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教材中給學生提問：你如何形容私有化？右面是面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券，不久老百姓用它只能換20美元或幾瓶酒或幾斤香腸。

俄文：俄羅斯私有化是黑幕，老百姓全不知情。私有化的獲利者是與新政權親近的一小撮，他們即後來的財閥和寡頭。

俄文：眾所周知，俄羅斯私有化是在美國中情局的策劃和操縱下進行的。俄羅斯國有資產委員會的一層坐滿了美國顧問。打着哈佛大學旗號的中情局特工或“芝加哥學派”的青年人，分配着幾十年蘇聯人民積累的財富，將工廠、油井私有化給他們指定的人。

當時的一幅俄文漫畫：國有資產大賣場。問：有幾種私有化模式可選？

答：那要看你想瓜分多少！

一、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解體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掌權的中期，蘇聯發展達到“鼎盛時期”：社會生活穩定，生產發展較快，不僅在經濟發展速度上超過美國，而且與美國經濟實力的差距日見縮小，在軍事實力及尖端武器方面與美國不相上下，成為角逐世界霸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

70年代中期以後，躺在“石油美元”上的蘇共領導層覺得高枕無憂，變得不思進取，害怕改革，蘇聯體制逐漸僵化，社會發展陷入停滯。另一方面，蘇共領導幹部隊伍嚴重老化，以權謀私及浮誇奢侈之風盛行，引起廣大群眾和幹部的不滿。

蘇聯社會凝固不前，人心渙散。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昔日的“集體主義、勞動競賽”精神早已被淡忘。勞動者缺乏積極性，官僚機構不思創新。蘇聯社會普遍的情況是，生產勞動紀律散漫，缺少責任感。可以說，蘇聯社會喪失了激勵機制，經濟發展正失去內在的動力。勃列日涅夫時期廣泛流傳的一個政治笑話很有代表性：

一天，外國記者參觀蘇聯某工廠生產車間。廠房高大，機器轟鳴，一片熱鬧景象。

【臨別時，外國記者特意問在機床旁工作的工人收入多少。工人回答：25盧布。外國記者十分驚訝：為什麼這樣少？工人一笑：上面象徵性地發工資，我們下面象徵性地工作。】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後，繼任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聽取蘇聯幹部群眾要求改變現狀的意見，採取了一些“強化紀律，整頓渙散”的措施，並安排研討經濟領域改革的具體方案。然而安德羅波夫執政僅一年多便因重病離世。繼任的契爾年科總書記循規蹈矩又年老體邁，於1985年3月去世。之後蘇共中央選舉54歲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在此後6年多的時間裡，戈爾巴喬夫先後提出了“改革”、“公開性”、“民主化”和“新思維”等口號，宣揚其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戈爾巴喬夫先是提出經濟“加速戰略”，接着便在思想領域提出“公開性和多元化”，並以“民主化、多黨制”等為口號着手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在對外政策中宣揚“新思維”，對西方世界單方面地妥協退讓，結果導致思想混亂、社會動盪、民族分裂、蘇共喪失政權、統一的蘇聯國家分崩離析。

在1985年的四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提出了“加速戰略”（即“加速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戰略”），主要目的是集中財力和物力，大力發展機械製造業，購買西方技術，實現工業部門的快速增長。“加速”口號反映了蘇聯人民要求發展經濟，縮小與西方國家差距的願望，但這一發展戰略仍然是不計投入，只強調增長速度，忽視經濟結構的調整，沒有逃脫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片面增長的老路。

1986年2—3月蘇共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在批准“加速戰略”的基礎上，又推出了《蘇聯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反映了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新領導層急於求成和好大喜功的心理：樂於制定宏大的戰略，而不是艱苦細緻、腳踏實地推進改革與發展。幾年後隨着政治鬥爭的激化，這些宏大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戰略便被束之高閣。

80年代中期以後，蘇共也嘗試過在農業部門實行租賃或承包形式，1987年准許個體農場經營合法化。198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6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又通過了《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同年底，又出台了關於計劃、價格、財政、信貸、金融、物資技術供應、外貿等10個改革配套文件。這些文件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權力”，使企業實現“三自一全”（自籌資金、自負盈虧、企業自治，完全的經濟核算）。1988年5月，蘇聯通過了《蘇聯合作社法》，1989年出台了《租賃法》。然而，這些改革措施和法律卻有始無終：1988年以後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口號，將改革重心和目標轉向政治領域。其結果是：經濟管理失控、商品短缺、盧布貶值和通貨膨脹。

