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和田舉行反恐維穩誓師大會 / 天山網 2017年2月17日（鏈接）

接替張春賢的是前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 [29] 他以維穩優秀而著稱，在新疆和西藏都用親自暗訪抽查的策略來防止下層官員在維穩工作上掉隊。 [30] 英文研究界普遍認為在他的領導下，自2017年春天以來， 新疆有幾十萬到一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原住民被抓捕並關押在中國當局設立的眾多“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中。 [31] 

這些拘留營在官方話語體系外中被稱為“再教育營”。陳全國指示，再教育營要做到以下幾點：教育要像學校一樣，管理要像軍隊一樣，保安要像監獄一樣。 [32] 在新疆，人們常常因為無關痛癢的原因被拘，比如使用過某文件共享應用程序來下載音樂。 [33] 被拘的人無法訴諸法律，並且要接受思想灌輸，以及生理和心理折磨。 [34] 

2017年的再教育運動是2014年反恐運動的延續。不過，在陳全國的帶領下，2017年的運動有一個獨特的五年計劃。它的目的是徹底改變新疆社會：“一年穩住、兩年鞏固、三年基本常態、五年全面穩定”。2021年底，再教育運動將進入規劃中的“全面穩定”階段。 [35] 此外，和2014年的反恐運動相比，2017年的運動擴展到了社會的更多方面，包括大規模強迫勞動、 [36] 強制節育措施 [37] 和更密集的思想灌輸。 [38] 

圖4：2017年，和田地區教育系統舉行“反滲透、揪兩面、保穩定、促和諧”宣誓大會。

和田地區萬名教師集體發聲亮劍宣講宣誓大會在于田舉行 / 于田縣微信公眾號（于田零距離）2017年6月16日（鏈接）

由於2014年的反恐運動和2017年的再教育運動在範圍和強度上有很大不同，本文儘可能地將二者分開討論。許多專家認為，這兩個運動疊加在一起已構成反人類罪 [39] 或種族滅絕罪。 [40] 

在國際社會的批評聲中，新疆官員稱大多數再教育營的“學員”已於2019年底被釋放。 [41] 一些證據表明，一些安全級別較低的設施已經停用， [42] 被拘留者則被轉移到強迫勞動項目或“社區管控”（類似於軟禁）之中。 [43] 官方統計數據還顯示，自2019年以來，刑期漫長、缺乏證據的判決在新疆數量激增； [44] 同時，衛星圖像證據顯示高安全級別的監獄不斷擴張。 [45] 許多生活在國外的維吾爾人表示，他們有多個家庭成員被判刑，有些人的刑期長達 10—20 年。 [46] 

第二章：大型政治運動的回歸

從概念上而言，把當前發生在新疆的人權危機和世界歷史上其他的人道主義災難作比有深遠的意義。然而，研究人員也必須在中國國內歷史和政治的框架內評估2014年的反恐運動和2017年的再教育運動。在新疆，大規模監禁、再教育營和勞動改造等政策標誌着毛澤東時代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和極端運動式治理的回歸。 [47] 

在大規模運動中，中國領導人經常把外來思想的湧入視作對社稷存亡的威脅。 [48] 在新疆問題上，中共認為維吾爾人的異議或反抗源於極端主義這一“毒瘤”或“病毒”。 [49] 因此黨和政府必須團結和動員社會上的各個方面來一起對抗看不見、摸不着的敵人。在文革期間，敵人是“黑五類”；在新疆，敵人則是“三股勢力”。毛澤東口中的“兩面派”一詞 [50] 也在新疆流行起來。許多少數民族在被指控為“兩面人”後被判刑。兩面人指那些公開支持黨、私下裡卻批評黨的人。 [51] 

以往的運動儀式也回來了。新疆有的官員因為背不出陳全國的語錄而受罰， [52] 居民們被要求齊喊對黨忠誠的口號，並祝願習近平主席身體健康。 [53] 

圖5：阿克蘇地區阿合雅鎮官員宣布，在農牧民中推進對黨感恩教育。

阿合雅鎮召開“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推進會暨在農牧民黨員中開展“三感恩、三祝願” 活動啟動儀式 / 阿合雅鎮微信公眾號（阿合雅零距離） 2017年6月14日（鏈接）

2014年，習近平曾親自下令讓新疆的官員使用毛時代手段，鼓勵鄰里相互告密。 [54] 此後，新疆各地紛紛舉行“揭批” [55] 和被稱為“發聲亮劍”的公開效忠宣誓儀式， [56] 以及大規模“公判大會”。 [57] ,  [58] 在公判大會中，嫌疑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遊街示眾並判刑。 [59] 這種群眾性的政治作秀在1988年被取締，此後在中國其他地方偶爾出現時也飽受譴責。 [60] 歷史學教授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曾在2010年寫道，公判大會長期以來都是“中國刑事司法中最具爭議的因素”之一，使中國無法靠近國際水準。 [61] 

