，因為它象徵着自由、民主與尊嚴，甚至於有許多人為之犧牲了生命，因此，國旗應該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避開世俗的法律，透過修憲而將之隆重保護起來。

支持這個所謂的理論來源，就是最高法院院長倫奎斯特在《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附加反對意見書中指出：‘ 國旗不是市場上所說的意見或觀點，因為那是數以百萬美國人無比尊敬的象徵。’

國旗到底是何方神聖，居然連憲法也約束不住？如果因為僅僅是特殊意義就可以通過修憲，將焚燒國旗刑事化，那麼，在這個案例以後的未來，將有無數的特殊意義的事物，亦會要求跟進，美國有着太多的特殊事物了，社會與法庭將無可適從。

最高法院大法官福爾摩斯(Oliver Holmes)說得好：‘特殊意義之說絕不可以採納，一旦開始，整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的防火牆，將蕩然無存，因為《權利法案》保護的，不是普通的言論自由，普通的言論自由根本不需要《權利法案》來保護，《權利法案》要保護的，是那些我們痛恨和討厭的言論。’

如果民主的基本原則為特殊意義而折腰的話，那麼將會再也沒有任何禁忌，去攔住那些特殊意義的延續。雷根總統時代的副司法部長費爾德(Charles Fried)，是一位著名的保守派法學家，1990年，這位曾在捷克共產獨裁專制暴政下生活過的法學家，告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說：

‘如果有人告訴你說，在憲法保護自由原則下是可以有其特殊意義例外的話，那麼，那個人可以說，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憲法原則。就像有人辯說，就僅此一次的特殊意義，就讓我們採取和相信二加二等如五的結論吧，那麼可以說，這個人根本不懂數學與邏輯。總結的來說，特殊意義就是在徹底的摧毀了憲法原則。’

強大的證據顯示，整個推動護旗修憲運動的主幹，是越戰退伍軍人協會。而諷刺的是，每每在舉行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中，當眾公開焚燒美國國旗消恨的，也是同一班人馬。簡而言之，他們給予我們的說法是：如果為了正當理由去焚燒國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為了不正當理由而焚燒國旗的話，就該坐牢。但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裡，我們不會僅僅因為不正當的理由，就粗暴地把一個人關進監獄。

1989年，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梅岑鮑姆(Howard Metzenbaum)，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上，就護旗修憲動議，提出反對意見說：‘如果使用監獄來威脅的話，那麼我們愛國主義的價值是什麼？為美國價值留下什麼樣子的樣板？對於哪些焚燒國旗的人，我們是要將他們關進監獄？還是容忍他們？‘

焚燒國旗的行為，必須給予憲法保護，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不然的話，我們整個賴以生存的民主政治體系，將因而被破壞殆盡。如果我們維護整個民主政治體系完整無缺的話，即使在一夜之間，所有全國的國旗神奇地全部消失，但我們卻依然建在，絲毫沒有傷害。反之，即使留住了國旗，但我們的文明體系已經受到了無可彌補的嚴重傷害。

我們數以千計的軍人真的為了那塊布而犧牲生命嗎？或者他們是為了捍衛自由與民主而奮不顧身？那塊布只不過是個象徵而已，如果僅僅因為焚燒塊布就將之關進監獄，那才是真正對軍人的諷刺。

1989年，《芝加哥論壇報》專欄作家查普曼(Stephe4n Chapman)，就軍人為國旗犧牲與護旗修憲議題，提出他的觀點說：‘ 看來有點不現實。如果在越戰期間，國會修改了美國國旗的話，軍人們還會為之去死嗎？我詢問過軍人，回答是，我不介意為了紅白藍而死，但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被殺，不是太過分了嗎？僅僅為了玷污國旗就將之關進監獄，那是比玷污國旗還要來得嚴重的玷污。國旗象徵的自由，那正是我們憲法的重要核心價值所在。‘

玷污國旗行為只適合用於社會活動，我相信在在未來的和平抗議活動中，玷污國旗的行為是無法避免的活動，那是有效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政府未經審判，就將十餘萬在美日人關進集中營，當時就有兩百名有正義感的美國人，用焚燒國旗來抗議聯邦調查局與麥卡錫主義的過分違法活動，我不相信今天的美國人，還會再度忍受這類的民族污點。如果有兩百位美國精英出來，公開焚燒國旗，抗議美國在1965年時如何介入越戰的話，很難相信，今天在華盛頓首都，那面刻着五萬八千名犧牲者的大牆，還會有機會豎立在那裡。“

文明社會的法庭裁決案件，根據的是證據與法律，而不是民意，尤其不是所謂新聞輿論審判式的鋪天鋪地的民意，用觀察民意與揣摩當權是司法大忌，也是所有獨裁暴政的拿手好戲，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司法獨立的最重要原因。戈爾茲坦博士是治學嚴謹的現代政治學權威，能夠將藉機起鬨的投機政客的愚弄大眾把戲，從現實與政治角度抨擊得體無完膚者，唯獨一人也。

印第安人設計的美國國旗

美國國旗是在1777年6月4日,才開始依法採用的。生效後的頭八十年，幾乎沒有什麼值得書寫的事件，因為普通老百姓甚至於政府官員，根本就沒把它當回事，美國《獨立宣言》後一年，才弄出來一面旗子。美國陸軍成立了五十年，從未用星條旗作為標誌，因為需求量太小，美國境內，居然沒有廠家自願生產星條旗。直到1845年，才有了第一家生產星條旗的私營企業。南北戰爭爆發後，美國北方諸州，為了激發同仇敵愾的士氣，於是大力推行國旗運動。

《獨立宣言》後，推動美國需要一面旗幟的，是印第安籍美國人格蘭(Thomas Green)，他於1777年即將粗糙設計的星條旗送到美國國會，造價是“三條貝克念珠”，條件是要美國政府保護印第安人酋長。

