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徐匡迪：我的治學與從政

政協往事 2020-04-29 

青年徐匡迪 本文圖片均來自“中國政協文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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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選擇鋼鐵專業的初衷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和我的同齡人都是黨和國家用人民的血汗培養出來的。我念中學、大學，都沒有付過學費、雜費，我大學的頭兩年伙食費都不用付，後三年每月付12.5元伙食費，那時候雖然經濟很困難，但國家還是培養了我們。所以，我們這代人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念，就是要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自己的一切。我畢業分配的時候，可以報九個志願，我就寫了五個字——服從黨安排。

畢業以後，我先留在北京鋼鐵學院任教。四年後，教育部調我到上海工學院任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我先後在工廠、幹校勞動，又回到學校教工農兵學員。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為期一年。之後，又到瑞典一家高技術公司工作兩年。

1983年，我在瑞典的工資是5800美元一個月。國家需要時，我就和已在瑞典工作的愛人一起回來了，沒有任何個人或家庭的考慮。應該講，這是50年代成長的人的共同特徵。我中學時興趣比較廣泛，對文科、藝術、理工科都有興趣，所以中學畢業，藝術院校首先招生的時候，我預考了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結果被錄取到西安音樂學院，我就沒去了。

後來報考鋼鐵學院，我對鋼鐵工業幾乎一無所知。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報紙的頭版頭條總是鞍鋼，當時有一個感覺，就是西方國家欺負中國，依靠的是它船堅炮利。我記得，斯大林曾說：“鋼鐵工業是一切工業基礎的基礎。”毛主席也說，“一個鋼鐵、一個糧食，有了這兩件，什麼事情都好辦了”。為此，立志獻身鋼鐵事業，就成了我一生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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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專家的驕傲

我小時候，上海江浙一帶管鐵釘叫洋釘，鍍鋅鐵皮就叫洋鉛皮（中國古代是用鉛），水桶叫洋鐵桶，說明當時中國的鋼鐵工業非常落後，儘管張之洞在湖北維新搞洋務運動，創辦漢陽鐵廠；李鴻章在上海建設江南製造局，有了第一個煉鋼爐；日本人在東北建設鞍山製鐵所。但直到解放，中國鋼鐵的年產量也只有19萬噸，還不如寶鋼集團現在一天的產量。解放後我國鋼鐵產量從19萬噸增長到1億噸，用了37年，這個歷程曲折艱巨，主要原因是工藝設備依靠引進，缺乏自主創新能力。1996年後，鋼鐵工業的發展進程大大加快，實現了自主設計和設備國產化，2005年至2006年僅兩年，鋼產量就從3億噸躍升到4億噸，這絕對是了不起的。

現在，我們正在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鋼鐵工業，並且運用了多學科、循環經濟的理念。首鋼搬遷就是鮮明的例證。

首鋼搬遷到曹妃甸，絕不是簡單的設備搬家。我是首鋼京唐鋼鐵項目專家委員會的主任。首鋼在石景山占地7.5平方公里，到吹沙填海的新址只用了3.5平方公里，建成了21世紀全世界最新的鋼鐵廠。首鋼過去年產鋼450萬噸，現在是900萬噸，翻了一番，但是用地減少了一半。首鋼過去煉1噸鋼要用5噸新水，現在只用不到4噸的淡化海水。海水淡化的熱能靠的是煉鋼的廢熱，用鋼鐵廠所有的煤氣集中發電，用電也不用外輸。鋼鐵廠可以吸納社會的廢料，比如，製造白色污染的塑料可以在煉焦時和普通的煤混在一起，相當於焦煤，就可以煉出焦炭。此外鋼鐵廠還可以吸納100萬至120萬噸的廢鋼，京津唐地區一些報廢的汽車都可以在此回爐。同時高爐渣、轉爐渣可以做水泥，能建300萬噸的水泥廠。所以新型的鋼鐵企業既可以生產優質的鋼材，而且能生產大量的水泥和電能。傳統的鋼鐵廠變成高效的能源轉化器和社會廢棄物的消納器。

