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受害者心態與“戰狼”式愛國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人深藏一種中國與西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文化意識。

  自晚清“中國人睜眼看世界”以還，由西方人開創的現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就成為橫亙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大課題。對這個“世界”，中國處在後發現代、“被動挨打”的位置，為自己民族的現代不公遭遇感到極度的無奈、憤懣和悲憫，因此，對“世界”懷抱極深的敵意。

  隨着中國大陸在經濟總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國人即對介入甚至領導“世界”充滿雄心，一種非中國莫屬的、登頂“世界”之自滿、自戀和自負，成為國人在“世界”各地樂於展示的精神狀態和民族心理。然而，這兩種中國世界觀均顯乖張。

悲情中國的世界觀

  晚清中國，迅速從“天下”墮入“世界”。“天下觀”是古代中國建構的國際觀念。這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漸次向外擴展的古典世界觀。華夷之辨，是對之的觀念奠基。五服制度，是對之的制度設計。朝貢體系，是對之的操作謀劃。由這一古典世界觀引導的中國古代的國際認知，自然是自信心十足。

  儘管論者揭示了朝貢制度的國家設計與實際運行效果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換言之，中國古代的國際地位自認，與被中國認定的朝貢國家的承認之間並不吻合，但絲毫不影響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朝貢制度的踐行。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古時制度自信。當“天下”機制遭遇“世界”體系之後，中國便喪失了從容謀劃國際事務的能力。

  首先，這固然是因為“弱國無外交”，讓中國很難就國際事務發揮“天下”時代的那種影響力。其次，中國由於自身國力的急遽衰退，尋找自己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這一艱難求存的任務，耗費了幾乎全部的國家資源，因此，根本沒有餘力去關心和處置國際事務。再次，中國的千年政治慣性，所熟悉的只是以我為中心的國際往來，不管遠親近鄰、強國弱國，只要跟中國發生關係，中國總是以上對下的姿態處理；一個由西方國家展現在中國面前的激烈競爭性的世界秩序，完全為中國所不解，因此，也就很難將“天下”與“世界”無縫對接起來。

  讓中國最不適應的，並不是遭遇了一個與綿延千年的“天下”機制不同的“世界”替代體系。“天下”與“世界”的生硬磨合方式，才是讓中國最難應對的事情。當西方攜硬實力和軟實力強行打開中國關閉的大門時，中國完全無力抗拒：

  硬實力，並不僅僅顯示為現代工商社會產出的巨大財富實力，如果只是這種硬實力結構，中國完全可以通過洋務運動那樣的學習方式承接下來。關鍵是西方工商國家在拓展它所需要的國際市場時，常常藉助戰爭手段，讓中國這些落後的農商國家情非所願地洞開國門。

  西方國家不斷的戰爭勝利，不斷地強加給中國割地賠款、開埠通商的不平等條約，讓“天朝上國”的顏面盡失。以至於晚清時期，不得不藉助自己長期千般設防、萬般警惕的民間暴力，來抵抗西方國家力量對中國權力體系的侵蝕。

  無奈種種類似的伎倆，效用遞減。終於因為內部的工商經濟發展乏力、憲政改革失敗，讓內外部的重重難題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天朝上國”面對“世界”的第一次崩盤，也因此不得不臣服於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體系。

  在被動捲入西方國家建構的現代“世界”過程中，中國陷入悲情主義的精神氛圍，由此塑就被動挨打、指責侵略與愛好和平相互支撐的悲情主義歷史觀。“天下”體系從容運轉時的國家軟硬實力觀，被抵抗西方侵略的道義世界觀所替代。

  在悲情籠罩的“被動挨打”歷史觀建構中，中國看待“世界”呈現出一種突兀的悖謬：理智上中國完全認同西方國家代表的現代發展方向，並盡力模仿西方國家的現代發展模式，但感情上堅決拒斥與西方國家打交道。

