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真相，幫助人們擺脫偽史、假相的欺騙、愚弄和洗腦，是歷史研究者的良知和責任。


接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上）


繼續介紹張學良在各個時期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合作。


主政東北期間（1928年6月~1931年9月）的赦共、寬共之舉


張學良主政東北期間，表面上仍執行其父的反蘇反赤化政策，但對共產黨人非常寬待，不僅多次以大赦等形式釋放或赦免了大批共產黨員，而且對共產黨人每每（不着痕跡地）從輕判罰、從輕處理。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車站東側的三孔橋被爆炸謀殺，6月17日，張學良返回奉天，19日，張就任奉天軍務督辦，7月3日，張就任東北保安總司令（東北最高軍事、行政長官），代父主政東北。

1928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降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換升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中華民國形式上恢復了統一。12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1929年1月12日，東北最高行政機關—東北政務委員會成立，共有委員13人，張學良任委員會主席。易幟後的東北高度自治，張學良依然是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一手遮天的東四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東北最高統治者。

1928年6月，時任奉天（東北易幟後奉天省改稱遼寧省，奉天市改稱瀋陽市）軍務督辦的張學良以為父治喪的名義宣布特赦政治犯，釋放了大批張作霖、吳俊升主政東北時期關押的國共兩黨黨員；28年12月底“東北易幟”時，張學良又實施了一次大赦；1931年元月，張學良實施了第三次大赦。

張學良主政東北期間被釋放、赦免或輕判的共產黨人包括中東路事件期間煽動、組織罷工支持蘇聯，反國民政府、“反張學良”的時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1929年8月22日被捕，9月中旬被判“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以及1930年被捕，據說原本被判死刑，但被張學良改判終身監禁的饒漱石（時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入獄期間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九一八事變”時出獄赴蘇聯）。張學良主政東北時期，東四省沒有任何共產黨人被處決的文字記錄，這與張作霖殺戮了眾多共產黨人形成鮮明對比，也與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對共產黨人的嚴厲鎮壓反差巨大。


張蘇合演中東路事件（1929年5月~12月）雙簧

“中東鐵路”，是沙俄在中國東北境內修築的西伯利亞鐵路連結線，原稱“大清東省鐵路”（可理解為“大清東三省鐵路”，儘管“東三省”建省始於1907年。）或“中國東省鐵路”，簡稱“東省鐵路”或“東清鐵路”。該鐵路根據1896年9月簽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等協定興建，1898年8月動工，1903年7月全線竣工通車。

東清鐵路包括北部幹線（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和南下支線（哈爾濱-長春-瀋陽-旅順/大連）兩大部分，以哈爾濱為中心，全長2522.8公里，整體呈T型，尤如一把巨形楔子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北部幹線西起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出境，通達海參崴。南下支線北起哈爾濱，南至大連旅順口。

日俄戰爭後，根據1905年9月5日的日、俄《樸茨茅斯和約》，及1905年12月22日的清、日《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中國同意沙俄將東清鐵路長春-旅大段（南下支線長春寬城子站以南段）的管理、控制權無償轉讓給日本，日本將該段命名為“南滿鐵路”。日本同時從沙俄手中獲得了旅、大租借地（旅順、大連）。

1920年，“大清東省鐵路”改稱“中國東方鐵路”，簡稱“中東鐵路”或“中東路”。

根據1924年5月蘇聯與（曹錕、吳佩孚主政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簽訂的“中俄協定”（“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同年9月蘇聯與東三省自治政府（首腦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簽訂的“奉俄協定”（“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與蘇維埃社會聯邦政府之協定”），蘇聯繼承了原沙俄對中東鐵路北滿段（北部幹線及長春寬城子站以北的南下支線）的管理、控制權。