戈爾巴喬夫並不熟悉經濟工作，他熱衷於政治空談，並常常忽東忽西、舍本求末，在政府管理上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反酗酒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政策不得人心，財政損失慘重。戈爾巴喬夫喜歡出鏡作秀，幻想左右逢源，政策朝令夕改。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這樣說道：

【“在一個月前講妥要優先發展機械製造業，現在又突然冒出了一連串兒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短短的幾個月，國民經濟優先發展方向的清單不知填寫過多少次。”[1]】

回憶起當年情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講：

【“當時我已經提出了改革不能從各行各業同時開始，總得有個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驗對我們有啟示意義。首先應該把市場機制引進到農村和城市關係中，把農村和城市的經驗結合起來。”】

戈爾巴喬夫聽不進也不願聽不同的意見。唯意志論的決策和急躁冒進的思想，很快在蘇共領導層占據了上風。

從1987年開始，蘇聯政府制定的計劃與指標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於消費和積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5%—4.0%，而1986—1988年僅增長2.8%，低於改革前的速度。更為嚴重的是，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把經濟改革的窘境歸因於蘇聯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經濟改革的窘境又為更加激進的自由化改革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經濟改革裹足不前，造成新舊問題疊加，消費市場供應日趨緊張，商品“短缺”現象日益嚴重。在“公開性”和輿論開放的背景下，經濟的失敗嚴重損害了“改革”和蘇共領導人的威信。急於在國內外樹立形象的戈爾巴喬夫於是將目光轉向了“外交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認為，經濟改革不見成效的根源在政治領域，而改革不力源自蘇聯社會的“停滯機制”和蘇共黨內的“保守力量”。

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吹響了全面政治改革的號角，從此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雖然會上有不少黨代表提出應當討論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但戈爾巴喬夫一意孤行。他堅持認為，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改革註定要失敗。戈爾巴喬夫引證歷史說：60年代赫魯曉夫經濟改組之所以半路夭折，正是碰到行政官僚的暗礁上。官僚的保守是扼殺創新的“禍首”。結果，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獲得了全勝，西方輿論也為戈爾巴喬夫戰勝“保守勢力”而歡欣鼓舞。戈爾巴喬夫幻想避開“經濟改革”，害怕長時間艱苦的勞作，轉而選擇一條捷徑，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希望通過快速的政治改革，就能收到預想不到的效果，還能換取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的支持。實際上戈爾巴喬夫為自己埋下了一顆顆政治“地雷”，無異於落入了改革“陷阱”。

此後蘇聯社會圍繞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等問題展開的思想鬥爭更加激烈。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受到猛烈的抨擊，隨後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開始大行其道，一夜間竟成為思想界和輿論的主流。

利用戈爾巴喬夫改革混亂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機推波助瀾，期盼着將手中的非法財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國有資產的特權官僚集團和蛻化變質的企業管理者更是蠢蠢欲動，欲乘私有化之機“近水樓台先得月”。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說：

【“當時黨的高層精英群體最渴望的就是把國家的財富化為己有。在權力和財富之間總是存在矛盾，有一個不能逾越的界限。有人當上了州委書記，他就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就能控制那個州里幾乎所有的財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會失去這些權力和掌控的財富。所以他們就極力渴望把這些財富變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財產。”】

面對洶湧而來的“非國有化”浪潮，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先是反對、觀望，然後是調和、妥協，最後轉為完全支持。1989年2月，戈爾巴喬夫說：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發揮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潛力。”】

他還說：

【“關心社會主義，相信社會主義，忠於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壓迫人的制度，因為所有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與整整幾代蘇聯人血肉相連。”】

然而到了1990年8月，還是同一個戈爾巴喬夫，以公有制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為由，攻擊公有制為主體是“經濟壟斷”，認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取消公有制的“壟斷地位”，推行公有企業非國有化、私有化。他還以計劃經濟沒有效率為藉口，主張完全放棄國家的宏觀調控。為與其政治改革即確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相適應，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大力推行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快速實現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各項方針政策。

1989年下半年，蘇聯經濟繼續惡化，高通脹，高物價，失業嚴重，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蘇共高層和蘇聯政府仍在圍繞不同的經濟改革方案而爭論不休。蘇聯政府方案以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為首，以阿巴爾金提供的材料為基礎，主張改革在各行各業同時鋪開，逐步用市場機制代替計劃管理機制。雷日科夫認為：

