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世界流行特朗普式領袖 台灣再多一個

全世界各國都選出了特朗普式的領袖人物，台灣這次選舉只不過是再多添一個。

當今世界的潮流就是反正統，反傳統，反常規，反建制，反不變，反穩定，反理智。

新生代的年輕選民尤其如此。

這次台灣大選蔡英文當選連任，只反映了兩件事：

1）台灣社會跟香港社會一樣，因為採用了競爭性的，你死我活式的，對抗性強的西方民主選舉制度，造成了社會族群的嚴重撕裂，以及年輕一代與中老年一代之間巨大的政治理念鴻溝。在這一點上，事實上，香港只是個學生，而台灣已經當了數十年的教師爺了。蔡英文用以嚇唬台灣選民的那句口號：“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其實在香港已經造成了“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事實。

2）意識形態蓋過一切。什麼治國能力，什麼不懂經濟，什麼知識水平，什麼營私舞弊，什麼造謠撒謊，什麼卑鄙手段，全都不在話下。只要反共反中，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那是那一句話：民主可以當飯吃。寧可餓死，也要爭一張選票。明知是假的，也要當真的來對待。明明是赤身裸體，也要想象成身穿綾羅綢緞，頭戴黃金珠寶皇冠，趾高氣揚地上街炫耀示眾。

有一個觀察者網的網友說得好：

台灣就是中國文化 + 西方政治制度非常擰巴的一個存在。

請看宋魯鄭的三篇大論為您詳述原因和理由。

宋魯鄭：台式民主是對中華文化的背棄

宋魯鄭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20-01-08 07:55:35 來源：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 宋魯鄭】

中國台灣地區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以來唯一一個採用外來於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華人社會。從制度對比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樣本。這是理解今天台灣社會現狀的切入點。

制度和文化的關係，古今中外都有論述。正如西諺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可謂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制度。

中國著名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裡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箇建立得起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儒學大師梁漱溟在總結民國亂象時也認為：“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採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安設在我們國家社會的原故，全然不是某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刺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絕對不會安設上去”。（《中國文化的命運》）

從歷史上看，台灣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偶然因素與美國壓力合二為一的結果。歷史偶然因素，是指八十年代台灣情報部門聯合黑社會“竹聯幫”遠赴重洋，在美國暗殺了《蔣經國傳》的作者、美籍華人江南（事後證明他也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線人）。

華裔美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

真相曝光後，蔣經國不得不把當時掌管情報部門的兒子、實際上長期培養的接班人蔣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權力中心。隨後不久，蔣經國宣布蔣家再也沒有人會“選總統”。

美國壓力則與中美建交有關。中美關係的改善以及成為事實上針對蘇聯的“准盟友”，台灣遏制大陸的歷史性作用消失。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開始要求台灣移植它的政治制度。

蔣經國在自家人接班無望、美國壓力又無法抗拒的情況下，只能接受。從根本上講，台灣以西方為榜樣的民主化並不是自身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外力強加的結果。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張純明在其著作《中國政治兩千年》中指出：“各國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對於世界政治上有重要貢獻的制度，很少是由於人力的悉心規劃，大部分是歷史演化的結果。”他進而舉例稱：“英國內閣出於‘樞密院’，‘樞密院’是君主的顧問機關，後來因為人數過多，不夠機密，故擇其中比較可信任者四五人，入直襄贊，委以心腹至意，是為內閣。此四五人皆君主的私人，非國會所能控制。經過若干時期，內閣才由君主的個人的顧問機關而變為對國會負責的機關”。

一方面，台灣今天的政治制度來自外部的示範和壓力，另一方面它已有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這種政治制度是幾千年來形成的，是受中古時代的經濟、科技、地理、歷史等諸多因素限制演進而來。

所以這種矛盾和衝突決定了台灣現行制度的表現難以超越“兩蔣”時期。這也是為什麼歷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蔣經國都是排名第一的領導人。或許有人認為今天的台灣遠比“兩蔣”時代自由。但自由畢竟不是唯一的標準。上世紀六十年代越戰時，南越遠比北越自由，人們可以遊行示威，也可以投票，媒體到處充斥着對政府的批評。可是另一方面南越極其腐敗、政府非常無能，社會腐朽，妓女等社會醜惡現象泛濫。南越的自由和腐敗、無能、腐朽等是連在一起的。自由不但沒有任何吸引力，相反被污名化。所以北越才能在道義上占據上風，並最終擊敗了美國以及其直接支持的南越政府。

現在台灣也正面臨着南越困境。我到台灣時，《天下》雜誌刊出獨家2020“國情”調查和20年數據回顧，其中有這樣一個結論：“台灣雖越來越民主、開放、多元，卻也越來越停滯、退縮、憂鬱”。台灣的民主正在和“停滯、退縮、憂鬱”這樣的字眼連在一起，如果這一趨勢無法改變，台灣的民主將南越化，也終將步上被統一的命運。

