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做成一些事、要取得成功，總會遇到逆境，總要有一個不斷接受挑戰、戰勝逆境的過程，甚至需要在絕望處求生存謀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偉人毛澤東早年走出逆境走向勝利的品格與智慧，對我們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

　　一、毛澤東早年的“三落”

　　第一“落”，是在剛上井岡山時。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按照原定計劃率部攻打長沙，受挫後，放棄計劃，調轉方向上了井岡山。此舉遭到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嚴厲批評和處分，決定給他“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撤消現任省委委員”的處分。但是中央特派員於1928年3月到井岡山傳達決定時，將處分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毛澤東剛剛在井岡山站穩腳跟，在3個縣建立了工農革命政權，不但沒受到表揚，反而被開除黨籍了。不是黨員了，前委書記和黨代表自然也當不成了，於是他改當師長。4月朱毛會師，他特意背上一支短槍，幽默地說：“背上盒子槍，師長見軍長。”

　　這一“落”時間是一個月。這一個月裡，因為沒有毛澤東的指揮，紅軍遭遇“三月失敗”。後來才知道中央是給了處分但開除黨籍是誤傳，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黨代表還是能當的。於是朱、毛會師後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當軍長，毛澤東當黨代表、紅四軍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毛澤東由師長變成了軍黨代表。

　　第二“落”，是在下了井岡山後。

　　當時人民軍隊處在初建時期，領導層對如何建軍存在分歧，其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黨與軍隊的關係，軍隊指揮誰說了算?是個人還是黨委?用怎樣的方式說了算?1929年6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巖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集權(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領導原則的正確意見，在選舉前委書記時，陳毅當選書記，而中央指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讓下級“奪了權”。會後，他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去地方指導工作。

　　這次打擊把毛澤東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個低谷，他當時病得很重，以至共產國際誤發“訃告”說中國紅軍的領袖毛澤東因病去世了。

　　這一“落”時間是半年。因為排擠掉他，紅四軍亂鬨鬨地打了大敗仗，損失嚴重。中央讓陳毅去上海匯報情況，毛澤東也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根據陳毅的匯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陳毅親自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紅四軍工作。毛澤東回來後，籌備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決議》，糾正了紅四軍黨內的錯誤思想，明確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軍的基本原則，明確了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內容及一系列方針方法，毛澤東重新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這一落一起的結果，肯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這是我軍最根本的原則，也是人民軍隊不變的靈魂。

　　第三“落”，是在瑞金直到長征初期。

　　這一“落”有幾個特點。一是時間最長，從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二是打擊最深，幾乎所有職務都被撤了。三是受苦最大，用毛澤東的話說當時他被孤立了：“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1];四是最驚心動魄，幾乎經受了能想到的所有挑戰。

　　這一落一起，使毛澤東從中央的邊緣領導成為核心領導。

　　二、毛澤東的苦難輝煌

　　1.連續取得反“圍剿”巨大勝利

　　朱、毛紅軍下井岡山後，在贛南、閩西一帶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靈活機動、以弱勝強，不到一年時間連續打破三次“圍剿”，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勝利：三次反“圍剿”共殲敵7萬多人，近2萬國民黨軍戰場起義，紅軍發展到6萬多人，根據地擴展到28個縣250萬人口，總面積達5萬多平方公里，後來全盛時達8萬多平方公里，蔣介石被迫通電下野。

　　按理說，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應當給予充分肯定、表揚和鼓勵，但結果恰恰相反。因為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占據領導地位，他們主張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先奪取中心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而毛澤東則主張把重點放在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還要反對本本主義，這就註定了他會時運不濟。

　　2.不斷遭受打擊直到靠邊站

　　連續三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非但沒有給毛澤東帶來表彰和重用，反而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排擠打擊。

　　一免軍職。1931年1月，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不久，根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決定，項英在寧都小布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局(毛澤東等九人任委員)，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建立由中共蘇區中央局為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等任副主席)，取消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11月，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受到指責。不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毛澤東雖然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自然失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的職務，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指揮權。緊接着，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即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用任弼時的話說，“在組織上使他脫離軍隊的直接領導”。