1777年6月14日，在接到格蘭的正式要求後的十一天，美國國會通過了以格蘭概念為藍本的《國旗法案(Flag Act)》：“美國國旗是由十三橫條組成，紅白色加藍色背景，十三顆星代表着十三個團結的州。”

1818年開始，隨着美國聯邦州的增加，一星一州的構想立即面臨挑戰。1779年時，出現了十餘種版本。1818年，在肯塔基與佛蒙特加入聯邦後，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飄在國會頂上的國旗是老的十三橫條，但飄在附近的海軍基地的國旗，卻是十八橫條，國會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再度發生，於是通過動議，規定對新州是加星不加條，永遠保持住十三橫條，成為今天美國國旗的定案。

從華盛頓總統的誕生國旗，到林肯總統的南北戰爭，歷任十六位白宮主人，美國國旗一直是在坐冷板凳，沒有幾戶人家懸掛之。當時的國旗，主要的功能有二，在國內供聯邦政府部門懸掛，在公海上保護美國商船的安全和利益。

各州的政府機構與學校，只掛州旗，鮮有懸掛美國國旗的記錄，如果有任何住家在戶外懸掛美國國旗，必然會受到被視為不可思議怪胎的眼光。南北戰爭爆發後，林肯政府為了造勢，開始有計劃地推廣國旗，希望能夠得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但在久經冷漠國旗的大環境下，收效甚微。

極難唱好的美國國歌

美國是以商立國，凡事講究功利主義。1830年前，連美國陸軍亦多用番號旗，而僅掛少數的美國國旗，原因之一是很難購買到美國國旗，這種情況到了1846年美墨戰爭時，美國陸軍才肯下國旗大定單，在金錢的誘惑下，美國終於誕生了一家專門生產國旗的工廠。

美國人有了國旗，但一直沒有國歌。這種奇特的狀況維持了一百五十四年，直到1931年，才順應國際潮流，勉強將《閃亮的星條旗(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定為美國國歌。

《閃亮的星條旗》本來是英國人，在酒吧間喝酒娛樂的助情歌，唱起來特別的憋扭，既不順口，也不雄壯，沒有幾位歌唱家能夠將之唱好。至今為止，沒有幾位政客敢在拉選票時唱國歌，因為砸鍋出醜的可能性極高，偶然在超大場合聽到唱好了的國歌，絕對是頭條新聞，而歌者必然成為萬人景仰的“天人”。

開國百餘年才定案國旗

美國國旗上的星，亦是混亂不堪，開始使用時是採用六角星，後來覺得不好看，也有點擁擠，於是改為五角星。幾個角的問題解決了，但是如何排列，又成了新的爭議。大約十來種設計，紛紛出爐，這種各唱各的調式的國旗，誰也不在乎，但在國際上，卻引起笑話，德國很禮貌的通過外交途徑，“請問我們該尊重與承認那種美國國旗？”

1912年，塔夫特總統(William Taft)簽發總統行政命令，規定了五角星的排列次序，美國自此才有了像樣而標準的國旗，距離開國大典，已經走過了一百三十六年的歲月。這個歷史典故，告訴世人，無論是在歷史角度，還是現實社會，美國人對於國旗的概念，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執着，不執着於國旗的象徵，一點也沒有影響這個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決心，走向共和的堅定意志。

反越戰示威多燒國旗抗議

隨着南北戰爭的結束，種族主義開始走向沒落，代之而起的是民族主義，而民主主義需要的，就是代表民主象徵的旗幟，於是沉寂多年的星條旗開始身價日增。

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民間的民主主義組織如共和大軍(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美國革命之子(S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與美國革命之女(Daught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等，串聯起來，組成了全國性的美國國旗協會(American Flag Association)，聲勢浩大，到處挑眼，說三道四，聲嘶力竭地反對將國旗商業化，更通過遊說，要國會立法，限制國旗商業化，與玷污國旗刑事化。

1878年，代表紐約和俄亥俄州的聯邦眾議員柯斯(Samuel Cox)，向眾議院首度提出歷史性的護旗立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政壇上，柯斯是一位重量級的政客，他於1824年9月30日，在俄亥俄州辛尼斯維爾(Zanesville)出生，1889年9月10日死在紐約，享年僅六十四歲。

柯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羅得島布朗大學法學院高材生，1849年開始在俄亥俄州為執業律師，辦過《哥倫布政治家雜誌(Columbus Statesman)》兼總編輯。1857年當選聯邦眾議員，連任三屆，1864年落選，搬到紐約定居，為執業律師，1869年代表紐約州，又當選為聯邦眾議員，直到1885年辭職，因為克利夫蘭總統，委任他出任土耳其奧圖曼帝國全權大使。1886年過後，又再當選為聯邦眾議員，總共在眾議院當選十五次，前後三十年。

有這麼一位資深的政客在國會推波助瀾，最終導致了美國聯邦與全國五十個州中的四十八個州，全立有《玷污國旗法》。

《玷污國旗法》是有了，但是並沒有攔住美國人民，因政治抗議而焚燒國旗泄憤的事件，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反越戰運動期間，幾乎每次的抗議，都有焚燒國旗的事件發生，逐漸更加注重司法獨立的美國司法系統，更鑑於蒙福特事件的教訓，不肯重罰焚燒國旗者。最後最高法院的《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與《美國 訴 艾希曼案》裁決，徹底的將焚燒國旗合憲化。

在長期的護旗運動與燒旗抗議激盪下，徹底的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反越戰中的焚燒國旗行為，深深刺激了尼克松總統的每一根神經，他靈機一觸，想出來一招消極對抗的主意：自己與全班內閣大員帶頭，也暗中命令白宮所有職員，不論男女，全在胸前反領處，帶上一枚設計精緻又精美的小小鋼質美國國旗。

