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楊子立先生對李偉東先生的文章《民國丟失大陸七十年祭》發表了一篇評論。楊先生原文開篇說：“關於李偉東先生《民國丟失大陸七十年祭及戰略檢討》政論文章（以下簡稱李文），我一直想寫點評論。因為時間比較零碎，所以看到他的推特，已經忍不住零零散散說了一些。這裡再做些補充。”

首先，我在此對楊先生和李先生以史鑑今、爭鳴一堂，表示敬意。在當今紛繁而混亂，充斥謠言與謾罵的輿論中，李先生和楊先生能夠平心靜氣，對事實和觀點進行認真討論，是很可貴的。但我認為其中有一些謬誤，對文中許多觀點也不能苟同。而且楊先生文章中的多數看法，也是許多反共者、政治反對派共同的歷史誤區。所以，我對於不能認可的事實、不能苟同的觀點，就冒昧在此也做些評論，一一評於楊先生的評論之後。

    1，李先生文：“可悲的是，一場讓數百萬人喪失生命的內戰，表面上爭奪的卻是誰更代表民主？”

    楊先生評論：國民黨理解的民主跟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樣的，儘管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框框。但是共產黨提倡的民主，叫做人民民主。這裡的人民不是公民而是共產黨指定的階級或人群，所以它不是全民民主，共產黨僅僅是借用了民主這個詞彙而已。

我的評論：其實無論是國民黨還是中共，哪一方單獨得勢，都極大可能進行專制獨裁。而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國民黨理解的民主和今天理解的民主是一樣的”，至少就蔣介石統治時期，又尤其1949-1987年的台灣是什麼？是民主嗎？台灣人中的國民黨絕大多數也不會認為那是民主，美國也不會。

至於中共的“人民民主”，當然是假的，但是其實中共使用什麼詞彙都一樣假，和有無“人民”一詞無關。歐美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中也常有“人民（People）”一詞，且常與民主、自由聯繫提及。雖然斯大林體制下的“人民民主”強調專政（專制），但其實最主要還是列寧式政黨和斯大林式專制體製造成，“人民”乃至“人民民主”這個詞彙在抽離此語境後（例如1946年國共談判時），並無不妥。

    2，李先生文：“那麼，既然兩黨都標榜自己要民主，為什麼不能合作建立民主政府呢？他們表面上也這樣做了，但後來都由於實際利益衝突撕毀了協議（共產黨要政府中的14個部長席位，國民黨不給；國民黨讓共產黨裁軍，共產黨把正規軍裁成民兵應付）”

    楊先生評論：共產黨要14個政府委員席位，國民黨不給是真，但國民黨並沒有撕毀協議，而是共產黨胡亂要價。本來的協議是40個席位里國民黨20席，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共20席。中共為了能夠聯合民盟行使否決權，堅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須占有國府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即14名；而青年黨則堅持如果給中共超過10席或者給民盟超過青年黨，就不參加政府。國民黨只同意給中共和民盟12席，後來答應讓出1席給共產黨指定的無黨派人士，這就增加到13席，但還是沒有滿足共產黨的胃口。毛共的詭計是，把國民黨政府改造成共產黨可以行使否決權的無作為政府，而共產黨在其控制的所謂解放區仍可以完全專制獨裁，這樣國民政府就無法行使職責，坐等毛共吞併。

我的評論：青年黨是國民黨的傀儡政黨（還有更晚些從民盟分裂出的國社黨也是），和國民黨步調一致。這不僅在1946-1949年是事實，在後來台灣專制時代也證明了，它和大陸的“民主黨派”之於中共一樣，是國民黨的衛星黨、傀儡黨。

就事論事，中共在委員會人數和比例問題上並沒有“胡亂要價”。相反，如果少數派連否決權都沒有，才可怕。如今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是兩黨相互制衡，很少有單獨超過議會或類似決策機構三分之二席位的。美國更是因為兩黨勢均力敵或分別控制行政和立法，導致停擺和各種對立，這雖然有一定弊端，但更有好處，是避免獨裁的關鍵。難道國民黨和其附庸拿到超過三分之二，更利於中國民主嗎？

