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許秀中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有什麼問題？
中國政府促進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1公民從遙遠的新疆西部地區大規模轉移到全國各地的工廠。在強烈暗示強迫勞動的條件下，維吾爾人在至少 82 個全球科技、服裝和汽車領域知名品牌的供應鏈中工作，包括蘋果、寶馬、Gap、華為、耐克、三星、索尼和大眾。
這份報告估計，2017 年至 2019 年間，有 8 萬多名維吾爾人從新疆被轉移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其中一些人是直接從拘留營送來的。2估計數字是保守的，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在遠離家鄉的工廠，他們通常住在隔離的宿舍里，3 人在工作時間外接受有組織的普通話和思想培訓，4人受到持續監視，並被禁止參加宗教儀式。5包括政府文件在內的眾多消息來源表明，被轉移的工人被指派看管，行動自由受到限制。6
中國因其在新疆的法外“再教育營”網絡而受到國際譴責。7該報告揭示了中國針對少數民族公民的社會再造運動的新階段，揭示了新的證據，表明中國各地的一些工廠在國家資助的勞動力轉移計劃下使用強迫維吾爾勞動力，該計劃正在污染全球供應鏈。
解決辦法是什麼？
中國政府應維護中國憲法和國內法賦予的公民、文化和勞動權利，停止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法外拘留，確保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勞動和流動條件。
在供應鏈中使用強迫維吾爾勞工的公司可能會發現自己違反了禁止進口使用強迫勞動製成的商品或要求披露強迫勞動供應鏈風險的法律。8 本報告中列出的公司應立即對其在中國的工廠勞工進行徹底的人權盡職調查，包括強有力和獨立的社會審計和檢查。至關重要的是，通過這個過程，受影響的工人不會受到任何進一步的傷害，包括非自願轉移。
外國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團體應尋找機會向中國政府施壓，以終止使用維吾爾族強迫勞動和法外拘留。這應包括向政府施壓以批准國際勞工組織 (ILO) 1930 年的強迫勞動公約（第 29 號）和 2014 年強迫勞動公約的議定書。9消費者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團體應要求在中國製造的公司對其供應鏈進行人權盡職調查，以確保他們維護基本人權，不參與任何強迫勞動計劃。
執行摘要
自 2017 年以來，超過 100 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消失在新疆西部地區龐大的“再教育營”網絡中，10 一些專家稱之為政府主導的系統化教育計劃。文化種族滅絕。11 在集中營內，被拘留者受到政治灌輸，被迫放棄其宗教和文化，在某些情況下，據報道還遭受酷刑。12 以打擊“宗教極端主義”為名，13 中國當局一直在積極改造穆斯林人口，塑造中國占多數的漢族形象。
“再教育”運動似乎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因為政府官員現在聲稱所有“學員”都“畢業”了。14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許多維吾爾人現在被迫在新疆的工廠工作。15 這份報告顯示，新疆以外的中國工廠也在重新啟動、剝削性的政府主導的勞動力轉移計劃下採購維吾爾族工人。16 一些工廠似乎在使用直接從“再教育營”派來的維吾爾族工人。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中國九個省份確定了 27 家工廠，這些工廠自 2017 年以來使用從新疆調來的維吾爾勞動力。這些工廠聲稱是 82 個全球知名品牌供應鏈的一部分。17 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我們估計至少有 80,000 名維吾爾人根據中央政府的“援疆”政策，通過勞動力轉移計劃從新疆轉移到工廠。18
維吾爾人很難拒絕或逃避這些工作，這些工作與新疆境內外的拘禁和政治灌輸交織在一起。19 除了持續的監視之外，任意拘留的威脅籠罩着拒絕政府資助的工作分配的少數族裔公民。20
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疆省政府向地方政府和私人經紀人支付人均價格來組織勞務派遣。21 工作調動現在是“再教育”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政府稱之為“職業培訓”。22