從實踐的層面講，以我二十多年的觀察，中華文化與來自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華文明有一套依靠道德和知識文化來治理國家的政治體系。所以在前現代社會，儘管中國疆域廣闊，交通落後，中國依然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輝煌。

梁漱溟說：“中國用道德代替宗教”，從而“安排倫理名份以組織社會、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所以在政治上追求“外儒內法”、“外聖內王”。中國先哲當然知道政治是對權力的爭奪和使用，其醜陋和殘酷都是觸目驚心，如果用其本來面目示人，則政權的合法性、凝聚力蕩然無存，所以才需要道德的外衣，以維持政治的神秘性和敬畏感。

然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透明性、競爭性基礎之上的，於是乎，選舉過程中任何一方無所不用其極。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幾乎一生的污點都被曝光，雙方的選戰簡直到了少兒不宜的程度，以至於中小學校都無法再組織學生觀看辯論直播——觀看是為了達到接受民主現場教育的目的。

自從台灣引進西方這種政治制度之後，政治風貌也隨之大變，謠言、中傷、抹黑、“抹紅”、“抹黃”橫行，整個社會一到選舉就烏煙瘴氣。這次大選，韓國瑜所有的親戚包括小舅子、及其過往都被挖出來攻擊。

圖片來自台媒

只是，這種方式並沒有帶來真相。這次選舉的第一場政見發表會上，偏藍的中天新聞台，當韓國瑜講完後，它就長時間插播廣告；偏綠的三立電視台，當蔡英文講完後，也是如此，想看一場完整的政見發表會都不容易。有一個名嘴在觀看挺韓及罷韓遊行時，不得不同時使用兩個電腦，分別收看不同立場的報道。

所以經歷這種政治過程後，勝選者早已遍體鱗傷，在注重道德的中華社會，其政治應該具有的莊重性、嚴肅性（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則喪失殆盡。所以以這種方式產生的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都無法得到台灣社會的尊重。

錢穆曾對比西方和中國人才產生的不同：“一從眾，一從賢”。西方是靠民眾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誰票多誰就獲得權力。這是西方可以產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衝動）的原因。中國的標準則是一個人的賢能。台灣引入西方選舉方式也是與中國政治傳統“選賢能”相背離，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民主化這麼多年，黑社會也堂然皇之進入權力殿堂，甚至出現黑社會大佬在“議會”放肆質詢警察局長的現象。

另外我個人認為，中國歷史上殘酷、醜陋的政治運作和鬥爭並不會把無辜民眾捲入。固然可以說是政治把民眾排斥在外，但也避免了民眾成為政治人物的炮灰和犧牲品。但在台灣，選舉式民主就不得不對民眾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政治動員最有效的辦法自然是仇恨、恐嚇與利益承諾或者說收買。台灣二十多年來依舊如此。就在今天，國民黨方面說這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之戰，民進黨則說是台灣“主權”生死之戰，仿佛選錯就要毀滅，以恐嚇手法動員民眾投票。從實踐來看，民眾顯然無法識別政治人物的真正用意。陳水扁操弄“台獨”議題騙選票屢屢得手，最後下台是因為貪腐。加入日本籍的“台獨”人士金美齡說過：“即使陳水扁罪大惡極，只要他搞‘台獨’，就支持到底”。何來覺醒？

台灣自稱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儒家社會，溫和有禮，但一到大選季，整個社會變得狂熱極端，不符社會良俗的行為隨處可見，甚至超越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僅影響選舉的“子彈事件”就發生了兩起。過去，有人說，台灣最可愛的是人，但這是在不涉及政治的前提下。台灣移植西方民主這麼多年了，民進黨民意代表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竟然還能說出“主張統一就是叛國”這種完全背離西方民主價值觀的話。這得有多麼大的政治仇恨啊，畢竟“叛國罪名”之下，人人可以誅之。

同樣的，在香港，一向以法治著稱，民眾日常也十分和善，只是一旦被政治捲入就變得瘋狂和暴力，理性不存，面目猙獰，肆無忌憚的破壞公共設施，對無辜者大打出手。

今天的台灣，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可以結婚——西方都做不到，要想結婚必須一人改變信仰，可見中華文化多麼溫和包容，但政黨不同的人則不行。由此可見，西方這種政治制度對中華文明的侵害。

康德說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有台灣“第一民主戰艦”之稱的前民意代表朱高正（博士論文就是關於康德）在任內就曾公開重申這個名言，可謂一語中的。更重要的是，以大量政治動員把民眾捲入權力爭奪的方式，最終效果並不好：任何政黨政贏得選舉後，就很快把民意拋之腦後，甚至腐化。強烈不滿的民眾把它們趕下台後，另一個餓了八年的政黨捲土重來、重蹈覆轍。到現在已經政黨輪替三次，每次到最後都是天怒人怨。

