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軍瓦解，是真正的自我瓦解。

　　在美國國家安全前局長、著名蘇聯軍事問題專家威廉·奧多姆中將看來，“蘇聯軍隊不是被入侵的敵軍消滅的，它也沒有企圖從已處於土崩瓦解狀態的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手中奪權，它甚至沒有為維護自身生存而孤注一擲。它也未曾向別國發動戰爭，以便團結國內民眾來支持搖搖欲墜的政權。它手中握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核武器，卻從沒有威脅過要使用它。相反，蘇聯武裝力量只是在埋怨不休，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最終——用托洛茨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話說——‘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又是什麼原因引發的?它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儘管有種種跡象表明蘇維埃政權正走向深淵，但是連西方資深的觀察家也沒有估計到會出現這種結果”。

　　現在，讓我們從國家軍事安全的角度，來審視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關鍵時刻“蘇軍倒戈”成為毀盡蘇聯軍事安全的“致命一擊”

　　蘇軍是蘇聯共產黨人親手締造的人民軍隊，粉碎過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武裝干涉，打敗過希特勒數百萬大軍的全面入侵，曾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軍隊之一。

　　然而，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後，極力推行“改革與新思維”，蘇軍的性質逐漸發生變化，在對待蘇共的態度上不僅搖擺不定，甚至在關鍵時刻臨陣倒戈，成為推動蘇共垮台的重要力量。隨着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曾經輝煌強大的蘇軍也崩潰瓦解，演出了一幕“共產黨同它的將軍們手挽手、肩並肩地走向滅亡”的“世紀悲劇”。

　　創建蘇軍的歷史功績屬於列寧和列寧締造的黨。列寧提出了一系列建軍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強調布爾什維克黨對軍隊的領導作用。蘇聯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編寫的《蘇聯武裝力量(建設史)》一書指出：“黨對整個國防事業的絕對領導，是軍事建設的不可動搖的最高原則，是蘇聯陸海軍強大威力的主要源泉。”

　　蘇維埃政權剛建立時，年輕的蘇聯紅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態勢下，以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有力地鎮壓了白匪叛亂，也冒着槍林彈雨，衝鋒陷陣，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擊退了英法德等帝國主義軍隊的入侵，保衛了新生的蘇維埃。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誇下海口要在10周內讓蘇聯作為政治和軍事因素從歐洲版圖上消失。然而，這個戰爭狂人怎麼也沒想到蘇聯紅軍給了他迎頭痛擊。

　　正如斯大林所總結的，"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年代裡，共產黨把我們國家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營壘，把人民和軍隊的全部力量指向一個總的目標——殲滅敵人。共產黨向蘇聯軍人闡明戰爭的意義和目的，教育他們熱愛祖國，提高他們的士氣，培養他們的大無畏精神和紀律。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斯大林逝世後，“全民黨”“全民國家”“全民軍隊”思潮泛濫，黨對軍隊的領導地位被降低。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幌子下，把堅持共產黨領導視為“政治壟斷”，要“堅決加以摒棄”。

　　1990年10月，《蘇聯共產黨組織在蘇聯武裝部隊中的工作條例》規定：“蘇聯共產黨組織及其機構不得干預行政人員和軍事指揮機關的工作。”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則乘機滲入部隊，進行“民主化”以及軍隊“非黨化”“國家化”的宣傳煽動，有的甚至叫嚷，“撤銷工廠、軍隊、部隊的黨委”。他們上躥下跳，拉幫結派，宣揚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醜化污衊蘇共。

　　面對“自由派”分裂軍隊的行徑，蘇共特別是軍中黨組織並沒有採取堅決有效的反擊措施，反而聽之任之，有的甚至加以附和。

　　“8·19”事件是蘇共部分高層為維護蘇維埃制度而採取的最後一次自我拯救行動。但在危急關頭，蘇軍軍事首腦退縮，軍隊高層變節，任務部隊倒戈，最終導致挽救行動失敗。

　　1991年8月20日，按計劃將簽署蘇聯新聯盟條約。蘇聯據此將實行政治的多元化和共和國的主權化，演變成一個由各共和國自願聯合組成的“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蘇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將名存實亡。