2019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寫道：“每培訓一批（工人），就安排一批就業，轉移一批。就業人員需要接受徹底的思想教育，留在工作崗位上。23
本報告研究了三個案例研究，其中維吾爾族工人似乎被供應主要全球品牌的中國工廠在強迫勞動條件下雇用。在第一個案例研究中，中國東部一家為美國耐克公司生產鞋子的工廠配備了瞭望塔、帶刺鐵絲網和警衛箱。據報道，維吾爾族工人與漢族工人不同，無法回家度假（見第 8 頁）。在另一家聲稱向阿迪達斯和斐樂供應運動服裝跨國公司的東部省份工廠的第二個案例研究中，有證據表明，維吾爾族工人是直接從新疆的一個“再教育營”轉移過來的（見第 18 頁）。在第三個案例研究中，我們確定了幾家中國工廠使用維吾爾勞動力為 Apple 或其供應商製造組件。
本研究報告借鑑了開源中文文件、衛星圖像分析、學術研究和實地媒體報道。它分析了中國政府持續鎮壓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新階段背後的政治和政策。它提供了剝削維吾爾勞工以及外國和中國公司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侵犯人權的證據。
上汽、三星、SGMW、夏普、西門子、斯凱奇、索尼、TDK、Tommy Hilfiger、東芝、清華同方、優衣庫、維密、vivo、大眾、小米、Zara、傑尼亞、中興。一些品牌與多個工廠有聯繫。
該數據基於公布的供應商名單、媒體報道和工廠聲稱的供應商。ASPI 聯繫了這 82 個品牌，以確認其相關供應商的詳細信息。對於公司在發布前作出回應的情況，我們已在本報告中對其進行了相關說明。如果在報告發布後有任何公司回應，我們將在線解決這些問題。
ASPI 指出，少數品牌建議他們已指示其供應商在 2020 年終止與這些供應商的關係。其他品牌，包括阿迪達斯、博世和松下，表示他們與涉及勞工計劃的供應商沒有直接合同關係，但沒有品牌能夠排除其供應鏈下游的一個環節。
該報告包括一個附錄，詳細說明了所涉及的工廠以及在其供應鏈中似乎存在強迫維吾爾勞動元素的品牌。它還為中國政府、公司、外國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提出具體建議。
強迫維吾爾人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列出了 11 項強迫勞動指標。24 維吾爾族工人的相關指標可能包括：
受到恐嚇和威脅，例如任意拘留的威脅，並受到安全人員和數字監控工具的監控
被置於依賴和脆弱的境地，例如在新疆的家人受到威脅
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例如被圍起來的工廠和高科技監控
隔離，例如住在隔離宿舍和乘坐專列火車運送
惡劣的工作條件，例如政治灌輸、工廠的警察崗哨、“軍事式”管理以及禁止宗教活動
工作時間過長，例如作為工作任務一部分的下班後的普通話課程和政治灌輸課程。25
中國官方媒體聲稱參與勞動力轉移計劃是自願的，中國官員否認有任何商業用途來自新疆的強迫勞動。26 然而，能夠離開中國並直言不諱的維吾爾族工人描述了他們在工廠工作時不斷害怕被送回新疆拘留營甚至傳統監獄的恐懼。27
在新疆以外的工廠，有證據表明他們的生活遠非自由。維吾爾族工人被稱為“富餘剩餘勞動力”（富餘剩餘勞動力）或“貧困人口”（貧困糾偏），經常被專門隔離的火車運送到中國各地，28 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簽訂合同後以同樣的方式返回家園。一年或更長時間後結束。29
多個消息來源表明，在中國各地的工廠中，許多維吾爾族工人在所謂的“軍事化管理”下過著嚴酷、隔離的生活。30 工作時間以外，他們參加工廠組織的普通話課程，參加“愛國教育”，31 並被禁止從事宗教活動。32 每 50 名維吾爾族工人被分配一名政府看管員，並由專職安保人員進行監控。33 他們幾乎沒有行動自由，住在戒備森嚴的宿舍里，與回到新疆的家人和孩子隔絕。34 還有證據表明，至少在一些工廠，他們的工資低於漢族同行，35 儘管官方媒體聲稱他們的工資很有吸引力。36
中國當局和工廠老闆通過物理和電子方式“跟蹤”維吾爾工人來管理他們。37 一份省級政府文件描述了一個中央數據庫，該數據庫由新疆人力資源和社會事務部門開發，由新疆的 100 名專家組成的團隊維護，記錄了每個勞動者的醫療、思想和就業詳細信息。38
該數據庫包含來自存儲工人個人詳細信息的社會福利卡的信息。它還從一個微信39 群和一個未命名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中提取信息，該應用程序跟蹤每個工人的動作和活動。40
中國公司和政府官員還為能夠改變維吾爾族工人的意識形態觀念並將他們轉變為“現代”公民而感到自豪，他們說，他們變得“身體更有吸引力” 41 並學會“每天洗澡”。42
