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從黑海之濱度假歸來，當他走進蘇共中央全會的會議大廳時，驚訝地發現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隨後會議主持人宣布，經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赫魯曉夫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勃列日涅夫接任。

這是一次完美的宮廷政變——之所以“完美”，不僅因為對赫魯曉夫權力的虢奪沒有遇到一絲抵抗，更因為在蘇式國家裡，最高領導人被解職後，下場都很悽慘，而赫魯曉夫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度”晚年的優厚待遇。

雖然失去了可以呼風喚雨、令無數人匍匐在腳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擁有一輛配備司機的小轎車、一幢配備廚師和保姆的豪華別墅和一份足以維繫優渥生活的“特別養老金”，在很多人看來，赫魯曉夫應該滿意了。

可是，赫魯曉夫不滿意，最初是由於不甘心，後來是由於反省。

在最初“被退休”的日子裡，這個以前人們眼中的“硬漢、莽夫”，天天以淚洗面。據他的廚師和兒子謝爾蓋的《赫魯曉夫下台內幕及晚年生活》記述，他幾乎不和人交談，失眠厭食，終日呆坐在房間裡，臉上唯一活動的東西就是眼淚。失去出口成法的權力、失去被人簇擁的感覺，這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情呀！他回憶、回味，幻想重新擁有那一切，心有不甘像魔鬼一樣折磨着他。

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他開始出門走動。

以前他出門，開道淨街、前呼後擁，所到之處，下面人早已安排好了各種假象，因此他看到的都是“鶯歌燕舞”。而如今他成了一介無足輕重的平頭百姓，他的眼睛無需再戴上萬花筒，因此幾十年來，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實。

他看到了農民的艱辛，聽到了工人的詛咒，見識了握有小小權力的人的沖天蠻橫……

於是他經常念叨這句話：“如果我還當政，一定要改變這些！”

他開始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一手制定的很多法規政策，並將需要改變的地方羅列在本子上——儘管他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會再有人聽到和執行，但這樣做了，他心裡就安慰了許多，仿佛彌補了自己的過錯似的。

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這使他大為憤怒。回想自己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鎮壓群眾示威遊行，他意識到，這是體制的問題，如果體制如故，任誰當政都會在這條軌道上狂奔。他怒吼：“這個國家的大門被關閉了，被鎖鏈綁住了。當你不得不將人民用鎖鏈捆綁起來，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社會秩序？如果上帝讓我有繼續執政的機會，我會將大門和窗戶都大大地打開！”

當然，他已經無力給任何人打開門窗，即使給自己，也僅僅是把窗簾拉開一道縫隙，這道縫隙就是——偷聽敵台。

他當政時，特別指示要干擾的兩個“敵台”——美國之音和BBC——現在卻成了他每天都要收聽的廣播，而他曾經的最愛《真理報》，在他眼裡已經一文不值：“這簡直就是垃圾！他們怎麼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是什麼樣的宣傳？誰會相信這些東西？”

在很短的時間裡，蘇共曾經的首腦，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竟然轉變為一個體制的異議者，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在偷聽敵台的同時，赫魯曉夫也如饑似渴地閱讀“禁書”。他讓兒子謝爾蓋偷偷把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奧威爾的《1984》等書籍帶回家，這些書都曾經被他宣布為反動書籍。在閱讀了這些書籍以後，他搖頭嘆息：“我們不該禁這些書。我當時應該自己讀一下。我被蒙蔽了！”

頗為諷刺的是，這位蘇維埃政權的創始人之一，自己親筆撰寫的回憶錄竟然也會被蘇聯當局宣布為禁書而不得出版。於是他拿出當年搞地下工作時的機智，從敵台中獲得蛛絲馬跡，在很多當年被他收拾和批判過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幫助下，和克格勃鬥智鬥勇，最後成功將手稿偷運到美國，並於1970在美國出版。

1971年9月11日，這個共運史上最高級別的“偷聽敵台”者在病榻上與世長辭。臨終，他向醫生懺悔道：“我一生最感遺憾的就是帶來的血腥。我的雙手沾滿了血腥，這是我內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臨終懺悔也許可信。但是，不妨做個假設：假設赫魯曉夫沒有下台，而是像其他蘇共領導人那樣執政至死，那麼，即使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聽到了載道的怨聲，然而出於對權力的維護，他能夠改變嗎？他還會那樣懺悔嗎？這實在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孫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