當然，人類發展到今天，民眾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是表達民意和政治人物獲取民意必不可少的。但是否只有西方這一種模式？必須將民眾捲入殘酷、醜陋的政治運作和鬥爭？尤其是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民意的表達和獲得從技術上早已不是問題，還有必要繼續採用西方模式嗎？一個工業時代的模式還能適應信息時代嗎？

其實大陸已經做出了探索。一方面我們有民本傳統，政治的本義就是民眾的利益，還有天命觀、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我們也借鑑人類政治文明引入立法機關（人大）、諮詢機關（政協），即使強調法治也仍然保留傳統的上訪體系。至少從結果看，民意還是得到了相當的尊重和有效的反饋。早在2013年，日本《外交學者》通過研究發現，政府回應民眾要求是中國政治信任度高的最重要原因。

有一次在“美國之音”辯論中國式民主，我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來說明東西方的不同。西方的模式如同請一個保姆看孩子，保姆對主人自然言聽計從，干的不好也會被解職，但保姆不會對孩子有親情，從人性角度講也沒有工作積極性，只是為了報酬；現實中政治人物也一樣，比如德國的市長只要是沒有薪水的，便沒有人願意去競選，平時嘴上講的拜託選民給他一個為民眾服務的機會便現了原形。所以，主人也不會相信保姆，往往要配有攝像頭或者再有其他人監督。中國模式則如同父母（或者爺爺奶奶姥爺姥姥）看孩子，權力很大，對如何看孩子有決定權或發言權，也很少受到批評和監督；但對孩子有親情，主人也都完全放心。

二是中華文明是人情社會，缺乏西方這樣的法治精神，但西方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傳統之上的，兩者之間衝突是很自然的。

以這次台灣地區選舉為例，各政黨候選人的黨內初選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全社會都在關注。國民黨和民進黨明明已經有成熟的初選機制，可是國民黨在面對韓國瑜這樣特殊的政治人物、民進黨在面對現任領導人蔡英文遇到賴清德挑戰的情況下，都因人設事重新制訂了一套選舉方案，制度為人讓路，連早已確定的選舉時間也一再推遲。不過，從這個角度看，賴清德在政治上實在是過於不成熟，以為可以信賴制度。

賴清德、蔡英文 圖片來自台媒

這也並非以“民主進步”自稱的民進黨第一次因人設事。早在2000年大選時，為了能讓陳水扁參選，專門制訂了新的選舉辦法，以幹部推薦製取代參選人登記制，直接跳過黨內初選，史稱“陳水扁條款”。此舉直接導致剛剛卸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退黨，單獨參選。上一次大選國民黨則更為荒唐，通過初選機制選出洪秀柱後，又以其民意支持度低為理由廢掉她的選舉資格，另外徵召朱立倫，完全視制度如無物。

類似的重大政治事件太多了。2004年陳水扁提出“公投綁大選”，聲稱公投不過寧可“總統”不當；結果公投沒有過，公投結果對他也沒有任何約束力。說到這裡，不妨看看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來後，支持留歐的首相卡梅倫辭職，接任的梅首相儘管是留歐派，但上任後也必須遵守公投結果。三年多來歷經風風雨雨，無人敢逆公投之民意。

除了重大政治事件，人情社會對制度的扭曲更是發生在日常運作上。比如市政“議會”質詢，經常沒有幾個人，因為多數“議員”都忙於選民的紅白喜事、家長里短和處理糾紛去了，否則到選舉時就沒有選票。我在台灣時，經常遇到有人舉辦婚禮，最醒目的位置一定擺着政治人物送的花藍。這種現象也台是灣獨有，即便非洲都難覓此現象。

人情社會對台灣現行政治制度的另一個損害就是賄選屢屢不絕。從西方的歷史來看，賄選都發生在貧窮時期，教育不普及時代，但唯獨台灣已經是發達經濟體，教育普及且水準不低，但賄選仍在不絕於縷，原因就在於許多選民不認為是賄選，是一種人情表達。