在白宮的刻意推動下，數以千萬計的各式大小美國國旗，貼到了汽車撞杆，和住家窗戶上。1969年開始，更朝着全國的警察制服上打主意，如今，不論何州何市甚至於何郡的警察制服，幾乎每一件制服的肩部，都設有美國國旗徽章。

這是一個極其成功而有效的運動，時至今日，幾乎所有的美國政客，每次出席重要場合時，均習慣性地在西裝反領處，佩戴上美國國旗，已經成為美國政客的一種傳統文化了。每一次，對穆斯林情有獨鐘的歐巴馬總統，在重要場合時“忘記了”佩戴美國國旗佩章時，均成為頭條新聞，甚至於對他的真正宗教屬向，有所懷疑。

加星不加條的修改國旗原則

美國國旗的原始設計人是誰，至今眾說紛紛，沒有確實的答案。傳說最多的是費城的羅斯(Betsy Ross)，一位手工精巧的室內裝潢業東主，1776年五月，美國國父華盛頓與兩位眾議員，親自到她廠房，要求她製作一面國旗，華盛頓要求是六角形，但是羅斯認為六角形很難裁，如果是五角，則疊起來幾剪就成，華盛頓沒有反對，於是六角形就變成了五角星。

歷史資料查證，羅斯為梵西法尼亞海軍製造了大量的國旗，但是沒有證據指出，羅斯是美國國旗的設計者。1870年三月，羅斯的孫子肯彼(William Canby)，在費城歷史學社講演時，說出他祖母羅斯，就是美國國旗的設計者。這個說法，並沒有得到美國歷史學家的認可。

在1777年6月14日，美國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通過《國旗案》時，有一說法，藍白紅十三橫條與十三星的國旗，是大陸會議議員霍普金遜(Francis Hopkinson)所設計的，但也同樣無法證實。

很快美國國會就發現，藍白紅十三橫條與十三星的國旗設計，無法適應美國的迅速成長。1791年佛蒙特與1792年肯塔基兩州加入聯邦後，美國國會將藍白紅十三橫條與十三星，改為藍白紅十五橫條與十五星，得到大家的滿意和支持。

但是到了1818年，又有了五個聯邦州加盟後，一州一星一橫條的原始設計，發現不現實，橫條設計出來後，極其擁擠不堪，而且極不雅觀，於是連忙修改法律，規定了以後“加星不加條”的原則。

到了1959年8月21日，在美國吞併了夏威夷王國六十二年後，批准夏威夷美國領土屬地加盟聯邦，成為美國第五十個州。1960年7月4日，藍白紅十三橫條與五十星的國旗，成為美國至今為止最後一次的修改國旗，已有五十九年歷史。

美國曾吞併過四個國家

在歷史上，美國曾吞併了四個國家：夏威夷王國(Hawaii kingdom)、佛蒙特共和國、德克薩斯共和國與加里福尼亞共和國。筆者曾寫有不少文章，介紹美國是如何吞併這些國家的。

其中筆者的《夏威夷群島王國王朝風雲》一書，是中文世界裡，第一本詳細描述從夏威夷八島被英國人發現，到當地土人獨立建國，基督教文明如何改變當地的土著，在短短四十年間，從沒有自己文字的土著，到創造文字，開展印刷，興建學校，再發展到世界文明的高等學府，並與世界各國建立了全面的外交關係。

美國在珍珠港軍事利益誘惑下，在四天之內，使用陰謀詭計，推翻了已歷八代的夏威夷王朝，朝花夕拾，王國成為異土，六十二年後，成為美國第五十個聯邦州。筆者一直寫到美國國會通過動議，由克林頓總統簽字，承認錯誤，並向夏威夷人民道歉為止。

聖經與國旗是三K黨的標誌

美國國旗本身，就是充滿了爭議的象徵。要求通過立法懲罰玷污國旗的，全是白人，不允許其他種族插手的機會。但是在有了全面的護旗法律後，又任由一些白人至上仇恨團體濫用而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偽善到了極點，最佳的例證就是三K黨。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三K黨的興衰，足可反應成美國文明與普世價值的一面鏡子。

三K黨是一個公開仇視黑人，仇視猶太人，仇視天主教，仇視有色人種、主張種族隔離、白人至上與白人是優秀人種的仇恨組織。諷刺的是，三K黨的兩大超級性、代表性的象徵，就是耶穌的《聖經》和美國的國旗。

三K黨打着耶穌的聖經與美國的國旗，干盡了人間最醜惡的壞事。每次作惡前，就是在燃燒基督教的十子架，每次公開遊行時，就是高舉着美國的國旗。1925年8月9日，四萬名三K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遊行，幾乎人手一旗，一片旗海，恰似罪惡的海洋。

該次三K黨大遊行的舉辦人是史密斯(Gerald Smith)。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的美國，史密斯是最醜陋、最罪惡、最仇恨的三K黨，而他的最愛，就是耶穌的《聖經》與美國的國旗，連他發行的報紙名字，都稱為《十字架與國旗(The Cross and the Flag)》。事與願違，耶穌的《聖經》與美國的國旗，恰恰正是三K黨最大的諷刺。

筆者格於篇幅，曾粗略地寫過十餘篇有關三K 黨的文章，一直意猶未盡，在《締造美國夢系列》裡，筆者將會詳細地重新撰寫三K黨的興衰，與其磬竹難書的種種罪行。

焚燒國旗是行為還是言論

1984年8月24日，在交付兩百元保證金後，約翰遜興高采烈的走出了監獄，開始準備着一場重要的法庭大戰。經過幾次延期後，案子在1984年12月10開庭。

德克薩斯州達拉斯郡刑事法庭的主審法官是亨德里克(John Hendrick)，1945年出生，一位當地土生土長的《聖經》推銷員，積攢到需要的學費後，再繼續學業，1971年畢業自德克薩斯大學法學院，在1980年當選為法官之前，在達拉斯郡出任執業律師九年。

