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ye on competition with same rules to solidify economic fundamentals of the backbone of mutual coexistence framework       

着眼於採用相同規則進行競爭，以鞏固相互共存框架骨幹的經濟基礎

  進入歲末，美歐的主要媒體“紐約時報”和BBC（英國廣播公司）再次議論起“新一輪冷戰”。無獨有偶，隔着太平洋的北京官媒“環球時報”也同時聚焦這一話題。當然，各自作者的立論點互有偏重。一說當下美、中在貿易和科技的爭鋒類似當年的冷戰，似乎要找到一個外部敵人以消除內部的極化紛爭而配置資源應對；一是論證目下的情況異於往日同前蘇聯的軍事角力和對關聯國家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擔憂，非武力的競爭局限在經濟和技術領域因此尚未進入冷戰，而且中國的近期目標僅為地區主宰而非全球霸權，它本身仍然是美國主宰秩序下的受益者。大洋彼岸的口氣是避開指向握權者竭力要維護的中國的執政黨及其推行的國家制度的“新冷戰”、“脫鈎”、“文明衝突”等的辭鋒，因此着眼美、中兩國的互動模式，以周旋策略既維護自我核心利益，又讓彼方對着幹的冷戰圖謀落空，使中方“笑到最後”。

   角力和旁察的各方不管是否認可又一輪冷戰來臨，觀察的切入和展開卻不約而同地循求慣常的思路，即看地緣政治的勢分和全球實力的基面，也就是從武力對比和在既存全球秩序和規則大局中的占位消長、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對立作出評估判斷。各方也看到了目前的激爭集中表現在經濟和科技層面的現象，許多評論將之不無形象地描述為守成的第一經濟體大國與實力日益接近的新興第二經濟體大國的“老大”與“老二”之爭。

   從實力正在接近、爭鬥激烈的表層現象看，似乎當下的美中兩國在演繹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國盛衰興替的新一幕。但是如果放在一個不同於當年美蘇割裂的東西兩大陣營、日趨融為一體的全球經濟體系的背景下審視，伴隨數十年經濟快速成長、實力倍增的中國並未置身這同一體系之外，而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方式帶入其中，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最終決定和支撐軍事和政治影響力的國與國之間長期經濟力消長的基本面、具有了可以動搖這個競爭市場體系基礎的不能忽視的能力。

   這份已經累積到足以動搖所有市場國家棲身其中的體系的能力和扶植它產生壯大的一整套方式，才是市場體系及其規則的參與和維護國群體的核心關切和焦慮。美國是這個群體維持既存秩序的領頭羊，也只有它還具備阻止中國這份搖撼能力和糾正它這些另類規則做法的實力。美國目前的出手，是維護切身利益的自利行為，同時帶着維繫市場體系開放和確保在同規則下公平競爭的他利溢出效應。各方人士不乏被時代潮流觸動的感覺，卻難以一眼窺見這個時代現象的實質，於是只能沿襲陳觀將其稱為“冷戰”和“文明衝突”云云。

變同規則下逐利競爭為挪利扭曲市場改換規則

  當代中國如何培育集聚起這樣一份足以搖撼國際既存體系及其規則的能力？簡而言之，它從自外於市場經濟到功利化接納利用這個體系，並在接受及參與的過程中，變開放市場的同規則下競爭逐利的“利”和“同規”普行雙原則、為挪利扭曲市場改換規則行不公平競爭的“惟利”和“非同規”的替代雙原則。

   通過以國家之力集配資源（投資）和財力（補貼），造成價格和資源配置在市場中被扭曲，人工構造短期近利或不計成本的“優勢”進而改變和占取市場份額；在這個過程中依然講“利”，但將“同規則”下競爭悄悄換為採行另類規則的不公平競爭。如此集腋成裘，供給的產業鏈被吸引，產出的市場份額被移占，代表競爭力的新技術產業有可能被先聲奪人。長此以往，經濟力的基本面將被重塑，它所支撐的各國既存共處框架和秩序以及軍力等不得不因應改變，確保全球長期繁榮所依賴的市場體系的效率（來自充分競爭創新）、競爭（基於平權參與和公正一律）和公平（規則同一）被潛移默化削弱乃至消失。這是這份潛能和將之蓄積壯大的“特色”競爭方式描繪的可能圖景，目前不過初露端倪。