為收回以往不平等條約喪失的主權，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發起了“改訂新約運動”。蔣介石專門設置了法制局，並成立了外交研究委員會研究廢止不平等條約的步驟，試圖以談判手段廢除不平等條約，逐步收回關稅自主權，收回租界與租借地，撤廢外國人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等。國民政府首先與各國展開了取消協定關稅、收回關稅自主權的談判。1928年7月25日，美國率先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中美關稅條約》，隨後，英國、法國、荷蘭、挪威、比利時、丹麥等九國也相繼與國民政府簽訂了新的關稅條約。

從1929年4月開始，國民政府開始就收回租界、租借地，鐵路利權、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與列強展開談判。國民政府的談判努力在當年即取得部分成果：8月31日，國民政府收回了天津的比利時租界，10月31日，收回了鎮江英租界。吉、黑兩省境內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北滿段）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改訂新約運動”的外交談判目標。實際上，早在1929年2月，國民政府鐵道部、外交部、財政部就已進行過會商，提出了解決中東路問題的三個選項：
一是通過（改訂新約，）廢除中俄協定、奉俄協定來收回中東路；
二是收購該路全部股份，獲得中東路管理、控制權；
三是依據中俄、奉俄協定的有關條款，贖買收回鐵路，或縮短蘇聯無償交還鐵路的60年期限，提前無償收回鐵路。

註：1924年9月蘇聯與張作霖方面（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的《奉俄協定》第一條第二項規定，蘇聯應在《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1896年9月）簽約60年後（1956年9月）將中東鐵路無償歸還中國；同時規定，經雙方同意，60年期限可通過協商再行縮短）。

一旦南京國民政府向蘇聯發出外交談判照會，要求廢除舊約，改訂新約，要求縮短無償歸還中東路的時限，或要求收購、贖買中東路，那麼，一直戴着正義假面，扮演帝國主義對立面，一直譴責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侵略和主權侵犯，並籍此在中國組織反帝運動，開展赤化活動的蘇聯將難以招架國民政府的外交攻勢，難以推諉、拒絕國民政府伸張、維護主權的正當要求，蘇聯可能不得不將中東路提前歸還中國或接受中國贖買、收購，從而失去對中東路的管理、控制權，喪失其在中國的這一龐大而無比重要的基地。

為破解“改訂新約運動”對蘇聯中東鐵路控制權的巨大威脅，從1929年5月起，搶在國民政府展開外交行動前，張學良與蘇聯合演了一出中東路事件雙簧大戲。

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第一幕。

張學良假裝“愛國心切”、年輕氣盛（真實的張學良思慮極為深沉）和被錯誤情報誤導（通過東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書張國忱散布假消息，稱蘇聯發生嚴重饑荒，內外交困，將無力反擊中國強行收回中東路的行動；實際上，1928年蘇聯結束了新經濟政策，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啟了工業化進程，國力日益增強。），蓄意挑起事端 ，製造了一連串非常過激的反蘇事件，包括：1929年5月27日突襲、搜查了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因為是雙方串通好的一場戲，所以什麼重要文件都未搜到；張學良的附帶目的是以模仿張作霖1927年4月搜查北京蘇聯大使館來偽裝反蘇立場），逮捕使館人員；5月29日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7月10日起，出動軍警強行收回中東路，強行接收鐵路沿線設施，查封蘇聯機關、團體，將蘇方人員逮捕或驅逐出境；沒收了多家蘇聯在東北開辦的公司等等；而且，對蘇聯的抗議或交涉要求，或置之不理，或強硬回絕。

蔣介石對張學良的這些過激挑釁行為採取了支持和縱容的態度。或許在他眼裡，張學良是在為國家利益和蘇聯硬槓；然而，張學良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在為蘇聯出兵東北提供有力的藉口。

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第二幕。

蘇聯對張學良的連續挑釁“忍無可忍”，決定付諸武力。1929年8月6日，蘇聯宣布成立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總兵力有3萬、4萬或8萬之說），司令員為瓦西里·布柳赫爾（蘇聯首批五大元帥之一，蘇聯遠東軍魂），蘇軍隨後越境入侵東北。

