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台裔總統參選人楊安澤提出了給每個美國人發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做為競選的主導政策。在最早投票的兩個小州的初選中慘敗。快速地結束了競選過程。敗選後的反思中，最直接最明顯的問題，就是顯然公眾不接受發錢給公眾的政策。這是一個令人非常差異的怪相。公眾怎麼會拒絕一個對自己有益無害的最平等的政策？

  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國家應該發行多少貨幣。標準答案是由供需關係決定的。這個永遠不會錯的答案其實什麼也沒說。同物理學尋找不變的宇宙常量不同，經濟學中的概念和定義都是模糊和循環定義的。什麼是供給，什麼是需求，都是複雜變量。本來問題是問X等於幾，答案變成X是Y和Z的非線性函數。 Y，Z又是相互關聯的變量。美聯儲在決定發鈔的數量時，根本不比一個摸着象腿的盲人聰明多少。否則也不會製造出2008年的金融危機了。一個最基本的人人認同的邏輯是，鈔票的價格是無錨的。假設一夜之間，所有的商品人工價格全部乘以一千倍，實際上什麼也沒變。這是對通脹最中性的描述。即沒有人受到損失。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通脹，特別是惡性通脹的體驗則與理論上的邏輯相反。當一個政府製造“需求”來加大印錢數量時，關鍵的問題是，這筆多印出的造成通脹的錢從來不是直接發給每個人的，而是經由大銀行大公司滲透到個人。在工資水平沒變的條件下，物價已經上漲，錢不夠用時的痛苦是非常深刻的。這給公眾留下的心理印象是通脹尤其對窮人不利，因為窮人對食物價格更敏感。

  這種認知在無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傳播下幾乎成為公眾的共識，即通脹不好。然而這明顯地不符合邏輯。通脹不好的原因不是因為印錢多了，而是因為印的錢沒有直接發給每個人，而是發給了政府的關係戶。正如上所述，一個國家發行多少鈔票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可以是十億元，也可以是十萬億元，平均發給每個人後，市場價格自動地調節到平衡的位置。這種情況下窮人是沒有任何損失的。相反，價格上漲的損失是存錢越多損失越大，不利於富人。通脹對哪種人不利，是由錢幣的流通方向決定的，而不是數量。只要是給個人，再由個人流向企業，就對窮人有利。反之，如果只發錢給企業，再滲透到個人，則窮人一定會先感受到物價上漲，再看到工資上漲。

  新冠病毒大流行，給我們審視這個邏輯的又一個良好機會。美聯儲顯然也不是先知，不可能知道傳染病造成的全民停工下的經濟供需影響。在大量工人失業，大量企業面臨倒閉的時候，如何印錢發放救濟款，是個問題。傳統的思路自然是救助企業，企業避免裁員，人們有工作自然有收入，就不擔心。這個邏輯必然帶來通脹之惡。因為增量的貨幣造成的物價上漲會發生在工資上漲之前。

  而相反的邏輯是直接印錢給每個人。一千美元，二千美元，數值是不重要的。把錢發到個人手中，自然有市場去調節價格，這種由個人至企業流通的通脹對窮人無害，只對富人不利。在一個對全民負責的政府立場上看，照顧占多數的窮人，才是更重要的政策方向。富人顯然有更多手段自保或者趨利避害。

  然而新冠病毒驅動的幾輪紓困救濟資金，直接發放到個人的錢少之又少。曾看到一個對比，全部增量資金足夠給每個美國人每月發一千元連續發半年，而實際上只相對於發了一個月。剩下的都用於救助企業，最後變成CEO的巨額獎金了。民主制度下的決策過程是選民驅動的，而不是全民利益為優先。兩黨政治的要訣是各自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謀私利，而不是考慮全民公利。這種決策模式自然不會有利於全民。反過來說，楊安澤的失敗在於，他的政策是有利於全民的，不是專門圖利民主黨利益集團的。

  公眾對通脹的恐懼，在我看來是西方經濟學家的道德黑洞。需要有更多有良知的人驚醒過來，認識到政府印錢最高道德理由是給每個人平等地發錢保障基本生活，而不是軍隊基建福利等圖利個別集團的藉口。但在民主制度下，由利益集團驅動的立法者們很難贊同楊安澤的普惠政策。正如競選過程中聽到的最離奇的理由一樣，窮人反對給自己發錢的UBI政策，是因為他們認為富人不應該同樣地獲得UBI。公眾之愚蠢，是政客們最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