   這樣顛覆性的場景何以有實際達成的可能性？答案在三條。一是選擇另途的堅決意志，一是體量，一是改規則采非對抗的偷換。

   所有以得到被治者同意之外的各種方法而成為執政者的固有焦慮是一樣的，即竭盡所能維持這份以非常手段得來的既得利益。中國的當下執權者除了這份既得利益，還有他們取得並維護政權的暴力途徑的恐懼負擔和中國作為中央集權大國沿襲歷史路徑依賴的包袱。利益和手段權衡之下，他們當然選定與合法性規則不同的“特色”道路即集權和以自我意志挾持民眾的方式執權。這種選擇出於他們的利益所在，但同時這些執權者實事求是，並不採取脫離實際、實行與歷史主流衝突的自毀式方式統治和與他國交往。這是他們能夠在既存國際秩序中立足的原因，不過也同時帶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視同類價值律守（或者說採行另類價值律守）的特點。他人對此不得不加深認識並認真應對。

   必須區別全體中國民眾和中國的當下執權集團。但是由於上述所說執政集團取得政權的途徑和中國作為一統國家的歷史延續，中國的巨大人口、廣袤領土、豐富資源是在這個執政集團的現實控制之下。作個不確切的比喻，這是一個超級大國量度的獨一國有公司，任何跨國公司甚至幾乎所有國家在它的體量面前都相形見拙。經濟和市場講究量度。以這樣的尺度，確實具備搖撼既存的國際共處框架秩序和規則的實際能力。

   既擇另途，又具備顛覆既存秩序的實際潛在能力，但避免衝突、採用暗渡陳倉的手法偷換規則，是中國執權者的一個妙招。壯大實力、改換基本面的舉措都借靠或至少利用市場體系，貿易、交往、競爭種種行為似乎都尋常無異，但行事中功利性地只言利而我行我素循另規，或巧妙地利用規則漏洞，或乾脆以體量大誰奈我何的態度拖延磨蹭，終致既存體系出現被搖撼的裂痕。另外，在他們所挾持控制的巨大人口和市場蘊含的無限商機面前，以利交換另行規則是永遠的誘惑。

壟斷性競爭的大國升級版

   談論市場，自然熟悉競爭；說到競爭，當然不會不知道壟斷性競爭。十九世紀的美國就有石油行業企業以利益交換和回扣競價及賄賂等策略影響價格、最終以規模壓價或利誘消除對手的一系列扭曲市場的壟斷手法贏得競爭的洛克菲勒案例。那是局限於少數企業、最多在一個具體行業門類改變開放市場慣例的觸目驚心的歷史事實，現在中國執權者引為獨具優勢的自創道路模式，性質與當年的托拉斯作為如出一轍，不過在規模和範圍的層面將它一步擴張至幾無匹敵的大國乃至超級大國升級版。這種震撼，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

   梳理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事實：

   為追趕而盲目投資造成的多行業過剩產能，比如在鋼鐵、水泥等部門；

   為傾銷過剩產能同時另塑世界市場的“一帶一路”戰略，以投資和債務為利餌換取布局先機；

   以行政壁壘保護國內市場比如金融、通訊、互聯網等行業；

   通過介乎正當和非正當模糊界緣的借鑑、暗竊手法或以市場換技術的附加限制條件獲得前沿新科技，彌補國家控制下的先天創新不足；同時通過大範圍的複製和推廣獲得規模效應，抵消壟斷國企的固有低效；

   以國家補貼搶占新興科技產業高地，比如新能源、芯片研製、航空航天、超級計算機等；

   藉助國家財力隱身工商實體背後不惜代價併購海外企業獲得急需的高科技；

   國有資本用融資便利和低價資本的優惠，支持關鍵領域的企業競占市場份額以獲得優勢，比如華為在海外電訊行業的擴張；

   利用勞動者缺乏保障的不充分權利態勢和社會欠缺對環境保護的立法監督和公眾監督，維持低成本取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借WTO（世貿組織）規則打擦邊球，享受優惠但不兌現入世承諾。

   這裡可以觀察到許多一一對應的揚長避短舉措：借、竊彌補創新不足；規模複製推廣醫治低效痼疾；壁壘保護國企競爭劣勢；以不斷的集配資源覆蓋先前的錯配即過剩產能損失；用不計成本的補貼或國家資本和財力提供的優惠與他人競爭而不論公平與否；民眾權利和應享福祉的欠缺以及法制和公民社會的不完善，不被列為改進的優先選項，反而成為民眾吞下酸楚的低成本優勢。諸類舉措不可謂不實事求是求“逐利”競勝，但市場競爭之不可分割雙要求的另一半“同規則”，似乎從來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歷史昭示我們，一個企業或一個行業的局部壟斷競爭曾帶來怎樣的扭曲市場的惡果，那麼如此無以復加的大國升級版的壟斷性競爭能造成什麼樣的結局，已經不言而喻。