在某些情況下，新疆地方政府派遣中國共產黨（CCP）的幹部同時surveil工家庭在家鄉新疆43 -提醒工人，在工廠的任何不當行為都會有直接的後果對他們的親人和進一步的證據表明，他們參與該方案遠非自願。
一位了解福建維吾爾勞動力轉移計劃的人士告訴宗教和人權非政府組織《寒冬》，這些工人都是前“再教育營”被拘留者，如果他們不服從政府的工作任務，他們將被威脅要進一步拘留。44 一名被派往福建工作的維吾爾人也告訴該非政府組織，警方會定期搜查他們的宿舍並查看他們的手機是否有任何宗教內容。如果找到古蘭經，主人將被送回“再教育營”3-5 年。45
本報告案例研究中描述的維吾爾人待遇違反了中國憲法，該憲法禁止基於種族或宗教信仰的歧視，46 以及國際法。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所有從新疆轉移的就業都是強迫的，但有足夠詳細信息的案例顯示了與國際勞工組織對強迫勞動的定義一致的高度令人不安的強制性勞動做法。
案例研究 1：維吾爾族工人在青島製作耐克運動鞋
圖 1：2019 年 10 月，泰光製鞋廠的維吾爾族工人揮舞著中國國旗
資料來源：“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建設民族團結橋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建設民族連心橋），中國民族宗教網（中國民族宗教網），2019年11月7日，在線。
2020年1月，青島泰光鞋業有限公司從新疆就業約600名少數民族工人。47 泰光的主要客戶是美國跨國公司耐克公司。48 新疆工人大多是來自和田和喀什地區的維吾爾族婦女，這些地區是新疆南部的偏遠地區，中國政府將這些地區描述為“落後”和“受到宗教極端主義的干擾”。49
在工廠，維吾爾族工人白天製作耐克鞋。晚上，他們去夜校學習普通話，唱中國國歌，接受“職業培訓”和“愛國教育”。50 課程與新疆“再教育營”的課程非常相似。51
龐大的泰光工廠位於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北部的萊西市，由韓國化學和紡織集團（財閥）泰光集團所有。泰光的萊西工廠是耐克最大的鞋履製造商之一， 每年為這個美國品牌生產超過 700 萬雙鞋52。53
圖2：泰光供應鏈
資料來源：萊西政府委員會新聞稿稱，自2007年以來，“60多批”9800名維吾爾族工人被轉移到青島泰光鞋業。“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架起民族團結的橋梁”心橋），中國民族宗教網（中國民族宗教網），2019 年 11 月 7 日，在線。
2019年6月，在泰光夜校開學典禮上，當地統戰部54 辦公室的一名官員呼籲維吾爾族工人加強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55 這所學校被稱為“石榴籽”夜校（圖3），引用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他說“每個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地聯繫在一起”。56
圖 3：2019 年 6 月泰光工廠“石榴籽”少數民族夜校開學典禮
資料來源：“市統戰部“石榴籽”夜校：青島泰光普通話戰班看點（市委統部“石榴籽”進入青島泰光學校普通話培訓班），萊西統戰線（萊西統一戰線） )，微信，2019 年 7 月 1 日，在線。
《華盛頓郵報》報道說，在工廠工作的維吾爾人不得回家度假。57
該報還報道說，工廠的維吾爾族工人是新疆政府派往那裡的，他們沒有選擇來青島，也無法信奉自己的宗教。
該報刊登的2020年1月工廠照片顯示，該綜合體配備了瞭望塔、鐵絲網和向內的帶刺鐵絲網圍欄。維吾爾族工人可以在廠區周圍的街道上自由行走，但他們的進出受到側門警察局的嚴密監控，配備了面部識別攝像頭。
據該報報道，泰光工廠的維吾爾族工人幾乎不會說普通話，因此與當地人的交流基本上不存在。他們在工廠對面的單獨食堂或穆斯林餐廳用餐，那裡的“清真”標誌已被劃掉。他們住在工廠旁邊的建築物里，與漢族工人的宿舍分開。58
ASPI發現的證據表明，在工廠內部，工人的思想和行為受到嚴密監控。在專門設立的“心理疏導室”（心理疏導室），泰光當地婦聯的漢維官員進行“心連心”對話，提供心理諮詢，協助提升“先天素質”（素質）——以幫助他們融入社會。59 這些辦公室和角色也出現在新疆的“再教育營”中。60
圖4：泰光工廠為少數民族工人打造的“青年之家”自習室
資料來源：“在萊西工作的人有福了！” （在萊西這裡經營的人有福了！），掌上萊西，微信，2019年7月21日，在線。
中國政府高層將泰光對少數民族工人的使用和管理視為值得效仿的模式。據當地媒體 2019 年底報道，政治局常委汪洋和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向管理層發送了表彰備忘錄。61 據官方統計，2017 年至 2018 年，4,710 名維吾爾族工人被轉移從新疆到山東（幾乎是政府自己目標的兩倍）。62
