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叫“維權運動”而不叫“人權運動”？


近年來，我對一個在中國出現的新名詞“維權運動”感到不理解。過去，我在中國只聽說過什麼叫“人權運動”，我理解的“人權運動”指的是要求中國共產黨政府修改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從而使得中國共產黨各級政府能夠按照《國際人權公約》所規定的人權標準尊重基本人權。

“維權運動”用了一個新的名稱，不叫“人權運動”了，是不是為了與“人權運動”相區別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維權運動”與“人權運動”有什麼區別呢？

首先，從“維權運動”的訴求範圍來看，“維權運動”的訴求範圍比“人權運動”寬得多。“維權運動”包括了“人權運動”在內，但“維權運動”更包括了許許多多的核心不是“人權”問題的訴求，比如說對徵地補償不滿不是一個“人權”問題，喪失了特權的群體要爭取挽回不是一個“人權”問題，輸掉了官司力求翻案這樣的訴求本質上也不是一個“人權”問題。在徵地補償、換回特權和輸官司翻案這些典型的“維權運動”問題上，原始的訴求不是“人權”問題，而是利益問題，但這些群體為了利益，在訴求過程中，卻會遇到“人權”問題，這方面下面我還會說到。

其次，從“維權運動”的訴求對象來看，目前中國的“維權運動”主要的訴求對象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反對的是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的領導人（或前領導人）。我不認為“維權運動”採取的手段是否激烈有多大關係，無論是“自焚”、“自殺”、“絕食”，無論是如何激烈地揭露和大膽的抨擊，還是同地方政府合作避免對抗，我們都可以發現目前中國的“維權運動”不在於力求改變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他們要求改變的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在他們特定的利益訴求問題上作出讓步。

第三，當“維權運動”在訴求過程中遭遇到“人權”問題的時候，“維權運動”的個人和群體面臨兩項選擇：

（1） 認為“人權”問題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造成的，那麼只有設法改變了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即解決了“人權”問題之後，才能夠走通維護正常的利益訴求的道路。認識到這一點的人，無論原始的“維權”是要維護什麼，他們的“維權”很快就會把目標和重點轉移到了對“人權”的訴求上，因為不解決“人權”問題，他們無法正常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即使今天他們獲得了利益，長遠來說他們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不解決“人權”問題，就沒有安全感。

（2）認為“人權”問題不是由中共產黨政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造成的，相反，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賦予了他們的“權利”，只是地方政府不執行，違反中央政府政策，或者是中央政府的個別領導人、少數領導人、包括某個或某些前領導人濫用權力或者貪污腐敗，因此他們上訪中共中央政府，他們在中共中央政府嚴密控制的媒體上來“揭露”，他們雖然也遭遇到“人權”問題並且試圖解決，但是他們沒有發現，“人權”問題不可能在個別案例上和中國的個別地區得到解決之後，他們的長遠利益和安全感就會得到保障。

如果絕大部分的“維權運動”人士和群體如（1）所說，那麼就不需要用一個新名詞“維權運動”來取代“人權運動”，這是因為無論原始的原因是什麼，最終，而且是很快地，都歸結到了“人權”問題上來了，因此只是“人權運動”。問題是，目前絕大部分的“維權運動”人數和群體如（2）所說。這就把“維權運動”和“人權運動”區別開了，讓我形象地總結如下：

“人權運動”是要求中國共產黨政府按照國家人權標準行事，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政府在整體上改變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制度，這是一個奴隸要求得到自由、得到解放的運動。

“維權運動”是要求中國共產黨政府實現其法律、法規和政策所許諾的內容，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個別、少數活前領導人違背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而傷害了他們的利益的時候，他們就起來“維權”，這是一個奴隸主規定要給奴隸吃飽飯，但監工剋扣了食物奴隸反抗監工、要求奴隸主替換監工和懲罰監工的“運動”。

我認為，在仔細分析了“維權運動”同“民主運動”之間的區別之後，我們就知道發明“維權運動”新名詞是有意義的，因為“維權運動”與“人權運動”有交叉的地方，但“維權運動”與“人權運動”有很大區別。

我們看到，“維權”的一部分在遭遇到了“人權”問題的時候，他們的訴求重點轉移到“人權”問題上之後，就是“人權運動”了，因此剩下的沒有把訴求重點轉移到“人權”問題上的“運動”就是“維權運動”，如果我們說我們要支持什麼的話，我們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支持某些“維權運動”的訴求，但我們的重點顯然應該放在支持“人權運動”上，而不是放在支持“維權運動”上。(正義黨 彭玉紅)

http://cdjp.org/Articles/article.ph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