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集權下的公有制是腐敗的根源! |
送交者: 求真知 2020年11月14日11:43: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作者:拾月霜寒 轉自共識網 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時,下令把40噸黃金裝船,運抵台灣。這批黃金,一直被很多所謂“磚家”“學者”津津樂道:這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奧秘。 我們來看另一個數據: 60—70年代,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友好”的年代裡,毛澤東政府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1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按照當年的黃金價格來計算,最保守的估算是:折合黃金1200噸。 是的,你沒有看錯,是1200噸黃金。我曾經把這個數字計算為120噸,因為我不敢相信我的數學了。 此後,毛澤東援助越南,200億美金。我們仍然用最保守的估算,按照1975年的匯率(最低)來計算,折合:黃金4400噸。 只此兩項外援,共計黃金5600噸。 如果台灣經濟起飛的資金數字是40噸黃金的話,那麼,在毛澤東時代,至少140個台灣省經濟起飛的資金,被毛澤東政府無償做了外援。 而同時,在這一時期,特別是60年代初,中國處於嚴重的饑荒狀態,3000多萬人餓死。三千多萬啊!比之前3000多年歷史上總體餓死的還多! 在國人傳統的印象里,富家容易產生敗家子。然而,20世紀以來,在貧窮落後的國家,更容易出產這類敗家子。因為新時代的敗家子們,有了一個被有些人認為是先進的制度武器,它的名字叫做:公有制。 什麼是公有制?或者,什麼是私有制? 為了看得更清晰,在這裡,我們把概念簡化一下:所謂私有制,就是把老百姓的錢,留在老百姓的手裡;而公有制,是把老百姓的錢,用各種方式收集起來,放進政府的手裡。具體的說,就是放在政府官員的手裡。 我們仍然以毛澤東時代的黃金為例:毛澤東把5600噸黃金無償外援,5600噸黃金,平均到每個國人手裡,不到7克(當時的國家人口8-10億)。這點錢,微薄得不足以維持生存。但是,如果從每個人手裡剝奪7克黃金出來,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就是一座金山——哇,原來,我們的國家有這麼多錢嘛!所以,對外送一些有什麼了不起。 制度會製造悲劇,因為制度會製造錯覺。在公有制度下,即使最貧窮的國家,政府也會產生一個幻覺:這麼多的錢,該怎麼花呦!現代的官員說:有權的感覺真好。事實是:當權力掌控公共財富,而且不受監督的時候,有權的感覺才好。 我們每個人都有花錢的經歷。手頭寬裕點的時候,花錢的感覺,很爽,這是花自己的錢——但是,親,我告訴你,如果是花別人的錢,這個感覺會更爽。為什麼今天的各地政府,拼命的上項目、搞建設、做投資?那是在花錢,花別人的錢,這事很爽,而且,很容易上癮。 花錢的同時,當然要賺錢。 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經歷了10年的黃金髮展期。但是同期,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超過GDP的增長率。數據顯示,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已經高列世界第二,而且房地產、教育、醫療、交通食品等等,無一不成為權力牟利的工具。當政治權力可以合法的聚斂財富,它是不會休息不知滿足的。 為什麼新政權僅60多年,就出現這樣嚴重的腐敗? 我們知道,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腐敗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因為當權力失去監督約束,權力的手,一定會伸進老百姓的口袋裡,把老百姓私有的錢搶過來。 那麼,在公有制度下,社會的各項資源,依法的已經在官員的手裡了,連搶的動作都省了。 而且,這類腐敗,是無形的。 “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傳統中國的士大夫,常有這樣的覺悟。因為錢在老百姓的手裡,盤剝的過程,是看得見的。而今天,一個貪污腐敗官員的負罪感,是最低的。因為,錢是“公家”的。這是公有制下,權力常常產生的另一個幻覺:公共財富,是無主的。這樣的政府財富聚斂和腐敗,一定會製造大面積的社會貧困。公有制的弊端越是嚴重,改革的難度越大,因為浸淫其中的權力幻覺越美妙。 公有制的經濟模式,在每個國家都有一定數量的存在。在民主運行順暢的國家,這是民主監督、法制監督的首要地帶。當公有制泛濫,而且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時候,公有制就成為一場災難。 這是今天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一個死結。 2013年7月11日,《人民日報》載文,《認清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對市場經濟,或稱私有制經濟表示不屑,文章說: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執筆此文的,是“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朱安東”。 在不久前的2月28日,世界銀行行長在京召開記者招待會。會上,一名自稱“獨立學者”的男子起立抗議:美國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藥毀掉中國經濟。抗議者高呼口號,並向與會者散發他的傳單:《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此前,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建議中國加大私有化的改革力度,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多年的話語體系裡,“私有”是個醜惡的概念。“私有”即意味着個人所有,是剝削、壓迫、損人利己的代名詞。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就好的多,幾乎是公正、無私、崇高與奉獻的化身。 概念是最容易欺騙人的! 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兩種“私有制”。一種叫做財產私有制,一種叫做權力私有制。同時也存在着兩種公有制,一種叫做權力公有制,一種叫做財產公有制。 弔詭的是,這四種所有制形式的組合往往是:(權力私有制+財產公有制)以及,(權力公有制+財產私有制),而前者習慣性的被稱做“公有制”,後者被叫做“私有制”。 其實,到這裡已經不難看出,當作為國家公器的政治權力私有的時候,全部的國民財產公有(嚴格說應該叫做:國有)。這就等於是說:國家是私有的——財產是國家的——財產是權力私有的。 