約翰遜案使他成為著名人物。亨德里克年青帥氣，溫和有禮，雖然是共和黨，但在約翰遜案後，雙方律師均高度評價他的公平和公正。法官任期後，再度為執業律師，以參與格雷(Edward Gray)無辜大案而蜚聲美國。

按照德克薩斯州司法程序，約翰遜這類案件屬於輕罪範疇，只需要六位陪審團成員。六位陪審團中，一男五女，除了兩位是五十二歲外，其餘的平均年齡是三十五歲，五位女性全是基督徒，兩位是辦公室秘書，一位在家工作，一位是會記員，一位是教育顧問，一位是IBM電腦工程師。

負責起訴約翰遜的檢察官，是達拉斯郡刑事輕罪部主管吉勒特(Michael Gillett)，副手是德魯(Kathi Drew)。吉勒特的部門擁有五十位司法人員，每年操作着五萬件大小案件，吉勒特號稱自己部門的業績，是“已經超過了一百名終生監禁罪犯”。他畢業自德克薩斯大學法學院，因為約翰遜案件涉及到憲法範疇，他決定親自處理。

吉勒特堅決地否認焚燒國旗不是言論而是行為，即使是言論範疇，也得有個節制，“就像在半途烏黑的電影院裡，突然大喊着火啦一樣，能夠說這也是言論自由嗎？”無論是否親自點火，只要直接參與，就是犯罪。對於焚燒國旗的行為，“就像一群白蟻在慢慢吞吃建築物一樣，不制止就會發生災難性後果。”。

在一次接受新聞採訪時，吉勒特說：“不光是美國不允許這種行為，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接受這種行為，因為在公眾場合焚燒國旗，就是在破壞公眾安寧。利用焚燒國旗來發泄仇恨美國情緒，沒有任何意義，大多數美國人和我一樣，認為不喜歡美國？沒有問題，可以自行打包離開嘛！沒有人會攔住你的。”

免費代表約翰遜的兩位美國自由民權聯盟律師，是五十五歲的溫伯格(Stanley Weinberg)，和三十四歲的斯肯普(Doug Skemp)。記者出身的溫伯格，畢業於達拉斯南方衛理公會大學法學院(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斯肯普畢業於德克薩斯州瓦克(Waco)貝勒大學法學院(Baylor University Law School)，後出任美國自由民權聯盟達拉斯分部主任。

不喜歡美國可以搬去俄羅斯

四天的達拉斯庭審，圍繞着兩大司法主題進行：約翰遜有沒有親手燒國旗？美國憲法的《權利條款》在此案中扮演了什麼立場？

溫伯格在開場白中，第一句話就是：“女士與君子們，本案的被告有兩位，約翰遜先生與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單刀直入，直奔主題。

美國律師都知道一個“狗咬人辯論法則”：第一，我的狗沒有咬人，第二，我根本就沒有狗。約翰遜的兩位辯護律師溫伯格和斯肯普，就是採取這種策略：要求控方提供約翰遜焚燒國旗的證據。

吉勒特提出兩名主要目擊證人：斯都華(Terry Stover)和塔克(Ronald Tucker) —- 兩名化妝成示威者，混進現場去攝取證據的秘密警探。但僅能作證說看見約翰遜不停地叫罵與鼓動，但不敢說親眼看見約翰遜焚燒國旗。

約翰遜的致命傷，是吉勒特取得亨德里克法官的同意後，在法庭上多次播放現場錄影記錄，約翰遜滿嘴髒話，“操你美國！” “操所有人！” “打倒美國！” “打倒資本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使六位陪審團的眉頭打了結。1990年，六位陪審團中，唯一願意接受採訪的斯凱爾頓(Rex Skelton)，告訴記者說，那些錄影帶，是使陪審團作出約翰遜有罪的主要原因。

在盤問約翰遜時，更是充滿了火爆場面。

檢察官吉勒特挑釁地問：“你喜歡美國國旗嗎？”

堅持穿着印有美國共青團標號襯衫出庭的約翰遜答道：“不，我不喜歡。我挑戰任何向那面旗幟以愛國主義名義效忠的人，它騎在了世界人民的頭上。”

吉勒特：“你認為美國國旗就沒有代表任何一點的好的地方嗎？”

約翰遜：“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了。如果你需要為了留下記錄而要我重複的話，那就是 不！，我覺得如果與1953年的伊朗比較的話，那是我的榮譽。美國把一個滿手鮮血的獨裁暴政者保送上位，為什麼伊朗人民應該帶着美國國旗來接受垃圾呢？如果有人在你的國家安置了一個獨裁暴政者，那麼你會如何對待那面國旗呢？尤其是像本案的歷史性的時刻，我沒有興趣坐在這裡，聽取你鼓吹的美國第一理論，那是你最喜歡聽到的東西，但也是我最倒胃口的一句話，美國政府要大家盲目地向國旗效忠，那是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原則，大可這樣子來說，只要你在國旗目前低頭彎腰，你什麼話都能夠說。”

吉勒特：“約翰遜先生，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國家，也不喜歡這面國旗，為什麼不搬到俄羅斯去呢？”

約翰遜：“我不認為俄羅斯的未來人民，為了沒有壓迫的生活而渴望得到指引。如果說美國與俄羅斯有共同點的話，那麼就是共同擁有五萬件核子武器。我不知道你是否關心此事。我相信如果你生活在俄羅斯的話，你也會盲目地向那面國旗效忠的。”

吉勒特：“所以你就留在這裡，伺機焚燒美國國旗，是嗎？”