工人受到黨當局的密切監視。當地公安局和統戰部的官員定期與山東僱傭“維吾爾人”的公司開會，討論工人的“思想動向和出現的任何問題”。63
這些機構還在泰光等工廠派駐代表，每天報告維吾爾族工人的“想法”，處理任何糾紛並防止自發的“大規模事件”。64 2018 年，一份招聘啟事稱，青島正在尋找通曉少數民族語言的輔警。65 在新疆，輔警負責將人帶到看守所並在被拘留時對其進行監控。66
圖 5：2018 年 7 月，176 名維吾爾族工人離開新疆其拉縣前往青島，在泰光鞋業有限公司和富林電子公司工作之前舉行的“告別儀式”
資料來源：“其拉縣組織176名山東企業職工穩定就業”（策勒縣組織176名務工人員赴山東企業穩定就業），石榴園，微信，2018年7月5日，在線。
2018 年 1 月，和田當地媒體發表了泰光 130 名維吾爾族工人致和田州政府的“感謝信”。67 在這封用普通話寫成的信中，維吾爾族工人描述自己在被送往青島之前陷入貧困，並感謝他們現在能夠賺取 Ұ2,850 的月薪（413 美元，高於最低標準）。中國的工資）。68 ASPI 無法核實工人收到的工資或信件的真實性。信中還說，自從抵達青島後，工人們已經了解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危害，現在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前方”。69
渲染“援疆”（援疆）
將維吾爾人連根拔起並將他們安置在中國東部和中部工廠的工作安排並不新鮮。2000年代初以來，中國政府動員沿海較富裕的省市發展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以促進“民族交融”和“脫貧攻堅”為名，積極鼓勵工人流動。緩解'（工程）。70
維吾爾工人參與這些項目很少是自願的。即使在 2000 年代，早在“再教育營”制度建立之前，被轉移的維吾爾族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往往是剝削性的，甚至是虐待性的。71 個 維權組織批評這些計劃是強制性的，強調他們如何故意將維吾爾人從他們的家園和傳統生活方式中驅逐出去，只是為了迫使工人忍受漢族同事的長時間工作、惡劣條件、掠奪性老闆和歧視態度. 72
2009 年 7 月，在廣東一家工廠的漢族和維吾爾族工人之間發生暴力衝突，導致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發生致命騷亂後，有關工廠老闆大幅減少了維吾爾族勞動力的使用。73
為應對動亂，中國政府於 2010 年開始定期召開全國“援疆”會議。74 提供 財政補貼和政治利誘，動員較富裕的省市與新疆的市州結對“援疆”地區的發展和穩定。75
此後，鼓勵各省以多種方式為援助計劃做出貢獻：“醫療援疆”（醫療援疆）、“科技援疆”（科技援疆）、“教育援疆”（教育援疆）和“產業援疆。76
繼 2017 年初維吾爾人的進一步暴力和大規模拘留之後，77 “新疆援助”議程成為首要政治優先事項。78 在一項名為“工業新疆援助”的政策下，強烈鼓勵地方政府和企業為新接受“再教育”的維吾爾人尋找就業機會。79
“工業援疆”以扶貧為名，將工作分配給“閒置”維吾爾人，但也與“再教育營”制度有着相同的灌輸目標：工廠老闆有望通過改革從根本上改變維吾爾族工人他們的“落後品質”，並將他們中國化。80 作為交換，維吾爾族工人必須向共產黨和他們的漢族“兄長兄妹”表示“感謝”。81
全國企業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參與工業“援疆”：
在新疆開設“衛星”工廠（衛星工廠）或作坊，吸收“剩餘勞動力”（富餘餘裕）。82 據中國新華社報道，過去幾年，“援疆”在新疆設立了約 4,400 家企業，為當地提供了近 100 萬個就業崗位83
通過一系列勞動力轉移計劃，為他們在中國其他地方的工廠僱傭維吾爾族工人。
一些公司，例如浩緣朋服裝有限公司——一家總部位於安徽省的服裝公司，聲稱供應菲拉（意大利/韓國）和阿迪達斯（德國）——從事這兩種形式的工業援助。84
根據新疆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一份官方聲明，到 2018 年底，“再教育營”中湧現的廉價勞動力已成為新疆經濟的重要推動力。85 現在，維吾爾族工人從新疆的“職業培訓”和政治灌輸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有一條直接渠道。“每培訓一批（工人），就安排一批就業，一批轉移”，喀喇喀什縣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寫道。86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在職業培訓和政治灌輸開始之前就組織了新疆以外的勞動力轉移——以確保“受過培訓的”維吾爾人的“100% 就業率”。87
