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下）


西北假剿共之勞山戰役、直羅鎮戰役

1935年9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權，節制陝、甘、寧、青、晉5省軍隊。9月下旬，張學良自武昌移駐西安，在此之前，東北軍已陸續進駐陝西、甘肅等省，移師西北的東北軍約16萬人，包括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五十七軍（軍長原為何柱國，何柱國調任新組建的東北軍騎兵軍軍長後，副軍長董英斌升任軍長，一說董為代軍長）、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騎兵軍（軍長何柱國，1935年8月底由六個東北軍騎兵師和三個中央軍騎兵旅合建）等。部分東北軍部隊未調往西北，如駐防河北保定一帶的萬福麟五十三軍等等。

執掌西北“剿總”後，張學良立即故伎重施，1935年10月初及11月中下旬，張先後在勞山戰役（1935年10月1日）、直羅鎮戰役（1935年11月21日~24日）中布局，將何立中110師、牛元峰109師兩支東北軍部隊送上紅軍刀頭，製造了兩場他需要的慘敗。這兩場戰役是東北軍與紅軍僅有的兩次較大規模的激戰（雙方投入兵力都不少於一個師，同年10月25日的榆林橋戰役東北軍兵力為一個團+一個加強營），張學良以這兩場慘敗為藉口不再執行蔣介石的剿共命令，直羅鎮戰役後，東北軍與紅軍再未發生較大規模的真實激戰。

張學良這種以故意製造慘敗、故意葬送自己部隊來達成潛在目的的行為在世界軍事史上極其罕見，似乎過於匪夷所思，難以令人置信（這也是長期無人質疑的原因之一）；但是，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兩場慘敗確實是張學良蓄意為之，在展示相關證據前，我們不妨先看看張學良以往打假仗的一些前科。

1927年5月下旬河南臨穎戰役，張學良在占據優勢的情況下突然下令撤退，放生了即將無法堅持、瀕臨崩潰的北伐軍張發奎（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第一縱隊司令官兼第四軍軍長，第四軍即著名的“鐵軍”）部。1960年代中期，在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連蔭女士口述歷史時，古稀之年的張發奎說，臨穎戰役（而非汀泗橋戰役）是他在內戰中參與的最殘忍戰役，也是自北伐以來傷亡最大的戰役。每次憶及臨穎戰役，張發奎總是自詡“我在最後五分鐘的堅定不移，扭轉了戰局。。。如果張學良堅持到黃昏，我們就不得不撤退了”。1933年6月，張學良在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陪同下在倫敦郊區一所醫院與張發奎會面，張學良對張發奎說：“如果我不決定撤退，你的部隊將遭到致命打擊”，張學良還表示對當時的撤退（決定）並不感到後悔，稱他厭倦了國內戰爭：“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這打什麼意思呢？”。（註：本段內容主要參考自馮傑《張發奎和“二次北伐”河南戰場上的那些事》）

1929年5月至12月，為設法延續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張學良與蘇聯合演了一出中東路事件雙簧戲。8月蘇軍入侵東北後，張學良對在西線滿洲里、扎蘭諾爾（今札賚諾爾）兩地與蘇聯紅軍作戰的梁忠甲第15混成旅、韓光第第17混成旅兩支孤軍三個月不援一卒、一槍、一彈，張學良派出的負責西線作戰的防俄軍第二軍軍長胡毓坤8月中下旬便率部抵達了札賚諾爾西側的海拉爾（今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海拉爾距滿洲里162公里），但他的部隊此後三個月未再西進一步。直接受瀋陽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張學良時任中華民國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瀋陽為其長官公署所在地）指揮的胡毓坤不僅在海拉爾按兵不動、不援槍彈，而且居然不可思議地一直不與歸他指揮、需要援助的韓、梁兩旅聯絡。在胡毓坤的冷酷坐視下，苦戰至11月中下旬，兩旅先後被蘇聯紅軍殲滅。第17混成旅的約7000官兵，包括旅長韓光第和兩名團長（韓光第及團長林選青陣亡，團長張季英負傷後飲彈自戕）在內幾乎全部戰死（一說有千餘人被俘）；第15混成旅的一萬多官兵中，旅長梁忠甲以下八千餘人彈盡被俘，副旅長魏長林等數千人戰死（梁忠甲將軍自蘇聯釋放回國後於次年3月8日在海拉爾被謀殺，並被偽裝成煤氣中毒死亡）。這是張學良計劃中的慘敗，他需要以這樣的慘敗為藉口向蘇聯求和。1929年12月22日，張學良越權私自與蘇聯簽訂了《伯力會議議定書》，以協定形式延續了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使南京國民政府醞釀、討論中的通過“改訂新約運動”以談判方式提前收回或贖回中東鐵路的計劃胎死腹中，化為泡影。按照東北易幟時張學良與南京國民政府達成的約定，東四省高度自治，但外交事務由中央處理，張學良沒有外交談判、簽約權。關於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的更多細節，請參閱：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中）