約翰遜：“這很難用普通的常識來回答，事實上我並沒有那麼干。”

吉勒特：“你剛才是否說，只要看見燃燒的美國國旗，就會很得意？”

約翰遜：“是的！ 一直看到燃燒成灰燼為止。”

吉勒特轉變了話題：“你襯衫上那支指向上面的長槍，代表着什麼意思？”

約翰遜：“它代表着革命。”

吉勒特：“為什麼要用槍來代表呢？”

約翰遜：“因為那需要暴力來完成。”

吉勒特：“所以你就鼓吹暴力了？”

約翰遜：“不是個人的暴力。”

吉勒特：“哦！那是集體暴力嗎？”

在結案陳詞時，吉勒特說，約翰遜是這批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他的行為和言論，已經對社會造成了麻煩與危險，無可否認，約翰遜的罪名是成立的，應該給於他最重的刑期和罰款。

溫伯格在結案陳詞時說：“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我的代理人就是那位焚燒國旗者。錄影帶說出現的約翰遜，是站在人群的最外圈。本案主要的控方證據是那些錄影帶，但是連法官和檢察官都同意，那些質量奇差的錄影帶，沒有一個是約翰遜焚燒國旗的鏡頭。即使約翰遜焚燒了國旗，即使他的行為聲音比說話大聲點，但這是他《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而這種權利，不得被任何法律所剝奪，陪審團必須裁決約翰遜無罪，立即釋放。”

1984年12月13日，德克薩斯州達拉斯郡刑事法庭陪審團的決議是：約翰遜玷污國旗罪名成立，罰款兩千元，坐牢一年，不得假釋。

六年後，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斯肯普鄭重聲明說：“我之介入約翰遜案件，是因為我認為即使他焚燒了國旗，那也是他擁有絕對的憲法權利那樣去做。我愛國旗，焚燒國旗會傷害我感情，但僅因焚燒國旗就將之送進監獄，則會更傷我的感情。”

約翰遜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郡刑事法庭初審中，慘遭失敗的原因有六，態度傲慢、敵視美國、仇恨民主、崇拜獨裁、美化暴政與出庭時身上那幾件每天不同的共產黨標語襯衫。

焚燒國旗是二等困難案件

1985年5月8日，德克薩斯州第五區巡迴上訴法院接受約翰遜律師的動議，受理上訴。1985年7月8日，達拉斯郡司法部副部長迺辛斯(John Nations)，提出反對動議。迺辛斯在1979年才從休士頓大學法學院畢業，主修美國憲法。任職於達拉斯郡司法部，負責監管二十位檢察官，他們每人每年操作五百至七百件刑事上訴案件。他幹了三年，就辭掉司法部副部長，重為執業律師。

七年後，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迺辛斯直接承認德克薩斯州的《玷污國旗法》是有問題的。在沒有政治、工作背景和壓力下，他說出來一番使人需要再三思考的觀點：

“很明顯，無法拒絕焚燒國旗是受憲法保護的權利，屬於政治動機式的言論自由。約翰遜之被起訴，其思想和行為原因，遠遠多於焚燒國旗和違反德克薩斯州法律的因素。沒有人相信，約翰遜燒幾面國旗，就能逼使德克薩斯州政府向他屈膝。

在法律層面上，約翰遜的焚燒國旗行為，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實際上，會有大問題的，因為繼續允許任意焚燒象徵民族團結的國旗，將為團結和忠誠帶來直接的破壞，尤其是當國家面臨危急狀況時，危機就會暴露出來。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國家，是值得我們和後代繼續居住下去的話，那麼，有些事情就必須不能逞強，必須加以制止。如果這些就是我們的態度，美國今天不可能能夠成為世界強權。如果連我們如此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優良制度，約翰遜都要侵略與顛覆的話，那麼，我們乾脆就全部放棄好了。“

約翰遜案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案件，在德克薩斯州司法史上，屬於第二等困難案件，因為一來牽涉到公眾利益，二來牽涉到憲法原則。所有的德克薩斯州法官，全是來自選舉，權力受到絕對的約束和制衡，因而法官在裁決這類極具爭議性的案件時， 必須要格外留神，因為弄不好，就別想再連任。

德克薩斯州擁有四百個地區，分成九個選區，法官候選人的基本條件是：美國公民、德克薩斯州居民、具有德克薩斯州律師執照、二十五歲至七十五歲之間年齡段、最少要有四年執業律師或法官經驗、居留在當地選區兩年以上，即符合資格鑑定。

在保守的德克薩斯州，任何裁決焚燒國旗沒有違反憲法的法官，都可能會因觸犯眾怒而面臨連任的挑戰麻煩。

全都一言不發的上訴法官們

1985年9月26日，約翰遜上訴案件，由三位法官組成、擁有十三位法官的德克薩斯州上訴法院開庭聽證。主審法官是溫斯(John Vance)。

虔誠基督徒溫斯，於1933年5月21日，在只有七千人口的德克薩斯州小鎮潘帕(Pampa)出生，於2008年4月1日，因糖尿病導致心臟衰竭謝世，享年七十四歲。他父親傑克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保險經紀人。溫斯在德克薩斯州艾比蘭尼(Abilene)讀書成長，大城市對他來說，就像外國那麼遙遠。

從努孔納中學(Nocona High School)畢業後，加入海軍陸戰隊服役，參與韓戰，並派駐韓國，使他大開眼界，世界觀為之改變。1954年從韓戰光榮退伍歸來後，在密西西比州定居，現任妻子摩里斯(Beverly Morris)認識，結婚後，想到聯邦調查局工作，礙於必須要有大學畢業的基本條件，摩里斯與母親在沒有預先知會他的情況下，就為他註冊了密西西比大學，主修主修公眾行政學。他是家族中唯一踏進大學校門的成員。1960年，在達拉斯南方衛理公會大學法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後，就職於達拉斯司法部，開始了畢其餘生的公眾司法服務生涯。

