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杨子立先生对李伟东先生的文章《民国丢失大陆七十年祭》发表了一篇评论。杨先生原文开篇说：“关于李伟东先生《民国丢失大陆七十年祭及战略检讨》政论文章（以下简称李文），我一直想写点评论。因为时间比较零碎，所以看到他的推特，已经忍不住零零散散说了一些。这里再做些补充。”

首先，我在此对杨先生和李先生以史鉴今、争鸣一堂，表示敬意。在当今纷繁而混乱，充斥谣言与谩骂的舆论中，李先生和杨先生能够平心静气，对事实和观点进行认真讨论，是很可贵的。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些谬误，对文中许多观点也不能苟同。而且杨先生文章中的多数看法，也是许多反共者、政治反对派共同的历史误区。所以，我对于不能认可的事实、不能苟同的观点，就冒昧在此也做些评论，一一评于杨先生的评论之后。

    1，李先生文：“可悲的是，一场让数百万人丧失生命的内战，表面上争夺的却是谁更代表民主？”

    杨先生评论：国民党理解的民主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框框。但是共产党提倡的民主，叫做人民民主。这里的人民不是公民而是共产党指定的阶级或人群，所以它不是全民民主，共产党仅仅是借用了民主这个词汇而已。

我的评论：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哪一方单独得势，都极大可能进行专制独裁。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国民党理解的民主和今天理解的民主是一样的”，至少就蒋介石统治时期，又尤其1949-1987年的台湾是什么？是民主吗？台湾人中的国民党绝大多数也不会认为那是民主，美国也不会。

至于中共的“人民民主”，当然是假的，但是其实中共使用什么词汇都一样假，和有无“人民”一词无关。欧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也常有“人民（People）”一词，且常与民主、自由联系提及。虽然斯大林体制下的“人民民主”强调专政（专制），但其实最主要还是列宁式政党和斯大林式专制体制造成，“人民”乃至“人民民主”这个词汇在抽离此语境后（例如1946年国共谈判时），并无不妥。

    2，李先生文：“那么，既然两党都标榜自己要民主，为什么不能合作建立民主政府呢？他们表面上也这样做了，但后来都由于实际利益冲突撕毁了协议（共产党要政府中的14个部长席位，国民党不给；国民党让共产党裁军，共产党把正规军裁成民兵应付）”

    杨先生评论：共产党要14个政府委员席位，国民党不给是真，但国民党并没有撕毁协议，而是共产党胡乱要价。本来的协议是40个席位里国民党20席，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共20席。中共为了能够联合民盟行使否决权，坚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须占有国府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即14名；而青年党则坚持如果给中共超过10席或者给民盟超过青年党，就不参加政府。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12席，后来答应让出1席给共产党指定的无党派人士，这就增加到13席，但还是没有满足共产党的胃口。毛共的诡计是，把国民党政府改造成共产党可以行使否决权的无作为政府，而共产党在其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仍可以完全专制独裁，这样国民政府就无法行使职责，坐等毛共吞并。

我的评论：青年党是国民党的傀儡政党（还有更晚些从民盟分裂出的国社党也是），和国民党步调一致。这不仅在1946-1949年是事实，在后来台湾专制时代也证明了，它和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于中共一样，是国民党的卫星党、傀儡党。

就事论事，中共在委员会人数和比例问题上并没有“胡乱要价”。相反，如果少数派连否决权都没有，才可怕。如今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两党相互制衡，很少有单独超过议会或类似决策机构三分之二席位的。美国更是因为两党势均力敌或分别控制行政和立法，导致停摆和各种对立，这虽然有一定弊端，但更有好处，是避免独裁的关键。难道国民党和其附庸拿到超过三分之二，更利于中国民主吗？

如果民主真正搞成，中共的边区政府当然要解散或者说并入中央和地方联合政府，不能再单独存在了。如果中共拒绝让其他政党进入自己控制区，那就是破坏协定。

    3，李先生文：“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撰文指责国民政府特务统治并说共产党更代表民主方向。知识分子的心就倾斜向共产党了”

    杨先生评论：仅仅以美国某些亲共言论就判断知识分子的心倾向共产党缺乏足够证据。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喜欢共产主义的，只是不少人误以为共产党是个民族主义党，不再坚持共产主义。但对共产的担心始终存在。

