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維的應濯發了一篇文章談“為何香港人心仍未回歸”的問題。

緊接着華時的香椿樹也發了文章談同樣的問題。

我看了二位作者的文章觀點後也想撰文談談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在談“香港人心回歸”這個議題之前，我們必須要明確並統一這個議題里的“香港人心回歸”指的是什麼？這裡的“人心回歸”其內涵和外延是什麼？否則，談這個議題就變成每個人在自說自話了。

從語言學上講，“人心”指的是人們內心的思想觀點看法，“回歸”在這裡的大背景下應該指的是97年香港主權回歸大陸以及與主權回歸相關的事。 1997年的主權回歸是由國際協議綁定的而且至今也沒人（包括港人）對此有任何異議，那麼從語言學看這裡的“回歸”就應該指的是“與主權回歸相關的事”。而與主權回歸相關的事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國家政權，社會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用馬克思的話語叫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次要的事可以包括文化，人文，生活方式習慣等。

所以，從語言學上看“香港人心回歸”這句話的內涵就應該是：香港人內心對（主權回歸給）大陸的政府和社會制度的認同和欣賞。外延就應該是：香港人內心對大陸的文化，人文，生活方式等的認同和欣賞。 如果對這個內涵和外延有一致的認識和理解，我們下面就可以圍繞着“香港人心回歸”這個議題來討論了。

先說下我的主要看法：根據上述內涵的定義，“為何香港人心仍未回歸”這個問題就是個愚蠢且混淆和偷換內涵和外延的偽命題！

眾所周知，當初鄧小平之所以提出來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來收回香港，就是很清楚地知道香港人內心根本就不認同大陸的政府治理和社會制度，鄧是為了保證收回香港後其社會的穩定繁榮才提出“一國兩制”。可以說“一國兩制”的根本定義就是：在主權上回歸大陸這個一國，而在政府治理和社會制度上保持大陸和香港各自原來的制度不變，分別實行兩個完全不同的制度。

所以說結論是：

1. 當主權回歸後，“一國”的使命就完成了，接下來就是如何做好“兩制”，即如何保持香港人繼續享有原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下的種種好處並不受大陸社會制度的影響。

2. 只要大陸的社會制度還是和香港的社會制度有本質的巨大差別，香港人心就不可能也無法回歸。“香港人心不回歸”=“港人不認同大陸的社會制度”這既是眾所周知且符合邏輯的基本事實，也是鄧小平認識到且用“一國兩制”給予承認許諾的，根本邏輯就在於香港人在回歸前享受的是人權得到充分保障的擁有自由和法治的社會制度，而大陸的社會制度恰恰是與之相反的使得港人無法接受。

3. 正因為港人對大陸社會制度的不認同，加上特區和海關的存在造成了香港與大陸在地理上的物理隔離，再加上各自在教育，社會文明和人文與法治環境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才導致了港人對大陸人確實有人文方面的不認同，比如一些港人瞧不起大陸人，排斥大陸人等。這些人文方面的不認同本來屬於地域歧視或地域文化差距範疇，類似於上海人看不起鄉下人，南方人不認同北方人等大陸內部也有的情況，遺憾的是中央的一些錯誤政策大大地加劇和強化了港人的這種不認同，比如無節制地用“單非”和“雙非”向香港大肆移民，放縱大陸人去香港生孩子，搶購嬰兒奶粉等侵占香港社會福利資源，這些都激起了港人對大陸人越來越多的不滿。所以“香港人心對大陸文化和人文等外延方面的仍未回歸”中央和其控制的港府也要負很大責任。

但無論如何，香港人心不回歸主要在於港人對大陸社會制度這個內涵的不認同，對人文方面的不認同是次要的，不起決定性的主導作用。

下面來說應濯文章的觀點和我對應的觀點：

第一，應濯的文章說：“許多港人不熟悉國情，缺乏國族認同，香港本土主義興起，使得年輕人被港獨思潮俘獲，十分抗拒“中國人”身份”。

我的觀點。這是一種混淆視聽的說法！首先從語義上說，國族=國家和民族。但國家和民族是兩個完全不同內涵和外延的概念，把這兩個概念綁定在一起形成一個泛政治化的模糊概念是典型的馴化個人為政權服務的洗腦做法，歷史上希特勒是這樣做的典型，希特勒正是用所謂“日耳曼人要一起使日耳曼族裔的國家（即德意志帝國）強大”的這樣把民族和國家綁定在一起的洗腦概念和口號把德國人都綁架在了法西斯的戰車上。