如果民主真正搞成，中共的邊區政府當然要解散或者說併入中央和地方聯合政府，不能再單獨存在了。如果中共拒絕讓其他政党進入自己控制區，那就是破壞協定。

    3，李先生文：“遠在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撰文指責國民政府特務統治並說共產黨更代表民主方向。知識分子的心就傾斜向共產黨了”

    楊先生評論：僅僅以美國某些親共言論就判斷知識分子的心傾向共產黨缺乏足夠證據。知識分子沒有幾個人喜歡共產主義的，只是不少人誤以為共產黨是個民族主義黨，不再堅持共產主義。但對共產的擔心始終存在。

我的評論：當時並不只是費正清和個別學者的看法，包括馬歇爾在內，許多去過延安訪問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國外記者也是這麼認為的。

當然，這可以看成中共騙術高明，也可以看成共產黨後來背叛初衷。但當時國內外尤其知識界認為共產黨更民主是很多而非個別的，包括美國軍界政界等重要機構的人士，有許多人在49年中共建政和“一邊倒”外交政策執行前，也是如此考慮。

    4，李先生文：“國民黨拿出了一個很好的47憲法並實行了普選（47憲法以46政協會議討論為基礎，共產黨也參與了起草），但人民更喜歡共產黨拿出的更傾斜於普通民眾權益的民主方案。”

    楊先生評論：共產黨除了政協之前的《論聯合政府》，並沒有跟46憲法比拼的憲政方案。其實政協的五項協議是雙方共同拿出的有共識的方案，不存在比拼問題。在政協會議出台之前，是國民黨根據孫中山的建國方略逐步實施的從訓政到憲政的實施過程。

我的評論：關於這一點，有許多歷史記錄。無論重慶談判、政協會議以及前前後後各種文獻和談判過程記錄、評論，都可以看到中共當時提出的的確更具變革性，而國民黨的則傾向於保守。

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控制大部分地區尤其大城市，更多代表地主士紳、資本家等既得利益者，當然傾向守成；中共那時是傾向於工農，所以簡單推理也知道誰更傾斜於民眾。

    5，李先生文：“這場大比拼，國民黨首先在政治上輸了，其後的軍事失敗，不過是政治輸了之後的必然結果。”

    楊先生評論: 國民黨在政治上輸了並沒有見到足夠的論證。 而共產黨軍事上的勝利也缺乏足夠的 分析。 比如共產黨對所占地區不會尊重私產和公民人身自由，把一切人力物力投入戰爭。這其實也是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拼命搶地盤的原因。還有其他諸多軍事因素。

我的評論：中共的勝利原因是很複雜的，表面看更多像軍事因素，但背後其實還有更複雜的原因，例如動員力量問題。李老師和楊先生，還有去世的高華先生說的，我都不怎麼同意。

關於國共爭鬥究竟是軍事決定政治/意識形態，還是政治/意識形態決定軍事，我對那段歷史算不上熟悉，而且傾向於認為這些因素不能分開。

高華先生說是軍事決定政治，簡單看的確如此。但軍事成敗的原因又有哪些呢？外援並非決定因素（很明顯蔣介石武裝更精良），因此還是要回到內因，民心、兵源是關鍵因素

而民心、兵源利於中共的最主要因素又是什麼？我認為就是土改。土地分配讓大量農民加入中共軍隊，而國民黨的武器優勢又不足以抵消，於是中共憑藉源源不斷的志願兵和徵召兵，越打越多；國民黨則靠少數地主子弟、城市士官生和抓壯丁，越打越少。

至於民主，我不認為中共根據地有多少真民主，尤其1947年之後。

對當時的國民尤其農民階層而言，利益還是第一考量，民主什麼的很次要。當然，關於“官民平等”、“群眾基礎”這些，中共的確更接地氣，洗腦術（或者當時一部分真心）更打動民眾。

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利益，土地分配讓大批農民自願或被迫（分了地不拿槍，還鄉團就來報復了）參加中共軍隊，最終人海戰術取勝。