要求首鋼搬遷的正面聲音主要是從首都的環保需要考慮的，當時首鋼大概“貢獻”了北京飄塵微粒的40%，二氧化硫的60%。為了首都的清潔、安靜，首鋼應該搬出去。比較激烈的環保人士甚至提出，要首都還是要首鋼？但是首鋼的職工和工業界的老前輩們卻很心疼。一是首鋼的歷史貢獻，首鋼從石景山鋼鐵廠只生產5萬噸生鐵到生產近500萬噸鋼很不容易。二是首鋼的技術成就，例如在國內首先實驗成功氧氣頂吹轉爐和連續鑄錠的新技術等。三是首鋼對北京市的貢獻很大，各類主輔業總產值達500億，年利稅近50億，還能安排5萬多人就業。另外作為一個產業工人的集聚地，曾為維護首都的安定發揮過重要作用。經過權衡，最後還是搬遷。現在，首鋼工人也很高興，年輕人上曹妃甸去上班，廠區更加現代化，建有高標準的宿舍區。從曹妃甸到天津有“和諧號”快車，到北京也有鐵路專線，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中年以上的工人可以帶家屬住在曹妃甸。一部分行政人員轉到服務行業去了。首鋼7.5平方公里土地的開發，會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除可以安排富餘員工，還可以吸納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

因為國內市場需求旺盛，鋼鐵生產主要服務於國家的基本建設，中國的鋼鐵工業沒有走日本和韓國的道路，不以出口為目標。比如鐵路、軍艦、潛艇、航母，都需要大量鋼鐵。我有幸選擇鋼鐵專業，親身經歷我國從鋼鐵弱國、鋼鐵大國到向鋼鐵強國邁進的歷史，很有成就感。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國鋼鐵工業成為世界規模最大、技術水平最高、產品質量最好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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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角色的轉變

1985年，我從瑞典回國後任上海工業大學常務副校長。那時，錢偉長先生是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先後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民盟常務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繁忙，在北京的時間更多一些。他到瑞典參加國際會議，住在賓館吃西餐，吃了兩頓就沒胃口，改到我家喝粥、吃麵條，並且住在我家，還到我們公司參觀，了解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管理業務和先進的噴射冶金技術。他與我懇切地談了很久，說他年紀大了，希望我能夠回國幫他，我答應了，在合同期滿前半年就啟程回國，任常務副校長，協助錢校長處理大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我的第二個轉折，當時正值1987年和1989年，上海市委多次聽取高校工作匯報，並找我談話，要我擔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市政府教衛辦副主任。我當時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學校，捨不得離開自己的教學和科研崗位。錢校長也不太同意。後來的安排是：每周在高教局工作四天，在學校工作兩天半到三天，還繼續招收博士生，帶領科研團隊。

徐匡迪（左三）擔任上海工業大學常務副校長時，與校長錢偉長（左二）共同出席活動。

徐匡迪（左一）在教研室與同事交流

第三個轉折，是1991年年初我作為高教局局長、教衛辦副主任，陪朱鎔基市長訪問歐洲。當時正值西方因“六四”風波而制裁我們，我被選進他的代表團，我想可能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他跟我明說的，凡是記者提到有關“六四”的事，上海市是怎麼解決的，你先回答。因為第一把手沖在第一線很麻煩，我出來講了如果還不行，他再出來講。

第二個原因，他希望給人一個上海改革開放的新形象。我們代表團一共七個人，沒有翻譯，只有一個外辦副主任管行政的事，他也是直接用英語開展對外交流，其他的委辦主任和朱市長的秘書也都用英文直接同外國人交流。這給歐洲各國的震動較大，他們認為“六四”後，中國並不是要整肅了，而是繼續重用在國外學習過的人，看到我們這個團之後就改變了看法。