1934年3月就任鄂豫皖“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後，張學良又在鄂豫皖上演了假剿共的好戲。張的機要秘書兼共產理論、馬列著作老師潘文郁同時是中共北京特科秘密成員，潘向北京特科提供了大量鄂豫皖“剿總”軍事情報、機密文件（包括抄錄本和原件）。由於中共中央和蘇區紅軍每每能預知國軍的部署、調動情況，因而，“剿總”所轄的十幾萬大軍（僅調入鄂豫皖的東北軍就有16個師另4個旅，八十多個團）面對鄂豫皖蘇區僅三千餘人的紅二十五軍屢戰屢敗，難求一勝。潘文郁提供的情報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初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更多相關細節，請參閱：
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下）

因為種種原因，在本文之前，從未有人深究勞山戰役、直羅鎮戰役這兩場重要戰役的內在真相；現有的眾多證據足以證明，這兩場東北軍的慘敗都是張學良為達成其隱秘目的而人為設計、有意營造的結果，110師、109師都是被張學良故意犧牲、故意葬送掉的。

第一組證據

勞山戰役、直羅鎮戰役都與甘泉縣城被圍有關，何立中110師、牛元峰109師都是在前往甘泉解圍途中被紅軍設伏殲滅的，這兩場戰役的進程都很異常。

9月底甘泉首次被圍時，張學良心腹王以哲（67軍軍長，110師隸屬67軍）命駐甘泉以北膚施（延安時稱膚施）的何立中110師南下解圍。但從用兵的常理講，本應從靠近本方基地、安全穩固的一側—甘泉以南的洛川、榆林橋方向派兵北上，而不應從遠離本方基地、危險脆弱的一側—甘泉以北的膚施調兵南下。

甘泉南側的洛川是67軍軍部所在地，附近駐有該軍107、117兩個師，周圍還有不少其它東北軍部隊及西北軍，是安全、穩固的“後方”基地；雖然洛川距甘泉比膚施距甘泉要遠，但洛川~甘泉之間的行軍路線肯定比膚施~甘泉之間的行軍路線安全，從這一側派兵北上，即使中途遭遇紅軍，也更容易得到策應和支援。

相比之下，膚施是東北軍最靠北的駐紮據點，孤懸在外，兵力弱於洛川（只有何立中110師加129師兩個團）；而且，膚施~甘泉之間的行軍路線遠離其它東北軍部隊和友軍，是一條危機四伏的路線，110師在南下甘泉途中很難得到側翼保護、策應和支援，一旦遇伏，明顯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將110師調出膚施南下解圍，這是在為紅軍創造調虎離山，打伏擊殲滅戰的絕佳機會。

110師是10月1日拂曉離開膚施的，然而，紅十五軍團在甘泉以北勞山一帶的伏擊口袋，早在兩天前就紮好了，相關部隊在9月29日拂曉前就已在伏擊陣地就位，從容靜待110師入網（紅十五軍團規定每人攜帶3天乾糧，進入伏擊地域後尤其要注意隱蔽，嚴禁生火，不准暴露目標，沒有命令任何人不得開槍。軍團長徐海東每天白天觀察敵情，晚上親自察看部隊，保證部隊嚴格貫徹命令。）。這表明，紅軍早已知悉援軍肯定將來自北方的膚施，而非南方的洛川一帶，膚施東北軍一定會在最近幾天南下解圍。紅軍是如何提前數天獲得這一東北軍確切調動情報的呢？

10月1日下午兩點，110師在甘泉以北的勞山鎮-小勞山-白土坡一帶完全進入伏擊圈（白土坡在甘泉北6 公里），紅軍遂從前後和公路兩側發起猛攻，110師被紅軍三個師（75師、78師、81師）分割、壓縮、包圍在榆林溝口和小勞山，激戰5個多小時後，110師第628、629團及師直屬隊被全殲（中途留在三十里舖作為接應的630團得以倖免），師長何立中重傷逃入甘泉縣城後身亡。