【“我們建議漸進地推行市場經濟。我們研究過中國的改革，希望我們也能逐步地推進。我計算後認為，這至少需要8年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另一種方案——沙塔林方案，經補充、修改形成“500天計劃”。“500天計劃”是沙塔林等人經戈爾巴喬夫授權，根據亞夫林斯基、葉利欽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補充而成，目的是與政府方案抗衡。該計劃主張在大規模私有化的基礎上，從1990年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從計劃經濟迅速過渡到市場經濟。經濟學家借用醫學上的術語，稱這一激進方案為“休克療法”。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謀士和美國情報部門共同參與制訂的“500天計劃”以上千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為誘餌，逼迫蘇聯採取激進市場化手段，目的是促使蘇聯全面放開市場，將蘇聯國有行業全面私有化，將蘇聯經濟納入西方自由市場模式的軌道。1990年前後，蘇共高層內部以及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激進勢力圍繞選擇和實施哪種經濟改革方案展開了激烈的較量。1990年8月初，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達成原則協議，同意以“500天計劃”為基礎，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而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為代表的穩健派則反對以“500天計劃”為代表的全盤自由化和全盤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計劃。

1990年10月1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由戈爾巴喬夫主持起草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結束了長達半年的經濟改革綱領之爭。戈爾巴喬夫的綱領表面上介於前兩個方案之間，但實質上全盤接受了亞夫林斯基—沙塔林計劃中全面私有化的內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國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他提出“必須向經濟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進”。經濟改革方案之爭很快轉化為尖銳的政治鬥爭，經濟私有化也進入快車道。

自1988年夏天，蘇聯經濟形勢開始嚴重惡化。1989年，經濟增長逐月下降，1990年開始出現“二戰”後第一次負增長。據統計，1990年、1991年經濟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達到15%。[2]經濟狀況空前惡化，使絕大多數群眾的生活變得十分艱難。1991年，日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比1990年增長了1.4倍，集貿市場價格增長2倍，而黑市和議價貿易的價格則超過零售價格9倍。

1989年蘇聯的財政收入、社會勞動生產率、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大眾消費品產量等計劃指標均未完成。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開幕詞中對經濟形勢做出如下描述：

【“消費市場的情況極為困難，經濟關係嚴重失調，交通運輸混亂，國家紀律顯著鬆弛，圍繞着所有權、自主權和職權範圍劃分問題的政治衝突有時具有極其尖銳的性質，犯罪持續增加——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目前危機仍在繼續深化……”[3]】

1990年前10個月，國民收入、工業產值和社會勞動生產率分別比1989年同期下降3%、0.8%和2%。經濟形勢極度惡化造成社會日用消費品市場供應急劇緊張，各地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引發職工群眾日益不滿。1989年前7個月有500多家廠礦企業先後爆發罷工。

戈爾巴喬夫時期將經濟改革完全寄希望於西方“七國集團”的援助，甚至為了獲得西方的支持，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戈爾巴喬夫執政的6年時間裡，蘇聯政府外債從130億美元增加到1130億美元。隨着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戈爾巴喬夫多次向“七國集團”的首腦乞求財政和經濟援助。但西方國家卻“口惠而實不至”，找出各種託詞，始終不肯給蘇聯任何實質性的資金和貸款支持。1991年前後，蘇聯經濟瀕臨崩潰。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又懇求英、美、德等國首腦，要求提供緊急貸款或援助，而西方國家政府和商業銀行均藉口蘇聯國內政局不穩而拒絕了戈爾巴喬夫。

當時報刊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時代留給人們的印象，首先是稱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分崩離析，其次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再就是80%的人進入貧困狀態，成百萬的貧困者流落街頭。普希金語言學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說：

【“1990年、1991年開始發行各式各樣的票證，有藍色的、粉色的。當時我還小，記得排了大半天的長隊。結果輪到我的時候，前邊的婦女把最後半公斤香腸買走了，到我這兒什麼也沒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後，我發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1991年11月，世界歷史上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剛剛走過74年的歷史，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在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交界的一處森林裡，簽署協議，宣布蘇聯作為一個國際地緣政治實體自此消失。隨後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歷史上第一位總統也是最後一位總統戈爾巴喬夫黯然宣布退職。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鐮刀和斧頭蘇聯國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爾巴喬夫最後一次來到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時，葉利欽已經端坐在他昔日寬大的座椅上，令戈爾巴喬夫尷尬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