新疆勞動力轉移計劃
從中國官方媒體和官方政府通知收集的數據表明，2017 年至 2019 年間，有超過 80,000 名維吾爾族工人被轉移出新疆。 ASPI 繪製了這些轉移的可用數據。圖 6 中的箭頭越大，轉移的人數越多。虛線代表已知的直接縣到工廠轉移。該圖不應被認為是全面的，但應說明程序的規模和範圍。88
圖 6：2017 年至 2020 年維吾爾語向中國其他地區的轉移
資料來源：ASPI 的國際網絡政策中心，該中心使用了一系列數據來源，包括當地媒體報道和官方政府來源。
中國政府關於勞動力轉移的官方數據包括從南疆向北疆轉移、從新疆向其他省份轉移以及向當地工廠轉移。根據縣的不同，外派勞動力 占 新疆所有轉移的10% 89至 50% 90之間。
近年來，新疆向中國其他地區的轉移穩步增加。2017年，據官方媒體報道，20859名來自新疆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轉移到外省工作。91 根據公布的數據ASPI的分析，估計有28000人在2018年轉移就業92 在2019年，估計有32000人被轉移的地區進行。93
新疆當局還聲稱一再超過其勞動力轉移目標。94 2017 年的目標定為 20,000，超出了 4%。95 2019 年，目標定為 25,000，據報道超出了約 25%。96
ASPI分析了中國搜索引擎百度97 在搜索與勞動力轉移計劃相關的關鍵詞時返回的結果量。圖 7 顯示了自 2014 年（新疆開展所謂“嚴厲打擊暴力極端主義運動”的那一年）以來的穩步增長，隨着“再教育”進程的加快，自 2017 年以來的增長更為顯著。這進一步表明，近年來勞動力轉移計劃已成為中國政府日益重要的政治優先事項。
圖 7：2005 年至 2019 年新疆勞務轉移相關各種關鍵詞的百度搜索結果數
資料來源：ASPI 的國際網絡政策中心
除了政治激勵，“購買”和“出售”維吾爾族勞動力的業務對地方政府和商業經紀人來說是相當有利可圖的。根據2018年新疆省政府的通知，每98名農村“剩餘勞動力” 轉移到新疆其他地區工作超過9個月，組織者將獲得20（3美元）的獎勵；然而，對於新疆以外的勞動力轉移，這個數字躍升了 15 倍，達到 Ұ300（43.25 美元）。99 中國各地的接收工廠也得到了新疆政府的補償，他們為每位工人簽訂了一年合同，獲得了 1,000（144.16 美元）現金獎勵，三年合同則是 5,000（720.80 美元）。100 在烏魯木齊，新疆地區的首府法定最低工資，是Ұ1620（US $ 232.08），一個月2018 101
近年來，“政府資助的維吾爾勞工”的廣告也開始出現在網上。2019 年 2 月，青島的一家公司發布公告，將大量“政府主導……合格、安全、可靠”的維吾爾族工人轉移到中國約 10 個省份（圖 8）。102
圖8：青島德彩裝飾公司發布的廣告，聲稱從新疆向其他省份提供政府資助的維吾爾族工人。
注意：廣告中描繪了兩個穿着傳統服裝跳舞的維吾爾人的漫畫。
資料來源：《我司提供大量政府（資助）新疆工人-勞務派遣公司》（我司提供大量政府新疆工人勞務派遣公司），青島人力資源網（青島德才人力資源網），在線。由ASPI從中文翻譯。
另一則新廣告聲稱能夠供應 1,000 名 16 至 18 歲的維吾爾族工人。上面寫着：“新疆工人的優勢是：半軍事化管理，吃苦耐勞，不流失人員……最少起訂100名工人！”。廣告還說，工廠經理可以申請新疆現役警察24小時進駐工廠，簽訂一年合同後15天內可以交付工人（連同一名維吾爾廚師）。 （圖 9）。
圖 9：“半軍事化管理”下維吾爾族青年工人的招聘廣告
資料來源：《1000個少數民族，在線等預約》（1000次，在線等預約），百度人力資源論壇（百度HR吧），2019年11月27日，在線。由ASPI從中文翻譯。
案例研究 2：從“再教育營”到強迫勞動分配
新證據表明，新疆“再教育營”的“畢業”被拘留者已被直接送往中國其他地區的工廠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工作安排不太可能是自願的。
浩緣朋製衣有限公司（浩緣朋製衣有限公司，HYP）通過其 在新疆的衛星工廠103（成立於2018年）和將維吾爾族工人輸出到其總部所在地安徽省參與“新疆援助” . 在 HYP 的公司網站上，它宣傳了與意大利-韓國時尚品牌 Fila、德國運動服裝公司阿迪達斯和彪馬以及耐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104
2018 年 2 月，HYP 將 63 名工人從新疆轉移到其位於華東的安徽工廠，計劃最終轉移 500 名工人。105 根據一份政府報告，轉移的工人都是嘉士縣中等職業學校（伽師縣中等職業學校）的“畢業生”。106
ASPI 對衛星圖像和官方文件的分析表明，“學校”自 2017 年以來一直作為“再教育營”運作。該大院規模擴大，增加了新的宿舍和工廠倉庫，同時通過引入安全技術增加了重要的安全功能。軍事式管理”（見圖 10）。107