我的评论：当时并不只是费正清和个别学者的看法，包括马歇尔在内，许多去过延安访问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国外记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这可以看成中共骗术高明，也可以看成共产党后来背叛初衷。但当时国内外尤其知识界认为共产党更民主是很多而非个别的，包括美国军界政界等重要机构的人士，有许多人在49年中共建政和“一边倒”外交政策执行前，也是如此考虑。

    4，李先生文：“国民党拿出了一个很好的47宪法并实行了普选（47宪法以46政协会议讨论为基础，共产党也参与了起草），但人民更喜欢共产党拿出的更倾斜于普通民众权益的民主方案。”

    杨先生评论：共产党除了政协之前的《论联合政府》，并没有跟46宪法比拼的宪政方案。其实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双方共同拿出的有共识的方案，不存在比拼问题。在政协会议出台之前，是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逐步实施的从训政到宪政的实施过程。

我的评论：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历史记录。无论重庆谈判、政协会议以及前前后后各种文献和谈判过程记录、评论，都可以看到中共当时提出的的确更具变革性，而国民党的则倾向于保守。

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大部分地区尤其大城市，更多代表地主士绅、资本家等既得利益者，当然倾向守成；中共那时是倾向于工农，所以简单推理也知道谁更倾斜于民众。

    5，李先生文：“这场大比拼，国民党首先在政治上输了，其后的军事失败，不过是政治输了之后的必然结果。”

    杨先生评论: 国民党在政治上输了并没有见到足够的论证。 而共产党军事上的胜利也缺乏足够的 分析。 比如共产党对所占地区不会尊重私产和公民人身自由，把一切人力物力投入战争。这其实也是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拼命抢地盘的原因。还有其他诸多军事因素。

我的评论：中共的胜利原因是很复杂的，表面看更多像军事因素，但背后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动员力量问题。李老师和杨先生，还有去世的高华先生说的，我都不怎么同意。

关于国共争斗究竟是军事决定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政治/意识形态决定军事，我对那段历史算不上熟悉，而且倾向于认为这些因素不能分开。

高华先生说是军事决定政治，简单看的确如此。但军事成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外援并非决定因素（很明显蒋介石武装更精良），因此还是要回到内因，民心、兵源是关键因素

而民心、兵源利于中共的最主要因素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土改。土地分配让大量农民加入中共军队，而国民党的武器优势又不足以抵消，于是中共凭借源源不断的志愿兵和征召兵，越打越多；国民党则靠少数地主子弟、城市士官生和抓壮丁，越打越少。

至于民主，我不认为中共根据地有多少真民主，尤其1947年之后。

对当时的国民尤其农民阶层而言，利益还是第一考量，民主什么的很次要。当然，关于“官民平等”、“群众基础”这些，中共的确更接地气，洗脑术（或者当时一部分真心）更打动民众。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利益，土地分配让大批农民自愿或被迫（分了地不拿枪，还乡团就来报复了）参加中共军队，最终人海战术取胜。

至于尊重私产，中共当然没有。不过去问问还乡团，有没有尊重佃农私产呢？

    6，李先生文：“他并非不懂民主，而且对民主的模式和运作都很熟悉，不然不会在与国民党的制宪争议中逐步占上风。他也没有从抗战胜利起就存下了一颗用民主骗术独霸天下的心。他曾经设想让国民党把他们融入新的联合政府，从此开始进入议会斗争时代。”

    杨先生评论：毛泽东根本不懂现代民主的政治学。制宪时共产党提出的修改意见并非毛的主张，他仅仅是提出要限制国民党的要求，由懂法律的人作为代表，何况还有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中的专家。

    毛泽东确实从抗战刚胜利就要独霸天下，立即开展上党战役就是证明。只不过中苏签订友好协议之后，苏共勒令毛跟国民党合作，毛才在短暂的1946年2月有过进行议会斗争的想法。当雅尔塔协议传到中国，中国开始反苏游行，苏联转而开始支持中共夺权。恰逢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给了毛借口，于是毛要求共产党把谈判当成斗争手段之一，全力跟国民党展开斗争。

我的评论：关于毛泽东，我的看法与两位都不同。李老师认为毛是很懂民主的，后来执政时政策是理想主义、平均主义者，试图实现共产主义。

但我觉得，他更多是封建帝王式的人物，共产乌托邦是表象和局部特点，实质上则建立了一套集融合中国帝制、儒法传统、列宁式政党、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系统，实现其权力野心

