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志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採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志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注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藉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藉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繫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制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里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麼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捲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姦、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姦。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隻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隻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注。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制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籤）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制，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鑑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注意力，也不會動搖開闢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制。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