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某些國家所謂的“公有制”,其實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私有制。對於國民來說,事實上一無所有,但是在名義上,卻擁有整個國家。 私有制的惡名,還來源於中國的一場所謂的改革。 上世紀90年代,一部分國企陷入經營困境。以此為契機,許多國營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嘗試。請注意,這個私有化改革,是加了雙重引號的。這場改革的主旨,是把企業的所有權有償轉讓給私人。而改革是由誰主持的呢?是由掌握權力的官員主持的。於是,大量國有資產在改革的名義下,淪落為官僚集團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國企工人下崗失業,成為弱勢群體。 這當然不是什麼改革。打個比喻就是:此前,國有資產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裡,國民在柵欄外有觀賞權,官員可以隨意侵占這些資產,也可以糟踐這些資產,但需要不時的向觀眾說:看,這些都是你們的財富。而“改革”之後,國有資產從官員的院子裡搬進了屋裡,公眾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說,這不是什麼“財產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權力私有的深化和深入。準確的說,應該叫做“權力搶劫”。 當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 前蘇聯帝國解體之後,蘇聯和東歐的許多國家,在完成了“權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後,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確定了公共分額之後,這些企業被轉讓給私人經營。不過,私人獲得企業經營權的前提是:獲得企業功會的許可。於是,資方和工人GONG會漫長艱苦的談判開始了,如何滿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為資方最頭疼的問題。至於侵犯工人權益的經營手段,想都不要想。經過這樣的一番私有化之後,工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可見,當權力公有的時候,私有的資本是不敢胡作非為的。當權力不敢侵犯“權利”,資本也會受到應有的約束。 需要補充的是:在蘇聯以及東歐的改革過程里,很多企業由於勞資雙方不能達成協議,這些企業最終被荒廢了,國有資產流失,資方受挫,工人失業——表面看起來,這是一個三輸的結局。而事實上,社會,企業和個人在這一結局裡,都收穫了一樣東西:公正。 現在我們知道,這一收穫,比一個高亢的GDP數字重要的多。 如前文所述,一個(權力私有制+財產公有制)的體制模式是最糟糕的,那麼,一個(權力公有制+財產公有制)的體制模式,結果又是怎樣呢? 事實上,公有制,或者叫做國有制的經濟模式,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多有嘗試。最典型的,當屬上世紀20年代的瑞典的社會主義改革。 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將一批私營企業國有化。國營企業的低效率很快暴露無遺,瑞典經濟惡化,很快陷入困境。1924年,僅四年之後,聯合政府AA下台,國有化運動被終止。 國有企業為什麼效率低?這裡面的邏輯其實簡單:一個經營者用自己的錢投資,收益和損失由自己負擔,賺了是自己的,賠了就有可能去跳樓,所以一定會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別人的錢,為別人經營,效益與自己關聯不大,這自然要輕鬆浪漫的多了。政府作為一個權力部門成了投資商的話,不滋生腐敗已經是奇蹟,賺錢?做夢去吧。 在1920年代的瑞典,社民黨總結經驗教訓: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不是生產方式,而是分配方式。企業必須私有化,而分配必須社會化。在這一認識基礎上,他們建立了以職工持股、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持股共 同經營的私有制形式。由獨LI的工會來保障勞工利益,政府通過稅收等分配財富,建設福利社會。今天的瑞典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均GDP近53000美元,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高福利,基尼係數0.3,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 民主制度及時糾正了國家經濟的政策失誤。這是“權力公有制”的優越性,雖然有失誤,但是可以很快回頭。當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時,人民才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不過,在我們的話語體系裡,這叫作“萬惡的資本主義”或者叫“西方霸權主義”。 1932年,瑞典社民黨通過大選上台,連續執政44年。這是在多D制體制中實現了“一黨連續執政”。 企業,或者國家財產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孰優孰劣?這個問題也許不易回答。但是,國家公權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個更好,卻是個簡單的常識性的問題。而經濟形式的公有制(國有制)與私有制的優劣,在今天也已經是一個常識。當然,這個常識被人為的掩蓋着。確實有人不懂這一常識,特別是多數知識水平有限的底層群眾,不過有些人,某些體制內專家或學者,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準確的說是,揣着明白賣糊塗(昧着良心忽悠老百姓)而已。 所以,在權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啟動的時候,討論國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國家資產放在官員的院子裡好,還是放進官員的屋子裡好?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如果沒有政治權力的公有制,經濟領域的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成為“權力搶劫”的道具。今天的許多關於經濟領域公有還是私有的討論,都是在做一個偽命題。在政治體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願意公共資產放在官僚集團的屋子裡,也不願意放在他們的院子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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