另外，在任何一個社會，法律不可能涵蓋一切，法律空白的地方就要由政治文化來添補，以使機制良好運作。法國和台灣地區的制度有所相似，屬於“半總統制”。法國如果出現立法機關和總統不屬於同一政黨的情況下，總統往往提名立法機構第一大黨的政治人物擔任總理。這種做法並非來自法律規定，而是一種政治文化。但在台灣，民進黨多次面臨立法機構國民黨占多數的情況，卻仍然任命民進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政黨對立、政治空轉是很自然的結果。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上為了化解人情社會的弊端，制訂了嚴格的迴避制度，即禁止本地人在當地為官。但台灣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後，則變成非當地人而不能選。各縣市長基本上只有本地人才可能有選票。中國解決問題的政治傳統完全被推翻。爺爺、父親、兒子一代接一代擔任公職，成為台灣常見的現象，而且見怪不怪。12月29日韓國瑜台中造勢活動，主持人介紹一位民意代表時就很自然的說：過去是他父親一直在做，現在他父親不做了，換他來做了。也就是說人情社會的特點，一方面阻撓了台灣政治制度的正常運作，另一方面這一不足還與制度缺陷結合起來，導致放大效應。

此外，中國文化有一個弱點，極易分裂，不易團結。台灣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後，也同樣把這個弱點放大化了，可以說是又一個制度缺陷與文化弱點結合所導致的放大效應。

台灣在“兩蔣”時代，面對內外挑戰還能有一定共識，但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形同水火。每次選舉過後，社會分裂就更加嚴重。

我在台灣打車，一個出租車司機痛罵民進黨搞的民不聊生，生活艱困，再干四年就徹底完蛋；另一個出租車司機就痛罵國民黨出賣“主權”，害死台灣。事實上，只要你和不同立場的人接觸，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其分裂且相互仇恨的社會。

台灣的一位“草根網紅”館長曾在很受年輕人喜歡的脫口秀節目“博恩夜夜秀”稱：台灣選舉選到這樣，這麼亂，這麼分裂，不團結，希望能再次團結起來。只是他不明白，西方這種制度加上中華文明的缺陷，根本就是無解。

當然放眼全球，西方主要國家也正陷入分裂之中。英國脫歐與反脫歐的對立，法國各政黨在任何問題上都矛盾重重——甚至面對暴力都沒有共識，美國兩黨和支持者也是無法調和。僅就西方而言，如果這不是文化的因素，那只能說是制度運作的必然。

張純明說過一至理名言：“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則非培養不可”。美國杜克大學曾就民主理念在台灣做過大規模民調，有兩個民主的定義：一個是，民主就是用選票定期的更替領導人，另一個是民主就是領導人在做決策時想着人民，以人民利益為重，結果80%以上的民眾選擇了第二個。但事實上，第一個才是西方民主的定義，80%的台灣民眾選擇的恰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所以台灣非常典型：制度是西方的，精神是東方的。

所以，今天的台灣在偶然因素和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空有其形式，而無其實質。這也是台灣政治亂象以及整體一再下滑的根源。

最後還是以著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的一個結論作為結尾：“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可能要從傳統主旨的調整中去尋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對於中國人來說，放棄他們自己的優點而採用一直以來與他們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現代中國的歷程》）

宋魯鄭：除了西式選舉，台灣還可以選擇……

宋魯鄭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20-01-06 08:06:00 來源：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1月11日，台灣將再度進行大選。我也和過去一樣再次到現場觀摩選舉。台灣是五千年中華文明歷史中，唯一一個採用西方的方式進行權力更替的地區。因此，台灣也就成為一個試驗場：一個外來於自己的文明、歷史和傳統的制度能否存活進而健康成長和發展。

如果從1996年第一次直選領導人算起，到今天，這個過程已經持續24年。期間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除了發生過影響選舉結果的兩次槍擊事件外，總體上保持了和平。這和泰國屢屢發生軍事政變——今天仍然是軍政府、埃及通過西方模式產生的政權一年就崩潰、利比亞、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陷入內戰狀態或者無政府狀態相比，台灣無疑在非西方社會中算是成功的。

1996年，台灣地區首次直選領導人，最終投票結果。截圖來自維基百科

當然以中國人的標準，比如中國一向只和美國比，和西歐最發達的國家比，台灣的表現顯然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凡是去過台灣的大陸遊客----最多時人數突破400萬，無不對台灣各方面的落後而感到驚訝。

確實，台灣自從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後，一直高速增長的經濟就喪失了動力。經濟增長是一個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其結果自然是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二十多年來，台灣的物價一直在上升，但工資卻一直沒有增長。

只是由於“兩蔣時期”打下的底子、中華文明的勤勞傳統以及大陸越來越多的惠台政策，到現在台灣仍然能夠維持一個較好的生活水準。

但問題在於，不管什麼制度，其合法性都離不開它的表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有一個著名的診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時也曾沉重的總結過：“老百姓是通過從超市裡可以買到什麼而判斷一個制度好壞的”。台灣經濟長期低迷，已經成為現行政治制度合法性最大的威脅。假如台灣出現2008年美國這樣的經濟危機，將出現極其嚴重的政治後果。