迥異的行為準則和信念是癥結所在

   日本和東亞國家在二十世紀中葉有過國家主導參與的現代化趕超戰略，或者十九世紀末的德國也曾有某些類似的舉措。德、日國力迅速攀升的時候，國際間同樣出現過對實力對壘洗牌的憂慮和議論，但都着眼在具體的國力排序的位置變化上，並沒有因國力變化引致基本面搖撼帶來的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疑懼感和無從信任的不安。或許這是緣於中國經濟近年已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左右並在繼續上升？但日本經濟在最盛期占美國經濟總量的約百分之七十，高過這個比例。看來體量雖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量度，但對競爭基於不一樣的行為準則和奉行截然不同的信念的晚到的認知，才能詮釋為什麼會有目前這場並非冷戰的經濟力競爭的挑戰和應戰，及其背後的疑懼和不安。

   採取另類規則加上不成比例的體量，如此競爭帶來現實的可能使市場經濟體系長期經濟力的基本面潛移默化乃至被顛覆，從而導致維繫這種經濟基本面的共處框架和秩序規則不得不跟着改變。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現代國際間各國共處的框架，肇始於作為十七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果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它以各國具不受任何外來干涉的主權包括各擇宗教為出發點，由此遵循國與國並存的行為準則。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後的維也納會議體系在擴大與會國範圍和建立均勢方面沿着並存的準則加強改善了這個框架的設置。主權、宗教自由、政治實體並存等準則並非在近四百年前突然冒出，而是由日耳曼族權利傳統及其衍生的中世紀基於權利和義務締約的封建實體一路演變，同時成功嫁接外來基督教眾生平等和所有人在上帝之下的共識認同、規模共處的羅馬政制楷模、以及通過羅馬傳承的希臘觀念凝聚鑄造。這裡不展開追述，只是點明這個既存秩序建立和延續所立基的準則是：並存。直白地說，是“我活也讓你活”。

   身處西方的人通過對前蘇聯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得出的經驗，一般也將之移植於對中國當前執權者的認識。在將少數人意志強加於他人並使用暴力挾持控制整個社會這一點上，兩者的執權方式是相似的，但是在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面對時代核心關切、嘗試利於統治者最大利益有效方案的反覆歷練，執權者孕育出別一種行事準則。這裡說的那個核心關切就是反覆出現的社會混亂失序。 萬邦共主舊習，先後有商代夏、周代商，周公旦改成宗親（同姓）分封，希圖以親情永固江山之序。但諸侯坐大，禮崩樂壞復亂。列國紛爭，王侯啟用依附的智識者變法各圖強，秦掃六合成一統。以後的漢至明清各朝屢屢驗證，以（武）力決勝成為建立和維護政權的鐵律。除了執權上層，成王敗寇觀念也得到下層民間的體認，以“寧有種乎”參與王位的爭奪以及被動接受任何勝出者的統治。這裡不去探討獲得權力者通過取消所有人包括諸侯貴族的權利剷除任何挑戰可能（廢封建郡縣一統）、握權者自代天威在一切人之上（君權天授）、聘代理人而不允各握權利者分治的規模管理（科舉選拔）的組合實現免亂息爭，從而維護長久掌權的自我最大利益、同時也給社會提供相對安定和平溢出效應的實效及其曾經的歷史進步意義，也不細究這種自上而下、事無巨細的控制與市場體系持續繁榮（需求和供給）必不可少的平權參與（基於權利的人人自擇並通過契約關聯）、同規則下的公平競爭（帶來創新和效率）和在一切人之上的法制（公義下的共處）等基本要求相悖帶來的不合時宜，暫且只聚焦沿這一歷史路徑汰選形成的立序準則：力勝。同樣直白地說，是“你死我活”。

   我活也讓你活，暗含上下之限：自守對無人能例外的在上公律的不可違和戒懼對他人不可為底線的逾越。相比之下，你死我活，則明示存己滅他是惟一依歸，為此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原來，並存和死活之爭以及在它們背後各為支撐的信念可以如此不同。

   中國當下執權集團昔年以武力而非合法方式推翻前任政府、奪取並嚴控政權，如今在國際事務包括經濟競爭中堅持不與通行規則為伍，是對這種截然不同信念的真實詮釋。 

同規並存互容的應對之策

   這是一方以論存亡、求取代而行不擇手段的相爭。綜觀操行者對這種行事準則和信念的執着堅持和他們掌控的巨大經濟體量，確實存在潛移默化變換全盤規則的現實可能。若改換規則得逞，價格和資源配置扭曲，開放的公平競爭不再，創新和效率漸失，增生持續繁榮的市場基本面將被侵蝕，以經濟力作為支撐的實力格局包括軍力等會隨之變化重組。