　　二免黨職。1932年1月周恩來來到瑞金，開會貫徹中央“進攻路線”占領大城市、討論打贛州的問題。多數與會者執行中央指示，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認為憑紅軍當時的力量根本打不下來。他還在葉坪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時提出，隨着日軍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他的看法被中央代表團某些成員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結果會議中途另選了主持人。當時有人還說“打下贛州再和老毛算賬”。會後毛澤東生病了，帶着賀子珍和警衛員到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三免工作。毛澤東在東華山養病期間，彭德懷受命擔任前敵總指揮，率部攻打贛州，結果不出毛澤東所預料，打了33天，傷亡3000多人，不但未打下贛州，反被敵人包圍了一個師。無奈之下，周恩來讓項英去請毛澤東。毛澤東連夜冒雨趕往前線，邊走邊調兵遣將，使被圍紅軍部隊脫離了危險。於是中央便讓他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恢復後的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毛澤東帶領林彪部隊改變原定作戰方向，出其不意地東進福建，一舉拿下龍巖、漳州，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給養，籌集經費100多萬元。同年8月，毛澤東又重新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但是在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問題上，毛澤東因為堅持反對打贛州，主張向敵人統治薄弱、黨和群眾力量較強的贛東北發展，在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寧都會議)上遭到批評。會議通過周恩來提議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准他“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後，中革軍委決定，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其總政委由周恩來兼任。毛澤東實際上被撤銷了軍事領導權，他只能到醫院去休養了。

　　四肅影響。毛澤東到長汀福音醫院休養，與傷愈即將出院的福建省委(時稱閩粵贛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談話，概括地總結三次反“圍剿”鬥爭取得勝利的經驗，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樣，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羅明聽後深受啟發，回去後傳達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以游擊戰方式向敵人力量薄弱地區發展。1933年1月，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羅明在迎接路過福建的博古時向他匯報說，正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開展游擊戰，這使博古非常惱怒。他一進入蘇區就組織批“羅明路線”，又擴展到批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指責他們是“毛派”，撤銷了他們的職務。甚至連毛澤東的親屬賀子珍、賀敏學、賀怡(毛澤覃妻)也受到牽累，被免去職務或調換工作。後因共產國際關係，毛澤東才被允許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被免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改由張聞天擔任，他只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這個虛職，主要工作是號召植樹、檢查春耕、在蘇維埃大學裡給學生講授如何開展鄉村蘇維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澤東被撤職後又患了病，當時連賀子珍也藉口自己有事情要干而不怎麼理他。長征出發時，他們的兒子毛毛送給了老鄉，從此再也沒見到。後來毛澤東在延安對曾志講：“我當時就那麼想，讀書吧!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我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處分，也不怕老婆離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讀書。”[2]

　　3.緊要關頭抓住轉機

　　失去毛澤東的領導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不得不撤離根據地開始戰略轉移。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通過一系列工作，扭轉不利局面，最後在遵義會議成功崛起。

　　一是爭取了兩個人物。他們是王稼祥和張聞天，二人都曾經反對毛澤東。毛澤東先爭取的是王稼祥。他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打贛州失敗後轉變思想，在寧都會議上站出來為毛澤東說話。他說我與毛澤東並非舊交，相反與王明、博古卻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從幾次反“圍剿”勝利中，從打贛州的教訓中，感到毛澤東的指揮是正確的。後來王稼祥受傷到後方住院，成為毛澤東最堅定的擁戴者。毛澤東說，王稼祥是從教條宗派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中宣部部長。他最初也曾起勁地反對毛澤東，後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博古、李德產生分歧，被排擠到後方當政府主席，毛澤東任沒有實權的執行主席。他們都住在雲山古寺的一個院子裡，經常接觸交流。開始，兩人只是談點文學，後來張聞天公開流露出對博古的不滿，與毛澤東共鳴點也越來越多，逐漸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王稼祥和張聞天分化出來，對後來的事態發展作用很大。

　　二是提出了兩個要求。首先是在長征開始時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長征之前，在得知張聞天對中央最高“三人團”將政治局委員分散到各軍團有意見後，毛澤東立即向中央提議，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博古認為兩個躺在擔架上的病號，加上張聞天也出不了什麼大事，就批准了這個要求。於是他們經常討論黨和紅軍的大事，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不能再讓博古、李德指揮下去了，這才有了後來的一系列行動。其次是在湘江戰役後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湘江是長征突破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一戰使紅軍從8萬人減少到3萬多人，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非常不滿。毛澤東提議要討論失敗原因。周恩來同意他的意見，但鑑於蔣介石尾追甚急，許諾稍微安頓後開會，從而為後面的鬥爭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三是鬥爭了三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的行軍方向。過湘江後，周恩來在湖南省通道縣主持召開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李德堅持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紅軍主力北上這一情況出發，力主往西，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連博古也沒有否定。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這就是著名的“通道轉兵”。第二個回合是黎平會議，改變了原定戰略方針。進入貴州到達黎平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等又提出按照原定方針北上與紅二、六方面軍團會師，再創建新的根據地;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並以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毛澤東的主張為新的戰略方針。李德因自己的意見被否，會後與周恩來大吵大鬧。博古知道後也對周說“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團”從此分化。第三個回合是猴場會議，否定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舉辦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否定了李德的主張，同時作出一個重要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從而否定了“三人團”的指揮權。這三個回合的鬥爭成果，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提供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和條件。