第一次甘泉被圍時，解圍部隊出自南北線上的王以哲67軍，11月甘泉第二次被圍時，前往解圍的換成了東西線上的董英斌57軍。似乎是吸取了勞山戰役的教訓，這一次，57軍四個師（106師、108師、109師、111師）自陝甘邊界的太白鎮（今甘肅慶陽市合水縣太白鎮）一帶整體東進。然而，將被殲滅的牛元峰109師雖非孤軍，但被安排在了最突前的位置。

10月初何立中部被殲時陝北紅軍只有紅十五軍團（徐海東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合建），11月中下旬直羅鎮戰役發起前，紅軍陝甘支隊（紅一、三軍團）已抵達陝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師（35年11月初，陝甘支隊與紅十五軍團在象鼻子灣地區會合），並重建紅一方面軍，紅軍實力大增。

21日拂曉戰役打響，109師在直羅鎮遭紅十五軍團突襲時，同在陝甘公路東側的57軍另外三個師106、108、111師都與直羅鎮被圍攻的109師相距不遠，其中111師、106師距直羅鎮僅10公里左右。但戰役期間，這兩個師僅僅為應付蔣介石電令而作了一次象徵性的東援（11月21日晚7時~9時間，蔣介石、張學良聯名發出令董英斌率一一一師及一○六師星夜前進解救牛師之馬戌電），其中111師與負責打援的紅一軍團甫一接觸，就立刻向西退卻至黑水寺地區，向居後的106師靠攏。此後，這三個師一直在附近隔岸觀火，坐視109師苦戰三天三夜，直至24日上午109師被全殲，同僚牛元峰自殺，他們始終未再東進一步。

第二組證據

直羅鎮戰役期間的11月24日（1935年），退守張家灣地區的東北軍第106師董道源團在遭遇西進的紅一軍團時，一槍未放就投降了紅軍（參見維基百科“直羅鎮戰役”詞條）。

另一種說法是，董道泉為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張學良心腹將領，西安事變時的捉蔣一線總指揮）手下團長，1936年10月奉命秘密尾隨護送紅二方面軍北上並佯作追擊狀，不料與紅一方面軍遭遇並被後者誤攻，為避免雙方傷亡，董迅速下令投降，紅一方面軍了解內情後將董道泉及全團人員帶械釋放。

這兩種說法應該是同一個東北軍團長董道泉或董道源被俘經過的不同展述。

董道泉被紅軍釋放後，不知輕重，不知收斂，多次在公開場合大談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主張，並對外人聲稱“副司令的心思我都知道”，“張學良做的事比我做的還大呢！”。張學良得知其言行後命孫銘九將董道泉處決（據說董被槍決於西北“剿總“司令部前廳）。

董道泉可能和上司白鳳翔一樣，同是土匪出身。這位張學良重要心腹的部下因為過於孟浪、口不擇言而道出了副司令的真實心思，張學良的肺腑之言。

第三組證據

坐視牛元峰師被全殲不予救援的57軍軍長董英斌戰後被張學良以“指揮不力”之名免職，為直羅鎮慘敗承擔了責任。但奇怪的是，張學良對葬送了一整師東北軍子弟兵的董英斌仍然寵信、重用有加。1936年1月，董英斌被張學良任命為長安軍官訓練團（即王曲軍官訓練團）第三期教育長（這一任命更可能發生在同年9月）；1936年10月22日，直羅鎮戰役11個月後，敗軍之將董英斌升任陸軍中將（距董1935年4月獲授陸軍少將軍銜僅相隔一年零六個月）；西安事變時，董英斌參與了張學良的核心密謀、策劃，並被張任命為總部代參謀長，坐鎮指揮捉蔣行動；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成立了由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組成的“抗日軍事委員會”，張、楊指定董英賦擔任委員會的參謀長。

時任西北剿總司令部參謀惠德安後來著有《鄂陝隨軍雜錄》一文，文中說，109師被圍困戰況緊急時，與張學良同在南京（開會）的“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把西安方面打來的火急電報中有關的重要語句，都用紅色鉛筆在譯文中畫道或圈點出來，送呈張閱，以引起張的注意，但張卻很不經心地僅潦一過目就作罷（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董英斌就任王曲軍官訓練團教育長後，邀惠德安兼任其教育副官，在一次談話中，惠德安問董英斌：“張副司令是什麼動機，請軍長來主持軍訓團?”董答道：“說做官是沒有我的份，但在貫徹張副司令的意圖上，我自問是能達到他的要求的。”惠德安文中寫道，‘他微笑着含蓄着一種深意回答我的問題，當時我不甚理解董講話的含義到底是什麼，莫非他把一○九師指揮垮了，還算有功而合乎張學良的意圖嗎?’