　　正如“8·19”事件的發起者之一——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所言：“我們理解這意味着蘇聯將消滅。8月18日，我們離默默屈服並接受蘇聯解體的事實還剩下兩天。根據憲法、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公民義務，使我們不得不捍衛符合憲法的制度。”

　　8月19日，以蘇聯副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內務部長等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接受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權力，在蘇聯部分地區實行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決定對蘇共內部反對派採取行動，以此挽救社會主義蘇聯瀕臨解體的命運。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囊括了除戈爾巴喬夫之外的黨政軍工農等各個方面的首腦，本來是有能力控制全國局勢的。8月18日凌晨，國防部長亞佐夫下令部隊開進莫斯科，並隨時準備進攻議會大廈，逮捕葉利欽等極端分子。蘇軍進入高度戰備狀態，先後調動了10餘萬兵力，部分部隊開進莫斯科。

　　事實上，蘇共此時已經失去對部隊的控制。秘密命令下達後，指揮員行動優柔寡斷，缺乏魄力，各部隊互不協調，甚至相互指責，“自由派”將領更是製造各種藉口拖延時間。時針已指向凌晨1點，離進攻議會大廈只剩兩小時，部隊卻仍未到達指定地點，有的乾脆臨陣退縮，致使進攻無法實施。

　　葉利欽卻因此獲得了反擊機會，他在退伍軍人的支持下加緊構築議會大廈防禦體系，並派代表奔波於部隊上下。但與此同時，在蘇軍內部卻是另一番景象。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雖然態度堅決，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作為克格勃主席的他總是儘可能守在第二防線。亞佐夫除下令軍隊入城外，再沒有提出任何政治倡議，局勢一出現波折，立場馬上發生動搖，接受以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為首的高層將領建議，下令將部署在緊急狀態地區的軍隊撤回到原駐防地。

　　而當“停止行動”的命令下達時，正向白宮進發的一支克格勃部隊離白宮大廈僅剩一小時的路程。軍事首腦在關鍵時刻的不作為和妥協，從某種程度上說與倒戈無異。

　　在軍隊高層，蘇軍總參謀長一開始就拒絕執行調軍命令，在各軍種司令中，除陸軍總司令瓦連尼科夫堅決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並積極參與行動外，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戰略火箭軍司令馬克西莫夫和海軍司令切爾納溫均反對動用武力。

　　空軍司令私下派人轉告葉利欽：只要有用到我的地方，必將全力以赴。他計劃武力對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並為此起草命令準備派遣飛機前往莫斯科中心。

　　他還建議國防部長退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求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非法，提出軍隊撤出莫斯科、武裝力量由最高戰備狀態轉入日常戰備等級等建議。軍隊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在8月21日下午專門召開會議，決定從莫斯科撤出部隊，解除宵禁。

　　在“8·19”事件中，當“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定對“民主派”採取強制措施時，執行任務的部隊卻臨陣倒戈，成了反共勢力的護衛者。由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率領的圖拉空降兵師違抗命令，不僅沒有攻打俄羅斯議會大廈，反而轉為保護這座大廈。

　　葉利欽稱格拉喬夫“不僅決定了他自己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我乃至千百萬人的命運”“是俄羅斯真正的幸運”。克格勃的特種部隊“阿爾法”小組拒絕執行逮捕葉利欽和進攻白宮的命令。

　　葉利欽曾表示，“阿爾法”小組拒絕行動，是整個軍事進攻失敗的轉折點。8月20日，葉利欽宣布接管俄羅斯境內的全部蘇軍，各部隊紛紛響應。到8月21日中午，葉利欽已經控制了駐紮在俄羅斯的全部武裝力量。