至於尊重私產，中共當然沒有。不過去問問還鄉團，有沒有尊重佃農私產呢？

    6，李先生文：“他並非不懂民主，而且對民主的模式和運作都很熟悉，不然不會在與國民黨的制憲爭議中逐步占上風。他也沒有從抗戰勝利起就存下了一顆用民主騙術獨霸天下的心。他曾經設想讓國民黨把他們融入新的聯合政府，從此開始進入議會鬥爭時代。”

    楊先生評論：毛澤東根本不懂現代民主的政治學。制憲時共產黨提出的修改意見並非毛的主張，他僅僅是提出要限制國民黨的要求，由懂法律的人作為代表，何況還有民盟、青年黨、無黨派中的專家。

    毛澤東確實從抗戰剛勝利就要獨霸天下，立即開展上黨戰役就是證明。只不過中蘇簽訂友好協議之後，蘇共勒令毛跟國民黨合作，毛才在短暫的1946年2月有過進行議會鬥爭的想法。當雅爾塔協議傳到中國，中國開始反蘇遊行，蘇聯轉而開始支持中共奪權。恰逢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給了毛藉口，於是毛要求共產黨把談判當成鬥爭手段之一，全力跟國民黨展開鬥爭。

我的評論：關於毛澤東，我的看法與兩位都不同。李老師認為毛是很懂民主的，後來執政時政策是理想主義、平均主義者，試圖實現共產主義。

但我覺得，他更多是封建帝王式的人物，共產烏托邦是表象和局部特點，實質上則建立了一套集融合中國帝制、儒法傳統、列寧式政黨、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系統，實現其權力野心

    7，李先生文：“直到日本人快要打進北平了，兩黨才想起應該再次聯合共同抗日。但是，歷經十年的無謂廝殺，損失了數十萬青年的生命，中國的國防力量（軍力和經濟支撐力）嚴重受損，人心撕裂，已經無法應對日本的入侵了。”

    楊先生評論：西安事變之前，共產黨根本沒有心思抗日，爭取生存是第一位的。而蔣介石則要先平定內亂然後才能統一力量抵抗日本。 蔣介石那時剿共只是平定內亂的一部分，此外還有中原大戰、十九路軍成立福建政府，兩廣事變。儘管有這些戰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還是有民族工業的大發展，國防力量相比國共分裂的1927年還是增強了不少。

我的評論：我大致同意楊先生的看法。但是事實上“先”“後”蔣介石是難以決定的，取決於內亂和外患何者更為嚴重和急迫，國民黨本身決定不了。它實力有限，在焦頭爛額的內亂外患之下，最終兩頭無法兼顧。

    8，李先生文：“並開始在蘇區打土豪分田地，受到農民歡迎。”

    楊先生評論：中共建立的江西蘇區到逃跑時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到處搶劫，怎麼可能受到農民歡迎呢？看看龔楚寫的蘇區回憶錄就知道真實情況了。

我的評論：關於蘇區發展問題，不同區域、不同時期，情況完全不同。

例如蘇區就有中央、鄂豫皖、海陸豐、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據地，不同環境和不同領導人統治下，各區域發展情況不同。而且不同時期政策也不同。例如肅反激烈時候，自己人都殺一大批，當然許多人逃亡（但是不是整個中央蘇區“下降了三分之二”，我認為至少中央蘇區不是這樣，可能是蘇區部分地區有這樣的降幅）；政策傾向於貧農而且內部團結、軍事策略正確時，它就很強大。中央蘇區是各根據地中情況較好的，至少好於平均。如果它不受歡迎，僅靠暴力，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大地盤，也不可能在武器和人數上都遠強於自己的國民黨圍剿下堅持那麼久。

還有，龔楚叛變並反共，其文章立場偏頗，價值有限。應該結合更多材料綜合判斷分析。

    9，李先生文：“對得了東北就即將養肥的強敵，還強調攘外必先安內，是國民黨犯下的第二個重大戰略錯誤。”