    7，李先生文：“直到日本人快要打进北平了，两党才想起应该再次联合共同抗日。但是，历经十年的无谓厮杀，损失了数十万青年的生命，中国的国防力量（军力和经济支撑力）严重受损，人心撕裂，已经无法应对日本的入侵了。”

    杨先生评论：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党根本没有心思抗日，争取生存是第一位的。而蒋介石则要先平定内乱然后才能统一力量抵抗日本。 蒋介石那时剿共只是平定内乱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中原大战、十九路军成立福建政府，两广事变。尽管有这些战乱，抗日战争前的1930年代还是有民族工业的大发展，国防力量相比国共分裂的1927年还是增强了不少。

我的评论：我大致同意杨先生的看法。但是事实上“先”“后”蒋介石是难以决定的，取决于内乱和外患何者更为严重和急迫，国民党本身决定不了。它实力有限，在焦头烂额的内乱外患之下，最终两头无法兼顾。

    8，李先生文：“并开始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受到农民欢迎。”

    杨先生评论：中共建立的江西苏区到逃跑时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到处抢劫，怎么可能受到农民欢迎呢？看看龚楚写的苏区回忆录就知道真实情况了。

我的评论：关于苏区发展问题，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情况完全不同。

例如苏区就有中央、鄂豫皖、海陆丰、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不同环境和不同领导人统治下，各区域发展情况不同。而且不同时期政策也不同。例如肃反激烈时候，自己人都杀一大批，当然许多人逃亡（但是不是整个中央苏区“下降了三分之二”，我认为至少中央苏区不是这样，可能是苏区部分地区有这样的降幅）；政策倾向于贫农而且内部团结、军事策略正确时，它就很强大。中央苏区是各根据地中情况较好的，至少好于平均。如果它不受欢迎，仅靠暴力，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地盘，也不可能在武器和人数上都远强于自己的国民党围剿下坚持那么久。

还有，龚楚叛变并反共，其文章立场偏颇，价值有限。应该结合更多材料综合判断分析。

    9，李先生文：“对得了东北就即将养肥的强敌，还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犯下的第二个重大战略错误。”

    杨先生评论：攘外必先安内当时是正确的。此后正因为内部不安，导致共产党不仅不能成为协助抗日的力量，反而成为牵制国军抗日的力量。许多国军被共产党吃掉。白白形成内耗。

我的评论：杨先生说的史实内容正确。中共不仅客观上拖累了国民党抗日，甚至全面抗战爆发后，还和日本勾兑，进行谈判和贸易。中共无论正规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非正规的游击队，对日军杀伤都很有限。虽然国民党军消灭日军数量也不算很高（和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和美军歼灭日军数量相比），但远多于中共。

还有一个例子，相对于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日军对延安的轰炸无论从频次还是力度，以及造成的损伤，都非常低，这还是在重庆有防空反击力量、延安毫无可杀伤日机武器的情况下。这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中共和日本勾结，但某种程度似乎可以说明，日军并未将中共当成什么必须消灭的重大对手，否则完全可以毫无顾忌的持续轰炸延安，以达到摧毁或至少扰乱中共政治军事中枢的目的。而相反，对重庆的猛烈轰炸，证明日军对国民党欲除之而后快，哪怕重庆有一定的防空火力。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攘外必先安内”，前面说了，不是蒋介石能决定的，是内乱外患程度。

从事实上看，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既没能攘外也没安内。不过，这主要不是国民党的问题，而是时势所致。

    10，李先生文：“如此关键一战，蒋介石却命令撤退”

    杨先生评论：学者的研究都倾向于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而不是蒋介石下令。

我的评论：我同意杨先生的看法。而且，蒋介石对东北军也缺乏控制力，否则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了。

    11，李先生文：“国民党在没有日军的压力下也灭不了中共，已经试过十年了。”

    杨先生评论：如果没有日军压力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共军早就消灭了。即便有了西安事变，加入没有强敌压境，国民党还是要收拾掉共产党不会容忍其坐大。

我的评论：我大致同意杨先生的看法。如果日本侵华没有发生，中共很难在陕北扎根，不是完全灭亡就是逃往苏联，最好结果恐怕也只是在中苏边境割据，人口恐怕不一定有今天的台湾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更不用说了。还有，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日本侵华救了中共。这也是毛周等人放弃对日本侵华滔天罪行追责和索赔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日寇感恩戴德。