　　歷史在此刻駐足沉思：1991年12月25日18時32分，克里姆林宮上方飄揚了69年的印有鐮刀、錘子和閃耀五角星的蘇聯國旗徐徐降下，一個曾經改變人類社會發展進程、成功阻攔德國法西斯鐵蹄、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強大蘇聯宣告解體。

　　在危急關頭，蘇軍的袖手旁觀甚至倒戈，直接推動了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整個蘇聯軍事安全因此蕩然無存。歷史以其特有的冷峻昭示我們：如果軍權不牢牢掌握在執政的共產黨手中，緊要關頭軍隊就可能不聽從指揮，其結果就是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葬送社會主義紅色江山。

　　導致蘇軍自我瓦解的原因分析

　　軍隊變質、政權易主、紅旗落地，蘇共分崩離析，蘇聯四分五裂。其衰也忽焉，原因何在?一支曾經忠誠蘇共、戰功顯赫的軍隊在短短幾年時間裡發生如此蛻變，絕不是偶然的。

　　政治腐敗，經濟畸形，各種社會沉疴越積越深，僵化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對人民和軍隊逐漸失去吸引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全面動搖和破壞了蘇共領導蘇軍的現實基礎，導致蘇軍背棄蘇共甚至於關鍵時刻倒戈，教訓十分慘痛。

　　其一，腐敗盛行及多黨制改革瓦解了蘇共領導蘇軍的政治和組織基礎。

　　在當時，高度集權的領導管理體制，加之缺乏有效的制約監督，導致蘇共內部官僚主義和腐敗盛行。蘇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和機關普遍享有特權，如在領導機關中實行的“大信封”制度，裡面的錢數大大超過個人工資，且不用向國家納稅。

　　許多高級幹部的實際薪酬比普通工人的收入高出幾十甚至上百倍。蘇軍不少高級軍官，不僅享受別墅、房地產、狩獵區、療養院等特殊待遇，還擁有私人僕從。

　　一些黨員幹部腐化墮落，虛偽之風盛行，一邊吃着共產黨的“飯”，一邊砸着共產黨的“鍋”，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蘇聯的一次民意調查中，認為蘇共代表人民的不足5%，而認為代表各級官員的占到85%。

　　戈爾巴喬夫決心改變這種局面，但他選錯了方向。1988年前後，蘇共改革的重點逐漸轉向政治體制，大力推行的民主化改革引起強烈動盪，社會上一時間冒出5萬多個各式各樣的非政府政治組織，蘇共內部也出現了“反對派”，要求取消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實行多黨制。

　　1990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正式認同實行多黨制的可能性。同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取消了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黨紛紛建立。至此，蘇共由執政黨演變成了西方國家的“議會黨”。

　　政治制度的改變必然引起軍事制度的變化。隨着多黨制和總統制的實行，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猛烈抨擊黨對軍隊的領導，要求從根本上改變黨領導軍隊的制度體制。儘管以取消蘇共軍事領導權為主題的軍事改革遭到一大批軍地共產黨人的強烈反對和堅決抵制，但已無力回天。

　　由於上述原因，蘇共逐步喪失了對軍隊的領導權。1990年，蘇共在軍隊廢除了原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內容，放棄了黨對軍隊的政治領導，解除了廣大官兵的思想武裝;同年10月，頒發了蘇聯《社會團體法》，規定軍人活動不受政黨決議的束縛;1991年初，軍隊政治機關進行全面改組，將屬於黨在軍隊中的各級政治部門，改成服從政府指令的機關，蘇軍總政治部更名為武裝力量總軍事部，走上“軍隊國家化”的道路。至此，蘇共完全放棄了對軍隊的組織領導。