蔡英文執政以來，搞了兩大改革。一是一例一休，一是年金改革。兩個改革領域不同，但性質卻完全一樣：就是台灣經濟已經無法承受目前的社會政策和福利制度，都必須令民眾犧牲現有利益。特別是年金改革，要求退休的軍工教勞工農民減少退休金。一般改革都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不溯及既往。但台灣卻完全違背了這一原則。

另外從政治學的角度講，任何一個社會投票率最高的都是退休群體，他們有時間，對經濟利益敏感。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敢動他們的奶酪。台灣之所以冒西方民主制度之大不韙，根本原因在於台灣的經濟和家底已經到了不可承受的轉折點。正如蔡英文推行年金改革時所說的，再不改，年金制度很快就崩潰了。

所以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台灣的經濟在歷經二十四年的民主實踐後已經到了危機的邊緣。即使年金制度改革成功，也不過是做到了節流，但節流難以持續，必須要開源。這就是為什麼面臨同樣困境、無法開源的西方，也只能一而再的延長退休年齡。現在德國經過改革是67歲退休，但改革目標已經放到70歲了，整個歐盟的目標也是70歲。但如果解決不了經濟發展問題，70歲也不是終點。

當然台灣經濟下滑不是個案，而是整個西方的通病，是這個制度帶來的必然結果。大家都知道的，政治人物為了贏得選舉而不得不競相許諾，“一到選舉都變成聖誕老人”（宋楚瑜），結果導致福利增長超過經濟承受水平。韓國瑜2018年當選高雄市長，就面臨高雄負債3000億新台幣的困境。他後來決定參選2020，恐怕也是感覺僅憑其市長層級要解決高雄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儘管台灣長期入不敷出，但在這一次選舉中，民進黨仍然繼續大開支票，從育兒到養老，不一而足。比如每月家庭育兒補助現在是2500元新台幣，蔡英文許諾如果她連任，就翻一番達到5000元新台幣。

2018年選舉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位選民抱怨，選舉期間出來倒垃圾都有人爭着干，還有攝像機。選後這些人就都消失了。對台灣的政治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不過台灣經濟的問題除了西方這種制度通病外，還有其獨特性，或者例外性。即伴隨民主化的發展，“台獨”思潮崛起。由於島內主要兩大政黨在國家和民族認同上對立，結果導致政黨衝突遠超其他民主社會。即使美國極化政治發展到目前嚴重的程度，兩黨至少在對華議題上還是有共識的。但台灣兩大政黨在任何問題上都不存在共識。雙方確實做到了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定反對。凡是一方反對的，另一方必然支持。其內耗的程度舉世罕見。正如親民黨大選副候選人在政見發表會上所總結：“所謂的改革，卻都像是在整肅敵對的政黨，或是在修理反對它的人民”。

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接受質詢 圖片來自台媒

我曾目睹過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接受質詢。整個過程充滿了對韓國瑜的攻擊和羞辱（比如問：高雄有幾個行政區？最北邊的是哪一個區？意在諷刺韓國瑜什麼也不懂），絲毫看不到對市政的嚴肅討論、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事關民生的質詢變成了政治表演和政治鬥爭的工具。韓國瑜自然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聲稱：“你問我1加1等於幾我都不會回答”。最後不管民進黨代表問什麼他都回一句：“高雄發大財”，煞是胡鬧好看。

還有一次，一位民進黨十分彪悍的女議員要求所有局部首長都離席，只留韓國瑜一人接受質詢。她還表白說：“我對韓市長很好啦，以前我都是摔桌子椅子的”然後轉眼就講：“市長，我不要你當王八蛋，你當王八蛋高雄市民沒面子”。而就是這樣的政治人物還要問韓國瑜：“什麼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這些人都是以體制不菲代價才選出來的，也寄託了民眾的希望，最終卻變成鬧劇。

類似的例子很多。多年前我曾現場看過台中市長胡志強接受議會質詢。民進黨的代表竟然要讓胡志強在兩岸問題上表態。胡市長當時回應說：我們只是地方市政層次，無關兩岸。而民進黨代表並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故意刁難而已。

所以，台灣各級立法機構經常上演全武行，根源就在這裡。雙方沒有基本共識，利益也完全相反，都視對方為敵人，豈能不暴力沖天？

“台獨”崛起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嚴重惡化了兩岸關係。結果當李登輝或者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就故意和大陸隔絕，搞面向東南亞的南進政策，最終失敗；等到蔡英文上台後，又搞沒有什麼新意的“新南進計劃”，也同樣不成功。這與全球都要設法搭中國經濟快車完全相反。不僅如此，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動盪，尋求安全的島內外資金紛紛撤離避險。

其實僅就經濟角度而言，台灣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利用大陸腹地，以自己的特色取勝，就如同香港和澳門。僅以旅遊業為例，香港每年6400萬、澳門每年3600萬遊客當中，來自大陸的旅客超過70%，而台灣一年境外遊客不過1100萬，如果兩岸解決政治問題，實現統一，怎麼還會存在經濟問題呢？