    12，李先生文：“平型关一战，八路军就歼敌上千”

    杨先生评论：据专家考证，共产党上报国民政府平型关战役“歼敌500”，实际不到500。而且消灭的是个运输队，里面有很多朝鲜马夫，歼灭日本并也就200多人。

我的评论：关于平型关战役，现在也有更多史料被解密，包括朱德彭德怀林彪的汇报，以及前线指挥官的电报数据等等，都能证明后来中共夸大了歼敌数字（一般官方宣传说是3000）。但实际上具体是200还是500，不同口径有不同数据。至于其中有多少是日军、多少是朝鲜籍补给人员，一般日军是不会带超过军队数量的运输队的，当时日军大多已机械化，不需要那么多马夫。

    13，李先生文：“但至少占全中国人口1/5的人被共产党救起，脱离了日军奴役，也是一大贡献。”

    杨先生评论：共产党的敌后占领区，都是从国民党手中抢的。凡是日军进攻方向，共产党只会跑。但是对国民党或听从国民党的游击队占领区，共军打起来毫不手软。 所以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假如真的脱离了日军奴役，也不是被共产党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的结果。 江南新四军从来没有打过一场歼敌100人以上的知名战役，倒是有名的黄桥战役歼灭国军5万人，所以才被当成叛军被消灭。

我的评论：我对李老师和杨先生的意见都不同意。

恰恰是由于游击战而非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苏联式的全民皆兵守城，加剧了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奸淫烧杀。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散兵对日寇杀伤很小，而日军的报复行动则导致数十倍乃至百倍平民被杀害。

这种战略失策（虽然也是力量弱小的无奈选择）导致恶劣后果，没什么“贡献”。中共和部分国民党军没能在正面击败敌人，反而拿老百姓当肉盾，藏在平民之中或弃守国土家乡，让日本军队向老百姓发泄，是国共两党的耻辱。当然，共产党责任更大，因为它主要就是游击战，国民党正面还是作战过不少次的，哪怕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

    14，李先生文：“首先，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

    杨先生评论：共产党的土改，除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向国民政府承诺了放弃阶级斗争实行缓和的减租，其他时候的土改都是血腥的。靠血腥土改争取民心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说来威慑农民倒是有用的。上次纽约城市大学开的土改研讨会，二十多位专家都是在不同维度论证这一点。

我的评论：那么，地主的剥削和镇压农民是不是文明的呢？有没有合什么逻辑（当然如果说剥削是合理的，那没什么好谈的了）？

这一点我倒赞同毛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革命也不是。全世界大多数革命和反革命，尤其在1970年代以前的，有几个不是血腥的？

    15，李先生文：“其次，民主选举和三三制政体”

    杨先生评论：三三制只是统战工具，所有不是共产党的官员都是共产党指定，跟民主毫无关系。就跟今天的花瓶党类似。 至于投豆子，只是个别地方的做法，并非为了普遍执行选举法不得不做的变通。这些都是做戏。真正到了开国大投票选国大代表，中共就开始抵制。今天中国玩弄的各种操纵选举把戏都是由来已久。

我的评论：我相对更倾向于杨先生的观点。不过李先生高估中共民主的同时，杨先生也低估了中共当时的民主程度。

当时中共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时期，民主或者说不民主的具体程度，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了与国民党竞争，一定限度的民主是有的，至少相对于1957年后，1940年代的中共还是有些相对实在的民主的。

    16，李先生文：“国府方面要求中共尽快复原部队，除延安外，交回其他国土。”

    杨先生评论：国府方面要求中共保留抗战结束时的占领区，不要抢占日本占领区。以后的争夺都是因为中共抢占日战区导致的。当时的中共占领区不仅是延安，已经包含了一亿人口的所谓解放区，但是中共不会知足的。

我的评论：中共放弃了长江以南地区几乎所有控制区域，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战略收缩、集中力量，但事实上的确履行了谈判中关于控制区调整的一大诺言。

而复原部队，与前面许多问题一样，共产党没有真正复原和整编，国民党也没有或流于形式。双方都想保存实力，都不信任对方，最终也成为谈判破裂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是国委席位及否决权问题，前面提过了）。