中東路事件中蘇之戰分東西兩線，東線基本上是江戰、水戰，陸戰主要發生在西線的滿洲里和札蘭諾爾（今扎賚諾爾）兩地。

張學良名義上組織了10萬人的“防俄軍”（含第一軍、第二軍兩個軍），但實際參戰的陸軍只有兩個混成旅：梁忠甲（時任中東鐵路西線護路司令）第15混成旅、韓光第第17混成旅，共約2萬人。而且，這兩個旅一直在孤立無援地與蘇聯紅軍作戰，從8月上旬與入侵蘇軍發生小規模戰鬥，到11月中下旬韓旅在札蘭諾爾、梁旅在滿洲里相繼被殲滅，在長達3個半月的時間裡，兩支部隊未得到任何增援和彈藥補充。負責西線作戰的防俄軍第二軍軍長胡毓坤（防俄軍第一軍軍長王樹常負責東線）8月中下旬便率部抵達了札蘭諾爾西側的海拉爾（今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海拉爾距滿洲里162公里），但他的部隊在三個月的時間裡未再西進一步。胡毓坤不僅按兵不動，不援一槍一彈，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居然一直不與歸他指揮、等他救援的兩支孤軍聯絡，如局外人般冷眼坐等韓、梁兩旅苦戰被殲。在殲滅韓、梁兩旅前，蘇軍也默契地未對海拉爾發動攻擊（11月17日札蘭諾爾失陷，11月22日滿洲里陷落，11月24日蘇軍占領海拉爾，應該是不戰而入）。札蘭諾爾、滿洲里的慘敗是張學良故意製造的，梁忠甲、韓光第兩混成旅是被張學良故意犧牲、故意葬送掉的，張學良需要以兩旅的慘敗作為他實施下一步行動的鋪墊和藉口。

註：17混成旅全旅約7000人在札蘭諾爾之戰中全軍覆滅（一說數千人陣亡，千餘人被俘），戰死者包括旅長韓光第、兩個團長林選青、張季英（負傷自殺）；15混成旅全旅1萬餘人，副旅長魏長林等數千人戰死，旅長梁忠甲等約八千人彈盡後在滿洲里被俘。

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第三幕。

兩旅覆滅後，張學良以慘敗不敵（止血、避免更大損失）為藉口迅速向蘇聯求和，不理會國民政府中央要求其不得自行與蘇聯媾和的多次指示，私自越權與蘇聯簽訂了《伯力會議議定書》（1929年12月22日簽訂。按東北易幟時張學良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約定，東北的外交事務由中央處理，張學良沒有外交談判、簽約權）。

簽訂《伯力會議議定書》，以協定的形式延續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瓦解南京國民政府通過談判收回或贖買中東路的計劃，這是張學良與蘇聯合演中東路事件雙簧的根本目的。張學良故意製造過激挑釁事件，為蘇聯提供了出兵東北、施展武力的合理藉口，並使中國由中東路主權的擁有方和權益的正當申張方變成了行為的過錯方，加上《伯力會議議定書》的既成事實，蘇聯便可理直氣壯地無須再理會中國改訂新約的要求。張學良與蘇聯合演的中東路事件雙簧使國民政府通過“改訂新約運動”提前收回中東路或贖買中東路的計劃胎死腹中，化為泡影。

《伯力會議議定書》簽訂後，1930年1月10日，梁忠甲將軍獲釋回到滿洲里。2月中旬，梁忠甲在萬福麟（黑龍江省政府主席，他與張作相是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在中東路事件中任防俄軍總司令）主持的軍事善後處理會議上發言說：“根據這次滿，扎作戰失敗，深知我軍裝備落後，武器太差；無空地作戰經驗，御空能力薄弱；指揮不統一、徒恃官兵勇氣各自為戰是不行的。互不統屬，指揮失調，尤其第二軍歸瀋陽長官公署（即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公署）直接指揮，胡軍長（防俄軍第二軍軍長胡毓坤）到海拉爾後，未到滿，扎等地視察過，也無任（何）聯繫，扎滿混戰數日，第二軍按兵不動，坐觀失敗，使人遺憾! ”