第四組證據

“犧牲”，是張學良頻頻使用的一個詞彙，張學良曾在多個場合聲稱應為“大我”犧牲“小我”，張學良曾表示，為了“更高目標”，不惜犧牲東北軍部隊。

1、1936年8月21日、24日，張學良兩次在西安秘密會見潘漢年，潘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在談到甘北讓道一事時（紅軍準備西征，打通與蘇聯的交通線），張學良表示“（他不便安排東北軍主動讓道，但）任憑紅軍去打，他願意犧牲少數部隊，以免秘密外泄，落證據給蔣。”（據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

2、1936年12月25日上午（當天下午送蔣返寧前），張學良與楊虎城及楊部高級將領見面，解釋他主張放蔣的理由（釋蔣其實是斯大林的強硬指示）時說：“我為什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蔣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為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國內會有更大的內亂，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殺。”“只要與國家有利，就是犧牲我張學良，甚至犧牲東北軍也在所不惜。”（據黨史資料《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秦程節《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的思想演變探析》等）

為了“停止內戰（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蘇聯-共產國際的抗日統一戰線）”等更高目標，“犧牲東北軍這個團體也在所不惜”，犧牲部分東北軍部隊，對張學良來說，更不在話下。

張學良內心深處的國家、祖國，是中華兒女的祖國-中國，還是共產主義者的祖國-蘇聯呢？

3、1934年10月18日，在與蔣介石共同考察了西北五省地質地貌後，張學良在甘肅蘭州中山堂作了一次題為“怎樣來開發西北”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
“要拿出不惜犧牲自己的決心來開發西北。現在說到開發西北，更非徹底革除自私心不可，因為作任何事業，都是先有犧牲，後有成就，開發西北當然也要先有很大的犧牲，要耗費大量的資本人工，然後開發才有成績。假如多數國人認為西北問題離本身還遠，或者以為目前的犧牲太大，便不肯着手來作，便是狹義的自私，也是開發事業前途上最大的障礙。這就要我們切實明了小我與大我的區分，要能為大我的利益忍受小我方面的痛苦。若每個人都只為小我打算，根本忘卻大我的存在，則民族絕難走向復興之途。開發西北是復興民族的大前提，然在開發過程中，大量人力物力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國人今日亟應知道西北是中國的西北，西北好了可以使中國好。中國好了，無論什麼地方的中國人自然也就好了。而且目前蒙受相當的犧牲，將來的收穫一定可以超過現在的犧牲幾千萬倍。明乎此，我們就都應抱定犧牲自己的決心來努力開發西北。”（據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

張學良內心深處值得犧牲小我，犧牲東北軍將士的“大我的存在”，是不是“將來的收穫一定可以超過現在的犧牲幾千萬倍”的‘解放全人類’的偉大共產主義事業呢？

張學良需要以嶗山戰役、直羅鎮戰役的慘敗，作為自己拒絕剿共的藉口，作為自己與紅軍結盟、合作的理由，並籍此勸蔣、逼蔣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張學良不是因為慘敗而拒絕剿共，他是為了拒絕剿共而故意製造慘敗。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幫助下獲得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一職坐鎮西北的目的，不是剿共，恰恰相反，他要救中共、紅軍於危亡，他要設法終結蔣介石的剿共政策，促成“抗日統一戰線”這一蘇聯-共產國際的宏大遠東戰略。

經榆林橋戰役（1935年10月25日）被俘的東北軍團長（107師619團）高福源牽線搭橋，1936年1月20日晚，張學良自西安親自駕機至洛川與李克農（時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對外稱蘇維埃政府外交部長，同時是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恩來的助手）秘密會面，3月4日下午，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再度秘密會晤；4月9日夜，張學良與周恩來秘會於膚施天主教堂，5月12日夜，張學良、周恩來於膚施二度秘談。

與陝北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聯繫後（1936年1月20日與李克農見面後），張學良的作為事跡已有眾多文章披露、介紹，我就不贅述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