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寫思想，文字，教育和歷史的文章。

日本援助武漢物資上寫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引起軒然大波。後來還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同樣引起國人震動。

由此，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韓晗寫了一篇文章，曰：“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 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國內中國人回答不了。我雖然也是中國人，但是大學畢業第二年就出國了。並且，記得誰說過，你對現實不滿，拿起筆來寫字就是革命，大致是這個意思。我已革命兩年了。這兩年，讀網上歷史，讀人物傳記，讀歷史書，觀看介紹歷史片子，竟然學了不少東西。在中國有必要這樣學嗎？不掙錢，寫出基於歷史的感想文字，作者幾乎肯定被共產黨關到監獄裡。

中國是一個貧民社會，共產黨對精英有恐懼症。在這樣一個貧民社會裡，高尚和優秀成為打擊對象。共產黨僅僅需要聽話的奴才。或者說，社會需要決定了人才結構和人才水平。

並且，中國教育過分專業化和考試化，導致人的知識狹隘，語言貧乏，見解淺顯。比如，身為歷史學博士後的副教授韓晗在他的文章里也談到古羅馬，談到“古希臘與羅馬人的修辭，恰用在政治學上。比如說西塞羅，是政治家也是修辭學家。古羅馬貴族16歲就要去念修辭學校，猶如我們今日的大學，學的就是如何雄辯，如何說話，如何成為一個用語言表達思想的人。但修辭與政治相聯繫，卻源自雅典民主政治的伯利克里”。這段話其實沒有說到重點，重點不是修辭學的問題，而是選舉需要。西塞羅和凱撒這些人要學好修辭學，實際是要學會演講和雄辯，競選羅馬的行政長官，他們也確實選舉成功了。他們不但要會演講，而且要身體好，在露天論壇上對人演說，聲音不能小，沒有麥克風嗎。當然，古羅馬的第一個千年史，是從小部落到軍國帝國主義的歷史，戰鬥英雄受到崇拜，因此文體要全面發展。凱撒便是這樣的人物，他寫的“高盧戰記”因其文字優美而千古留名。

修辭學在古希臘的發展，不但是民主的需要，而且是學術辯論的需要。試想，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成立的學院，不但要培養青年學會政治辯論，而且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師徒本身就是一場辯論。

在中國需要辯論嗎？江澤民和胡錦濤暗箱操作，就把一個啞巴習近平拉上一尊寶座。

韓晗也提到“古羅馬語言大師維吉爾”，講到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多麼優美，中國人很少有誰知道維吉爾。維吉爾(VIRGIL)，以前我也不知道，肯定見過名字，但誤以為是英國人。最近讀了劍橋大學Mary Beard 所作的“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元老院與人民羅馬，古羅馬歷史)”才知道VIRGIL。讀完這本五百多頁的歷史書，心想沒有記住什麼，讀了有什麼用？如果像中國那樣考試的話，會考得很糟糕，因為你要清晰地記住一個又一個事件人物時間等，還是有困難的。但是如果你想寫文章，那麼你只要知道若幹個點就可以了。我記住了VIRGIL是個詩人，寫了一個神話故事，是說羅馬人的祖先是特羅伊人(今天的土耳其)，特羅伊戰爭失敗以後，這個男主人公(Aeneas)先流落到迦太基，和迦太基女王Dido好上了，但是男主人公還是離開了(尋求詩和遠方？)，是為羅馬人的祖先。而Dido自殺了。VIRGIL也寫了歌頌第一個羅馬皇帝奧古斯特的文字。(現在說VIRGIL好虛偽啊，野蠻的羅馬人打敗了希臘人，在迦太基搞種族滅絕，他竟然設想其祖先是希臘人，還跟迦太基女王搞艷遇)。

Dido之死

從Beard這本歷史書，我記住有關VIRGIL就這些了。可是你自己寫文章，確實不必事事皆知其詳，對一些事情有零星的了解，寫的時候有必要便深入學一下即可。

但是，像韓晗這樣學歷史的，也未必很好解釋了VIRGIL，因為中國教育不可能把羅馬歷史教得這麼細緻。我個人有興趣讀讀書卻很容易做到，這種興趣源自於渴望了解古羅馬的民主和共和制。

中國封建意識深厚，敵視西方，因此對西方歷史和文明不感興趣。中國人只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有一點了解。可是完全沒有聽說過中世紀發生在德國法國的查理大帝時代的Carolingian Renaissance(卡羅林根復興)。這個應該是整個歐洲走向文藝復興的開始。