台灣另一個危機則是少子化。雖然少子化是發達經濟體普遍現象，但台灣尤其嚴重，因為其出生率全球最低：每位育齡婦女平均生育0.9個孩子。而種族要延續必須是2.1個。事實上，2019年，台灣出生人數已經低於死亡人數。台灣進入絕對人口減少的歷史時期。少子化必然帶來勞動力不足、老齡化嚴重，這都加重了經濟問題。

台灣經濟什麼時候出現危機，以我個人的估計應該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國民黨執政，可以依靠大陸惠台經濟政策維持。而且由於和大陸關係良好，日本和美國也會對之拉攏。比如釣魚島漁業協定，日本就是在馬英九執政時，為了避免台灣和大陸聯手保釣而做出的史無前例的讓步。2016年民進黨贏得大選，日本立即終止和台灣正在進行的類似談判。因為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必然緊張，台灣有求於日本和美國。此時的主動權就不在台灣一邊了。

簡而言之，民進黨執政，一方面得不到大陸的經濟扶持，比如2019年8月大陸暫停對台自由行，就令相關產業雪上加霜。正如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在首場政見發表會上所講的：高雄遊覽車工會理事長128輛遊覽車竟然賣到只剩下一輛。另一方面還要耗費巨大政治和經濟資源用於討好美國和日本。這是目前台灣難以承受的。如果蔡英文連任，未來四年台灣發生經濟危機的概率將非常高。

台灣南鯤鯓代天府，在蔡英文上任後的兩年裡，接連抽出下下籤，2019年抽完一整桶的簽，卻抽不出一支“國運簽”。圖片來自台媒

當經濟危機爆發時，台灣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將面臨是否還能存續的考驗。還是那句話，經濟和民生是一切政治體制合法性的基礎。當然相對於泰國、埃及等國家，台灣地區還有其他選擇，那就是接受“一國兩制”，從而有望繼續它的試驗。

宋魯鄭：國民黨大敗從兩年前“九合一”大勝開始！

宋魯鄭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20-01-14 07:56:18 來源：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8年“九合一”選舉，還沒有從兩年前大敗回過神來的國民黨出人意料地贏得了壓倒性勝利：全台22縣市長一舉拿下16個，甚至高雄也被收入囊中。

然而這場誰也沒有預料到的勝利完全誤導了國民黨。一是認為人民已經原諒了它，重新站在它這一邊。它無需再進行痛苦的改革。二是認為民進黨已經一蹶不振，2020大選國民黨躺着也能獲勝。

於是選舉剛結束，朱立倫立即宣布參選2020大選，王金平也隨後發出同樣的聲音。黨主席吳孰義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其意圖人盡皆知。到後來連商界人士郭台銘都破天荒第一次參選，而且還說是媽祖託夢。

郭台銘稱“媽祖託夢”

國民黨精英如此積極地投入選舉，和2016年無人報名的境況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就在於，在2016年，人人都知道沒有贏的機會，所以人人自私避戰，才導致名不經傳的“小咖”洪秀柱意外成為候選人，也才有後來更傷選情的換柱事件。但2020年，人人都認為機會來了，只要能贏得初選就一定能進軍“總統府”。

如此之多的候選人對於以分裂為基因的國民黨來說絕非是福。郭台銘輸了卻不願認輸，不支持贏得初選的韓國瑜。王金平則乾脆不參加初選，也同樣不支持本黨候選人。

其次，在認為民進黨必敗的誤判下，黨主席吳孰義出於私利（選後出任立法機構負責人）推出了一份社會觀感極差、完全脫離民意的不分區“立委”名單。極易被外界解讀為（還沒有拿到權力就已經顯示）權力的傲慢。這份名單一出，“立委”的民意支持度頓降6%。本來即使國民黨大選失敗，“立委”席次也會有較大收穫。但最終卻是三輸。

當然，最為嚴重的是，這個判斷也誤導強勢崛起的韓國瑜和他的支持者。

從政治倫理上講，韓國瑜剛剛當選高雄市長，而且是第一任，他應該做下去。特別是在選舉時，他在節目上公開表示要四年做滿，絕不會跑掉，還要大家監督他。結果上任才幾個月就決定去選舉。隨後網上充斥着他當初嚴正承諾的視頻，重挫了他的誠信。這也是為什麼他在高雄大輸48萬票！就從整個台灣講，在政黨票方面，國民黨和民進黨相差不大，“總統票”的懸殊則印證了選民對韓國瑜的不認可。

