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要說

　　造反，是一個歷史久遠的詞彙，而造反派則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特殊稱謂。在十年文化革命期間，一批青年學生、工人、農民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從下而上的衝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展全民反腐反修反貪的群眾運動，這一大批人被人稱之為“造反派”，這些草根階層的人們在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各種報刊媒體和影視作品描寫成無惡不作的暴徒、不近人情的野獸和大量傷及無辜的另類，甚至作為反對和打擊不同政見的帽子和棍子，使他們長期蒙受不白之冤。例如，華國鋒、陳永貴等人不也被說成造反派嗎?

　　從1966年到現在，已經快半個世紀了，當年的造反派，到現在年齡最小的，也已經過了60歲，時日不多了，但總覺得黑白不容顛倒，真像應該還原。因此，在我年近70的時候，寫下這點東西，就我所經所歷，所聞所見，試圖還其公正。

　　二、事實真象

　　打開電視，翻開書本雜誌報刊，各種文章報道，都把文革初期揪斗當權派，批鬥教師學者，砸毀宗廟祠堂，破壞古物古蹟，統統說成是“造反派”所為，而事實卻遠非如此。文革開始後，在資產反動路線主導下，在各級領導所派工作組的錯誤指揮下，各類學校、文化團體，都把鬥爭矛頭指向一些有歷史污點的領導、學者，甚至把鬥爭矛頭指向一些社會關係不好、平時愛提意見的學生、普通文化工作者的身上，正是在工作組的指導下，一些學生採取過激行為，打老師，為批鬥者掛黑牌，畫花臉，以所謂“破四舊”為名，砸毀文物古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學生，工人挺身而出，針鋒相對地起來造資反路線的反，於是各級黨委政府出來“滅火”，把鬥爭矛頭指向這些學生、工人，這樣就出現了維護資產反動路線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對峙的局面。後來，在毛主席黨中央支持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擊退，造反派暫時得勢，雖然也沿襲了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些錯誤作法，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等，但比起文革初期的那些作法來說，其烈度小多了。由於造反派是自發形成的，且多是身上帶刺的人組成，所以文革中被資反路線、當權派多次誣衊為“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蓋然如此。而造反派的輝煌，僅僅一兩年的時間，其後一次次的清理整頓，一次次運動，造反派總是處於挨打受壓的狀態。因此，他們也一次次地抗爭，利用一切機遇，爭取公正合理的待遇。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後，造反派被打壓到谷底，“造反派”三個字，也就成了當年那批人永遠被戴上的被各種譽論染黑的永遠折不掉的黑帽子，但就是因為有“造反派”和他們的鬥爭精神，在那以後被稱之為“十年動亂”中，有誰敢腐敢貪嗎?

　　三、選反派的悲慘遭遇

　　以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學校一畢業後，一次次學習班，批鬥挨整就等候着他;種種磨難等候着他;首先，招工、招干、參軍，因為是造反派，就有可能被刷掉，有的參了軍，最後也被部隊審查後，遣送回原籍。在農村，表現很好，能吃苦耐勞，群眾評議好的人也入不了黨，有的人婚姻家庭也因此受到破壞，我的同學柯濤一九六八年分工到大悟，他與一個女老師談戀愛，而他此時正因為文革造反被住學習班，而教育局的負責人做他女朋友的工作，要柯的女朋友不要與“造反派”談，而與他(教育局負責人)的一個侄兒談，不然的話，就不要她教書了，柯濤不服，就將這一情況逐級上告。最後，在鄧穎超同志的干預下，才使得二人家庭得以團圓。我的同學張險峰，是一個造反組織的頭目，回到家鄉祝站鎮教書後，其十幾歲的女兒放學後被人姦殺，也因為他是“造反派”，有關部門的人對這樣的驚天大案不聞不問，偵破案件最佳時間錯過。他多次上告，案子多年未破。我的另一個同學簡彪，也因為“造反”，景況就更慘了：學校畢業後，他分工在孝感城區的一個中學，就因為造反，76年被發配到他家鄉的學校任教，在“嚴打”期間，又被判刑到勞改農場，在勞改農場，管理犯人的看守，也認為他是冤案，在他們的干預和努力下，簡彪被無罪釋放。釋放後，又因為“造反”，各個學校不敢接他，使他失去工作，愛人也失去單位。他做過早點，擺過地攤，全家四口人居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的一間破屋裡，生活靠低保和他在一個單位守門千把元的收入維持。後來得了癌症，無錢住院，靠同學接濟，在家裡打點滴治療，在痛苦和絕望中了卻了一生。死時，他拉住我的手說：“我一生未做過壞事，僅僅因為造反，落得了這個結果。”我為他曾找過社會上一些做慈善的志願者，他們卻說：“他是造反派，我們不敢管!”看着無助的他在痛苦中掙扎，我的心如刀絞。

　　四、最後要說的

　　作為“造反派”，雖然上面未定性為反革命，上面也不可能為之平反，同時，我們也不需要別人說我們“英雄”或“壯舉”，但求文人媒體不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過分的將之渲染成“十惡不赦、人妖不分”的惡魔，還其歷史本來面目就行了。如此而已，何能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