  在悲情中確立的現代中國世界觀，凸顯了不是同情中國就是侵害中國的情緒性國際思維。一旦被中國認定是侵略者，不僅會被放置到審判的平台，遣用頂級的道義激憤辭藻加以痛詆，而且被視為中國不共戴天的仇敵。假如被認定是同情中國現代被動挨打遭遇，並承諾放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且願意與中國結伴而行、共謀發展的，不僅讓中國深懷感激，而且全情擁抱、視為摯友。

  在這種受悲情支配形成的簡單化國家思維中，人們很容易理解獲得國家獨立後何以還會出現“一面倒”的幼稚外交政策：那是因為蘇聯曾經作出的友好表示，讓悲情中的中國頗受安慰。而歐美國家慣於以國家利益為名與中國打交道的舉動，讓中國人隨時隨地舔舐受其欺凌的傷痛遺痕。因此，一時友好與一世友好、短暫交惡與永久仇視的國家情緒化外交，也就成為一種外交慣性。國家受面子心理的驅動，遠比受利益盤算的影響為大。

  受人欺凌，在實力上難以抗拒，自然就會訴諸道義的力量並將之視為抵抗侵略的精神依託。中國既然深陷在悲情中觀察和處理國際事務，因此，習慣於將自己視為愛好和平的國度，把現代先行者看成是侵略成性的野蠻國家。循此思路書寫國家的歷史，中國便將自己的歷史書寫成自古至今愛好和平、立於國際關係道義山巔的偉大國家，而把西方國家的歷史書寫成慣於侵略、習於戰爭的獸性國家史。　　

  受此思維定式的影響，中國在看待西方創製的“世界”時，總是習慣於以侵略與反侵略、道義與野蠻、和平與戰爭、情誼與利益的二元對立思路找尋種種問題的求解之道，很難在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國家妥協中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至今國人習焉不察的、以“中西”對“古今”的表述定式，就深藏一種中國與西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文化無意識。　　

  從晚清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家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即便中國的獨立自主有了政權保障，但由於沒能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弱者的處境及其心理態勢，也就沒有結構上的改觀。因此，以悲情為方法審視世界的思維慣性也就延續下來，並沉澱為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唯有中國的國家處境發生根本的變化，才有可能走出悲情，促成中國的新世界觀。

孤傲與國家主義衝動

  中國近四十年的經濟成長，讓中國躋身GDP世界第二位。這是晚清以來中國國家處境發生根本變化的標誌。但隨之引發的國家心理變化，不是讓中國回歸現代國家之間理性共處的常態，而是跨越現代世界秩序，直接搭掛到古典“天下”秩序上，迅速重建起類似於傳統的中國中心主義那種支配世界的當代世界秩序理念。

  環顧當今中國，孤傲的國家心理正在社會各個階層瀰漫開來。這不是一種純粹虛幻、自我陶醉的國家心理。相比於此前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躋身GDP世界前列帶給國人的自我認知變化，絕對只能以天翻地覆四個字來形容。這種對國家的世界地位採取的單一、物化認知標準，本身儘管有它的缺陷，但硬實力確實是支撐現代國家自我認知的現實基礎。

  隨着國人對自己硬實力自信心的增強，曾經長期左右國人自我認知的、由自卑與自負混合而成的悲情，一掃而光。不僅如此，GDP與強大國家的直接勾聯，讓國人的驕傲心與自豪感迅速上升，國家崛起的自認感讓中國人領導世界的雄心陡然增強。這種國家觀念的塑造，除開GDP的數據鼓舞以外，主要源自三種基本動力：

  第一，由權力自覺引導的“國家崛起”論說，給這種孤傲的國家觀提供了權力動能。“國家崛起”的論說，如果是一種諸國家競相崛起的表述，自然沒有什麼令人驚怪的地方。但中國的崛起論說，基本上是一種霸權國家衰落、新興中國崛起的一起一落、一勝一敗的尖銳對立說辭。