再者，韓國瑜能夠當選高雄市長，得到了黨內許多人的幫助。比如本土派代錶王金平。對於想選“總統”的王金平而言，他支持韓國瑜，自然是為了自己投入大選時韓國瑜可以支持他。而且據媒體報道，雙方當時也是有這樣的君子協定的。但韓國瑜卻再度食言。這就是為什麼，當韓國瑜最終成國民黨候選人時，王金平從不表態支持。這對於缺少本土票的韓國瑜來講是相當大的損失。

其次從人情事故講，國民黨下野三年來，早已餓得很久了。韓國瑜剛拿到高雄這麼一個大碗，卻仍然不滿足還要去和別人搶更大的碗，自然引發黨內的強烈不滿。這也是為什麼在選舉過程中，國民黨精英並沒有真心輔選，黨中央也一分錢都沒有給韓國瑜，基本上是靠韓國瑜自己獨撐。假如是朱立倫來選，恐怕就很不一樣。

當韓國瑜和他的支持者也認為民進黨不堪一擊，誰出來選都會贏的時候，韓國瑜便做出這樣一個巨大的錯誤決定。其實國民黨是有初選機制的，韓國瑜正常來講也未必能夠通過初選的考驗，但這時，韓粉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韓粉並不是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在造勢現場，喊“韓國瑜”響應極其熱烈，喊“國民黨”聲浪立即下降。韓粉一幅只投韓國瑜的決絕立場，最終迫使國民黨修改選舉辦法，令他可以參加初選，並由於韓粉的超強動員能力和投票意願，使得他一路戰勝所有黨內精英，成為候選人。

吳敦義 韓國瑜 馬英九

我是研究制度的，對於韓粉的表現非常關注。因為西方這種制度模式要想良好運轉，必須有理性和成熟的選民。但現在整個西方，選民日益極端、衝動，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這一趨勢也已經漫延到發展中國家：巴西、烏克蘭、菲律賓、墨西哥乃至印度。如果這個勢頭不逆轉，全球都是特朗普的話，這個制度就垮台了，喪失正當性和合法性。

其實支持蔡英文的選民也不比韓粉好多少。現在都知道兩岸關繫緊張，台灣經濟受傷很大，民眾也已經苦了四年，對外也斷了七個“邦交國”。這四年也已經證明，只要民進黨執政，一切都無法改變，而且還會刺激大陸民意轉向“一國一制”。更重要的是，即使國民黨執政，也不存在喪失“主權”的風險，國民黨也不會接受“一國兩制”，也不會實現統一，但卻能改善雙邊關係，避免兩岸出現對立和衝突。但蔡英文的選民完全無法理解。

另外雖然都認為香港事件刺激了不少選民特別是年輕選民，但他們的解讀並不準確。事實上，正是由於大陸遵守“一國兩制”，抗議事件才能持續到現在，也才能使得反對派贏得區“議會”選舉。而且2019年全球都出現抗議浪潮，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死了11個人，印度抗議12天就死亡23人，其中很多是被軍隊實彈打死，而且印度還斷網。智利抗議警民衝突一周就死了11人，後來上升到29人。相比之下香港是極為克制的，表現是最溫和的。但正如台灣朋友告訴我的，百姓是不會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他們也不會有這樣的國際視野來看問題。

蔡英文的支持者就是相信民進黨的宣傳，產生所謂的強烈的“亡國感”，一定要讓民進黨再次執政。在蔡英文勝選後舉行的國際記者會上，外媒問的都是兩岸關係。因為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這場選舉令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化解反而更突出。由於東亞穩定事涉全球安全，西方也怕被拖下水，這自然成為媒體最關注的議題。只是這些選民們顯然理解不了外媒的憂心和用意。非理性的選民綁架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不得不迎合選民的非理性已經成為西方的常態。在西方最多會導致國家衰落，但在台灣卻還能導致兩岸關係的高度緊張。

我在全球觀摩選舉，經常會想到中國。假如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採用西方這種制度模式，改革還能成功嗎？比如改革先從農村開始，農民受益。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家會質疑憑什麼要先從農民開始？大家要的是公平。再比如特區，憑什麼要在深圳搞，為什麼不能在我這裡搞？這更別說那些必要而又痛苦的改革了。

想想美國，修一條高鐵都必須經過議員的家鄉，否則就會被否決。結果美國到現在歷經多次努力仍然寸鐵未有。

回到本文的話題，韓國瑜是一個有着嚴重內傷的候選人，如果遇到意外事件，抵禦風險的能力是很低的。就在韓國瑜贏得初選後不久，香港風波發生，並重挫他的選情，民調一路下滑。面對這個危機，韓國瑜的回應也出人意料的。他宣布這是假民調，並且“蓋牌”，還號召所有的支持者在受訪時表態支持蔡英文。