    楊先生評論：攘外必先安內當時是正確的。此後正因為內部不安，導致共產黨不僅不能成為協助抗日的力量，反而成為牽制國軍抗日的力量。許多國軍被共產黨吃掉。白白形成內耗。

我的評論：楊先生說的史實內容正確。中共不僅客觀上拖累了國民黨抗日，甚至全面抗戰爆發後，還和日本勾兌，進行談判和貿易。中共無論正規的八路軍新四軍，還是非正規的游擊隊，對日軍殺傷都很有限。雖然國民黨軍消滅日軍數量也不算很高（和中國軍民傷亡相比、和美軍殲滅日軍數量相比），但遠多於中共。

還有一個例子，相對於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日軍對延安的轟炸無論從頻次還是力度，以及造成的損傷，都非常低，這還是在重慶有防空反擊力量、延安毫無可殺傷日機武器的情況下。這雖然不能直接證明中共和日本勾結，但某種程度似乎可以說明，日軍並未將中共當成什麼必須消滅的重大對手，否則完全可以毫無顧忌的持續轟炸延安，以達到摧毀或至少擾亂中共政治軍事中樞的目的。而相反，對重慶的猛烈轟炸，證明日軍對國民黨欲除之而後快，哪怕重慶有一定的防空火力。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攘外必先安內”，前面說了，不是蔣介石能決定的，是內亂外患程度。

從事實上看，最終的結果是，國民黨既沒能攘外也沒安內。不過，這主要不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是時勢所致。

    10，李先生文：“如此關鍵一戰，蔣介石卻命令撤退”

    楊先生評論：學者的研究都傾向於是張學良自己不抵抗，而不是蔣介石下令。

我的評論：我同意楊先生的看法。而且，蔣介石對東北軍也缺乏控制力，否則就不會有西安事變了。

    11，李先生文：“國民黨在沒有日軍的壓力下也滅不了中共，已經試過十年了。”

    楊先生評論：如果沒有日軍壓力就不會有西安事變，共軍早就消滅了。即便有了西安事變，加入沒有強敵壓境，國民黨還是要收拾掉共產黨不會容忍其坐大。

我的評論：我大致同意楊先生的看法。如果日本侵華沒有發生，中共很難在陝北紮根，不是完全滅亡就是逃往蘇聯，最好結果恐怕也只是在中蘇邊境割據，人口恐怕不一定有今天的台灣多，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更不用說了。還有，毛澤東自己也說過日本侵華救了中共。這也是毛周等人放棄對日本侵華滔天罪行追責和索賠的原因之一。他們對日寇感恩戴德。

    12，李先生文：“平型關一戰，八路軍就殲敵上千”

    楊先生評論：據專家考證，共產黨上報國民政府平型關戰役“殲敵500”，實際不到500。而且消滅的是個運輸隊，裡面有很多朝鮮馬夫，殲滅日本並也就200多人。

我的評論：關於平型關戰役，現在也有更多史料被解密，包括朱德彭德懷林彪的匯報，以及前線指揮官的電報數據等等，都能證明後來中共誇大了殲敵數字（一般官方宣傳說是3000）。但實際上具體是200還是500，不同口徑有不同數據。至於其中有多少是日軍、多少是朝鮮籍補給人員，一般日軍是不會帶超過軍隊數量的運輸隊的，當時日軍大多已機械化，不需要那麼多馬夫。

    13，李先生文：“但至少占全中國人口1/5的人被共產黨救起，脫離了日軍奴役，也是一大貢獻。”

    楊先生評論：共產黨的敵後占領區，都是從國民黨手中搶的。凡是日軍進攻方向，共產黨只會跑。但是對國民黨或聽從國民黨的游擊隊占領區，共軍打起來毫不手軟。 所以這些地區的老百姓假如真的脫離了日軍奴役，也不是被共產黨從日本人手中解放的結果。 江南新四軍從來沒有打過一場殲敵100人以上的知名戰役，倒是有名的黃橋戰役殲滅國軍5萬人，所以才被當成叛軍被消滅。

我的評論：我對李老師和楊先生的意見都不同意。

恰恰是由於游擊戰而非禦敵於國門之外或蘇聯式的全民皆兵守城，加劇了日軍對中國平民的姦淫燒殺。中共游擊隊和國民黨散兵對日寇殺傷很小，而日軍的報復行動則導致數十倍乃至百倍平民被殺害。

