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完全赞赏胡温关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提法。但是俺怀疑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不可能真正承担服务民众的义务的。因为这不符合逻辑。因为人性的贪婪必然导致权力和资本都永远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倾向于拒绝承担义务和履行职责。还是俺那个观点，在集权制度下，权利同义务彻底分离。有权者享受利益而不承担义务，无权者承担义务却难以获得分配利益的权力。这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和割裂（既不和谐）。

其实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这些年凡是中共反复强调什么，就是意味着她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胡温显然发现了大陆社会矛盾剧增，凝聚力降低，才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这个方向没有错，可惜治标不治本，根本不可能达到目。就如同历代中国王朝都要反贪，又有哪个王朝成功？朱元璋把贪官杀了一批又一批，又是拨皮实草，又是株连九族。到头来却哀叹贪官杀不胜杀。连朱明王朝这样高度集权的国家最后腐朽不堪。其200万军队败在流寇和20万满族手中。这说明什么？说明治标根本解决不了体制缺陷导致的问题。

中共从老毛建国开始就反贪反官僚主义，到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到江泽明，一个喊得比一个厉害。江都把贪污腐败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了。又有什么用？贫富差距不是越来越厉害。老百姓有仇富心态，其实是仇恨官商勾结非法致富。现在中国的百姓都疲乏了，麻木了，如同历代王朝中期的社会一样。当社会风气发展到这个样子，这个民族的精神和诚信都被统治者的作为所腐蚀。

俺是个热爱中国的人，所以才着急。如果俺不在乎中国的话，俺在国内可是有不少同学朋友都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员和老板，俺完全可以回国跟那帮官僚同流合污。至少做个“中产精英”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要知道现在的中国的社会正在进行剧烈的阶级分化。蛋糕已经作大，很难再这样持续发展下去，当前的任务是抢分蛋糕。占到上风的人就可以稳稳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而弱者将永不翻身。

你读读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每个集权王朝（提一下：所有这些王朝都是资本自由的，跟现在的中国体制大致一样）都是大乱之后经济复苏，这期间人们的欲求较低，而经济发展快，因此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同时，社会阶级经过动乱的打击被重新洗牌，每个人都有发展的空间，社会分化不严重，阶级对立不明显。然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的权贵集团必然利用独裁社会中权力和利益天然的不平衡性，通过权力和资本的勾结形成特权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阶级一旦完成，那么将导致：

1，社会资源（教育、仕途、发财致富、甚至法律资源）和经济发展成果明显被特权阶级霸占。
2，下层子弟向上层发展的道路因为资源匮乏而被堵死。贫富差距增大。下层陷入贫困和绝望中。
3，阶级对立激化，社会心态逐渐不平，“暴民”增多。也就是出现所谓“矛盾突发期”。
4，为了应付矛盾，上层采取愚民政策，加紧控制言论。或者煽动民族对立，引发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互斗来转移矛盾，或者发动对外战争。

这些现象都能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和政府身上找到影子。俺担心的是重复5000年来的独裁体制，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兴衰轮回的宿命。老毛都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民主”。但是出于绝对权力的诱惑，老毛就跟戴上那个法力无边的邪恶指环王一样，丧失了心志和自控力。俺承认权力的诱惑很大，给我那么无限的权力俺未必能比老毛好。可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这种独裁权力却是绝对邪恶的。不但对被压迫者是暴政，而且对暴君自己的家族来言也是毒药。看看历史上有哪个皇帝不是提心吊胆的，那个皇族不是子弟相残的。在这种社会下，穷人不平，富人不安，又有谁能不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权力和义务本该是统一的，否则就不合理。而权力和义务割离的社会必然是不和谐。所以俺看小胡空谈什么“和谐社会”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其结果跟老江反腐败，老毛反官僚一样，必然失败。只因为历史是唯物的，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

所以，俺要提倡民主和自由，因为5000年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的中华政体是死路一条。当然，马铭反复提过现在的中国不适合激进民主，因为“刚性结构”所导致。俺模模糊糊地赞同这个提法。只是要强调必须有紧迫感。社会发展有其自由规律，很多情况是不受人类控制的。中国当前社会的发展就象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到达了其关键定型期，在持续20多年的改革后，现在的每一天都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旦这个生命的激素不协调，某些细胞不受控制了，就有癌变的可能。一旦肿瘤细胞达到一个临界值，自身的纠错免疫系统就会对其无能为力。未来的中国独裁统治者可能跟崇祯皇帝或者光绪皇帝一样，面对这个邪恶的庞然大物，虽贵为至尊却无能为力。而中华民族不知道是否能渡过下次浩劫。

所以，我认为海外民运的真正目的或许不是为了夺权，而是试图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尽微薄之力，将中国政府逼迫和诱使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同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先进民主势力相呼应。俺不赞同中国实行激进民主，但俺更反对中国民主的停滞或者过于缓慢。当前阶级分化如此剧烈，必须赶在其彻底形成前建立起一个权力和义务基本上统一的制度，否则又有谁能够控制那财大气粗的特权阶级？崇祯皇帝作不到的事情，俺相信中共领袖也作不到。

俺的提议是，民主或许可以渐行，但言论自由必须保障。这是鉴定统治者是否真有发展民主诚意的试金石。因为，只有停止愚明政策才能让百姓逐渐培养起民主的能力。台湾的事实表明，中国人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对民主权力的使用是比较愚钝的。这不是人种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是千百年愚民政策的结果。在这种前提下立即搞普选，很可能小乱。可能会选个破环民主原则的希特勒或者毛泽东上台。共产党提倡革命之前要进行思想准备，要人民都觉悟起来。俺认为言论自由是这个思想准备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愚民必然容易被野心家煽动成暴民，跟义和团、红卫兵一样。老毛的“大民主”乌托邦或许就是这样失败的。

另一个关键就是法制。成功的民主离不开严格的法制。因为长期集权人治（注意：法家是标准的人治）的原因，中国人的法制素质很差。法制同集权总体上是对立的，因为法制本质上讲的是客观平等，而人治讲的是按等级进行权利分配。但是新加坡和香港的特例说明，在华人社会，如果统治者认真负责而又有有效（对下级地方官僚）的控制力的话，法制是可以实施的（至少是暂时或部分地实施）。俺不认为中共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够达到香港的法制水平（香港之所以法制还因为其宗主国英国是民主法制国家），但是改善的余地是有的。俺非常赞同邓小平和赵紫阳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俺也因此对江和胡的党中央每每把政党私利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肆意破坏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言论、集会和组党自由而痛心。要知道，一个法制的传统和意识对向民主社会的成功转型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