鎔基同志的思想觀念比較開放。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處理上海歌劇舞劇院著名演員林明珍回國事宜，林曾是上海市政協委員，是著名女高音。1989年6月，她正在國外訪問，聽從別人的安排，脫團留在意大利。我們到米蘭後聽說，她在米蘭歌劇院跑龍套，掙不夠生活費，還要在一個華人飯店裡靠唱歌吸引顧客。米蘭和上海是姐妹城市，為此總領館設宴招待當地華人、意中友好協會和姐妹城市委員會。朱市長就問：“能不能找到林明珍？”總領館的人回答：“當然找得到，要請她來嗎？”朱說：“有什麼不可以啊？把她找來。”當時，林很害怕，以為找她去是要脅迫她回國或者什麼，所以宴會開始時，她都在外面偷偷地聽。一直到最後吃飯的時候才敢進去，並且坐在最後一桌。席間，當地的愛國華僑表演了幾首歌曲，朱市長聽後說：“你們熱情可嘉，唱歌的水平真是一般，業餘水平，我們這兒有一位是專業的，在國內很著名，她叫林明珍，是不是請她唱一首歌。”大家開始都不吱聲，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沉默了一分鐘左右，大家才開始鼓掌，她就站起來了。事先朱市長問過總領事，得知她在餐館還是唱中國歌。她不好意思鞠了一個躬，說：“謝謝朱市長，您點我唱什麼歌？”朱市長想了一想，說：“這樣，你唱一首《誰不夸俺家鄉好》。”朱市長在上海聽她唱過這首歌。結果她唱到一半，眼淚就嘩嘩地下來了。她散會時就問朱市長：“我可以回去嗎？我現在沒有護照了，我還能回去嗎？”朱市長說：“護照可以補辦，你回去看看嘛，來去自由。”這件事在當地僑胞中引起轟動，朱市長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懷團結海外華人，收效明顯。此後，林明珍回來過好多次，最後回上海定居。

我們團出國前，上海剛剛成立證券交易所，為此到法國證券交易所參觀和取經，是早已確定的日程。法國人在正式場合都說法語，上海市外辦主任趙雲俊同志畢業於復旦大學法語系，任翻譯。到了證券交易所面對一大堆專業術語，他就抓瞎了，如證券的期指、可轉換債券等，被他翻譯成“一個預測的係數”和“可以和股票交換的債券”。朱市長懂經濟，就認為翻譯有問題。法國人也感覺我們不太明白。這時，我跟朱市長說，一個是期指，一個是可轉換的債券。一般來說，企業先發債券，如果經營三年效益好，可以轉成股票，變成它的資本金。朱市長還不太相信，我就用英文問總經理，總經理就說：“對啊，對啊！”從證交所出來朱市長就問我：“你是學工科搞鋼鐵的，怎麼知道金融？”我說：“我在蘭塞爾公司工作時，公司也發行過可轉換債券，比如要建設投資巨大的鋼廠，就需要融資，就要考慮很多種因素，比如發什麼信息，怎麼影響股價預期等，就是說企業管理者必須懂得股市。”跟他講了以後，他就放在腦子裡了。

出訪途中還有一些事情值得追憶。朱市長的英文很好，開始在意大利，他致詞時經常說：“閣下們、尊敬的來賓，女士們、先生們……”第二站到法國時，第一天吃早餐，我就說：“朱市長，給您提一個小小的建議，Excellency，要看一下現場是不是有貴族，或者有政府的部長，如果都是商人，就不太合適，特別是在法國，如果沒有貴族或政府部長在場，說Excellency，有一點調侃的味道。”結果他來火了，說：“徐匡迪，不要認為你在外國吃了幾年洋飯就了不起，我學英語的時候，你還穿開襠褲呢！”我說：“是，是，您的英語肯定比我好了。”他念的是教會中學，是全國有名的長沙民德中學，而我的英語是半路出家的。我出訪時帶了英語大字典，對一些忌諱的說法比較留心，因而提出了上述懷疑。他當然不放心，說：“你把字典拿來給我看看。”結果我立即上17層拿字典，字很小，我專門給他劃出來。他問李偉：“眼鏡呢？”其實他眯着眼睛在看，李偉說：“眼鏡已經送到車上去了。”“我要眼鏡的時候，你不給我拿來；我不要眼鏡的時候，你就老給我塞眼鏡。”後來李偉只得出門取來眼鏡，他看了。那頓早飯我們都沒怎麼吃。我覺得朱市長這個人很可愛，開始很兇，當時在一起吃飯的人都不敢吱聲，他看後笑出來了，說：“你怎麼不早說呢，黃花菜都涼了，我洋相都出了三天了，你才告訴我。”我說：“我也不大敢，您學英文時，我還穿開襠褲呢，我怎麼敢隨便給您提意見？”他說：“每次你站得很遠，今後得站在我邊上，有什麼事隨時提醒。”由此可見，朱市長尊重知識的科學態度和大家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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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任市計委主任