卡羅林根復興時代的手抄本

現代世界因抄襲和創新而爭執。卡羅林根復興就是一場大抄襲。教會牧師們抄寫古代拉丁文的各種作品，當然也包括聖經，否則，西塞羅凱撒的作品是否會保留到今天還難說。可是因此過了七百年法國有了蒙田，又兩百年德國有了黑格爾。歷史是這樣的你認為是不好的將來有可能是好的，反之亦然。有一個英國哲人說過類似的話，我忘記名字了。在基督教問題上也是這樣，這場大抄襲是要弘揚基督教的，可是後來產生了歐洲的最優秀大學，也產生了人文和科學。而中國專制者不是這樣，絕對要求人民服從一個主子的意志。因此會在現實中看到這樣的現象，效忠習近平的夏寶龍被任命為港澳辦主任。知道他的名字是因為他在浙江主政期間大拆教堂，這樣的人任港澳辦主任很荒唐，因為港澳的很多青年學生信基督教。

文學藝術這種東西，雖然可以雅俗共賞，但是優美的文學藝術的產生，是社會發達，上層社會需要的結果。莫札特貝多芬的出現，是因為歐洲王室喜歡聽音樂演奏。法國啟蒙思想家們，雖然在本國不受皇家待見，卻深受英國普魯士俄羅斯這些國家的貴族甚至是皇帝喜歡。即便是倍受韓晗讚美的維吉爾，也是羅馬始皇帝奧古斯特的坐上賓。從公元前43年到公元18年，拉丁文學史稱之為奧古斯特歲月(Augustan Age)，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和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一樣，是這一時代的文學巨人。而在此之前，從公元前70年起，是西塞羅時代，西塞羅和凱撒的作品流芳後世。這兩個時代合稱拉丁文學的黃金時代。

所以，時勢造文豪。雖然維吉爾對後來英國文學影響巨大，但是拉丁語畢竟是死去的語言。學拉丁語就是為了讀這些前人的拉丁文字，卻沒有現時的交流價值。因此，雖然韓晗對維吉爾推崇備至，但是，因為其拉丁詩歌美麗，所以要學習，學了之後就可以寫出好文字，這種假設應該是不成立的。

中國土皇帝，包括今天的，喜歡層層選拔出來的奴才。曹雪芹吳敬梓們縱然文字優美，小說乃千古絕唱，也只能窮困潦倒。中國是這樣一個權勢社會，權就是一切。曹雪芹吳敬梓，寫出小說，都不願署上姓名。想想16-19世紀的法國，隨便一個大作家出現，人們都是趨之若騖。如果政治不敏感，可以是皇家座上賓。如果政治敏感，那至少也是貴族沙龍的寵兒。孟德斯鳩這樣革命性的思想家，可以成為皇家院士，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可以成為美女貴婦CHATELET的情人。吳敬梓看上去只能是窮困潦倒的醉鬼，偶爾到秦淮河畔買買春。嗯，這段似乎寫得不嚴肅，事實是這樣，在中國，權和錢至上，其他萬般皆下品。

龔自珍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專制社會是做不到的。在共產黨這樣的貧民的，專制的社會更做不到。

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和任何一個領域中，人才和成就應該符合金字塔原則。成功者是極少數的，但是在此之下的人也願意努力願意付出，社會也給予相應的回報。所以當你看到一個文學大家，只是冰山一角，背後有無數優秀的不很出名的作家記者，等等。中國不是這樣一個社會，相反，中國現在是一個流氓社會，比如社會科學院，應該是文史哲領域的頂尖機構吧，看看過去兩個多月的醜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王立民日前被查。他曾在中共中央紀委、重慶任職，因學歷不詳，卻可轉任學術要職，被指背景神秘。王立民缺乏學術背景，卻在頂級學術機構擔任要職，並且頻頻發表學術論文，引發爭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原黨委書記王松奇長期在其擔任主編的《銀行家》雜誌開設“父子集”專欄，刊發自己的書法和兒子王青石的文章，至今已有數十篇。王青石2006年首次在《銀行家》發表散文和詩歌時年僅10歲。” 

中國人現在過於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恰恰證明中國不是處於什麼“盛世”。假如學童能像歐美這樣從小開始有很好的文字與自由文史教育，一直到大學畢業，那麼也不難培養出文學才俊之士。如果急功近利，數理化學得不少，又要學外語，那麼學漢語尤其是古漢語的時間就沒有那麼多了。很難想像，一個人古語沒學好，中文水平卻能夠達到出人意表的程度。

隨便花點時間隨便說說，未必很系統。

2/1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