  第二，西方國家一些人士提出的“中國統治世界”言說，給孤傲而尚乏自信的國人提供了自傲的間接動力。類似“中國統治世界”這樣的言說模式，大致建立在三個支撐點上：一是西方世界漸顯衰落；二是中國出現令世人矚目的增長；三是中國必然代替西方成為世界的新統治者。

  加之這種論說將西方限定為自利的民族國家，將中國確認為超越民族國家利益藩籬的文明型國家，因此，中國足以建立起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國際秩序，而且這種秩序的文明程度更高。這類論說對一個百餘年極為在意侵凌自己的西方強國對自己評價的國度來講，自然具有極大的精神激勵作用。

  第三，崛起國家的處境給中國注入的孤傲精神動力，具有侵入國人內心深處的強大能量。崛起中的國家，常常面臨雙重怨恨：一是發達國家在所謂守成與崛起的矛盾認知情況下展開的狙擊；二是欠發展國家對崛起國家又恨又愛所表現出的對之必然的排斥。崛起國家常常沒有真誠的朋友，大致便是這兩個原因造成的。

  當下中國人瞧不起老舊的歐洲、衰頹的美國、老化的日本，就此可以理解。至於根本不將其他發展中和欠發展的國家放在眼裡，那簡直就是自近代以來一心只學西方強國的國度再正常不過的國家心態。

  近期中國國家主義的盛行，與這種孤傲的國家心態緊密聯繫在一起。由於對外部世界認知的匱乏與錯位，人們轉而將自己的國家看得非常神聖，這完全合情合理——比歷史，中國是悠久的文明古國；比國家韌性，中國多難興邦，是唯一延續下來的古文明形態；比現實發展，中國是當今世界的經濟引擎，經濟增長率雄踞世界第一；比未來，中國代替西方國家領導世界的潛力已經展現出來。

  國家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強有力的現實支持。猶如論者所指出的：“中國的國家主義並非傳統的皇權專制主義或現代極權主義的翻版，它的正當性以人民主權論為號召，有某種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礎，通過民主而實現威權，乃是一種民粹式的威權主義。中國的國家主義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圖證明自己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戰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創新，正在通過將人民利益與中華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種國家的拜物教。”

  孤傲的國家心理催生國家崇拜心態，這是一種相倚的心理反應機制。但孤傲的國家一定無法融入真實的世界。因為世界是各個國家共生的空間，如果一個國家獨美其美，拒絕與其他國家美美與共，無論這個國家具有多麼強大的國家崇拜心理資源，它既無法為其他國家所接納，也無法準確認知自己國家在世界中的真實位置。

  對中國而言，在近代歷史上積累的悲情，與這種被迅速發展催生出來的孤傲相貫通，很容易生出敵視世界各國、不惜與敢和中國爭高下的強國或弱國斷絕往來，甚至與所有被自己敵視的國家開戰的畸形社會心理。

  這種社會心態下誘發的政治理論觀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勞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國家崇拜。轉向傳統思想資源，也就引導出中國的問題訴諸中國的傳統可以完全徹底解決的封閉主義思路。極而言之，西方國家成為現代世界的萬惡之源，中國才是拯救人類於水火之中的救星。“學術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由此道出，政治上的當下義和團行徑由此屢屢出現。

顛轉行動：重寫歷史與推高現實

  在國家崛起的自認狀態中，受硬實力迅速增長的驅動，國人必然致力於增強軟實力。這樣的嘗試，勢必引起中國國家理念引人矚目的變化。

  這一變化，從總體上講，是對國家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出的結構化修正。分開來講，有兩個相倚的轉變：一是對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敘述和文化闡釋的全面顛轉，這是中國重新認識世界的自我調適；二是對當代世界各國尤其是對長期示範中國的西方國家的典範性深刻質疑，並致力建構與崛起中國相匹配的新世界觀。

