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三月之前只有中國確診了八萬例，死亡三千多。外國幾乎都沒有。少量的病例和死亡人數都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在這個時間點上，不僅有吹捧民主燈塔美國的海量文章，連第三世界的民主窮國也有人敢吹，例如吹捧印度死亡只有4例。在中國病例遙遙領先的前提下，幾乎沒人在意八萬是多說了還是少報了。

  幾乎沒有人預料到劇情的劇烈翻轉。所有的專家意見都是耳旁風。先是韓國，伊朗，然後意大利異軍突起。每天都在破紀錄。傳統的歐洲強國全部淪陷，死亡人數超過中國的國家已經有八個了。最慘的是美國。從三月一號確診69例，死亡1人，到4月24號916348例，死亡51742人。

  民主制度在傳染病面前不堪一擊。在平時自由散漫的優勢成為傳染病的絕佳助力。但事實證據並不妨礙媒體繼續吹捧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許多人跟隨西方主流媒體質疑中共的數據造假。他們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人人都有撒慌動機，中共造假也不是第一次了，難道以前造假時西方沒有學到任何經驗教訓嗎？實際上正是因為西方媒體無數次地宣傳中共造假，所以當中共說有新型病毒出現時，西方公眾和政府都默認是“狼來了”，因此完全忽略了。現在還懷疑中共謊報病毒的嚴重性，這個邏輯何在？假設中共說有十億人染病，還是可以懷疑它沒有說99%中國人染病。這與美國的疫情完全無關。

  美國媒體已經在比較紐約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了。同樣是大都會城市，紐約成為全球最嚴重的疫區，死亡20861， 而北京上海死亡人數都是個位數。人們當然可以質疑這個零星的死亡人數不真實，但同紐約比，你怎樣把這個數字放大一千倍來佐證紐約比上海好呢？

  人們對自由的想象是不受政府的約束，個人可以在最大限度地自主決定一切。而權責是平衡的，一個硬幣的另一面則是政府對人民的責任也同等地減少很多。在平時我們專注於自由帶來的創造性時，我們自然忽略其破壞作用。這次新冠傳染病突然把自由的破壞作用拖進了公眾的視野。

  假如我們從無所不知的上帝的視角來俯視傳染病的擴散。又假設的確存在第一個人類感染了新冠病毒。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感染者有八成的機會無藥自愈，意味着他上醫院就診留下人類可以追蹤的醫療紀錄，這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他患病期間有傳染性。他的親戚朋友同事都開始感染，這些人的親戚朋友同事也逐漸被感染。這個過程是指數增長。而這個過程中，開始有人就醫和死亡，等醫院收治到足夠多的病例並確診是一種未知的傳染病時，在醫院紀錄之外的被感染者已經擴散得很多很遠了。而在醫院紀錄里的零號病人，也很難確定是第一個感染者。每個人都有隱私需要，所以人類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掌握擴散的完整星狀輻射鏈路。其次，第一個感染者本身就是一個假設。還可以有多個人同時同地感染的可能，還有多人在同時異地感染的可能，還有多人在異時異地感染的可能。人類偵測手段有限，根本無法區分和確定種種可能性。即使不計成本地大規模地調查取證全球死亡病例，也很難確定誰先誰後，或者美國是否有先於武漢的感染者，因為美國同樣有撒謊掩蓋的動機。（美國的首個病例經過屍檢，已經提前到2月6號了。）歷史上的各種傳染病都沒有清楚的來源。最近的SARS和H1N1也沒有，可想而知，即使排除人人都有撒謊和掩蓋不利於己的證據的動機，新冠病毒的來源也不可能找到。 

  中國有沒有可能把新冠傳染病控制在國內呢？即使在最簡單的假設條件下，即第一個感染者在武漢，也很難在確診的時刻將所有被感染者全部找到並隔離。而武漢封城的措施，實際上已經是全球史無前例的嚴格了，但也不過是延緩了擴散的速度而已。擴散到所謂的“自由世界”，病毒也才可以依靠言論自由“自由地”傳播。

  西方利用輿論優勢搞訛詐，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利用傳染病追責卻很新鮮。縱向地比較，中國依仗強勢體制已經是做得最好了，比歷史上世界各國處理傳染病都強。但即使實際上不可能，但理論上總可以逼近極限，找到假想中的第一個感染者，將其扼殺在搖籃里。這就給了西方輿論造勢的機會。反正撒謊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基本功，成本比干實事低得多。更可以掩蓋民主制度的無能為力的缺陷。在民主選舉邏輯里，將罪過歸於外國人也是最不損失選票的策略。台灣國深諳此道，美國近年來也學會了。通俄門之後，應該是中國光榮登場了。

  新冠疫情戳穿了民主制度優越的假象。百萬級別的感染者和近二十萬的死者，他們的人權隨屍體埋進土裡，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幸運的話被呼吸機堵住。法制崩壞，一邊是違犯居家令外出的人可能會坐牢，另一邊卻是因為擔心感染而釋放囚犯，導致囚犯再次自由犯罪。而因為護工逃離養老院而餓死在床的老人們則揭示着人性的不堪，西方文明的虛偽。美國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韓戰越戰死亡總數，而且仍然在快速增長。但無論是眼界還是主觀動機，都很難會看到美國輿論反思美國能從中國學點什麼。只有超脫個人功利動機，才能更接近事實真相。誰在疫情中裸泳，每天變化的數字不斷提醒着追求真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