這種戰略失策（雖然也是力量弱小的無奈選擇）導致惡劣後果，沒什麼“貢獻”。中共和部分國民黨軍沒能在正面擊敗敵人，反而拿老百姓當肉盾，藏在平民之中或棄守國土家鄉，讓日本軍隊向老百姓發泄，是國共兩黨的恥辱。當然，共產黨責任更大，因為它主要就是游擊戰，國民黨正面還是作戰過不少次的，哪怕沒有禦敵於國門之外。

    14，李先生文：“首先，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

    楊先生評論：共產黨的土改，除了在抗日戰爭時期因為向國民政府承諾了放棄階級鬥爭實行緩和的減租，其他時候的土改都是血腥的。靠血腥土改爭取民心是不合邏輯的，如果說來威懾農民倒是有用的。上次紐約城市大學開的土改研討會，二十多位專家都是在不同維度論證這一點。

我的評論：那麼，地主的剝削和鎮壓農民是不是文明的呢？有沒有合什麼邏輯（當然如果說剝削是合理的，那沒什麼好談的了）？

這一點我倒贊同毛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反革命也不是。全世界大多數革命和反革命，尤其在1970年代以前的，有幾個不是血腥的？

    15，李先生文：“其次，民主選舉和三三制政體”

    楊先生評論：三三制只是統戰工具，所有不是共產黨的官員都是共產黨指定，跟民主毫無關係。就跟今天的花瓶黨類似。 至於投豆子，只是個別地方的做法，並非為了普遍執行選舉法不得不做的變通。這些都是做戲。真正到了開國大投票選國大代表，中共就開始抵制。今天中國玩弄的各種操縱選舉把戲都是由來已久。

我的評論：我相對更傾向於楊先生的觀點。不過李先生高估中共民主的同時，楊先生也低估了中共當時的民主程度。

當時中共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不同時期，民主或者說不民主的具體程度，當然是不一樣的。但是為了與國民黨競爭，一定限度的民主是有的，至少相對於1957年後，1940年代的中共還是有些相對實在的民主的。

    16，李先生文：“國府方面要求中共儘快復原部隊，除延安外，交回其他國土。”

    楊先生評論：國府方面要求中共保留抗戰結束時的占領區，不要搶占日本占領區。以後的爭奪都是因為中共搶占日戰區導致的。當時的中共占領區不僅是延安，已經包含了一億人口的所謂解放區，但是中共不會知足的。

我的評論：中共放棄了長江以南地區幾乎所有控制區域，當然也可以認為是戰略收縮、集中力量，但事實上的確履行了談判中關於控制區調整的一大諾言。

而復原部隊，與前面許多問題一樣，共產黨沒有真正復原和整編，國民黨也沒有或流於形式。雙方都想保存實力，都不信任對方，最終也成為談判破裂的兩大因素之一（另一是國委席位及否決權問題，前面提過了）。

 17，李先生文：“雙方裁軍也實際執行了”

楊先生評論：國軍執行了。比如74軍整編為一個師，稱為“整編74師”。因為整編裁撤了不少將軍，導致他們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動搖了軍心。而共軍從來沒有裁撤過軍隊。

我的評論：在第十六點中我已經答過了，國民黨的整編同樣是表面上的。具體到七十四師，可以了解一下七十四師實際的人數和戰鬥力，以及與其並列的“五大王牌主力”另外四個的編制組成、此前的番號。七十四師就是一個掛着“師”名號的王牌“軍”級實力的部隊。

當然這不僅是國民黨，中共在抗戰時也說自己只有三個師，然而實際軍隊數量是三個師的標準編制嗎？基本上是三個兵團了。

    18，李先生文：“但國民黨此時如果提出重開國民大會，讓共產黨主政，請毛澤東當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退休，國民黨仍可以弱勢政黨牽制共產黨，使之不必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必向蘇聯一邊倒。”