梁忠甲的發言表明，胡毓坤直接受張學良指揮；這意味着，胡坐視梁、韓二旅兵敗，是張學良指令、授意的結果。

1930年3月7日晚，梁忠甲在海拉爾召集全旅官兵講話，10時方散（講話內容不詳），隨後他下榻原道勝銀行經理寢室。3月8日清晨，護從馬弁發現梁在寢室內身亡，張學良方面對外稱梁死於煤氣中毒。梁忠甲應該是被謀殺的，煤氣中毒是偽裝的假相。

梁忠甲是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與張作霖同時死於皇姑屯謀殺）的頭號嫡系、死忠；韓光第則在“灤州兵變”時與郭松齡叛軍作戰中立有戰功，推遲了張學良代父主政的日程。二人恰好都是張學良的眼中釘、肉中刺。

蔣介石的人品、人格值得我敬重，但他做事有時頗讓人無語。1930年，蔣將第一批青天白日勳章授予了在中東路事件中“勇於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六位東北軍將領：張學良、王樹常、胡毓坤、于學忠、鄒作華、沈鴻烈。

聯手炮製《田中奏摺》

當梁忠甲、韓光第兩混成旅在滿洲里、札賚諾爾與蘇軍苦戰，孤立無援時，不發一兵一卒、一槍一彈援助的張學良坐等兩部被殲之餘，還在操勞另外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為化解蘇聯入侵東北引發的強烈反蘇輿論，中東路事件中蘇之戰期間，張學良團隊與“對手”蘇聯聯手偽造了一份將深遠影響中日、東亞及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摺》。1929年11月上旬，也就是梁忠甲、韓光第兩旅覆滅前夕，張學良兩位核心幕僚閻寶航、王卓然（二人是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等人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次太平洋會議上，將偽《田中奏摺》拋出、散發，聲稱其是1927年6~7月日本東方會議後，首相田中義一呈稟天皇的對華政策秘密奏摺。

註：太平洋會議的組織方太平洋國際協會是蘇聯-共產國際幕後操縱的組織，眾多歷史研究表明，該協會充斥各國秘密共產黨員，包括美國、日本、中國的秘密共產黨員、國際黨員。

圖左，《田中奏摺》當年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刊本；圖右，田中義一。

註：田中義一是張作霖的好友，奉系的重要支持者，二人相識於日俄戰爭期間。1927年11月田中曾以時任首相身份與蔣介石（徐州戰役失利後暫時下野）在東京會晤，勸蔣停止北伐（蔣未應允）。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張作霖、吳俊升被爆炸謀殺）發生時的日本在任首相，也是田中義一。

《田中奏摺》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言論深深刺痛了億萬中國人的神經，它的出現使中國人瞬間忘記了眼前正在發生的蘇聯入侵，中國全國的反蘇浪潮迅速轉變為反日狂潮。

偽《田中奏摺》在國內、國際上的廣泛傳播、宣傳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

在北伐成功前，國民黨長期不受列強待見，它是靠蘇俄的獨家鼎力扶植才奪取政權的。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期間，國民黨一直遵循蘇聯的意旨，狂熱地在中國組織反帝、反日運動，長期進行反帝、反日宣傳、教育。與蘇聯分道揚鑣後，眾多國民黨人，包括蔣介石在內，骨子裡仍保留着強烈的反帝、反日情結，偽《田中奏摺》與他們根深蒂固的一貫思維正好吻合，它如同猛烈的催化劑，極劇加深了中日雙方的不信任，激化了雙方的敵對意識。