　　其二，意識形態多元化改革損壞了蘇共領導蘇軍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前，蘇聯意識形態就已比較僵化：一方面，蘇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指導思想，堅持黨管意識形態的原則，採用一系列方法手段宣傳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和價值觀念，強調黨員在理論和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蘇共長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教條化、簡單化的解讀和闡釋，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思想文化工作，用政治權威判斷和裁決學術是非，不容許有任何懷疑和批評意見，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設置了許多禁區，致使思想理論日趨僵化，意識形態封閉化、教條化不斷加重，已很難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到了20世紀80年代，蘇軍依然基本沿襲着戰爭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和方法，黨在軍隊中領導的削弱，政工幹部大量流失，政治教育流於形式。理想信念越講越空，官兵開始逃避，後來乾脆放棄教育。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意識形態領域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極力倡導“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等新思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及綱領。

　　在此指導下，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和7月蘇共二十八大提出了“取消意識形態壟斷”，推行“意識形態多元化”，放棄了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與之相伴隨，蘇軍逐漸淡化馬列主義理論、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代之以“政治新思維”教育，各軍兵種、軍區和集團軍設立的馬列主義學校也於1991年6月宣布取消，改組為社會政治中心。

　　而在“意識形態多元化”條件下，各種思想理論紛紛出籠，軍中充斥着各色社會思潮。特別是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極力鼓吹歷史虛無主義，否定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否定蘇軍的建軍原則和光榮歷史，否定蘇軍官兵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傳統。所有這些，都嚴重損壞了蘇共領導蘇軍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其三，“公開性”改革削弱了蘇共領導蘇軍的情感和心理基礎。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所謂“公開性”改革，實質上是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徹底暴露蘇聯共產黨的陰暗面，來否定其執政的歷史合法性。不可否認，蘇共在二戰前因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犯過諸多政治大清洗的嚴重錯誤，給蘇軍造成了極大的情感和心理傷害，造成了難以磨滅的歷史陰影。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蘇共本應通過改進工作來彌補以往的過失、消除歷史過錯的消極影響，而絕不應當拿這個歷史舊賬說事，在國家和民族的瘡疤上再插上一刀。然而，戈爾巴喬夫恰恰把掀開蘇聯政治大清洗的內幕，當成了實行“公開性”改革的突破口，這在客觀上煽動了蘇聯民眾以及蘇軍官兵對共產黨的不滿情緒。

　　在毫無秩序的“公開性”改革中，全社會利用媒體公開揭露軍隊問題的作法得到允許甚至慫恿。而這種“揭露”發展成為民族主義分子肆意攻擊蘇軍是“占領軍”“侵略者”，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政黨、組織、運動、陣線等乘機而起，大肆歪曲軍隊職能，貶低軍隊作用，散布軍隊導致經濟危機的言論，稱蘇軍是“社會食客”，極力誇大軍隊存在的問題，利用媒體全面醜化軍隊和軍人形象，在全社會引發了一股反軍浪潮。

　　許多父母不允許子女參軍入伍，許多地區拒絕接納退役官兵，許多軍隊駐地經常斷絕軍營正常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軍官及軍人家屬得不到社會尊重和保護，甚至出現了多起殘害無辜軍人生命的事件。這些都嚴重損傷了蘇軍官兵對蘇共的感情，動搖了蘇軍聽命於蘇共的情感和心理基礎。

　　其四，“親資本主義聯盟”的滲透和利誘助長了蘇軍的離心傾向。

　　“親資本主義聯盟”是美國著名學者大衛·科茲在《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一書中提出的，“聯盟”主要由激進知識分子、自由派經濟學家、新興私人業主階層、背叛蘇共的原黨政軍官員等勢力構成。其中起主導甚至決定作用的是背叛蘇共的原黨政軍官員，正是他們把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送上了不歸之路。

　　以葉利欽、波波夫、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等人為代表的原蘇共高級官員，起先在黨內成立“民主綱領派”“民主改革運動”等反對派。他們諳熟蘇共治理之道及“命門”所在，在利用民主改革、反腐倡廉、大眾情緒不斷向蘇共發動政治攻勢的同時，還對軍隊採取了一系列滲透行動。