　　4.遵義會議進入領導核心

　　前面三個鬥爭回合，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稼祥對毛澤東提出，到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他們轟下來。毛澤東說，就我們兩個人開得起來嗎?要活動活動。他建議王稼祥先同張聞天通通氣。王稼祥對張聞天說，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張聞天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王稼祥又找到周恩來，婉轉地提出到遵義開會，周恩來毫不猶豫地支持這個建議。王稼祥又找到其他負責人交換意見，取得大家支持後，便通知博古到遵義開會。

　　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上圍繞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情況，先由博古作主報告，再由周恩來作副報告，然後張聞天作徹底否定博古報告的反報告。緊接着毛澤東發言，他提出其他問題暫不爭論，先着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他講了近兩個小時，主要思想後來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陳雲回憶說，毛主席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一下子大家折服了。毛澤東講完後王稼祥發言，他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表示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建議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提議解散“三人團”，把軍事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其他同志的發言也很激烈。朱德說：“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來也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當時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的第三號人物、“三人團”成員和中革軍委副主席;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是中央領導下的軍隊一號人物，他們的表態實際上等於大局已定。

　　會議開了3天，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仍為黨內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雖然博古沒有交出總負責的權力，但周恩來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助手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3]，毛澤東實際上成為中央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和全黨的領導核心。所以，遵義會議的意義極為重大，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是我們黨和軍隊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也是毛澤東走出逆境從低谷中崛起的標誌，從此，黨和軍隊在他的領導下轉危為安，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成為領導核心後戰勝五大挑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從名分上講毛澤東只是政治局常委，如何鞏固領導地位使革命事業轉危為安走向勝利，仍面臨着來自多方面的重大挑戰。一直到延安，這樣的重大挑戰對於毛澤東至少還有5次。

　　一是來自原來領導人的挑戰。毛澤東領導紅軍後，希望打個勝仗來改變處境，大家也對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第一仗卻打敗了。遵義會議後沒幾天，在土城打了第一仗，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恩來和朱德協助，本來情報說敵人只有6000餘人，是貴州戰鬥力很弱的“雙槍”軍，但一交手才發現，對方不是黔軍，而是戰鬥力比較強的川軍，人數有1萬多，並且大批增援敵軍馬上就到，紅軍打得非常艱難被動。最後，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開會，決定立即撤出戰鬥，停止執行原定北上四川的計劃，西渡赤水，開始了紅軍長征中舉世聞名的四渡赤水之戰。首戰失利對毛澤東打擊很大。更為嚴峻的是，大家讓毛澤東領導的強烈呼聲也跌落下來，博古遲遲不交權，凱豐也鼓動他不交。土城戰役幾天后，在雲貴川交界處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張聞天提出讓博古交權，周恩來也找博古談，讓他交權，讓毛澤東來指揮。但毛澤東從大局考慮，說服大家同意讓張聞天作黨的總負責人。[4] 博古聽說交給莫斯科回來的同學，才比較痛快地把象徵權力的印章、文件和記錄等交了出去。隨後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任，而毛澤東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二是來自領導層多數不理解的挑戰。二渡赤水後，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婁山關和遵義一帶，用5天時間殲敵兩個師8個團，俘虜約3000多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仗，驅散了土城失敗的陰影。幾天后張聞天和周恩來提議，在紅軍總部之下設立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但毛澤東的這頂烏紗帽到第六天又被摘了下來。事情是這樣的：遵義戰役勝利後，一軍團司令員林彪、政委聶榮臻給朱德寫信，建議打打鼓新場。在狗壩召開的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時，朱德發言認為林、聶建議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張聞天要少數服從多數表決。毛澤東急了，說：如果你們堅持打打鼓新場，我這個前敵政委不幹了!張聞天說不干就不干吧，堅持讓大家表決，結果除毛澤東外都同意林彪的建議，同時撤銷毛澤東前敵政委一職，由彭德懷代理前敵總指揮。會後，毛澤東回到住處輾轉反側，深更半夜提着一盞馬燈，走了五六里山路去找周恩來，建議緩發作戰命令。正好周恩來剛收到情報說，敵人幾支部隊正在向打鼓新場集結，如果按原計劃打，有可能陷入滅頂之災，就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說服與會者放棄前一天的指令。毛澤東又恢復了職務。鑑於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不能少數服從多數而需要集中，他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會議一致通過他的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毛澤東這次成了名副其實的核心決策者。