    楊先生評論：渡江戰役前夕，那時候中共都已經提出戰犯要求了，國民黨還如何牽制共產黨？說白了就是無條件投降。不戰鬥到底也沒有辦法了，要是投降連今天的台灣都被共產了。

我的評論：直到1948年底遼瀋戰役結果明朗以前，國民黨對中共都有軍事優勢，如果那時國民黨誠心要談，中共大抵也會談的，當然是不是能談成是另一回事。

國民黨在1946-1948年占軍事優勢時不想談，中共在1949年占優勢時當然也不想談。如果具體到渡江戰役之前的春節宣言，中共的態度當然和毛的新年獻詞一樣，希望“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且據說是斯大林給毛澤東出主意，讓中共“提出國民黨無法接受的條件”以避免“劃江而治”，斯毛一拍即合，於是提出了一個極為苛刻的《國內和平協定（八項主張）》，變相拒絕了和談。

    19，李先生文：“蔣介石要軍令政令統一，毛澤東說要用新民主主義統領全國，其核心意思都是四個字：我說了算。”

    楊先生評論： 蔣的“我說了算”，是要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身就是要走向民主。而毛的“我說了算”，是要維持其個人獨裁。

我的評論：蔣介石從根本上，還是獨裁者。當然，他和毛澤東一樣，很受環境影響。如果抗戰後國共民（民盟）聯合政府建立，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可能是“中國民主政治家”。

但是，歷史假設和事實是兩碼事。事實是，蔣介石統治期間，幾乎無一日不獨裁，哪怕曇花一現的普選時乃至“下野”時，他依舊對黨、軍、憲、特全面控制。

蔣和毛二人在歷史現實中，都是獨裁者。追溯其思想，他們有過民主的想法，但是根本上還是喜歡獨裁專制、大權獨攬的。如果兩個都想獨裁的人互相制衡，倒可能出現一個不穩定但可存在的民主。然而後來結果是毛蔣各占兩岸，然後都搞了獨裁。

如果說宋教仁、黃興以及多數時候的孫中山時的國民黨的確還在搞民主，那蔣介石時代從前到後就沒什麼民主，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

    20，李先生文：建議里“廢除黨軍，軍隊國家化”

    楊先生評論：中共是絕不會答應放下槍桿子的。不僅中共，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一樣。

我的評論：當今的中共當然是絕不會放下槍桿子的。但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即便只論列寧式政黨和斯大林模式的蘇東，除了羅馬尼亞，其他國家總體上都和平放下槍桿子了啊。還有，民主國家也有共產黨，有些還是執政聯盟成員。同樣，不叫共產黨的獨裁政權不放下武器的也很多，二戰後是帶“共產”或者類似於共產黨的其他名字的（例如朝鮮的“勞動黨”、波蘭的“統一工人黨”，就是列寧式共產黨和斯大林體制下的共產黨政權）獨裁政權多，還是右翼的、不帶“共產”乃至反共的獨裁政權（而且同樣是控制軍隊乃至就是軍政府獨裁）多呢？這並不難查到。

    21（楊先生說），關於《穿越方案》，遇到毛共這種政治對手，而且其背後有蘇聯支持，除了瞅准機會消滅之，否則再好的方案也白搭。請看世界上的有武裝的共產黨，有跟其他黨派合組聯合政府的嗎？ 迷信武力是所有共產黨的通病，因為他們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鬥爭學說。今天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中共在習近平之後產生某個改革派領導人還是有可能的。

我的評論：如今發達國家絕大多數都有共產黨，現在哪個是“迷信武力”的呢（且不說暴力革命在一定條件下本身就有正當性）？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現在也多是主張和平鬥爭的。至於過去的一百多年，無論什麼派別、不管左還是右，大都是暴力的、排他性的，充滿着極端與暴力，而不是共產主義政黨獨有的。

而組成聯合政府的也有（如果排除“有武裝”，楊先生的兩句話未免自相矛盾？），現在是執政聯盟一員或近5年內曾參與執政的就有很多，例如捷克、智利、烏拉圭、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尼泊爾等國。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哪裡是一回事？中共召開“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翼學者都不來，還有如喬姆斯基等 30多人公開抵制，稱中共領導層為“假馬克思主義者”。