 17，李先生文：“双方裁军也实际执行了”

杨先生评论：国军执行了。比如74军整编为一个师，称为“整编74师”。因为整编裁撤了不少将军，导致他们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动摇了军心。而共军从来没有裁撤过军队。

我的评论：在第十六点中我已经答过了，国民党的整编同样是表面上的。具体到七十四师，可以了解一下七十四师实际的人数和战斗力，以及与其并列的“五大王牌主力”另外四个的编制组成、此前的番号。七十四师就是一个挂着“师”名号的王牌“军”级实力的部队。

当然这不仅是国民党，中共在抗战时也说自己只有三个师，然而实际军队数量是三个师的标准编制吗？基本上是三个兵团了。

    18，李先生文：“但国民党此时如果提出重开国民大会，让共产党主政，请毛泽东当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退休，国民党仍可以弱势政党牵制共产党，使之不必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向苏联一边倒。”

    杨先生评论：渡江战役前夕，那时候中共都已经提出战犯要求了，国民党还如何牵制共产党？说白了就是无条件投降。不战斗到底也没有办法了，要是投降连今天的台湾都被共产了。

我的评论：直到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果明朗以前，国民党对中共都有军事优势，如果那时国民党诚心要谈，中共大抵也会谈的，当然是不是能谈成是另一回事。

国民党在1946-1948年占军事优势时不想谈，中共在1949年占优势时当然也不想谈。如果具体到渡江战役之前的春节宣言，中共的态度当然和毛的新年献词一样，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据说是斯大林给毛泽东出主意，让中共“提出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以避免“划江而治”，斯毛一拍即合，于是提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国内和平协定（八项主张）》，变相拒绝了和谈。

    19，李先生文：“蒋介石要军令政令统一，毛泽东说要用新民主主义统领全国，其核心意思都是四个字：我说了算。”

    杨先生评论： 蒋的“我说了算”，是要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身就是要走向民主。而毛的“我说了算”，是要维持其个人独裁。

我的评论：蒋介石从根本上，还是独裁者。当然，他和毛泽东一样，很受环境影响。如果抗战后国共民（民盟）联合政府建立，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可能是“中国民主政治家”。

但是，历史假设和事实是两码事。事实是，蒋介石统治期间，几乎无一日不独裁，哪怕昙花一现的普选时乃至“下野”时，他依旧对党、军、宪、特全面控制。

蒋和毛二人在历史现实中，都是独裁者。追溯其思想，他们有过民主的想法，但是根本上还是喜欢独裁专制、大权独揽的。如果两个都想独裁的人互相制衡，倒可能出现一个不稳定但可存在的民主。然而后来结果是毛蒋各占两岸，然后都搞了独裁。

如果说宋教仁、黄兴以及多数时候的孙中山时的国民党的确还在搞民主，那蒋介石时代从前到后就没什么民主，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

    20，李先生文：建议里“废除党军，军队国家化”

    杨先生评论：中共是绝不会答应放下枪杆子的。不仅中共，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一样。

我的评论：当今的中共当然是绝不会放下枪杆子的。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即便只论列宁式政党和斯大林模式的苏东，除了罗马尼亚，其他国家总体上都和平放下枪杆子了啊。还有，民主国家也有共产党，有些还是执政联盟成员。同样，不叫共产党的独裁政权不放下武器的也很多，二战后是带“共产”或者类似于共产党的其他名字的（例如朝鲜的“劳动党”、波兰的“统一工人党”，就是列宁式共产党和斯大林体制下的共产党政权）独裁政权多，还是右翼的、不带“共产”乃至反共的独裁政权（而且同样是控制军队乃至就是军政府独裁）多呢？这并不难查到。

    21（杨先生说），关于《穿越方案》，遇到毛共这种政治对手，而且其背后有苏联支持，除了瞅准机会消灭之，否则再好的方案也白搭。请看世界上的有武装的共产党，有跟其他党派合组联合政府的吗？ 迷信武力是所有共产党的通病，因为他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斗争学说。今天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中共在习近平之后产生某个改革派领导人还是有可能的。

我的评论：如今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有共产党，现在哪个是“迷信武力”的呢（且不说暴力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本身就有正当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现在也多是主张和平斗争的。至于过去的一百多年，无论什么派别、不管左还是右，大都是暴力的、排他性的，充满着极端与暴力，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党独有的。