   這不是可以放在桌面上讓大多數人贊同接受的公平規則。因此這樣的改換規則之路不通，也不能讓其行得通，因為它的得益，必以多數他人的折損為代價。

   公平而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在競爭下共處，必然要採取同一規則（明確同樣的可為和不可為，摒棄不擇手段），並存互容。

   如何做其實簡單可行。

   一是公平對等。正向的利惠互報和負面的遏阻戒懲缺一不可，以現實世界中的每一利益互動告訴對方什麼是通行的共循規則，什麼是不可接受的損人益己做法。

   針對舉國體制行為，例如巨額補貼、規模推廣獲取的他人新技術以彌補創新缺乏和低效、或偏置資源扭曲市場奪占份額，必須明申在市場中同規透明，曝露所作所為贏得公斷，落實可行機制來查核、執行以防止違規，同時具備對違規的限制、懲罰措施。

   針對內外有別，對國內市場以行政壁壘或不均等的關稅加以保護，必須徑求公平，共同向零關稅、零壁壘靠近。若藉故拖延、迴避或不從，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迫其知痛而改。

   針對實行匯率和資本管控，必須要求共同明確趨向市場決定的目標，促使建立可查核、能執行的不可逆減少管制的機製程序。

   針對以開放市場換取轉讓技術的做法，必須要求明令禁止此類不符合通行規則的“規則”。對不合法的“借”、“竊”他人創新技術的行徑，必須依法保護知識產權，顯著增加和加強督核的機制和手段，迫使違規者守法。若依憑所控國內市場的體量作為籌碼吸引投資，那麼促使產業鏈轉移他處，削弱它的討價還價能力。

   二是以同理對己對人。並存的準則和信念源自人人擁有不可侵犯的自主選擇和與生俱來的當然權利、並且認可他人的同等權利即不允許任何對他人的強制和意志強加。自主選擇的所有人遵守相同規則，亦即同一法在一切人之上。法人團體或共處體（國家）隨循同理。

   國家間主權互不干涉，無疑是既存國際共處體系的基石之一，但主權的得來，依憑具主權的共處體（國家）內所有權利人的授權才構成合法性基礎。這個合法與否的實際裁決，只能由一國內部的民眾判定，不過通行的道理可以分享同識，他人可以幫助信息不暢通的人們知曉。

   針對一面享受他國一視同仁的市場開放得利、一面以國家力量控制國內市場換取投資和技術等的做法，有必要促使產業鏈以及外來資本從其國內市場向他處的轉移，讓如此行為者嘗到非對等不公平做法的後果。

   針對因勞動者缺乏權利保障和議價權造成的低成本優勢，堅持信息透明，讓信息受限制的人們知道同樣的事實，作為對他們作出自我決定、爭取同等權利的幫助。

   針對執權者以自我意志統領和支配所控資源和人力，必須將個人與具體作為掛鈎。對侵犯人權或與國家安全關涉者在他們與外部世界交往時加以審查和限制，使他們顧及己利，在行事時有所顧忌，從而削弱執權者自上而下貫徹控制的成效。

   公平對等和同理對己對人，旨在維護開放市場的規則和公平的競爭，以保證全球經濟體系的持久繁榮和與這個體系合拍的各國共處框架的存續演進。篤信並存，以同樣的上不違、下不為信念律己待人，並不排除任何參與者，只是要求在同一體系內的所有成員在競爭時遵行同樣的規則。作為隱然挑戰一方的（在執權者控制下的）中國依然置身於全球經濟體系之內而不是公然對抗，這仍然具有更多的正面意義。問題在它一味堅持與眾不同的行事方式和信念。到底是不同的規則最終造成體系改變性質使繁榮落空或南轅北轍各奔東西，還是維繫全球體系，回歸同一規則下的公平競爭，就是這個歷史回合在經濟層面的挑戰和應對的意義所在。已有的和將有的政治和軍事層面的種種折衝博弈，不管被人稱作“新冷戰”、“文明衝突”還是“脫鈎”，應該都是發散的漣漪效應。人們盡可以命名並作各種棋盤推演和分析，但根由要在最終決定和支撐軍事和政治影響力的國家間長期經濟力角逐的基本面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