在回國飛機上，朱市長叫我坐他旁邊，說：“你回去就不要到教衛辦上班了，我現在需要懂經濟的人來管理，要懂外國經濟、國內經濟，你到計委去吧。”我開玩笑地說：“你有沒有搞錯啊？”他笑笑說：“什麼意思啊？”我說：“我不喜歡計劃經濟，你怎麼叫我去計委呢？”他笑着說：“我終於找到一個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人到計委去工作了。”他有濃厚的改革意識，想將計劃經濟改為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就要找一個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人去任計委主任，我當時真沒想到這一點。我當計委主任後不久，他調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並跟吳邦國同志、黃菊同志講“計委要做改革的前哨，改革就要從計委入手”，給我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上海的改革開放，是在一個老的經濟中心和工業城市來進行的改革開放，存量非常的大，和深圳的發展模式完全不一樣。

推進市計委自身的改革，我們是從三個方面着手的。

一是計委的職能改革。計委曾經是最大的審批部門和功能最全的綜合部門，大量的審批權集中在計委。計委又是最高的諮詢、決策機構，市委定什麼項目，都要聽取計委意見。我感覺諮詢是應該的，但是審批和決策不應該是計委的權限，最重要的交到市委，一般的應分散到各個業務委辦去，所以我們把工業項目技術改造的審批權交給經委，農業的交給農委，城市建設的交給建委，文教社會事業交給教衛辦。計委主要負責綜合平衡，拿大主意。我們給市委建議，今後計委只研究總盤子，除正常開支、教育衛生撥款外的投資性資金，比如說35%用於工業技術改造，50%用於城市基礎建設，15%用於農田水利，等等。計委從審批單位變成了一個督促落實的機關。這使計委很快從日常承擔大量審批的矛盾中解脫出來。

二是籌措上海發展的資金。上海發展和浦東開發，資金需求巨大，籌措資金十分困難。朱鎔基在上海時，曾分別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借款2.5億美元，先後建設了南浦大橋和洋浦大橋。再建橋怎麼辦？比如從浦西到浦東擺渡要40分鐘。只有兩座橋，一個隧道，承擔每天10萬輛汽車的通行任務，非常緊張。我用在國外公司工作時的經驗，請香港一家公司對已建成的兩座橋的資產現值進行評估，評估結果是按每年12%的投資回報率，兩座橋的市值50億，我就向市委提出建議，將兩座橋49%的資產賣給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我就這樣籌到24億用來建設第三、第四座橋。同樣隧道也賣49%，用於建設第二條、第三條隧道。滬寧高速公路的建設也採用了相似的辦法，這樣就把資金盤活了，建設規模放大了。深圳特區一大優勢就是稅收10年不上繳，上海浦東開發要保證現有上繳中央的稅收不變，還要每年遞增15%，超過的部分才可以留在浦東搞建設。面對資金緊張的難題，我們就利用這樣的辦法推進市政建設。這種方式叫BOT，就是“建設—運營—轉讓”的方式。當時BOT的確是有風險的，國家計委是不同意的，這是國家的基礎設施怎麼能賣，我說賣給人家15年，15年以後又全是我的，現在我把錢就能夠先用到了。那麼這種方式是國內首創，應該說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後我們的膽子是比較大的。上海的城市建設、城市面貌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1992年到1998年，整個上海全變了樣子。

另一個籌集資金的措施是土地批租。當時上海有350萬居民住在棚戶區，都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炸毀的廢墟中難民和城市貧民搭建的，有的甚至是用油毛氈搭的非常簡易的房子。要解決這麼繁重的棚戶區改造任務，重新建設城市，計委提出土地批租的建議。市中心土地，每平方米值8000美元，而城郊結合部每平方米的土地只有50到60美元。我們就利用這個差值建設基礎設施。在城郊結合部建設經濟適用房，一般是六層樓，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建成後，市區居民搬遷過去，居住面積總體上可以擴大一倍。當時沒有產權概念，大家就是依靠市委“舍小家為大家，建設新上海”的號召，動員了100萬居民從市中心搬到城鄉結合部了。市中心的工廠也經過退二進三，將空出來的土地批租給外商改建大商場或辦公樓。旅館的批租期是20年，辦公樓根據地段情況確定為25年到35年，高檔住宅是50年。全都要簽訂協議，批租到期，全部歸還上海市政府。