　　三是來自得力戰將不服氣的挑戰。1960年5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對毛主席說，您指揮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澤東回答：三大戰役沒什麼，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後，黨和紅軍巧妙地跳出了包圍圈，巧渡金沙江，實現了北渡長江的目的，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從被動走向主動。但當時許多部隊主要領導和一些中央領導對毛澤東表示不理解。林彪甚至給中央寫信說毛澤東指揮部隊不合適，建議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擔任前敵指揮。理由是部隊走了許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這樣下去會把部隊拖垮。這個意見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連一直支持毛澤東的王稼祥都曾對張聞天說：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5] 彭德懷等也流露出同樣的思想。1935年5月，政治局在會理城外的鐵廠召開擴大會，史稱“會理會議”。會議批評了林彪提出的錯誤意見。毛澤東在會上嚴厲批評林彪寫信是彭德懷鼓動的，改變中央軍事領導的意見，是違背遵義會議精神的。周恩來和朱德在會上都堅決支持毛澤東，指出在危機情況下，正是由於採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會議要求維護遵義會議確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的團結，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四是來自實力派分庭抗禮的挑戰。1935年6月，中央紅軍翻過夾金山後，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當時中央紅軍有2萬多人，從上到下缺衣少糧;而紅四方面軍8萬多人，軍容整齊，兵強馬壯，糧草充足。領導四方面軍的張國燾也是一個老資格，當1918年下半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他已經是北大學生領袖;在中共一大上，毛澤東做會議記錄，他則作為李大釗的代表被推為會議主席;張國燾還是黨內少有的曾與列寧談過話的人之一。會師後，張國燾仗着自己人多槍多與中央爭權，先是反對中央和毛澤東北上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路線，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張，繼而又提出組織問題，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增補紅四方面軍9人當政治局委員(當時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人)，並以問題沒有解決為藉口，延宕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張聞天曾跟毛澤東商量把總負責位置讓給他，毛澤東表示不行：一是張國燾要抓軍權，這個位置他不一定滿意;二是如果真讓他坐上這個位置，會帶來很多麻煩。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蘆花會議為團結張國燾，同意周恩來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張國燾接任，並任中革軍委的總負責者;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在張國燾尚未熟悉情況前，由周恩來暫時幫助。直到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沙窩會議)增補了陳昌浩和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國燾才同意北上。但他又以各種理由主張南下反對北上，目的未達到便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個電報被葉劍英獲知後報告毛澤東，9月9日，毛澤東被迫帶中央紅軍先行北上，11月中旬到陝北時還剩下不到7000人。而張國燾率部南下後，10月5日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召開會議，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團中央”，自任“臨時中央主席”，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的黨籍並下令通緝。毛澤東後來說，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在當時的情況下，要解決張國燾的問題，肅清黨內“左”傾路線，迫切需要共產國際的支持。就在這時，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委派，回國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繫的林育英也到了陝北，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最新精神和密電碼。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同時讓張浩以國際代表名義幫助做張國燾的工作。國際代表站在毛澤東一邊，抗日已是今後的主要任務，中央很快與張學良達成停火默契等，這些新變化對張國燾打擊很大，加上他南下作戰受挫，損兵折將，8萬多紅軍打得只剩下3萬多，實踐證明北上路線是正確的，南下是錯誤的，最後連跟他最緊的陳昌浩都不願再跟了，他不得不於1936年6月正式宣布取消非法的“臨時中央”，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實現大會師。後來，因西路軍慘敗，張國燾受到中央批判，1938年清明節，他借代表邊區政府去黃帝陵祭奠之際逃跑叛黨，當了國民黨軍統特務，連他的警衛員都沒跟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