圖 10：嘉實職業學校的衛星圖像，2018 年 1 月，自 2017 年以來添加的安全基礎設施以橙色突出顯示。
注意：多棟宿舍樓和一棟教學樓似乎完全用圍欄圍起來，以類似於其他政治灌輸營的風格隔離。此外，在封閉區域內還建造了五座小型工廠倉庫建築。資料來源：ASPI 的國際網絡政策中心。
阿迪達斯的一位發言人表示，該公司與 HYP 沒有積極的關係，他們將進一步調查阿迪達斯標牌的使用。
維吾爾勞動力向安徽轉移是廣東省政府組織的“援疆”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還涉及 HYP 在新疆疏勒（Yengixahar）縣建立高度安全的工廠（圖 11）。108
圖 11：HYP 位於新疆疏勒（Yengixahar）縣的工廠衛星圖
註：工廠被周邊圍欄完全包圍，並有幾棟宿舍樓被圍欄進一步隔離。此外，整個設施內還設有多個安全哨所。資料來源：ASPI 的國際網絡政策中心。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HYP 總裁曾億法告訴官方媒體，他在新疆建廠是因為在中國其他地方甚至國外都很難找到年輕工人，他總結說：“雖然朝鮮工人好，我捨不得花錢請外勞。最後，我選擇了新疆。109
HYP 在新疆的工廠，其正面有一塊巨大的阿迪達斯廣告牌（圖 13），周圍環繞着 3 米高的圍欄。工廠的兩個入口由安全檢查站守衛，至少還有五個安全哨所監視工廠周邊的其餘部分。目前尚不清楚HYP在安徽省的工廠是否具有類似的安全功能。
圖 12：HYP 的供應鏈
資料來源：ASPI ICPC。有關供應鏈信息，請參閱附錄。
圖13：郝元鵬在新疆喀什的工廠。
資料來源：企業展示、浩緣朋服裝有限公司、網上圖片。
案例研究 3：“再教育”蘋果供應鏈中的維吾爾族工人
在2017年十二月，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參觀了公司的承包商-O-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個（歐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0 -和在公司在中國的社會化媒體平台，微博上廣州工廠貼出他的照片。111
O-Film 為 iPhone 8 和 iPhone X製造了112 台“自拍相機”。該公司還在其網站上聲稱為包括華為、聯想和三星在內的許多其他知名公司製造相機模塊和觸摸屏組件。113
圖 14：2017 年 12 月歐菲菲廣州工廠 Tim Cook 的微博
蒂姆庫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帖子：“說奶酪！近距離觀察 O-Film' 為 iPhone 8 和 iPhone X 製造自拍相機的非凡而精密的工作。資料來源：網上。
在庫克訪問之前，據報道，2017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期間，700 名維吾爾人從新疆和田地區羅布縣轉移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家單獨的 O-Film 工廠工作。114
與本報告中描述的其他來自新疆的勞動力轉移一樣，派往江西的維吾爾人的工作任務被高度政治化。新疆當地一家報紙寫道，工人們被期望“逐步轉變思想觀念”，成為“懂黨的福、對黨的感恩、對穩定的貢獻”的“現代能人青年”。115 一 到江西，他們就由羅布縣派來的幾位“政治可靠”、通曉普通話和維吾爾語的看管員管理。116
根據現已刪除的新聞稿，117 庫克在訪問歐菲電影時稱讚了該公司“對員工的人道態度”，稱員工似乎“能夠在公司獲得成長，過上幸福的生活”。118
五個月後，即2017年10月，新疆和田政府聯繫歐菲，希望再提供1300名工人。119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一名自稱在歐菲菲工作的維吾爾族工人表示，江西歐菲菲工廠有一千多名維吾爾工人。120
圖 15：O-Film 供應鏈
資料來源：ASPI ICPC。供應鏈來源信息見附錄。
O-Film 並不是唯一一家使用維吾爾勞動力為蘋果及其供應商製造零部件的中國工廠。
該報告確定了 Apple 供應鏈中的另外三家工廠。
2019 年 9 月的一份當地政府文件稱，560 名新疆勞動力被轉移到河南省中部的工廠工作，其中包括富士康科技 (Foxconn) 的鄭州工廠。121 富士康是一家台灣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合同電子製造商，為蘋果、戴爾和索尼等公司生產設備。122 據報道，鄭州工廠生產了全球一半的 iPhone，這也是鄭州市被稱為“iPhone 之城”的原因。123