1986年至1998年，溫斯當選為四年任期的達拉斯郡總檢察官，他需要在每年處理兩萬餘件刑事案件。他的司法哲學是：所有的犯罪受害人，都會被視為他付款的客戶，必須全力以赴，保護客戶的權益。溫斯新官上任三把火，先來兩大改革，掃黃與護妻。

首先是掃黃，在“徹底清理達拉斯“口號下，第一年就起訴了二十五件色情刑事案，導致全郡的色情錄影書店，由原來的三十九家，萎縮至十七家，另外五家正在處理關門業務中。溫斯對於色情行為持着零容忍原則，有一次，當他發現自己的一位助理，是在出租色情電影客戶名單上後，立即將之開除。

溫斯素有”最怕老婆的檢察官“雅號，人人皆知。初上任，就為結婚三十六年的老伴摩里斯準備了一間”比大部分檢察官的還要大“的辦公室，幫助自己處理案子，因為她是無薪義工，雖有怨言，但無違法。溫斯與摩里斯恩愛異常，連在法院走廊上走路，都要牽着手，他的助理都以“法院夫人”來稱呼或諷刺她，甚至還有“沒有摩里斯就沒有溫斯“的說法。

開庭時，三位法官像木偶一樣坐在那裡，在整整一個小時的兩造法理辯論中，只聽不問，沒有提出任何一句的質疑，這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只能說明一件事：三位法官在開庭前，就已經達成沒有興趣的共識，對於約翰遜的兩位著名民權律師，採用咆吼式的辯論，一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1986年1月23日，德克薩斯州上訴法院的全票裁決出爐。由溫斯撰寫的裁決書，簡單地說：約翰遜上訴敗訴，維持地區法院的裁決不變，“國旗是美國民族團結的特別象徵“ “約翰遜像獨角演員一樣的罪名成立“。

溫伯格當然不服，立即再向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提出動議，順便挑戰兩級法院的違憲裁決。

刑事上訴法庭推翻兩院原判

1986年3月26日，溫伯格與斯肯普頓聯名向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提出動議，要求就兩級法院的不恰當裁決，與無視《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的權利，提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解釋。

1987年3月1日，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宣布，接受溫伯格與斯肯普頓的動議，排期聽證，並將案件正名為《約翰遜 訴 德克薩斯州案》。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接受上訴，是為接受立案(preliminary design review)。

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的規則，必須在九位大法官中，得到四位以上的認可，才可立案。每年平均有一萬四千餘件動議，湧進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但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案件被接納。

1987年9月6日，《約翰遜 訴 德克薩斯州案》在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開庭，聽取兩造律師法理辯論。代表達拉斯司法部的，是剛接替辭職的迺辛斯而出任副部長的德魯，不像她的前任迺辛斯是憲法學專家，這是她平生第一次處理有關《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權利，完全是新手。

德魯依舊用國旗是民族團結象徵，焚燒國旗會引起社會動亂，德克薩斯州法律明文規定，德克薩斯州與達拉斯有着特殊的利益，焚燒國旗是行為而不是言論，因而與《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權利無關，不應該因此而逃避責任，更不應該得到《權利法案》的保護等陳舊法理，還引用幾件陳舊判例，來支持她的說法。

話剛說完，坐在上面九張黑皮高椅的大法官都在搖頭，克林頓大法官(Sam Clinton)用眼睛看着她一會，又再回頭看了看同僚們說：“我真誠的希望應該比那些來得進步點了。”對於了解克林頓大法官背景的人來說，不會有任何的驚訝之處，因為他出身自美國自由民權聯盟。德魯雖然一連三年，獲得全國青年共和黨的風雲人物獎，但對此卻一無所知。

溫伯格不需要提出任何新的法理，依舊採用上訴巡迴法院的同樣說辭，只是再三強調焚燒國旗，是言論自由表達的不同方式，必須受到《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權利保護。

1988年4月20日，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頒布《約翰遜 訴 德克薩斯州案》五比四裁決結果：推翻兩級法院的裁決，約翰遜的焚燒國旗行為，受到《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權利保護，檢控撤銷，無罪釋放。

由坎貝爾大法官(Robert Campbell)撰寫的裁決書頒布後，引起了德克薩斯全州保守派的沸騰惱怒。實際上，坎貝爾本人亦是屬於保守派陣營的人馬。他於1935年3月1日，在德克薩斯州科里爾郡(Coryell County)的一間農場裡出生，德克薩斯州衛斯理大學(Wesleyan College)畢業，參加陸軍，服役十年，後再繼續在德克薩斯州國民軍服役。貝勒大學法學院(Baylor University)法學博士，在德克薩斯州瓦口為執業律師十四年，精於石油與房地產領域的法律。1978年，當選為刑事上訴法院法官，六年後又當選連任，共十二年。除了為執業律師外，他最大的愛好是烹飪，經常親自動手，準備好菜，招待朋友。

九位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大法官中，沒有人懷疑焚燒國旗是《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憲法權利的範疇，但是他們全部面臨着連任選票的壓力和挑戰，投票裁決支持約翰遜的《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權利，已經是一種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共識，同時這個決定，肯定會在全州範圍之內傷害到自己的選票，也是大家的另外一個共識。因而約翰遜案不是一場司法決定，而是一場政治決定，或許說是一場良知的決定。在事後的新聞採訪中，坎貝爾調侃說，當他把自己寫好的意見書分給其他的大法官看是，大家的反應幾乎是一樣：“投票贊同前，最好先把新工作找好！“

坎貝爾大法官在五票同意四票反對的裁決書裡，簡潔地說明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的立場：

