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份子会用书,却没有正确的书可用 |
送交者: 潘一丁 2006年04月02日08:40:2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非但如此,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损失,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损失。因为当後来另外一种从西方崛起、极富有进取精神和思维活力的欧洲文化,在它最需要吸收养份的启蒙、成长时代,却因为语言文字的隔阂,不能直接从早就已经存在、并实践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华文化的书籍中理解消化。而中国读书人因为自己不会用,又在错误认识层次上“乱用”(如把“孝”的概念,矫枉过正地延伸到“二十四孝”“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荒谬绝伦的地步)的结果,养成中国人不善独立思考、喜欢一窝蜂地盲从的习惯。最後导致“少数人点火,大家一起拾柴浇油”的恶性循环(如毛泽东发起的、原意动机未必一定错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反而使本来就对这种文化不甚了了,只会看热闹、却看不出门道来的外国人,从“只知其然”的层次上,留下一个必然和其真实内涵正好相反的、“落後”的印象。最後找错“老师”,跟著达尔文拿猴子当“榜样”,以它们在动物世界中采用的“(丛林)法则”当成自己行为的指南。以人的能力,却是动物般的思维,来建设和经营自己的社会,终于使这个世界,在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指导影响下,走上一条发展的歧路,造成今天这样“发展越快,难以解决或无法克服的问题,就越多、越大、越危险、越严重”的现实。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正在沿著一条被用“物质文明”垫高、加宽了的“道路”走回丛林?! 这里面没有任何耸人听闻、故弄玄虚,或煽动种族和文化歧视的成分。因为它没有任何政治经济的利益集团的参与,是建立在对大量实践结果的收集、分析、对比、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新“人类社会学”的认识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上得出的。所以绝对经得起任何科学的检验或推敲。而这种理论的特点,也就是和现有社会理论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它可以解释任何现有社会理论不能或不敢解释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不能自圆其说、必须回避的软肋或死穴。更重要的,这种理论是当前唯一可以在“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探讨今天的社会问题的。本文探讨的题目,就是大胆却有把握的尝试。也是《中国读书人会读书,却不会用》一文的姐妹篇,因为把今天人类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的责任都推给中国读书人,是既不客观、又不公平、他们也更承担不起的,这是另一种更拙劣、露骨、低水平的“文过饰非”。 如果把中国後来发生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中国读书人的“不会用中国书”,那麽对研究社会科学的西方知识份子最恰如其分、门当户对的评语,就是他们“会读书也会用书,却没有正确的社会理论之书可用”。人类的文明社会之“轴”,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相当、方向相反的“力偶”作用下,被不断扭曲,快要折断了! 这也是西方物质文明发达的真正原因。笔者已经在《“精神战争”是人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一文中提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物质,相对比较简单。而西方语言和拼音文字所具有的那种一一对应的特点和语法,特别适合于用于“活人对死物”的场合,反而显得表达“准确无误”。一旦被会读书也会用的西方知识份子掌握,当然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并呈现几何级数般的增长进步,最後达到今天这种日新月异、应接不暇、甚至到了要担心产生“物极必反”後果的程度。这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不必大惊小怪地以为他们是什麽优于自己的“超人”。而且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一旦由中华文化加工出来的人(跟肤色、民族无关)来做,其效果绝对会更“多、快、好、省”的(相关阐述,请参阅拙文《非不能,是不为也—探讨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後”》。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文化作出的一个“歪打正著”的实践正面贡献)。 而另外一个客观事实,正好为上面的结论,可能在逻辑理论上的“证据不充分”质疑,提供了有力的补充。那就是物质文明的确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至今没有一个象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的那样“过得硬”的社会科学理论,以至于在人类已经可以登月,并进入外太空直接一探究竟的时代。不仅不能对自己社会所发生的每一个现象,象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表现的那样,有理有据地说出一个令
但是把这个问题的出现,归咎于今天的西方政治家或领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象中国的领袖或皇帝那样,根据後来那些不会在正确层次上用中国书的读书人、有意专门为要当(或想当)皇帝的人编造的“教材”的教育下,以为自己生来就是异于常人的“龙种”“天子”或下凡的“星宿”,是来“替天行道”的。这些人从小就养成“对也是对,错也是对”的自以为是习惯。最後总是
而在西方(尤其是已经取消王位继承制度的国家),无论是领袖自己还是社会,都根本不存在认为他们“不是常人”的概念。他们受的教育,起码在理论上和平民没有区别。所以可以认为,那个社会制度,反而倒是符合中国理论上的所谓“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的,只是缺乏正确判断“贤与能”的标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上面已经提到,西方的语言文字,适合与研究探讨比较简单的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又培养了西方人会读书也会用书的习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是西方自然科学发达的原因。 但是对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除了有生物学或解剖学这种层次上的共性以外,还有自然科学摸不着边的精神层次上、几乎个个不同的个性的“人”。很明显,用研究低层次共性问题的方法,来研究高层次个性的问题,当然是不行的。 但是很不幸,西方人正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冲昏了头,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法炮制出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绝对是认识论层次上的根本性、方向性和原则性的错误,却在美丽的物质文明“模特儿”的掩饰、引诱下,令人类从此走上一条错误、却一时发现不了或不敢说出来(心态和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的描写一样)的歧路。 不过最不幸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知识份子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具有的“比中国读书人会用书”的优点,这时反而成了客观上加速社会恶质化的“动力”。因为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根本就没有一本正确的书可用(不然就不可能把自己当成“高等动物”、要按“丛林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在没有参考对比选择的条件下,终于接受了一个错误的社会理论,和这种理论确立的判断标准。这时,他们同样会不遗余力地积极付诸实践,将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而将一个错误的社会理论发挥到极致的结果,难道不正是今天人类社会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的写照吗? 我们一直将知识份子说成上社会的良知代表、良心或“栋梁”,这本身是一点没有错的,所以如果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理所当然地也应该从他们身上检讨和发现问题,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原来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的确就出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中国读书人,有很多正确的社会理论书籍摆在那里,却因为不会用、甚至乱用来打无谓的“文字官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一点也起不到正面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常“会用书”的西方的知识份子,却没有正确的社会理论书籍可用,结果反而把错误的社会理论加以大肆发挥和付诸实践;我们的社会,就是在这样两股非但不能相互平衡、制约,反而等于产生具有扭曲效果的“力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从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认识到问题发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当然也就寓在其中,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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