中共高層官員從一開始就視新疆2014年反恐運動為一場政治運動。2014年8月，時任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場運動“決不是打幾個暴恐分子的事，而是一場反分裂、反滲透、反顛覆的嚴肅政治鬥爭”。 [62] 

運動式治理是一種緊急狀態下的治理方式，需要集中資源、動員群眾並暫停常規的官僚職能。 [63] 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前，許多學者認為儘管運動式治理持續存在於中國的政策制定中，那些以鞏固政治忠心為目的群眾運動已基本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控制的、精心管理的運動，目的多為促進經濟發展。 [64] 

但是在新疆，中共再度使用大規模政治運動對社會進行徹底改造，以人工製造出忠誠、服從和穩定。與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和1983年的“嚴打”運動相比，新疆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沿着民族和宗教兩條線展開；期間共產黨的實力、資源和權力都遠大於從前，並擁有着卓越的監控技術。同時，運動中的新疆仍和世界緊密相連。

圖6：中國企業威視訊達為新疆政法委反恐維穩指揮部提供解決方案，將“一體化研判中心”與各級監控和協調機制連在一起。

政法委反恐維穩指揮部解決方案 / 威視訊達（來源）

在新疆也在全國，中共黨國表現出一種對大規模政治運動條件反射式的依賴。許多學者認為，運動式治理是當代中國政策制定的一個核心特徵。 [65] 社會學家馮仕政視運動式治理為中共革命歷史的遺產。馮指出，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黨的領導人認為他們的想法具有先進性，因而有責任將更好的思想直接“灌輸”進民眾腦中。 [66] 法學教授郎佩娟則將當局頻繁進行運動稱為一種“政治習慣”或“迷信”。 [67] 

社會學家周雪光在2017年撰文指出，運動式治理和“常態化治理”這兩種對立的手段長期在中國交替並存。 [68] 運動可以被看作一種工具：當黨國認為龐大的官僚機器出了問題時，會採用運動的方式來糾正。周雪光稱，在中共70年統治當中，許多官僚結構為適應了運動的需要而變化，一些運動手段也轉變成了常規。

經濟管理學副教授李輝有着類似的看法，她認為政治運動最終反映的是黨國所期待的治理結果與當前行政能力之間的差距。她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持續有效性的常規治理是一種理想狀態，可以無窮接近，但並不能完全實現。與之相比，運動式治理的存在就現階段而言可能是一種常態。” [69] 在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政治歷史的美國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德國漢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稱運動式治理為“游擊式政策風格”，特點是“秘密、多變、迅速和意外”，與“政治問責、法律一致、程序穩定的民主規範”形成明顯的反差。 [70] 

理論上而言，毛澤東之後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包括鄧小平 [71] 、江澤民 [72] 和胡錦濤 [73] ，都對政治運動持相似的消極態度。習近平的直系親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監禁、再教育、死亡和酷刑折磨 [74] ，他本人曾批評運動“勞民傷財”。1980年代，據說習曾問同事：“咱們國家在這方面吃的虧還少嗎？” [75] 

圖7：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文革期間被遊街“批鬥”。

鮑彤憶文革：習仲勛是毛澤東“大大的受害者” / 美國之音 2021年5月（來源）

在大規模創傷和傷害的循環往復中，新疆的運動帶有習近平的印記。在2014年至2020年期間，習近平至少三次在講話中宣稱“中央關於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針完全正確”，“必須長期堅持”。 [76] 

七年過去了。共產黨對維吾爾人的打壓並沒有像過去許多運動一樣幾年後就失去動力。 [77] 相反，當局試圖永久地重塑新疆社會，並在2021年底前達到“全面穩定”的完美狀態。這與周雪光的理論相符，即運動式治理可以過渡轉化成為新的常規。 [78] 

當地居民也擔心這些運動可能已經成為新疆生活的新現實。“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六年，”來自新疆的漢族留學生孟優（Meng You，音）在2020年對人類學家白道仁（Darren Byler）表示，“所以感覺它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儘管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每個人都不高興。” [79] 

第三章：基層統治力

2019年，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和其他新疆公安部門使用的數據庫泄露，記者耶爾·格勞爾 [80] 獲得了數千份警方文件，她隨後與ASPI分享了文件的訪問權限。