其次，國家是個包含了領土，政權，社會制度，公民等多個組成要素的大概念。同理，“中國人身份”也是包含了中國領土上的人，中國政府治下的人，具有中國社會政治地位的人，具有中國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具有中國文化思想特徵的人等多個要素的大概念。前面已經說過，絕大多數香港人不認同的是中國的政權和社會制度（而且這種不認同恰恰是因他們太熟悉中國的國情了），而不是不認同香港屬於中國領土，即便極少數“港獨”份子對“香港屬於中國”有異議也僅僅是要求自治而已。這種對國家要素中最主要部分的不認同既是被“一國兩制”所承認和允許的，也是他們抗拒“中國人身份”的主要根源。試問有哪個港人願意成為在專制政權下，做缺少人權和自由，既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經濟權利，只能成為聽話韭菜的中國人呢？連在網上發個言都要被“喝茶”和寫悔過書的中國人有參政議政權利嗎？連房子被強拆，投資被暴雷，農民工被拖欠工資都維權無路，上訪被抓的中國人有自己的經濟權利嗎？

如此看，享有自由法治的香港人對中國政權制度和對“中國人身份”缺乏認同是不是合乎常理且符合“一國兩制”的呢？事實上，只要看看大陸人除了多數人都認同國家領土完整以外，有幾個人是認同這個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的？有幾個人不是能移民的就趕緊走人的？有幾個人不是削尖了腦袋找門路利用“單非”或“雙非”政策往香港跑的。其中道理不是一目了然嗎？

所以，簡單說“香港人缺乏國家認同”是把“國家認同”等同於“國家政權制度認同”的混淆偷換概念說法，是污名化多數港人的不實之詞。另外，說“香港人缺乏民族認同”就更是胡說八道了，據我所知，香港人既沒有要擯棄漢語言也沒有要遠離漢文化，相反香港人從各方面都堅持自己是中國南方嶺南人的後裔和族裔認同，這可以從香港人的吃，穿，用以及民俗傳統等方方面面得以證實。

最後說說“港獨思潮”。眾所周知我從開始寫關於香港的文章就是一直反對“港獨”的。“港獨”是“一國兩制”所不允許的，這一點也許有部分香港青少年對此認識不清，但絕大多數香港成年人都清楚知道“一國兩制”允許他們反對中國制度但絕不允許“港獨”。

應濯的上述說法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是因為“一國兩制”允許港人反對中國制度才導致了香港本土主義興起和“港獨”思潮。這種說法和印象是不從歷史發展看而只是孤立地看“港獨”所得出的錯誤結果。

我曾在不久前《從國安法草案看香港未來--兼答小粉紅》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勇武和“港獨”是如何一步步被2012年上台的某人用一意孤行地持續踐踏一國兩制的惡行製造（逼）出來的，在此就不重複了。事實上，2012年以前的歷年香港大遊行包括2003年反23條立法的遊行都看不到勇武和“港獨”的影子，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也基本是以“和理非”為主流，正是中央一面歪曲和破壞“一國兩制”，一面無視並拒絕“和理非”的民意表達，並且用暴力和黑社會壓制和平遊行才導致年輕人從“和理非”向勇武的轉化，才導致“港獨”思潮俘獲了年輕人。

下面是一個“和理非”訴說自己是如何轉變為勇武的，供參考。

另一個需要看到的事實是，“港獨”並非香港的主流民意，也是為主導香港政局的建制派和司法體系所不容的，“宣誓風波”中有“港獨”嫌疑議員的上訴被香港司法駁回就是明證。

第二，應濯的文章引用鄭永年的話說：“老一輩香港人在港英時期成長起來，對中國有認同感，現在沒有了，這是政治認同的問題，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認同，所以要完成認同上的二次回歸”。