“承認公民擁有持不同意見的權利，是我們第一條修正案的核心價值所在。一個政府不得向其公民指令國旗為團結的象徵。既然政府無權規範團結象徵，因此，同一個政府，亦不得用製造出來的一系列既定的言論意願，就雕塑出一個團結的象徵。如果政府認為製造團結象徵是有恰當利益的話，那麼國旗並非唯一可為使用的選擇。德克薩斯州凌駕約翰遜的第一修正案權利之上的法理，是他的行為已經造成了對公眾安全的威脅，但是證據顯示，我們不相信約翰遜先生的行為具有危險性。 德克薩斯州指控焚燒國旗，會導致民族團結和愛國主義的破環，果真如此，國旗就是一塊沒有價值的破布。因此本法院宣布德克薩斯州的《玷污國旗法》違憲，約翰遜先生無罪。“

正如九位大法官所預料的一樣，裁決頒布後，大量的來自全州電話與信件，湧進了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大樓，甚至類似帶有威脅性的 “你們就是共產黨！“ 信息，坎貝爾感嘆說，“我就沒有看見有一封是支持裁決的！“

為支持政府政策而焚燒國旗

微弱的敗訴票數，加上全德州人民的一面倒輿論，迫使達拉斯郡司法部，決定向華盛頓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動議。1988年5月3日在向美國最高法院遞狀之前，達拉斯郡副司法部長德魯，向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提出動議，要求重新考慮約翰遜案的裁決，但在1988年6月8日，又以五票反對四票同意否決了。自此，約翰遜案在德克薩斯州已經走完了司法途徑，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是翻盤約翰遜案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手段。

1988年7月26日，德魯就約翰遜案，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訴狀移送令，要求或下令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重審約翰遜案，或糾正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對約翰遜案的錯誤裁決。美國最高法院批准訴狀移送令的基本要求，是要在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以上的大法官同意審理，才可立案。

1989年至1990年間，共有五千件申請動議，但美國最高法院只接受了一百二十二件。而這個數據，已經是極高的了，大約百分之六十的動議是免交立案費的貧民請願(pauper’s petitions)，美國最高法院接受這類的案件，不到百分之一。

1988年9月8日，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向達拉斯郡刑事法庭法官亨德里克頒發通告，命令他執行這個最終裁決。1988年10月11日，美國最高法院侖奎斯特院長，下令德克薩斯州所有法院，臨時不得執行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的命令，以待最高法院的裁決。這意味着約翰遜案件，極有被接納的可能，果然在一個星期後的10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批准了約翰遜案的訴狀移送令，是為《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

隨着美國最高法院的接納約翰遜案，立即使全國的輿論與正反意見，全聚焦在焚燒國旗是否合法的爭議上。自1969年至1974年，美國最高法院已經否決了三件國旗受《權利法案》保護的案件，在平靜了十五年後，有關《權利法案》的第四度衝擊，無法不吸引全國甚至是全球司法界的重視。

美國最高法院接納約翰遜案後，約翰遜做出了一個戰略性的決定，他去信溫伯格，除了感謝他的卓越服務外，還解釋說，由於案件的天然性，他決定聘請紐約著名律師康斯特勒，為他操盤。

1989年3月21日，《德克薩斯州 訴 約翰遜案》在美國最高法院開庭聽證。德魯代表達拉斯郡司法部出庭，這是她第一次在美國最高法院辦案，完全陌生而沒有經驗。她主要的法理有二，第一是星條旗代表美國人的團結，國家利益高於約翰遜的《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憲法權利，第二是破壞國家象徵的焚燒國旗，顯然不是言論而是行動。這兩個軟弱的法理，不僅沒有得到她期待的共鳴，還引起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的質疑：

德魯說：“我們相信，維護國旗為國家團結的象徵，是遠比其他更為重要的國家利益。“

斯卡利亞問：“既然如此的話，那麼為什麼被告的行為是在摧毀那個象徵？他的行為，恰好是選擇了國旗作為自己藐視的目標。這種行為已經說明國旗，最少也是個象徵。”

德魯回答說：“大法官閣下，我們相信，如果長時間的無視或允許任意虐待國旗的行為，那麼將會失去那種國家象徵的意義了。”

斯卡利亞問：“我想並非完全如此。我想當有人那樣對待國旗的話，那面國旗更加能彰顯是國家的象徵。你要的不光只是象徵，你要的是一個備受尊敬的象徵，你並沒有做出這點的辯論，因為你是想得到一些滿足。但我就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因為約翰遜從來就是那樣子。”

德魯說：“大法官閣下，我現在只有被逼得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德克薩斯州沒有堅持我們必須向國旗尊重。我們提議我們有權保存實際上的象徵，使之在被一些惡名昭彰之徒在公開場合玷污國旗之後，依然使之像個國家象徵。”

肯尼迪大法官(Anthony Kennedy)問道：“你來到這裡要求我們對這些言論進行懲罰，你的法理根據是什麼？《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憲法權利中，有說不包括這些言論在內的嗎？”

德魯回答說：“在某些延申下，我們是那樣辯論的。”

斯卡利亞問：“德克薩斯州是否有權也禁止焚燒憲法印刷品，或不論哪是州憲的還是國憲的？”

德魯回答說：“大法官閣下，在我的所知中，並沒有那種法律。”

斯卡利亞問：“啊！那你如何去做選擇呢？是選憲法，還是選國旗？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擇憲法。“

德魯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德克薩斯州會依據特殊情況，來做出哪個更需要保護的決定。”

斯卡利亞說：“至今為止，我們從未允許任何一件物體，可以作為代表國家的象徵。但在你的辯論里，只有一條單程路是允許作為國家象徵的。你有權可以尊敬任何物品的權利，但是你不能對那些不尊敬國家的物品有所不敬。”