（一）全面顛轉近代以來中國人自我認識的定式，構成中國人重新認識世界的第一步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人對反傳統進路的明確拒斥。由悲情支撐起來的近代中國世界觀，體現在歷史觀上就是國人的自我徹底否定。20世紀初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乃倫理的覺悟”，直接將傳統中國的倫理文化視為萬惡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現實認衰，與精神處處缺陷的觀念自損相攜出場，將反傳統作為現代轉變的前提條件。現如今的國家崛起，鼓勵論者大膽清算反傳統遺產，堅定走出自我作賤的精神泥淖，拋卻近代以來反傳統的文化負資產，尋求與國家崛起相適應的歷史連續性。

  第二，國人的歷史觀發生了重大轉變。這是清算反傳統思維的必然結果。有人開始表現出一種不再受古代史意識形態和近代史意識形態制約的歷史意識。古代史意識形態認定，中國屬於封建社會，相比於資本主義社會，處在絕對落後的歷史階段上；近代史意識形態確信，近代中國史是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奮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兩種意識形態均設定了中國的落後，因此，只能“向西方尋找先進真理”。當今論者認為，這樣的說辭與中國歷史真實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這部歷史從來都很輝煌燦爛，文明印記遠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見，中國必須建立起歷史的自尊、現實的自信和未來的自許。

  第三，中國人的自我定位發生了根本扭轉。在“國家崛起”背景下出現的這類論說，重新回到類似古代中國的那種自我圓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確信中國不僅是一個可以獨立自存的國家，而且是一個自古至今承擔着人類使命的偉大國度。而且相比於西方國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強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國是“一個文教，多種宗教”的高級文明國家，不僅沒有宗教戰爭，而且甚少宗教間的敵視。這對陷入宗教敵視、宗教戰爭與宗教恐怖主義泥淖的人類來說，不啻是一種福音。中國之拯救人類苦難的獨當重任，不言自明。這樣的歷史書寫，完全徹底改變了自近代以來中國人自我貶抑的理路，躍入一種高度自我讚揚的新境界。

（二）全面顛轉近代以來中國的國際觀，成為國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勢

  重構中國道義邏輯上自我肯定的傳統思路，並以此為基點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關論者表現出的一種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這樣的思路中，中國人的國際理念發生了顯著變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國家利益基礎上的“世界”觀。在論者看來，當下世界是西方國家依靠強權建立起來的，完全缺乏道義基礎。一種以中國傳統儒家的現代重構奠基、體現出鮮明的道義言說特徵的國際秩序設計，便具有了足以顯示其正當性的對立面。

  第二，致力國家道義取向的“新天下主義”建構。反思和批判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秩序，必須以建設性的論說作為替代方案，否則，既定的“世界”秩序還會作用於國際社會。引人關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義”。

  “新天下主義”有強弱兩個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義是對“中國中心觀”的傳統天下主義的平等性修正產物，以適應平等國家的秩序建構之需；強版本的天下主義則以現代知識論證方式重審傳統天下主義的理念與制度設計，強調中國傳統那種內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屬性，以及這樣的“世界”秩序對當今國際社會的獨特意義。

  其論說包含了兩個內在關聯的判斷。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國”概念引導，將中國視為超國家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絕對道義化存在，凸顯一個絕對不征服別國、但所有國家心悅誠服的“旋渦模式”；另一方面，由“天下”體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設想，將旨在建構一個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國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種足以超越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個世界）為政治單位的共在秩序，成為論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觀念。

  第三，凸顯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領導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確立起來的中國國際觀念、世界秩序想象，總帶有一種弱者印記。這種弱者思維長期塑造出“中國是先進西方的忠實學生”的觀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尋找真經，是中國面對西方國家顯得異常謙遜的心理定勢的強大塑造力量。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即使國力強盛，也無法找到令國人感到榮耀的“世界”位置。

  建構新的“天下”體系、抑或是新的“世界”體系的論說，就成為中國尋找自己崛起後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嘗試。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體系之弊端，構想嶄新的天下與世界體系之際，中國在國際社會展現的領導慾念，也愈來愈明顯和為世人所熟知。