我的觀點。這說法更是混亂的離譜！老一輩香港人是對中國政府和社會制度最沒有認同感的，他們正是因為不願被共產專制所奴役才逃離大陸跑到香港尋求自由的，89六四的屠殺更是讓他們對中國政權心有餘悸，反23條立法他們成為主力就是明證。他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認同過中國政府和中國制度，在“反送中運動”中有許多上街保護年輕人的老年志願者就說明了這一點。這裡再次強調：香港人打心眼裡不認同中國政府和社會制度（特別是不認同政治制度）是歷史形成的既成事實，也是鄧小平制定“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因。換句話說，香港人對大陸政治上的不認同既是現實和事實也是受“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所承認和保護的，任何要港人“政治認同”和“二次回歸”的說法和行為都是在破壞和否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要港人“政治認同”就等於要在香港實行“一國一制”。

世人都知道，“一國兩制”的核心就是要保持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分別獨立運行，而不僅僅說的是經濟制度里的“馬照跑，舞照跳”。

可以說，張曉明為之站台的《港區國安法》恰恰就是以“政治認同”和“二次回歸”為理論基礎和目標的東西，其本質是黨中央要實現“黨管治香港”的重要抓手。

這裡順便介紹下鄭永年。早年鄭永年曾作為北大的青年教師參與了“六四”學生占領天安門運動，後赴美留學，之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英國諾丁漢大學從事政治學研究和教學。其政治立場被認為是屬於“新左派”，比如：崇尚一黨主導的威權統治，認為由“普世價值”而來的民主制度遠不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黨集權的權威制度更有效。鄭作為被採訪專家參與了央視的《大國崛起》拍攝，也是“中國夢”的推崇者，其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成為中央黨校的指定教材。

第三，應濯的文章對“為何香港人心尚未回歸”的原因總結了四條：

1. 港人經歷了多年英國人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耳濡目染，與此同時又對大陸的大躍進，文革，六四等記憶猶新，故而有“抗共”的集體意識，對內地有抗拒心理。

2. 歸咎於香港的中小學教育沒有進行國家觀念和強調國民身份認同的愛國主義教育，存在抹黑國家，污名化“一國兩制”的現象。

3. 自97年後，中方繼續港英時代的“官商共治”模式，使得經濟利益過度向資本傾斜，各項惠港政策也是資本受益，結果是房價高企，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等經濟民生問題叢生，中下階層利益無人理睬自生自滅，從而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

4. 承認國家治理存在“短板”，即在保護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社會公認的核心價值上存在明顯短板，時常發生侵犯人權案件，在大陸都引起民眾不滿。港人每每看到大陸的那些問題疫苗，毒奶粉，李旺陽被自殺，銅鑼灣書商被越境抓捕和被認罪等，怎麼可能不（對中國的社會制度）感到恐懼和抗拒？港人如何能對國家產生向心力？

我對這四個原因的評價。應濯總結的這四條原因其實只有第四條觸及了問題的本質和根本原因，屬於整篇文章里唯一值得看的亮點。當然不排除應濯是為了既說出第四條又能使文章得以通過多維的審查才刻意把其核心論點放在最後的第四條。另外，第一條也算是說出了一個對事實的認知，即港人不認同中國社會制度的集體意識是個既成的歷史事實。

下面我只對第二，三條進行評論。

應濯的第二條說香港的中小學沒有履行愛國主義教育，我認為這是個價值觀問題。我沒研究過香港中小學課本，不知道其課本是如何“抹黑”中國的，但我見過美國的中小學歷史課本對本國歷史的描述基本是站在客觀中性立場做事實描述的。我估計香港的課本對大躍進，文革，六四，或李旺陽，銅鑼灣書商等事件也大概是做事實描述，如果這屬於“抹黑”國家，那我還真找不出大陸有什麼事件可以讓人去“抹白”國家的，是東方出了個紅太陽嗎？還是以犧牲農民工利益和人權，犧牲環境為代價的GDP雙位數增長呢？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社會的價值觀源自英國人信奉的自由，平等之普世價值觀，在這種價值觀下的“愛國主義教育”（據我對美國的觀察）除了例常的升國旗唱國歌以外，更注重的是強調憲法賦予人民的種種個人權利，而不是（象北朝鮮和中國那樣）強調人人要愛國愛黨愛領袖，更多的是公民教育而不是愛國教育。美國人也崇拜軍人包括犧牲的英雄，但基本限於獨立戰爭和二戰，很少有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種有一定政治爭議的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另一個區別是美國官方幾乎不宣傳更不強制個人愛國，愛國被認為是個人權利而不是義務。所以很難想象香港課本會象大陸教材那樣宣揚董存瑞和黃繼光，或是宣揚港人本就不認同的那個黨和社會制度。當然這樣正常的（也是被“一國兩制”允許的）香港課本肯定會被看慣了大陸課本的人認定為不合格甚至是“反動”的。