這個匪夷所思的做法導致無人知道真正的民調是什麼，因而產生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激發了民進黨高度的危機感。如果選情和民調一樣大幅領先，民進黨的支持者投票意願就會弱，但在沒有民調的情況下，再加上韓國瑜造勢十分兇猛，場場爆滿，人潮洶湧，自然令它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投票。這就是為什麼蔡英文最終能夠得到史無前例的超過800萬張票！

韓粉以舞蹈的形式造勢

二是造成了國民黨的誤判。原本是全面落後，蓋牌後無人知道真相，大家又被韓國瑜鋼鐵粉的表現所迷惑，以致於人人認為國民黨還有機會，還有希望。特別是1月9日台北大造勢，堪稱空前絕後。我觀察選舉這麼多年，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我別說進去會場，就連會場都看不到，只能遠遠地聽到激昂的聲音。看到這樣的場面，沒有人不相信韓國瑜會贏。日本駐台媒體早就認為韓國瑜會輸，但當看到最後的造勢景況，大為震驚，不得不臨時製造韓國瑜當選的內容，以防翻盤。

我是3號到的台灣。在去之前，還是偏向於韓國瑜會輸。但現場的感覺卻完全不同。從事後結果看，民進黨有着極大的優勢，按說民進黨應該一臉輕鬆，如同2016年。但我接觸到的人多是緊張和焦慮，也沒有人敢說一定會贏。我接觸到的偏藍的人，也普遍認為還有機會。就是普通人，也沒共識，每一方都有不少人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會贏。在高雄，和一位朋友在出租車上聊選舉，他認為韓國瑜會輸，司機馬上說韓國瑜肯定贏。選前這樣勝負不明、選後又極其懸殊的情況真是歷史首見。

甚至我在台灣還發明出《中國時報》指數，但也證明不靈。我每次到台灣，必買兩份報紙：偏藍的《中國時報》、偏綠的《自由時報》。經驗是只要買的晚了，《自由時報》往往售罄，《中國時報》則常常有剩餘。然而韓國瑜台北造勢之後的第二天，便利店的《中國時報》已無蹤影，而《自由時報》仍在。我跑了幾個便利店，也同樣如此！震驚緊張之餘立即什麼也不做，再往下一處便利店奔去。最後終於如願，但也是該便利店最後一份了！

上一次韓流崛起時，我都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後來第二天我到了綠營根據地高雄，沒想到又一次遇到《中國時報》事件：跑了三個地方才買到，而且又是最後一份。每一個地方，《自由時報》都有存貨。這次的震撼更超過在台北，畢竟高雄民進黨和國民黨都有造勢，蔡英文和韓國瑜都有出席，不像在台北那晚，只有國民黨一場，媒體只報道韓國瑜。更重要的是，這裡幾十年都是民進黨的鐵盤，但這次《中國時報》力壓《自由時報》。

這些因素自然都會影響判斷。說起來，選前這麼多天，我只有一次發現韓國瑜的選情有不好的苗頭。就是在高雄的選前之夜。我先去的民進黨造勢現場，客觀說來，人比不了韓國瑜，而且還有很多空位。但當蔡英文出現的時候，所有的人全體站立，情緒激昂。一直持續到蔡英文離開。這和2018年很不同。當時大家情緒低落，候選人上台也引發不了大家的激情。

後來我又去韓國瑜現場，還是一樣多的令人震驚的支持者，還是長的看不到頭的攤販。一個現場賣烤豬肉的攤販，兩個碩大的豬只剩下骨架，場面實在令人震撼。

然而我還是發現已經沒有了去年的勢頭。大家的激情明顯弱於上一次。即使韓國瑜出場，大家也是站站就坐下。甚至韓國瑜的女兒出場時的歡呼聲都超過他。我上一次只能進到會場，卻無法向前。因為所有的人都是滿滿的站着，看不到座位和縫隙。這一次我卻順利地一路走到最前面。

應該說，今天這個選舉結果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到。即使認為韓國瑜輸的，也認為最多100萬票，最大的可能是50萬票。這個差距其實是非常小的。如果說都預測錯了，那就不是預測的人出了問題，而是台灣的選舉本身是不可預測的。

當然這並非台灣個案，英國的脫歐公投、美國的大選，多數人都錯了，否則 也不會稱它們為最大的黑天鵝事件。都說政治人物要回應民意，執政要遵從民意。但當沒有人知道民意為何時，又應該如何追隨民意呢？總不能任何一項決策都進行公投吧，這將導致治理的不可能。

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標準很多，其中一個是要有可預測性。但顯然，西方的制度模式已經越來越不具備這個條件了。所以未來台灣政局如何發展，誰也不知道。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美國從來不會允許一個政黨長期執政，以免尾大不掉。只有頻繁的政黨輪替，才符合美國利益，也才能讓兩黨都以美國馬首是瞻。從這個角度講，四年後民進黨不管怎樣都會下台。即使它不想，美國人也不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