目前尚不清楚鄭州工廠如何對待維吾爾族工人。然而，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 2019 年 9 月的一份報告稱，富士康鄭州工廠的合同工（包括維吾爾工人）每月至少加班 100 小時。124 在過去十年中，富士康一直受到剝削工人甚至自殺的指控，包括最近在其鄭州工廠的指控。125 公司還積極參與“援疆”計劃。126
圖 16：抵達湖北億宏精密製造有限公司的維吾爾族工人
湖北億宏精密製造有限公司維吾爾族工人在新疆和湖北咸寧之間的轉移。這張照片是2018年5月在湖北省會武漢市武昌火車站外拍攝的。來源：在線。
2018 年 5 月 17 日，105 名維吾爾族工人從新疆克里雅縣轉移到湖北咸寧的湖北奕宏精密製造有限公司（湖北奕宏精密製造有限公司）。127 工人抵達後，一名共產黨高級官員參觀了湖北宜紅工廠。他在講話中提出了三點要求：工人要對共產黨心存感激，管理人員要加強監督和愛國主義教育，要工人迅速融入。128
湖北億宏生產背光燈和電池蓋129 . 它是東莞市奕東電子有限公司（東莞市奕東電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網站聲稱其最終客戶包括蘋果和華為130。雖然湖北一鴻及其母公司均未列入蘋果的供應商名單，但湖北一鴻的網站將直接向蘋果供應AirPods的歌爾科技列為其客戶之一131。
圖 17：湖北宜宏供應鏈
資料來源：ASPI ICPC。供應鏈來源信息見附錄。
2017年，另一家聲稱為蘋果供應商合肥合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製造零部件的電子公司與和田政府簽訂合同，每年接收1000名維吾爾人據公司副總裁稱，未來三年。132 那年晚些時候，來自和田州古馬縣農村的 500 多名維吾爾人被運送到安徽省合肥市，開始在高博電子廠工作。133
2018 年，544 名維吾爾族人從古馬縣轉移到合肥的合肥福映光電有限公司（合肥福映光電有限公司）。134 據官方媒體報道，在富英，一名年輕的維吾爾族婦女 Aynur Memetyusup 學會了提高普通話和職場紀律，並學會了每天洗澡，這讓“她的長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飄逸”。引述她的話說，“正如習主席所說，幸福永遠是奮鬥的結果。” 135
圖 18：安徽省合肥市海博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班後普通話班上 Aynur Memetyusup（左一）的照片
資料來源：《維吾爾女孩幫助媽媽圓夢》，中國日報，2019 年 8 月 6 日，在線。
根據公司 2018 年年報，136 Highbroad 的主要產品是平板顯示器組件——用於許多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的 LCD 和 OLED 屏幕。Highbroad 指出，其 79.19% 的營業收入來自對總部位於北京的跨國公司京東方的銷售，京東方是全球最大的電子顯示器生產商之一。京東方目前是華為137的主要屏幕供應商，到 2021年有望成為蘋果第二大OLED屏幕供應商。 目前京東方138已列入蘋果供應商名單。139
根據 Highbroad 的網站，他們的客戶包括 Japan Display Inc. 和 LG Display。140 Highbroad 的招聘廣告141 和中國 LCD 行業名錄142 還聲稱 Highbroad 的終端客戶包括戴爾、聯想、三星和索尼等其他知名公司，以及寶馬、捷豹、路虎、梅賽德斯-奔馳和大眾等汽車製造商（圖 18）。Jaguar Land Rover 表示，它調查了其供應鏈，發現它並非直接從 Highbroad 採購，並且其供應商向他們保證，他們不會從該公司採購。
圖 19：寬泛的供應鏈
資料來源：ASPI ICPC。
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
維吾爾族勞動力在全國範圍內的迅速擴張對在華經營的外國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戰。他們如何確保供應鏈的完整性並保護其品牌免受與強迫、歧視或虐待勞動行為相關的聲譽和法律風險？相互交織的供應鏈及其勞動力的混合性質，同時吸引了漢族和維吾爾族工人，這使得公司特別難以確保其產品與強迫勞動無關。這些勞動力轉移計劃也對中國品牌的海外聲譽構成挑戰。
上汽、三星、SGMW、夏普、西門子、斯凱奇、索尼、TDK、Tommy Hilfiger、東芝、清華同方、優衣庫、維密、vivo、大眾、小米、Zara、傑尼亞、中興。一些品牌與多個工廠有聯繫。
該數據基於公布的供應商名單、媒體報道和工廠聲稱的供應商。ASPI 聯繫了這 82 個品牌，以確認其相關供應商的詳細信息。對於公司在發布前作出回應的情況，我們已在本報告中對其進行了相關說明。如果在本報告發布後有任何公司回應，我們將在線解決這些問題。