應濯的第三條說的不夠準確也不完全符合事實。港英時期實行的是“親商”政策而不是“官商共治”。正因為港英政府對英商和港商一視同仁，打造的商業環境公平，才會出現眾多香港平民白手起家的富豪，這說明了港英時期的中下階層是可以向上層流動的，而且1997年之前的香港房價並不很高。反倒是97年後中央和港府出於政治需要（想要籠絡占立法會多數的功能組別和商界的建制派），有意控制批地且少建公屋（同時又大量移民），才造成香港房價高企的，這種官商相護並相助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官商共治”。另外說是因為“香港的中下層利益無人理睬自生自滅”才把港人推向反對派這個說法很難令人信服，據我所知，香港的各種社會福利遠遠好於大陸，甚至好於新加坡（除了住房）。香港人絕不是因為經濟民生上窮困潦倒走投無路了才倒向反對派的！香港人是因為價值觀與大陸不同也不認同大陸的社會制度，加上中央又要推翻“一國兩制”強行要港人“政治認同”才倒向反對派的。只要你去香港街頭隨便問個非大陸移民的當地人就知道我所言不虛。

最後說說香椿樹的文章觀點和我的看法

華人時空網香椿樹的文章觀點是：由於中央給港人的惠港政策太多，送錢太多，把港人給寵壞了才上房揭瓦的。中央應該讓香港徹底自治，什麼政策也不給讓它自生自滅，等它變成個窮困潦倒的小漁村，那時中央再略施恩惠就能讓香港人心回歸了。

我的看法：我估計香椿樹的觀點很多人看了都會發笑，屬於不值一駁的觀點。

眾所周知，亞洲四小龍（香港是四龍之一）的經濟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起開始起飛的，到2000年回歸不久時香港的人均GDP就已經達到25000美元左右，而且增長已經開始回落並穩定了，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已經成型了。見下圖。

               從1960年--2000年四小龍的GDP增速對比

就算回歸後中央沒有給香港任何惠港政策，香港憑着既成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國地位，只要和台灣，新加坡享有同樣的商業待遇（假定大陸不會把香港當敵國對待），就可以自己發展成至少不遜於台灣和新加坡的富裕地區，絕不可能變回什麼小漁村的。

不過我倒是非常贊同香椿樹主張“中央應該讓香港徹底自治”的觀點，我認為甚至可以肯定：如果中央早落實香椿樹的主張，就不會有什麼勇武和港獨了，23條立法也完成了，香港人心雖然還是會不認同中國的社會制度但也絕不會反共和抗共了。香港人心裡想要的本來就是那個承諾的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國兩制”好讓他們既能安心賺錢又能享受自由和法治。

結束語：

當初1984年香港人（包括英國人）之所以欣然接受了以鄧這個“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是基於：第一，相信鄧小平領導中共黨的承諾：保持香港的那個能保障人權，自由和法治的社會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也承認和允許香港的人心政治上不回歸，包括不認同大陸的社會制度。第二，看到當時大陸的經濟制度在向着香港的經濟制度慢慢轉變（改革開放），政治制度也開始要改革，而且鄧小平還說：“五十年後也不用變了”。世人的理解都是：五十年後大陸的政治制度改革也改的和香港差不多了，香港自然不用變了。

誰成想，二十多年後鄧老爺子的旨意在中共黨內成了擦屁股紙，黨的新路線方針成了“能不改的堅決不改”，成了全國（包括香港）都要定於一尊，成了“東西南北中發白，黨政軍民學工農（也包括香港）都要聽黨的領導”。。。中國向後方“前進”了！

老一輩港人說了：誰讓你們當初又去相信它了？

10^th Jul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