　　一方面派出密使或利用對他們有好感的官兵，在軍隊煽動對蘇共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又主動拉攏利誘軍隊官兵特別是有影響的中高級軍官，以博得軍隊的好感和支持。

　　1991年2月，葉利欽在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的陪同下參觀圖拉空降團時，針對該部住房嚴重不足的情形表示，如果當選俄羅斯總統，將給該團增添500套寓所。格拉喬夫迅速成為葉利欽的朋友，並在“8·19”事件中幫助葉利欽贏得了主動和勝利。

　　葉利欽還特地挑選了飛行員出身、在阿富汗屢建戰功的魯茨科伊作為競選夥伴，接納洛帕京少校、察爾科上校等一批軍中激進改革派成員加入自己的陣營，等等。

　　威廉·奧多姆在他的《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一書中寫道，“到了1991年，蘇共已如強弩之末，根本無法控制軍隊。而軍隊領導層嚴重腐敗，爭權奪利，優柔寡斷，根本不可能齊心協力。

　　大多數高級軍官不是不願冒險，就是只關心個人的名利仕途，在重大政治鬥爭中，一個個就像牆頭草，看到哪邊獲勝的希望大，就毫不猶豫地倒向哪邊。

　　大多數資格老的共產黨員也同樣都是沽名釣譽的投機分子。也有一些人，像沙波什尼科夫和一些上校軍官那樣投靠葉利欽的，他們完全摒棄了共產主義制度”。

　　可以說，在“8·19”事件之前，以葉利欽為首的蘇共反對派對軍隊進行了大量的思想滲透和利益引誘，不少官兵已經與蘇共離心離德。

　　在各種勢力的複雜影響下，蘇軍內部分成了士兵、下級軍官、將帥三大勢力群體，他們有相對獨立的觀念和訴求，利益衝突不斷加劇。這直接影響了蘇軍的團結統一，導致了蘇軍的嚴重分化。

　　其五，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是蘇軍背棄蘇共的背後推手。

　　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保衛蘇維埃，維護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統一和尊嚴，一直是蘇聯軍人信守不渝的根本價值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碰壁，令西方國家感到用“和平方法”促使共產主義“從內部解體”，比直接的軍事干涉和經濟制裁更有利。

　　里根政府撥款10億美元，專門用作“自由之聲”等電台的廣播經費，其中大量內容是針對蘇軍的宣傳煽動，並與蘇聯國內軍內“持不同政見者”遙相呼應。

　　對此，蘇共及其在軍隊中的黨組織缺少有效的抵制措施，尤其是缺乏對官兵的積極思想引導。西方國家的書籍、報刊在軍中隨處可見，色情作品泛濫，不良社會思潮對軍人的毒害愈來愈深。

　　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前登上一輛坦克發表講話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體視為蘇聯瓦解的經典畫面。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在葉利欽發表演講的不遠處，散落着一些小冊子——《非暴力革命指導》，小冊子的作者就是後來被稱為“顏色革命精神教父”的美國人吉恩·夏普。其作品宣揚非暴力鬥爭理論，被稱為“顏色革命聖經”。

　　美國成功瓦解了盛極一時的蘇聯帝國，兵不血刃地打贏了又一場“世界大戰”。蘇聯解體後，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飛到莫斯科，驕傲地在紅場散步，說了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

　　蘇軍瓦解深刻警示我們如何在強軍征程中維護祖國的軍事安全

　　蘇軍變質、蘇聯解體是人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無產階級軍事史上的一大悲劇，值得深思。特別是我黨我軍，在一段時期里受蘇聯影響較大，蘇軍喪魂變質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刻汲取。

　　鑄牢軍魂，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軍隊長期面對、事關存亡的根本問題，也是事關國家軍事安全的根本問題。