另有 54 家公司涉及新疆境內的強迫勞動計劃（見附錄）——其中一些與 82 家與新疆以外的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有關的公司重疊。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公司都面臨同樣程度的維吾爾強迫勞動。一些成品由這些工人直接製造，而另一些則通過複雜的供應鏈。
本報告附錄列出了自 2017 年以來“援疆”下的 35 個有文件記載的勞動力轉移項目。該表包括以下信息：
轉移到中國中東部省份的工廠
轉移到新疆境內的專用工廠
搬到工廠的人數
他們生產的產品
工廠聲稱他們供應的公司。
近三年來，新疆的“再教育營”制度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現在，“再教育”的文化和精神正在遠銷新疆以外，並與可能構成強迫勞動的做法相結合。
該報告確定，中國各地工廠通過勞動力轉移計劃雇用的一些工人直接來自新疆的“再教育營”。來自新疆的少數民族工人不知道是前被拘留者，也可能被迫在拘留威脅、家人恐嚇和一系列自由限制下工作。這些做法導致全球供應鏈受到污染，這意味着現在很難保證在中國製造的產品沒有強迫勞動。143
我們發現，大量中國和跨國公司正在從以他們維吾爾工人為榮的工廠採購零部件或產品，例如 Taekwang 144 和 HYP。145 這種情況給從中國購買商品的公司和消費者帶來了新的聲譽和法律風險，因為在中國任何地方生產的產品，不僅僅是在新疆，都可能通過強迫勞動者的手。這種情況也給這些公司的投資者帶來了新的風險——從私人投資者到財富管理基金——他們現在可能發現自己與強迫勞動行為間接相關。
建議
對本報告中確定的虐待行為的回應不應涉及對維吾爾族或中國勞工的下意識拒絕。問題是要求維吾爾人在脅迫下工作的政策違反了完善的國際勞動法。至關重要的是，隨着這些問題的解決，維吾爾族勞動者不會被置於更危險的位置，或者例如被非自願轉移回新疆，在那裡他們的安全不一定得到保證。根據本報告的調查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中國政府應該：
允許跨國公司不受限制地調查中國工廠中的任何虐待或強迫勞動行為
維護中國所有工人，特別是弱勢少數民族工人的權利，決定他們的勞動力如何分配以及他們離開居住地的條件
批准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標準；建立一個全面的申訴機制，包括調查涉嫌強迫勞動的案件；為受害者提供保護和補救措施；並起訴肇事者
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保護中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和宗教權利。146
在供應鏈中使用強迫維吾爾勞工的公司可能會發現自己違反了禁止進口使用強迫勞動製成的商品或要求披露強迫勞動供應鏈風險的法律。147
本報告中列出的每家公司應：
立即對其在中國的工廠勞工進行徹底的人權盡職調查，包括強有力和獨立的社會審計和檢查。審計和檢查應包括對弱勢工人的狀況以及當前和持續安全的盤點
如果發現工廠涉及強迫勞動，則尋求利用其影響力來解決不當的勞動行為。在發生損害的所有情況下，都應立即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如果不能，它應該停止與那些工廠合作
確保它在尋求解決所有潛在危害時完全透明，包括公開報告其盡職調查和審計結果。
外國政府應該：
尋找機會向中國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以終止使用和便利維吾爾族強迫勞動和大規模法外拘留，包括對負責新疆強制勞動力轉移的高級官員實施定向制裁
審查貿易協定以限制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和產品
尋找機會迫使中國政府批准 1930 年強迫勞動公約（第 29 號）、148 1957 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第 105 號）149 和 2014 年強迫勞動公約議定書。150
消費者和民間社會團體，包括非政府組織、工會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團體，應該：
要求在中國製造的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和社會審計，以確保他們不參與強迫勞動行為
倡導承認對工人及其數字通信（包括工作時間和工作時間以外）的持續、多層次監視和監控是強迫勞動和嚴重侵犯人權的一個新出現且報告不足的指標
推動品牌對其供應鏈的構成以及為確保不發生強迫勞動而採取的預防措施更加透明
要求公司做出新的公開承諾，遵守當前的承諾，或兩者兼而有之，不在其全球供應鏈中使用強迫和脅迫勞動，並在發現此類情況時迅速公開採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