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完全讚賞胡溫關於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提法。但是俺懷疑不受制約的權力是不可能真正承擔服務民眾的義務的。因為這不符合邏輯。因為人性的貪婪必然導致權力和資本都永遠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傾向於拒絕承擔義務和履行職責。還是俺那個觀點，在集權制度下，權利同義務徹底分離。有權者享受利益而不承擔義務，無權者承擔義務卻難以獲得分配利益的權力。這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公和割裂（既不和諧）。

其實大陸長大的人都知道，這些年凡是中共反覆強調什麼，就是意味着她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胡溫顯然發現了大陸社會矛盾劇增，凝聚力降低，才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建立服務型政府”的問題。這個方向沒有錯，可惜治標不治本，根本不可能達到目。就如同歷代中國王朝都要反貪，又有哪個王朝成功？朱元璋把貪官殺了一批又一批，又是撥皮實草，又是株連九族。到頭來卻哀嘆貪官殺不勝殺。連朱明王朝這樣高度集權的國家最後腐朽不堪。其200萬軍隊敗在流寇和20萬滿族手中。這說明什麼？說明治標根本解決不了體制缺陷導致的問題。

中共從老毛建國開始就反貪反官僚主義，到鄧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到江澤明，一個喊得比一個厲害。江都把貪污腐敗上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了。又有什麼用？貧富差距不是越來越厲害。老百姓有仇富心態，其實是仇恨官商勾結非法致富。現在中國的百姓都疲乏了，麻木了，如同歷代王朝中期的社會一樣。當社會風氣發展到這個樣子，這個民族的精神和誠信都被統治者的作為所腐蝕。

俺是個熱愛中國的人，所以才着急。如果俺不在乎中國的話，俺在國內可是有不少同學朋友都當了不大不小的官員和老闆，俺完全可以回國跟那幫官僚同流合污。至少做個“中產精英”是沒有太大問題的。要知道現在的中國的社會正在進行劇烈的階級分化。蛋糕已經作大，很難再這樣持續發展下去，當前的任務是搶分蛋糕。占到上風的人就可以穩穩進入統治階級的行列，而弱者將永不翻身。

你讀讀中國歷史就知道，中國每個集權王朝（提一下：所有這些王朝都是資本自由的，跟現在的中國體制大致一樣）都是大亂之後經濟復甦，這期間人們的欲求較低，而經濟發展快，因此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的要求。同時，社會階級經過動亂的打擊被重新洗牌，每個人都有發展的空間，社會分化不嚴重，階級對立不明顯。然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新的權貴集團必然利用獨裁社會中權力和利益天然的不平衡性，通過權力和資本的勾結形成特權階級。這個既得利益階級一旦完成，那麼將導致：

1，社會資源（教育、仕途、發財致富、甚至法律資源）和經濟發展成果明顯被特權階級霸占。
2，下層子弟向上層發展的道路因為資源匱乏而被堵死。貧富差距增大。下層陷入貧困和絕望中。
3，階級對立激化，社會心態逐漸不平，“暴民”增多。也就是出現所謂“矛盾突發期”。
4，為了應付矛盾，上層採取愚民政策，加緊控制言論。或者煽動民族對立，引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互斗來轉移矛盾，或者發動對外戰爭。

這些現象都能在當今中國的社會和政府身上找到影子。俺擔心的是重複5000年來的獨裁體制，必然導致中華民族興衰輪迴的宿命。老毛都知道，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於“民主”。但是出於絕對權力的誘惑，老毛就跟戴上那個法力無邊的邪惡指環王一樣，喪失了心志和自控力。俺承認權力的誘惑很大，給我那麼無限的權力俺未必能比老毛好。可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上，這種獨裁權力卻是絕對邪惡的。不但對被壓迫者是暴政，而且對暴君自己的家族來言也是毒藥。看看歷史上有哪個皇帝不是提心弔膽的，那個皇族不是子弟相殘的。在這種社會下，窮人不平，富人不安，又有誰能不痛苦？這種痛苦的根源在於權力和義務本該是統一的，否則就不合理。而權力和義務割離的社會必然是不和諧。所以俺看小胡空談什麼“和諧社會”完全是治標不治本，其結果跟老江反腐敗，老毛反官僚一樣，必然失敗。只因為歷史是唯物的，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

所以，俺要提倡民主和自由，因為5000年歷史已經證明傳統的中華政體是死路一條。當然，馬銘反覆提過現在的中國不適合激進民主，因為“剛性結構”所導致。俺模模糊糊地贊同這個提法。只是要強調必須有緊迫感。社會發展有其自由規律，很多情況是不受人類控制的。中國當前社會的發展就象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到達了其關鍵定型期，在持續20多年的改革後，現在的每一天都決定了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一旦這個生命的激素不協調，某些細胞不受控制了，就有癌變的可能。一旦腫瘤細胞達到一個臨界值，自身的糾錯免疫系統就會對其無能為力。未來的中國獨裁統治者可能跟崇禎皇帝或者光緒皇帝一樣，面對這個邪惡的龐然大物，雖貴為至尊卻無能為力。而中華民族不知道是否能渡過下次浩劫。

所以，我認為海外民運的真正目的或許不是為了奪權，而是試圖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盡微薄之力，將中國政府逼迫和誘使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同中國國內，中共黨內的先進民主勢力相呼應。俺不贊同中國實行激進民主，但俺更反對中國民主的停滯或者過於緩慢。當前階級分化如此劇烈，必須趕在其徹底形成前建立起一個權力和義務基本上統一的制度，否則又有誰能夠控制那財大氣粗的特權階級？崇禎皇帝作不到的事情，俺相信中共領袖也作不到。

俺的提議是，民主或許可以漸行，但言論自由必須保障。這是鑑定統治者是否真有發展民主誠意的試金石。因為，只有停止愚明政策才能讓百姓逐漸培養起民主的能力。台灣的事實表明，中國人對民主制度的認識，對民主權力的使用是比較愚鈍的。這不是人種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是千百年愚民政策的結果。在這種前提下立即搞普選，很可能小亂。可能會選個破環民主原則的希特勒或者毛澤東上台。共產黨提倡革命之前要進行思想準備，要人民都覺悟起來。俺認為言論自由是這個思想準備的基本前提。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愚民必然容易被野心家煽動成暴民，跟義和團、紅衛兵一樣。老毛的“大民主”烏托邦或許就是這樣失敗的。

另一個關鍵就是法制。成功的民主離不開嚴格的法制。因為長期集權人治（注意：法家是標準的人治）的原因，中國人的法制素質很差。法制同集權總體上是對立的，因為法制本質上講的是客觀平等，而人治講的是按等級進行權利分配。但是新加坡和香港的特例說明，在華人社會，如果統治者認真負責而又有有效（對下級地方官僚）的控制力的話，法制是可以實施的（至少是暫時或部分地實施）。俺不認為中共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能夠達到香港的法制水平（香港之所以法制還因為其宗主國英國是民主法制國家），但是改善的餘地是有的。俺非常贊同鄧小平和趙紫陽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俺也因此對江和胡的黨中央每每把政黨私利凌駕於國家法律之上，肆意破壞憲法所賦予的公民言論、集會和組黨自由而痛心。要知道，一個法制的傳統和意識對向民主社會的成功轉型是多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