　　西方在蘇聯“和平演變”得手後，美國政要曾誇下海口：“1999,不戰而勝。”歷史跨過“1999”已經16個年頭了，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與活力昂首闊步向前邁進。

　　在蘇聯解體後，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面臨着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並且軍隊是其腐蝕和滲透的重點目標。實踐證明，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有決心、有智慧、有能力粉碎西方的“和平演變”。

　　同時也必須深刻認識，抵制“軍隊非黨化”，確保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事關社會主義事業成敗，事關我人民軍隊的興衰、國家安危、政權存亡和社會治安。

　　蘇軍成長壯大和喪魂敗落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會一勞永逸，越是在勝利的情況下越要保持高度警惕，惟此為先，才能鑄牢軍魂，永葆人民軍隊政治本色。

　　堅持共產黨領導軍隊的絕對性，嚴防其他黨派滲入軍隊。

　　戈爾巴喬夫提倡“開放性”“多黨制”，一些政治派別特別是“持不同政見者”紛紛滲入軍隊，出沒於蘇軍機關和部隊，以種種手法明里暗裡在官兵中宣揚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利己主義、享樂主義人生觀、價值觀，污衊和誇大蘇共及社會主義的問題，用裙帶關係和腐敗軍官拉幫結派。

　　面對眾多派別的滲入和挑戰，蘇軍中的共產黨組織卻聽之任之，不斷丟失陣地，直到失去控制。“是共產黨自己丟掉了軍隊”，一些蘇共黨員的感嘆是極有見地的。

　　解決軍隊問題必須注意維護軍隊聲譽和軍人的榮譽，切實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

　　俄羅斯人民自古對軍人這一職業推崇備至，但在全面“揭露”軍隊問題的過程中，報刊未經查實就連篇累牘地刊發關於軍隊各種所謂“醜聞”的文章，戈爾巴喬夫任命的中央宣傳部部長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更是慫恿和鼓勵這種行為。

　　這掀起了社會性的反軍浪潮，造成很不正常的“反軍綜合症”，導致民眾信任度一路走低，軍人失去往日的榮譽。軍隊是國家的衛士，也是國家的象徵，軍隊沒有地位必然危及軍事安全。

　　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奪取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主動權。

　　當代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較量。當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面臨着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安全上的嚴峻挑戰和考驗。之所以蘇聯解體和蘇軍喪魂變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方文化價值觀侵蝕下，社會和軍人本來應有的核心價值觀混亂和失落了。

　　高度警惕和防範外部勢力滲透。

　　蘇共垮台的一條深刻教訓，就是沒有及時阻止來自蘇軍外部的政治勢力的滲透、利誘以及內部不同勢力的紛爭，致使蘇軍形似高度統一實則四分五裂。

　　隨着美國對亞太介入的加深，新一輪“遠東波”的“顏色革命”正圍繞中國展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正在跟我們下一盤大棋，它們有一個顛覆、遏制、改變中國的系統工程，可以說是費盡心機，無所不用其極。

　　那種指望其發慈悲再給50年時間，讓我們安安穩穩地發展成世界強國的想法，是極其幼稚的。對美國等西方勢力的這種政治圖謀，我們必須高度警覺，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決不能天真，決不能抱任何幻想。

　　這方面的較量，看似不動刀槍、不見硝煙，但實質上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必須大力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切實抵禦敵對勢力對部隊的滲透破壞，以積極主動的工作占領部隊思想文化和輿論的陣地，不斷增強官兵政治免疫力，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

　　關鍵是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落到實處。

　　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落到實處，這是個理論問題，更是個實踐問題。部隊官兵聽黨指揮，必須見諸實際行動。一要堅持和落實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體系;二要增強各級黨組織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執行力;三要以嚴明的紀律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落到實處。

　　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強化號令意識，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定，在事關原則的問題上決不允許跨越紅線。要加強對執行命令指示情況的監督檢查，嚴肅查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和事，把聽黨指揮落實到具體行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