德魯回答說：“不是那樣的。我們從來對於那些不尊敬國旗的人不加以辯論，我們要辯的，是姑且不論你行為的動機是什麼，你不能在公眾場合去玷污國旗。“

斯卡利亞說：“困難點在於，你不能命令人民去尊敬一些物品，我的意思是，你只能對那些你認為應該尊敬的物品，而別人認為應該玷污的物品表示你的不滿，不是嗎？所以，你的法理，還是國家象徵一條單行路。”

德魯回答說：“那不見得就是如此。“

斯卡利亞的一句話，引起了整個法庭包括旁聽席上聽眾的哄堂大笑：“既然如此，那你能否給我舉個例子，是否有人，我指的是任何人，會為了支持政府的某個政策而去焚燒國旗呢？”

德魯居然沒有聽出諷刺，正色回答說：“那是有可能的。有些個別的人，會為了紀念在越戰中死亡的個別人士，而去焚燒國旗。“

斯卡利亞問：“你的法規，是也包括這種情況在內嗎？”

德魯回答說：“是的，大法官閣下，因為這不在行動者的動機之內。我想國旗是國家珍貴的財產，你要保護國旗，因為它象徵着民族的團結。”

斯卡利亞又諷刺德魯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擁有的那面旗，原來是你的那面旗。“

我們之間是無法對上眼的了

在美國近代司法史上，敢在最高法院公開衝撞坐在高皮黑椅子大法官的律師，沒有幾個人，但約翰遜的一頭亂髮律師康斯特勒，卻是個異數。剛剛在2019年7月17日謝世，享年九十九歲的前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一直對康斯特勒沒有好感，當他慷概激揚而談說，德克薩斯州的《玷污國旗法》，是徹頭徹尾的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憲法權利時，史蒂文斯打斷他的話：“難道你認為聯邦或州政府，就沒有權力制定有關如何樹立，如何保護國旗的法律嗎？”

康斯特勒大聲回答說：”我認為是沒有的！因為無論怎麼看，那對國家利益來說，都是毫無益處。”

二戰軍人出身的史蒂文斯，頓時被氣的臉色通紅，明顯的被激怒了，但他的優雅修養，壓下了他的情緒。這是個明顯的錯誤回答，康斯特勒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刺激史蒂文斯而已，因為在後面，他肯定了美國政府擁有制定國旗安置法的絕對權力。

美國最高法院院長侖奎斯特，是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他曾任尼克松總統的白宮法律顧問，在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中，扮演了一個不太光彩的角色，是尼克鬆通過政治關係， 把他送上美國最高法院院長的寶座。

在法庭上，侖奎斯特與康斯特勒一直是針鋒相對的。在1990年的一次新聞採訪中，康斯特勒用 “一個極其惡劣的傢伙” 來形容侖奎斯特。

康斯特勒告訴法院說：“1943年的《西維吉尼亞州教委會 訴 巴尼特案》判例，已經為國旗事件達成了裁決，因此國旗的問題，不應再存在。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經說服了你！“

侖奎斯特回答說：“在學校向國旗敬禮與在公眾場合焚燒國旗，那是兩碼子的事。但是你的法理，不是已經說服了一些人了嗎？。看來我們之間是無法對上眼的了。”

康斯特勒毫不客氣地回應說：“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感情了。這件案子最為重要的，是直接擊中《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憲法權利的核心問題，我們不喜歡用聽到的，或看到的事物去探試《權利法案》，遠比用我們喜歡聽到的，或看到的事物去探試《權利法案》來的困難，《權利法案》本來就不是為我們喜歡的事物而設計的，果真如此，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權利法案》了。”

在最高法院辯論後三天，大法官們分為兩派，侖奎斯特院長領頭反對，資深大法官布倫南則強烈支持。侖奎斯特起草的反對意見書，只有一位大法官簽字同意。

布倫南請他的法理助理海音澤林(Lisa Heinzerling)，為他起草一份裁決書，1989年6月3日，草稿一出來，肯尼迪和馬歇爾就立即簽署了字，表示同意。1989年6月19日，斯卡利亞與布萊克門(Harry Blackmun)兩位大法官又在草稿上簽了字，於是五票同意多數票使大局已定，兩天后，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了約翰遜勝訴的最終結果。

強制的神聖不是真正的神聖

獨裁暴政們對於國旗，均有着異乎尋常的偏愛，甚至迷信，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國旗是神聖不可侵犯”，但是侵犯神聖，恰恰正是獨裁暴政們的家常便飯，因為他們並沒有理解到：強制的神聖，不是真正的神聖，真正的神聖，是無法侵犯的。

自1907年至1964年間的五十七年間，美國共發生了六十件重大的焚燒國旗案件，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來，高壓政策與嚴峻惡法，並非解決民怨的良方，唯獨包容和公平，才是促進民族和諧，攜手共進普世價值的大道。

在美國，且不論憲法權利如何保障公民焚燒國旗的行為，焚燒國旗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裂民族感情的行為，而焚燒國旗也不是唯一抗議政府的選擇，至今為止，尚沒有利用焚燒國旗的行為，而可以達到政治目的案例。焚燒國旗的行為只能增加矛盾、分裂和仇恨，而這些行為，恰恰就是普世價值最大的敵人。

美國國旗的歷史告訴世人，尊敬國旗與不尊敬國旗，是人民的自由選擇，文明社會的政府，無權強加政府意願予人民，更無權強制性的要人民效忠。效忠國家是一種高貴情操，也是一種高貴的美德，但這種情操和美德，必須出於內心，而不是來自刺刀。來自刺刀的效忠，絕對是假的效忠，是虛偽的效忠，是廉價的效忠。

刺刀下的效忠，卻是獨裁的最愛，是暴政的珍品，但也是將之送上斷頭台的糖衣毒藥。

高勝寒  2019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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