  將悲情世界觀與孤傲世界觀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在兩個端點之間，中國已經豁然誕生了全然不同於“被動挨打”時期的國家觀與國際觀，這一新生的國家觀與國際觀內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經凸顯了崛起的中國建構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過渡時代中國世界觀的理性根基

  從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躍到審視世界的孤傲，中國的世界觀真可以說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自近代以來生成的這兩種中國的世界觀，自然都有其客觀支撐的理由，也都各自形成了相應的學理闡釋理路。但稍加思量，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出，中國在觀察自己國家和整個世界的時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無論是以悲情看待世界，還是以孤傲審視世界，都是以一種情緒化的方式主導中國對世界的觀察與認知，因此，也都是將國家的情緒反應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心理基礎。

  以道義邏輯引導一個國家處理國際關係，常常會誤導這個國家——不僅讓這個國家很難妥善處理國家之間的交往、衝突和妥協等國際事務，而且讓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利益很難得到周全保障，進而讓國家處在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中心，既缺乏真誠的朋友，也缺乏按規出牌的敵人，結果就使這個國家活在虛幻編織起來的國際空間中。

  在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客觀規則的優先性、依據權勢界定的利益和利益的變易性、道義與政治的緊張、國家道德意願無法支配世界、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受到關聯性闡釋，都讓國家處在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中，以求深刻認知國際政治和妥善處理國際關係。一個國家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這種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思維。而一個國家受情緒主導的世界觀，既不可能是理性的世界觀，也不可能是幫助這個國家恰當處置國家事務的行動指南。

  中國需要走出從悲情到孤傲兩極跳躍的觀察世界定勢，以求確立理性觀察世界、形成國家理性的世界觀，從而理智地處理國際事務，尋求有利於促進國家長期發展的優良國際環境。為此，抑制隨時可能爆發的、執意譴責西方國家侵略，道義化地為自己辯護的悲情，便成為國家理性發育生長的前提條件。與此相關，克制因國家崛起而野蠻生長的孤傲情緒，友善地與世界各國相處，尋求國家間交往的雙贏與多贏，中國才能華麗轉身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常成員。

  國家理性的生長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國家理性當然不是德國版本的目的性國家的權力理性，而是英美式版本的、由社會限定的國家正常判斷自身處境與恰當處理國家和國際事務的行動理性。

  國家理性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長壯大，也不可能對國家行動尤其是國家權力行動自動發揮理性化的主導作用。國家理性依賴於一個國家的權力體系的健全規劃，國家與社會的健康互動，國家正常的妥協性行動習性，官民雙方權衡利弊、擇善而從的政治行動能力，國家內部治理的經驗及周全處理國際事務的技藝。這些都是悲情中的國家、孤傲待人的國度不可能具有的國家品質。只有在具備國家理性的國度中，理性的世界觀才可能形成並發揮引領國家融入世界進程的能動性。

  對今天中國所處時代的判斷，是中國理性立定恰當的世界觀的一個歷史前提。可以肯定地說，當今中國，不過是處在落後國家向先進國家轉型、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消極防守國家向積極進取國家發展的過渡時期。

  一方面，中國已經決定性地走出了讓人悲從中來的“被動挨打”困境，讓“大國崛起”的大國內涵填充了更為紮實的內容——大國之大，不只是地域範圍、人口數量意義上的大，而是經濟總量、國家實力意義上的大；另一方面，中國遠夠不上發達國家的水準，中國還只是一個大而不強的國家。

  GDP總量的急速增長，讓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的占比明顯提高，也讓世界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大幅攀升，但在科技創新引領國家發展的時代，中國創新能力的世界排位還很低，遠不足以引領世界的發展。

  當下中國要想領導世界，取決於中國所處的這個過渡時期及其躍升為強國之列的漫漫前程，中國還必須務實地處理國家事務，以期實現國家穩定、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更多練習、逐漸積累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這就註定了中國必須以一種理性的世界觀來衡量自己、評價別人。

  （以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