而佳士工運如何被殘酷鎮壓的？信奉馬克思主義思想工人和學生到現在還下落不明。北大南大的“馬克思主義學會”被強行解散和“偷梁換柱”。這些就是最近一年的事。中共現在是權貴資本主義，不僅不是共產主義，它最怕被“共產”，最抵制共產主義。中共也害怕真正的社會主義乃至傾向於社會公平的左翼民主主義。因為，這些進步主義、重視公平與人權的價值觀，對奉行弱肉強食、蔑視公正的中共最具殺傷力、最打擊其政權合法性。

    22（楊先生說），關於給中共當權者的建議，現在早已不是回歸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問題，而是特權利益階層已經形成。如果要民主，他們就要放棄特權利益，動輒多少億的利益誰願意主動放棄啊。所以這種卻說猶如與虎謀皮，肯定是沒有效果的。也許將來出來一個真誠的改革派領導人，這套說辭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博訊首發］

我的評論：單從這第22點上看，我是同意楊先生的看法的。

關於李老師對於中共的忠告、建議，當然很是懇切。但是我看至少習近平和當下的統治集團不會這麼做。

我是非常希望中國和平轉型，最好是中共和民間雙方乃至多方和平談判的方式，實現最小陣痛的轉型，就像1975-1982年的西班牙、1989年的波蘭。

但現實是中短期沒有可能。因為中共統治依舊穩固，體制下既得利益階層龐大，他們會賣國，但是不會放棄政權。

因此，我贊同楊先生在這一條上的看法。

但是總括的看楊先生的22條評論，我個人認為，楊先生和大多數反共人士一樣，依舊是以相對偏頗的、“凡是共產黨支持的都反對，凡是共產黨反對的都支持”這種思維模式評論問題，並且把有近百年歷史、複雜變幻的中共，當成始終是同一性質和政策、沒有根本變更（即便是由一種壞到另一種壞）的黨派，更將當今中共的右翼獨裁專制與馬克思主義混淆，理性和客觀都欠缺。

當然，理性客觀是認識事實的架構，最重要的是事實。而不理性客觀的，往往會選擇性闡述事實甚至扭曲和變造事實。

相對於其他大多數民運和自由派人士，楊子立先生這樣的素養和知識已經較好了。但在許多基本的事實認知、政治觀點和價值觀上，楊先生和大多數（乃至絕大多數）民運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人士一樣，依舊沒有跳出將馬克思與毛澤東習近平混為一談的巢窠，更是看見“共”字就反，對當今中共已蛻變為右翼權貴資本主義的現實沒有準確和深刻的認知，反而陷入方向性和根本性的謬誤。

缺乏基本政治常識（例如不知道左右政治光譜的劃分，更不會判斷和分析各政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難以對中國內政外交有系統性和本質性的認識）、對國際權威學者的思想理念和政經社會等學科通識知識知之甚少（或者偏於一隅，例如只看哈耶克和安蘭德之流的著作）、對嚴肅媒體的調查報道完全忽視甚至嗤之以鼻……這些同樣是各種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乃至中國體制內（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權貴高層）外、從精英到平民，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一方面，中共執政水平在下降、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在惡化，而另一方面，反對派不僅非常弱小，而且同樣拿不出更好的方案，甚至由於資源和條件的局限，哪怕支持民主自由，在思想上卻“不是中共惡似中共”。至於大多數民眾，既是受難者或既得利益者（甚至二者兼有），又是麻木冷漠的看客。

雖然我認為楊先生有些錯誤認識和判斷令人遺憾，但如前所述，我同樣認為，楊先生已經是中國反對派乃至國人中很好的了，比絕大多數人相對善良、務實、認真的多，也很值得尊重。楊先生為中國民主運動做出過貢獻和犧牲，這在遍地黑白顛倒、弱肉強食、冷漠殘酷、精緻利己的中國，已是鳳毛麟角，值得敬佩。而我個人，在許多方面，也需要向包括楊先生在內的善良的先行者們學習。我也希望楊子立先生能夠和其他中外有識之士一道，繼續推動中國民主化，讓中國人民早日迎來自由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