而组成联合政府的也有（如果排除“有武装”，杨先生的两句话未免自相矛盾？），现在是执政联盟一员或近5年内曾参与执政的就有很多，例如捷克、智利、乌拉圭、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尼泊尔等国。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哪里是一回事？中共召开“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都不来，还有如乔姆斯基等 30多人公开抵制，称中共领导层为“假马克思主义者”。

而佳士工运如何被残酷镇压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工人和学生到现在还下落不明。北大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被强行解散和“偷梁换柱”。这些就是最近一年的事。中共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共产主义，它最怕被“共产”，最抵制共产主义。中共也害怕真正的社会主义乃至倾向于社会公平的左翼民主主义。因为，这些进步主义、重视公平与人权的价值观，对奉行弱肉强食、蔑视公正的中共最具杀伤力、最打击其政权合法性。

    22（杨先生说），关于给中共当权者的建议，现在早已不是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论问题，而是特权利益阶层已经形成。如果要民主，他们就要放弃特权利益，动辄多少亿的利益谁愿意主动放弃啊。所以这种却说犹如与虎谋皮，肯定是没有效果的。也许将来出来一个真诚的改革派领导人，这套说辞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博讯首发］

我的评论：单从这第22点上看，我是同意杨先生的看法的。

关于李老师对于中共的忠告、建议，当然很是恳切。但是我看至少习近平和当下的统治集团不会这么做。

我是非常希望中国和平转型，最好是中共和民间双方乃至多方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最小阵痛的转型，就像1975-1982年的西班牙、1989年的波兰。

但现实是中短期没有可能。因为中共统治依旧稳固，体制下既得利益阶层庞大，他们会卖国，但是不会放弃政权。

因此，我赞同杨先生在这一条上的看法。

但是总括的看杨先生的22条评论，我个人认为，杨先生和大多数反共人士一样，依旧是以相对偏颇的、“凡是共产党支持的都反对，凡是共产党反对的都支持”这种思维模式评论问题，并且把有近百年历史、复杂变幻的中共，当成始终是同一性质和政策、没有根本变更（即便是由一种坏到另一种坏）的党派，更将当今中共的右翼独裁专制与马克思主义混淆，理性和客观都欠缺。

当然，理性客观是认识事实的架构，最重要的是事实。而不理性客观的，往往会选择性阐述事实甚至扭曲和变造事实。

相对于其他大多数民运和自由派人士，杨子立先生这样的素养和知识已经较好了。但在许多基本的事实认知、政治观点和价值观上，杨先生和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民运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对派人士一样，依旧没有跳出将马克思与毛泽东习近平混为一谈的巢窠，更是看见“共”字就反，对当今中共已蜕变为右翼权贵资本主义的现实没有准确和深刻的认知，反而陷入方向性和根本性的谬误。

缺乏基本政治常识（例如不知道左右政治光谱的划分，更不会判断和分析各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难以对中国内政外交有系统性和本质性的认识）、对国际权威学者的思想理念和政经社会等学科通识知识知之甚少（或者偏于一隅，例如只看哈耶克和安兰德之流的著作）、对严肃媒体的调查报道完全忽视甚至嗤之以鼻……这些同样是各种自由派、政治反对派，乃至中国体制内（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权贵高层）外、从精英到平民，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一方面，中共执政水平在下降、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在恶化，而另一方面，反对派不仅非常弱小，而且同样拿不出更好的方案，甚至由于资源和条件的局限，哪怕支持民主自由，在思想上却“不是中共恶似中共”。至于大多数民众，既是受难者或既得利益者（甚至二者兼有），又是麻木冷漠的看客。

虽然我认为杨先生有些错误认识和判断令人遗憾，但如前所述，我同样认为，杨先生已经是中国反对派乃至国人中很好的了，比绝大多数人相对善良、务实、认真的多，也很值得尊重。杨先生为中国民主运动做出过贡献和牺牲，这在遍地黑白颠倒、弱肉强食、冷漠残酷、精致利己的中国，已是凤毛麟角，值得敬佩。而我个人，在许多方面，也需要向包括杨先生在内的善良的先行者们学习。我也希望杨子立先生能够和其他中外有识之士一道，继续推动中国民主化，让中国人民早日迎来自由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