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在一尊

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大爆發，從去年12月1號發現第一個病人開始，發展到今年1月23號封城，整個疫情的發展和政府的應對，過程的時間線非常清楚，都是公開的有據可查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所有事實指向一件事：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反應麻木遲緩，還壓制輿論，一方面造謠說“可控可防”，“不會人傳人”，另一方面懲罰說出真實疫情的第一線醫療專業人員，錯過了疫情防控至少20天的黃金時間，一直拖到湖北省兩會結束後的1月23號，疫情已經爆發到實在壓不住時，才突然採取封城行動。地方政府的應對遲緩進退失據，加重了疫病帶來的災難，這一點非常清楚。

但是問題不在湖北武漢地方政府，而在中央在一尊。種種事實表明，疫情發展到如此災難性境地，正是湖北武漢地方政府忠實執行了中央一尊的安排和部署的結果。

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以來，對三個人講過的三句話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是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號接受央視專訪時說：對這次疫情，“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後，需要獲得授權之後才能披露”

我相信他的話。

中國幾千年來的中央集權制度，在1949年共產黨建政後的毛澤東時代發展到頂峰，到了後三十年的一尊時代又是一次頂峰。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全國定於一尊，像這種類似薩斯疫情的事，武漢地方政府一定一開始就報告了省里，省里也迅速報告了中央，絕不會有瞞報的事發生。後三十年的江胡時代，確實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情況，但一尊時代不會有了。查查湖北從省到武漢市的領導，個個都是一尊時代提拔起來的，他們對一尊中央的領導絕對服從尊重，絕無膽量瞞報。有法律界人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有關規定，指責武漢政府沒有根據法律授予的權限，宣布三級或者四級的預警，這種說法很可笑。中國的很多法律到了執行的時候，如果牽涉到重大問題，下級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絕不可能去查詢法律條文，而是去向上級領導請示。上級政府領導不發話，下級政府絕不敢行動，就算行動符合法律。

下級地方政府官員在應對疫情時，昏庸無能是肯定的。比如那個姓蔣的省委書記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就知道低頭念事先準備好的稿子，所答非所問。還有那個姓王的省長，新聞發布會上把湖北省年口罩生產量108萬個，兩次說錯，先錯誤說成108億個，然後又錯說成18億個。但他們雖然如此昏庸，在請示匯報上級這件事上絕對頭腦清楚！不敢怠慢。

聽黨的話，照上級領導的意思辦事，這是最重要的為官之道。周市長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中央沒有批准他公布疫情他絕不敢公布。

其二，是中國CDC首席科學家曾光1月29日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認為，“他要考慮政治視角，考慮維穩的問題，他要考慮經濟的問題，他要考慮春節老百姓的天倫之樂，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

我相信他的話。

中國的CDC與中國的其它許多本來應該有獨立性的機構一樣，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都沒有獨立性。一個真正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人民應該有知情權。CDC發布疫情，就像氣象台發布天氣預報一樣，應該自主獨立地根據專業科學的標準去發布，絕不應該請示政府官員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發布，至於政府根據CDC發布的疫情應該如何採取措施，那是政府的事，但發布疫情CDC應該獨立自主做出。但在中國，發布疫情消息，首先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個醫療問題。正如曾光所說，他們說的話只是他們決策中採納的一部份。有可能曾光等人還是提出了依據專業知識的判斷和意見，但手中掌握有決策大權的官員們，可以採納科學家們專業人士們的意見，也可以不採納，不但可以不採納，還可以不准許你發布疫情。在中國，科學是政治的奴僕，科學家迎合黨和政府的政治需要的事太多了，那個大名鼎鼎的錢學森不就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大躍進，鼓吹過什麼畝產萬斤的神話嗎？

不但政府下級官員會揣摩迎合上級的旨意，科學家們也會如此，中國的科學家們都是共產黨官僚體系一部分，他們首先是官員，其次才是科學家。

以下這個在網絡里廣為流傳的新冠狀病毒肺炎爆發後，李克強視察武漢的視頻很能說明問題。視頻中李問武漢當地官員和群眾有無困難，大家齊聲高喊“沒有困難”。真沒有困難嗎？當然不是，人人都知道新冠狀病毒爆發之初，武漢面臨困難巨大，但大家都知道高喊“沒有困難”是對領導問話的標準回答，只有這樣回答領導才會滿意。迎合領導揣摩聖意，是國內官場上的本能和自然之事。

李克強問：有困難嗎？“武漢人”回答：沒有，沒有，沒有

其三，是“一尊”1月31號在接見WHO 總幹事時說：對於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的應對工作，“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我相信他的話。

一尊從一開始就對武漢發生的事瞭如指掌。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每天早上都會讀到一份國內國外大事通報。武漢發生類似薩斯病毒疫情之事，他最晚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肯定就已經知曉，因為在這個時間點上，北京派出了第一批專家組去武漢考察，他不會不知道此事。但他沒有太在意，他在意的是維穩和政治安全，這從他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中，一個字都沒有提到武漢疫情就可以看出。最近有報道說他在1月7號的政治局會議上就已經對武漢疫情做出過指示。但當時人民日報對於他這個講話的報道時根本沒有提及這個指示，這也說明至少在那個時候在他心目中此事不重要。

請看下面人民日報關於一尊1月7號講話的報道截圖，其中找得到一句關於疫情指示的話嗎？一句也沒有。

如果他真有什麼當時人民日報沒有報道出來的有關武漢疫情的指示，那個指示的重點肯定不是疫情工作本身，而很可能是他最關心的維穩和政治安全。湖北武漢地方政府，中央CDC和地方CDC，都是圍繞這個引導輿論維穩政治安全的要求在認真做工作，所以才有武漢各大醫院下達命令，不准擅自對外談論疫情，所以才有李文亮等八醫生在四個專業人士群里談論真實疫情，而被派出所民警當作造謠者訓誡，所以才有中央台馬上配合武漢警方的行動，播出李文亮八人因為造謠被訓誡報道，這是從中央到地方協調一致的統一行動，絕非湖北武漢地方自作主張。

為什麼要控制疫情報道，向公眾封鎖真實情況？因為他們緊張死了。2019年對他們來說流年不利，從中美貿易戰，到香港事件，再到台灣大選，一個衝擊又一個衝擊接踵而來，他們疲於應對，在新舊年交替之際，突然又來了什麼新薩斯病毒流行，他寧願信其無不願信其有，他一廂情願以為可以憑藉政權力量國家機器硬壓下去，可病毒不聽指揮，由此造成了目前如此大的被動和災難局面。

把三個人講的這三句話綜合一起來看，結論非常明顯： 最終責任在中央，根子在一尊，這不過是維穩高於人命政治權力壓倒科學專業的傳統做法的自然發展結果。1月23號的封城決定是一尊親自批准做出的，在此之前湖北武漢地方政府荒腔走板的對應也肯定是一尊的統一部署，因為這種對應符合一尊維穩政治安全的最高政治目標。所有這些折射出來的是這樣一個現實: 中國從秦皇漢武算有兩幾千了，從鼓吹共和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算也有100多年了，但至今還是一個皇權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皇帝比大臣高明，大臣比地方官高明，官員比醫生高明”。掌權者對政治權力無限迷戀，他們對政治權力的的掌控至高無上壓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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