但是國家建設部一開始不同意，擔心這麼搞會將市中心變成租界，李鵬總理為此詢問我，我說：“總理，這個不一樣。過去租界有治外法權，有一個公部局管理，稅收財政也不歸中國，連警察都不一樣，當時英租界是印度警察，我們上海叫紅頭阿三，法租界用安南巡捕管理。我們現在土地批租後，由外商經營，但行政管理、稅務財政、公安巡警都是中國的。外商只是在中國經營，就像合資企業一樣。”李鵬總理說：“我每年都要到上海來，我看你們三年，然後再上國務院做結論，現在每個案子你都要上報備案。”我們當時很謹慎，兩年後，李鵬表示：“可以這麼做，但是你們上海做，不要宣傳。”他看到上海這些年的發展，上繳中央財政每年不斷增加，所以他就認為可以做，但是先不要宣傳，因為上海做得比較規範，他怕各省市都仿效就不得了。但土地批租實際上擴展得比較快，東部沿海地區大部分都採用這種辦法，促進城市面貌發生了大的變化。

上海的改革開放中我親歷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有步驟地放開價格。1992年前，上海的物價跟全國是統一的。當時我們向市委建議，物價放開可以從水果開始，因為水果是溫飽有餘的人才吃的。當時上海有一個國營的果品蔬菜公司，它組織了一個大型批發市場，組織一大批人去全國各地採購運輸，效果不好，每年貼錢還吃不到新鮮水果。我們的改革措施是只搞交易市場，由果蔬公司辦理，只管掛牌價，掛牌價比長江三角洲的其他大城市每斤高5分錢，公司的職責就是每天到周邊去看價格，高掛5分錢。貨源放開由個體經營戶組織，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總是向價格高的地方流動。改革僅半個月，全國的水果產品都來了，包括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山東的蘋果、海南島的椰子、廣東的荔枝等。產地方認為，運到其他地區不如運到上海。一次運輸都是一個車皮運的，每斤差5分錢，總量就相差很多。過去國營公司的採購員，只管在產地採購，不隨車押貨，自然損耗和人為損失較大。個體戶經營後，基本上沒有損失。過去到了上海的水果，存放倉庫里爛了很多，現在就不用操心了。因為交給市場去管理，交給負責任的經營者，就保證了上海一年四季水果豐富。

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糧油價格改革。此前，糧食和食用油的價格還是固定的、統一的。當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繼續維持原先的做法，就是大量補貼，當時上海財政一年要補貼6000多萬元。後來我們算了一筆賬，上海當時的低收入群體30多萬，其中包括孤寡老人、下崗職工和支邊支疆回來以後沒有工作的知識青年。一次在火車上，我跟市委書記黃菊同志說：“如果每個月政府給這些人送25斤糧食和半斤油，算下來不到4000萬。幹嗎要貼進去6000萬？糧食一斤貴幾毛錢，中上收入的人群根本不在乎，而低收入的人群看不到政府的補貼他們也不領情。”在為困難群眾提供了實物保障以後，我們就開始放開糧油價格。以前限價不能進好米，秈米多，粳米一來大家就排隊，放開以後，上海人就能吃上最好的米和油了。

價格放開後發現一個問題，上海的物價比周邊地區高了，這引發了一場爭論，物價高到底好還是不好？我在人代會上講，計劃經濟條件下，工資劃一，哪個地方物價低，哪個地方的人民就得實惠。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價高，工資高，肯定是經濟發達大家覺得比較好的地方。比如東京、紐約、倫敦、巴黎等國際大都市。什麼地方物價低呢？非洲那些貧窮國家物價低，中國的老少邊窮地方物價低。最後在人代會閉幕時，黃菊同志總結出上海要做“三個一點”：物價比周邊地區高一點，工資也比周邊地區高一點，工資增幅比物價增幅再高一點。有這“三個一點”，就可以保障上海人安居樂業。