註：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但北洋政府（中華民國北京政府）與日本的關係則相當融洽。1918年5月中旬，日本曾與段祺瑞政府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隨後兩國共同出兵海參崴等蘇聯遠東地區；1922年2月4日，中日兩國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同年12月10日，日本將膠州灣地區（青島）歸還中國，並從山東撤走了所有軍隊（駐膠州灣和膠濟鐵路的軍隊），1923年1月1日，日本將膠濟鐵路（青島--濟南）及支線並一切附屬財產有償歸還中國（中國支付了4000萬日元贖金），中日山東問題得以妥善解決；日本同北洋政府未發生過武裝衝突。

註：1897年11月中旬，德國遠東海軍強占膠州灣地區，此後德國又攫取了膠濟鐵路的修築權、經營權和鐵路沿線礦產開採權。與英國簽有《英日同盟條約》的日本在一戰爆發後參戰，並先後於1914年10月上旬、11月上旬從德國手中奪取了膠濟鐵路和膠州灣（青島）。

張作霖仇視共產主義，親日並極度反蘇、敵蘇；張學良的政治立場與其父截然相反，他信仰共產主義，暗中通蘇並極度反日、仇日。代父主政後，張學良對張作霖與日本達成的協議（涉及滿蒙鐵路敷設權、日本人在東北的居住往來自由權、土地商租權等）一概不認帳，並以東北方面沒有外交談判權為理由，拒絕與日方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問題。張的另一藉口是相關協定的中方存留文本都已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毀（放置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檔案文件的張作霖返奉專列第11車廂在皇姑屯事件中被大火焚毀，參見：“皇姑屯謀殺車內炸藥進一步分析”一文）；張學良積極推行或明或暗的排日措施，不斷通過其幕僚煽動、組織反日，甚至辱日活動。在“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還指示其屬下團長關玉衡將在東北、外蒙邊界進行對蘇作戰情報調查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四人秘密處死並毀屍滅跡（但被時任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偵破）。張學良本可公開處理、交涉此事，他下令秘密處死中村等人並毀屍滅跡的動機可能是想使日本無法獲得中村的調查所得，這一“反常”行為，其實是他作為秘密紅色代理人服務蘇聯意識的正常反應。

中村大尉的偵察地點索倫，在今察爾森鎮-索倫鎮一帶，現隸屬於內蒙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

中村大尉偵察地點索倫所隸屬的興安盟的位置

其偵察地點接近1939年5月蘇日諾門罕戰役發生地。

日蘇諾門罕戰役地點

偽造《田中奏摺》，煽動仇日情緒，激化中日矛盾，拒絕與日本協商、談判解決以往協定問題，積極反日、排日、辱日，凡此種種，近則激發日軍少壯派發動“九·一八”事變，維護“帝國尊嚴”，武力解決滿蒙問題，遠則為中日全面戰爭埋下了種子。

《田中奏摺》不應是張學良擅自策劃、單方面組織偽造的，它應是經蘇聯最高層（斯大林）授意或批准，由張學良、蘇聯的軍情人員聯手炮製的。

參與偽造《田中奏摺》的東北軍方面人員至少包括張學良、黎天才、閻寶航、王家禎四人，其中王家禎是張學良鐵杆心腹、重要對蘇聯絡人莫德惠（見上篇）的外甥，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外交機要處主任，是精熟日本政界情況的日本通，“七七事變”後他還擔任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智囊。

參與偽造《田中奏摺》，預判了中日兩國進入衝突狀態後日軍侵華路線圖的蘇聯軍事戰略專家，應該包括中東路事件時遠東蘇軍最高指揮官、蘇聯遠東軍魂布柳赫爾，以及布柳赫爾的重要助手、情報負責人，二戰中因死守斯大林格勒而聞名於世的崔可夫。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1929年前後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員、共產國際遠東軍事負責人。布柳赫爾曾化名加倫將軍擔任北伐軍軍事總顧問，是讓北伐軍眾將領深為折服的北伐實際指揮者。蔣介石一直對其念念不忘，曾要求斯大林派其到中國幫助抗戰，但他已於1938年11月在蘇聯大清洗中被殺。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當時在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負責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崔可夫也曾兩次來華擔任軍事顧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