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重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幾乎所有的媒體都集中發表大量反映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來輝煌成就的文章。官方媒體更是起到了主渠道的作用。

9月20日，《參考消息》用一個版面刊登了《新中國70年的世界印記（5）》，其內容是三篇關於中法建交的文章。其中最長的一篇是《中法建交公報堪稱“外交核彈”》。

這三篇文章使人想起了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 （1949--1978）下冊》中關於中法建交的論述：

【“毛澤東果斷決定，抓住這一時機，與法國達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動了整個世界。”（見該書663頁）。】

毛澤東是怎樣研製這枚“外交核彈”的呢？

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新中國外交及有關工作，提出了十一條意見，其中包括：“爭取與法國改善關係，建立邦交。”“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護建設和工業化，沒有外交陣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後來國際輿論稱中法建交是一枚“外交核彈”。

毛澤東於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兩次會見了擔任過兩次法國總理的富爾先生。第一次可以說這枚“外交核彈”開始進入“研製”階段，第二次發展到了“倒計時”階段。

富爾是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對中國友好，主張承認新中國，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周恩來批示中國外交學會出面邀請富爾訪華。在從深圳到廣州的火車上，他看到是儘管貧窮，但廣袤田園呈現出勃勃生機。此時的富爾迫切着能見到毛澤東。5月22日到達北京後不久，富爾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澤東詩詞》，更是令他愛不釋手。富爾後來是這樣回憶毛澤東5月30日和他的會見：

【“下午5時左右，我們回到旅館，得到主席將在當晚接待我們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為此歡欣雀躍......我們在晚上9時50分準時出發。”

“毛主席走上前來迎接我們。我發現自己突然之間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驚訝。”“他的舉止極為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當富爾向毛澤東誇讚中國取得的進步時，毛澤東真誠地向客人強調，新中國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較起來成績還很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澤東說：“你們親眼看到我國的情形。看到我們是多麼落後。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中國廣大農民的生存狀況，他特地請富爾介紹了法國的農業情況，作為借鑑。

中法關係是當然的中心的話題。毛澤東沒有直接說出這個話題，而是講了中國民間流傳已久的《鷸蚌相爭 漁翁得利》的寓言，以此來撥點中、美、法三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毛澤東的把這個寓言講得恰到好處，使富爾得到了一個關鍵性的啟示。

富爾有意地提到1956年發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話題扯到當時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問題上。他還有意無意地提到敏感詞“共產集團”。

毛澤東對此作出極具寓意的回答：

【“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絕不依靠蘇聯。如果我們曾向蘇聯要求專家和機器，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需要，我們不能沒有這一切。但是專家工作完畢後，還是要回去的，而且我們所取得的東西，全部是要付出代價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澤東一直對與法國進行經濟合作寄予熱望。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杜洛克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就問杜洛克：“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毛澤東進一步說明，我們想要與法國進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洛克回答：“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爾回國後，根據毛澤東向他分析的中國法國和美國之間的利害關係，出版了主張改善中法關係的《蛇山與龜山》一書。書名體現了富爾的匠心：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當時在野的戴高樂看過這本書後，寫了一封長信稱，他完全贊同書中的觀點。1958年年末，戴高樂當選總統。68歲的他開始正式考慮緩和與東方、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所期待的。5年後，戴高樂仍然對《蛇山與龜山》一書記憶猶新。他在考慮與中國建交的具體步驟問題。

1963年8月富爾在準備啟程再次訪華前，專程去見戴高樂。戴高樂對他說：“您要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戴高樂還將一封親筆的、實際帶有授權性質的信件交給富爾，委託他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建交問題。

毛澤東認為，中法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只要戴高樂不搞“兩個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願意接受中國立場，中國就應該抓住時機。因此，自從富爾10月21日抵達北京後，毛澤東就高度關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與富爾的談判進程。

11月2日，毛澤東認為這枚“外交核彈”已經到進入“倒數期”，於是在下午5時，在周恩來、陳毅的陪同下，在上海會見了富爾。

毛澤東風趣地對富爾說：

【“我們做個朋友吧，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還是可以合作。”】

毛澤東還直言不諱地說：

【“你們兩位（即富爾和一名隨行的工作人員---筆者注）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關係建立起來......（要告訴戴高樂）你們要派就派個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一套，搞了幾十年，還是個代辦，不要鑽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裡去。”】

這枚“外交核彈”的爆炸，成功地達到了毛澤東的戰略目的。1964年1月27日，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法同時發布聯合公報，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商定在3個月內任命大使。”短短的兩句話，卻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的連鎖反應。這除了在打破西方封鎖、捍衛了國家主權方面意義重大外，還對改變當時美蘇主宰世界局勢，實現國際格局新的戰略平衡、維護世界和平產生了重要的歷史性影響。

時任總統戴高樂一直有個願望，就是要親自踏上中國的土地，並“會一會已成為神話的毛澤東”。他在卸任總統後準備1971年訪華，但1970年11月猝然辭世。毛澤東的唁電稱“戴高樂是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鬥士”。

戴高樂的遺願由其繼任者蓬皮杜總統所實現。1973年9月，蓬皮杜總統對中國展開國事訪問，成為西歐國家第一位訪華的在任國家元首。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會見了他。對毛澤東景仰已久的蓬皮杜向毛澤東表達了自己的仰慕之情，還將一幅藝術壁毯贈與毛澤東。周恩來全程陪同。

訪問結束時發表《中法公報》，表達了兩國政府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的共同願望。雙方商定，將研究發展經濟關係的現實可能性，以及在技術、工業等方面加強交流的問題。雙方決定簽訂海運協定，並加強航空運輸方面的合作。雙方還談妥了遼陽化工項目，合同總金額達12億法郎。這是多年來中法之間最大的一宗合同。毛澤東的“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護建設和工業化”的戰略目標正在腳踏實地地進行。

1975年5月12至1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法國。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訪問西方國家。訪問期間，兩國決定成立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商定兩國外長不定期地就重大國際問題進行磋商。

1978年1月19至24日，法國總理雷蒙·巴爾訪問中國。中法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這是中國同西方國家簽定的第一個科技合作協定。這也預示着中國將會以更快的步伐擴大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

最後還想提一下，《參考消息》的有關文章對中法建交的意義概括得相當準確：

【“建交55年來，中法關係一直引領着中歐關係和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