徐匡迪擔任上海市市長時視察上海大學新校區食堂

1992年，我剛擔任常務副市長，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吳邦國同志把我們13名市委常委一一介紹給他，介紹到我時，邦國同志說：“小平同志，他可是教授從政啊，他是硬派的教授，到外國當過教授。”因為小平耳朵背，沒聽清楚，鄧楠就在他耳朵邊大喊，說：“洋博士、洋教授回來從政了。”小平同志這次聽清楚了，他講了一句令我終身難忘的話，他說：“教授從政好嘛！我們搞四化建設，就要更多的教授來參與！”這對我的鼓舞很大，認為自己要把所掌握的科學技術知識和對國外市場經濟的了解，應用到這些工作中去，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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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按照規定，市長只能做兩任，只能做到65歲。到2001年我第二任時還有一年，當時我是64歲。組織上要我到中國工程院擔任黨組書記、常務副院長，協助宋健同志工作。當時我想到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能到中國工程科技界最高榮譽性、諮詢性的學術機構的中國工程院工作，是一個科技工作者最好的歸宿。

1995年，當選上海市長的同年，我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有境外記者問我：“市長和院士的關係怎麼處理，另外你覺得當市長好還是當院士好？”我回答：“當院士是工程科技界對我科技貢獻的肯定，我非常珍惜。作為市長，是1300萬上海人民通過人民代表選舉的，我感到責任重大。所以我在市長任期里主要工作是做市長，院士是對我過去30年科研工作的肯定，並不是因為我要當市長才做院士的。實際上院士的推薦和審批過程，是在我做市長以前。”

2002年的6月，中國工程院換屆，宋健同志從院長的崗位退下來，由我擔任工程院院長。2003年，由於年齡原因，宋健同志不再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就考慮科技界在政協要有代表，聽取科技界的意見，時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的王選同志建議我接替宋健同志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我事先並沒有思想準備。

徐匡迪副主席主持全國政協會議

在政協工作期間，有些事情是終身難忘的。

一是我初到全國政協就參加了21世紀論壇，王忠禹同志組織領導工作，我負責主持討論會、閉幕式並在閉幕會上做了“中國的新型工業化與外商投資”的演講。21世紀論壇會聚了各國名流和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討論21世紀的發展問題。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最早提出中國走科學發展的道路，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我印象很深的是人民政協比較早地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二是我作為全國政協代表團團長，率團出席在摩納哥召開的蒙塔納國際論壇。蒙塔納國際論壇是政治論壇，旨在討論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非常警惕。會上，我發言闡述中國和平發展的意圖，表明中國現在還很落後，人均只有2000多美元，世界人均排名只有104位。雖然經濟總量世界第四，但還遠遠談不到崛起。這個發言得到了會議代表的關注。會議議程中安排一個特殊的專題討論會，名為“中國在非洲”。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希望非洲各國關注中國到非洲開採石油礦產，帶有一定的掠奪性，意圖不良。事先知道有這麼一個討論會，我們做了充分準備，我和一些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進行了會前的磋商和接觸，在專題討論會上我闡述了中國在非洲所採取的政策。第一，中國是最早支持非洲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第二，中國已經派出1.6萬人次的醫療隊義務為非洲人民治病。中國醫療隊全部駐在貧困地區，與當地老百姓相處很好。第三，中國開發非洲國家的資源，是和非洲國家雙贏的，組織合資公司經營，最後要把這個利潤分給非洲國家，給當地納稅，並解決當地工人的就業問題。而且中國實行不干涉國家內政的方式，中國在非洲和過去西方的殖民主義完全不一樣。我直接用英語發言，雖然只有20分鐘，但效果良好。我講完後，先後有17位非洲的總理和部長站起來發言呼應。

