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CD專制統治的前高峰——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度暴露了極權統治的所有弊病，所以，有所警覺的GCD人，痛下決心，要改變自己的“治理能力”——其實是改變自身不合理結構，使之更好符合“遏制人性惡”的自救設計。

不幸的是，這一切基於歷史教訓的良性“脫劣”，被當前的又一次專制統治反動全數取締，習特勒怙惡不悛，變本加厲——比這更可悲的是，整個GCD無法抗拒這種反動逆流——遂使GCD全面復辟舊制，走上全速自殺的不歸路。

武漢肺炎事件，證明了習氏死胡同的徹底破產。

瘟疫發生與救治，本來應該屬於專業人士的專業作業範圍，而“黨天下”的統治模式，黨政不分，“外行領導內行”，“黨領導一切”的越俎代庖統治機制，壟斷信息，壟斷醫療，壟斷人民生命生計，從根本上扼殺了中國人民的基本知情權，在最關鍵的時刻喪失了最佳防治時機，反倒斷送了中國人民的正常生路，結果使得原來可以控制的疫情原子彈爆炸式的擴散，無法收拾，令全國陷入無政府式的混亂。

專制統治還政於民的第一步，應該是還政於政，黨政分家。具體做法，是解散一切以某人為小組長的所謂“領導小組”，建立相應的專業委員會，恢復專業結構，專業人士原有的，應有的社會機能，行施正常的專業運作。

中國GCD應該從頭開始，破除已經泛濫成災的個人迷信，而習特勒作為造成這一惡性失控局面的大獨裁者，作為一切惡行的根源，應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

武漢肺炎給了中國GCD一個重生的機會，就看GCD有沒有自生的能力了。如果沒有，可沒有人隨他去上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