三是作為胡錦濤主席的特使到蒙古參加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國600周年紀念活動。本來美國布什總統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都要參加，也邀請胡錦濤主席去，但我們認為紀念大蒙古帝國的名義不妥。於是，我們先做了俄羅斯的工作，表示不能高規格紀念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否則會引發邊疆問題和民族問題。還有，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要不要紀念？奧斯曼帝國曾統治過整個東歐。後來，中國和俄羅斯聯合說服蒙古，建議改為紀念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五大部落，蒙古國接受了這個意見。大國使節里，我的地位較高，相當於他們議會的副議長，別國特使規格也都比較高，通過大使館的工作，那天在蒙古的國家宮，我在俄羅斯總理之後接受了蒙古國總統的會見，這就維持了中國的尊嚴。在我之後是美國和日本的特使。

視察是全國政協重要的經常性工作。在我率領的視察團中，印象比較深的，一是2004年帶領澳門的全國政協委員去四川視察，到綿陽科技城、成都高新技術區和都江堰。大家印象非常好，澳門委員就覺得要加強和四川的聯繫。二是我帶領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觀，中國工程院與酒泉的聯繫一直比較密切。香港的政協委員看到現代化的發射中心以後，感到非常震撼，大大增強了對祖國的認同感。

還有一次考察是我印象比較深的，2007年11月，我和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委員們一起考察隋唐運河。過去一說運河，就是北起北京通州，南到杭州，其實京杭大運河只有不到600年的歷史，而隋唐運河是隋煬帝的時候修建的，有1000多年歷史，它溝通了淮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錢塘江流域，由於都在平原，不用造水閘，天人合一的色彩很濃。委員們考察運河沿岸，看到了古代的水利設施等文化遺蹟。在與文史專家的接觸當中，我感到他們熟悉古蹟和運河文化，運河沿線各地的古蹟保護工作做得很不錯。之後幾年，全國政協在大運河保護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還參與接待近20個國外的議會訪問團。因為我是中美友協主席，每年都要接待美國的議員和議員助手訪問團。外國人對中國政協並不完全了解。我根據政協章程，用自己的語言講，政協是中國各黨派之間政治協商的組織，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特色，表現了中國的協商民主制度。

2011年6月，徐匡迪出席紀念基辛格訪華40周年活動。

我說中國政協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是代表中國一條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二”是兩個永恆的主題——團結和民主。民主是團結的基礎，只有大家充分發表意見，聽取不同意見後，才能形成團結的基礎。不然就不是民主的協商制度。

“三”和“四”是34個界別。政協不是按人口數，也不是按行政區域劃分，而是按不同的界別組成。外國人不懂界別的概念，我就跟他們說，科技是界別，文化是界別，體育是界別，法律是界別，醫藥衛生也是界別，還有民族、宗教、海外僑胞都是界別，我們有34個界別，這些界別的委員代表了不同的領域，國家可以聽到各方面的聲音。外國人就明白了，因為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因視角不同而意見不一，都要有所反映。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都有專業人士代表大會。實際上政協委員是代表社會精英的團體，是對社會最有思考、最能夠分析問題、提出意見的團體，而不是一般的群眾代表。

“五”和“六”是代表56個民族。全國56個民族在政協都有代表，所有的宗教組織也都有代表，和尚、尼姑、道士、阿訇、喇嘛、主教、牧師都有代表。所以說，政協是最廣泛的聽取各種意見的組織。政協一般不用表決來決定事情，大家發言，暢所欲言，寫成簡報和建議上報解決。他們就說，討論沒什麼結果，意見沒有一致，怎麼辦？我說，形成共識比做決定更重要，如果單獨用表決的方式，有時候會錯的，應該讓大家都講話，也許時間可以證明哪些意見是對的，哪些意見是不全面的，儘管當時多數人同意，不一定對。我曾舉馬寅初先生的例子，就是中國要不要控制人口的問題。當時，認為中國要控制人口的是少數人，那時候中國才5億多一點。如果按照馬寅初先生當初的意見，控制一下，不超過7億，中國的人均耕地、水資源、礦產資源是能夠保證現代化發展需要的，當時多數人做了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投票，反對他這個說法，而且他也被取消了人大代表的資格，後來人口增長到10億，才發現人口負擔太重了。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後還增加到13億，而整個歐洲只有六七億人口。我說了以後，他們也覺得政協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組織，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本文選自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辦、中國政協文史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63輯。徐匡迪，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上海市市長等職。原題為《我的治學與從政》）

來源：中國政協文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