在眾多文件中，本章重點關注一個維族家庭和他們社區的故事，以探討新疆的運動里黨國政權力量如何前所未有地貫穿進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個家庭的遭遇是新疆基層動員的一個縮影。在基層動員的過程中，名義上服務居民的志願組織社區居委會 [81] 演變為一個頗有權力的警方機關。如今它的新職能包括為維吾爾居民發放旅行許可證， [82] 在居民家中監督他們的行動和情緒，將一些居民送入再教育營，並對被拘留者的親屬進行類似於軟禁的“社區管控”。

“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

2018年11月11日上午10點30分左右，烏魯木齊市新民西街居委會 [83] 的工作人員護送兩名居民到“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即再教育營）參加19歲的阿納依提·阿布力孜的審判。一份警方文件指出這兩名男子是阿布力孜的父親和兄長， [84] 年齡分別為52歲和24歲。 [85] 

量刑聽證會在一小時後開始。阿布力孜和他的家人坐在一張長桌邊，對面是四名居委會工作人員。當地檢察院（相當於中國的公訴機關）的四名代表坐在“主席台”上。這場名為“兩告知一宣講”的聽證會旨在“告知學員參與恐怖活動、極端主義活動的性質，宣講黨和政府依法寬大處理的政策”。 [86] 

阿布力孜得知自己將被判處三年監禁，原因是他在2017年使用過一個名為“快牙”的文件共享程序，以及虛擬專用網絡（VPN）。 [87] 警方文件寫道：“對於此判決，阿納依提·阿 布力孜表示使用‘快牙’軟件他承認，但是他沒有使用過翻牆軟件，並且沒有出示他使用翻牆軟件的證據，對此判決他表示不服，存在異議。在阿納依提·阿布力孜家人親屬的勸解下，最終他在告知書上簽字。”

文件下一段寫道，阿布力孜的父親和兄長“聽完告知內容後情緒穩定”，未向阿布力孜透露他的母親已被“收教”的情況。

文件結尾寫道：“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

圖8：烏魯木齊水磨溝區的一座小區，阿布力孜家就在這附近。

來源：拍賣公告 / 新疆嘉盛拍賣有限公司 （鏈接）

在中國城市地區，“社區”指幾百到幾千居民居住的地方。根據法律規定，居民委員會或社區居委會是居民自治組織， [88] 但它同時也是黨組織結構的最低層。居委會在農村的對應機構是村民委員會。 [89] 

在社會主義單位制度和農村公社瓦解後，居/村委會成為後毛澤東時代的地方控制機構，幫助加強中國領導人口中的“基層治理”。 [90] 中國前主席胡錦濤推動村委會通過競爭性地方選舉進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而習近平則試圖通過模仿毛澤東的群眾動員手段來實現黨對基層更直接的控制。

1963年，毛時代的“楓橋經驗” [91] 曾令當時的工作單位和公社大隊靠動員群眾來打擊和改造所謂隱藏在人民中間的“敵人”。 [92] 如今，習模仿這一“經驗”， [93] 廣泛利用居委會和村委會來擴大黨在基層的能見度和控制力，以防止任何不穩定因素的產生。 [94] 基層動員工作已經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地區鋪開。新冠疫情期間，新疆以外一些地區的居委會不讓旅行回來的居民回到自己的家，這種獨斷的抗疫方式受到許多批評。 [95] 

中國其他地區的基層治理仍在建設中， [96] 但在新疆，以社區為基礎的控制機製得到了五項並行的國家和地方政策的檢驗和鞏固。結合人工和自動的監控工具，當局將社區劃分為小至十個家庭的微型治安單位，對居民進行歸納（profile）並先發制人地針對某些人（主要是少數民族），使他們在自己家裡也無法擁有隱私和安全感。 [97] 這些政策也針對其他被認為對穩定構成威脅的新疆居民，比如那些購買過高風險金融產品的居民，以及一名曾經參與過核試驗的退伍軍人。 [98] 

在新疆，家庭、鄰居和居委會的含義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兩場運動中，許多居委會幹部據報穿着軍裝， [99] 黨員和普通居民都被動員起來執行情報和治安任務。這種將執法權重新分配給平民和民間團體的做法模糊了平民和幹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間的界限。 [100] 維吾爾詩人塔希爾·哈木提·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在再教育運動剛開始的幾個月裡居住在烏魯木齊，他寫道：

“人們最終感到自己仿佛是警方的一部分，有一種互相監視和報告的味道。他們時刻準備抗擊敵人，同時也時常感到自己就是敵人。我開始在我周圍的人、甚至我自己身上隱約感覺到這一點。” [101] 

圖9：2019年，一名被派往莎車縣的“訪惠聚”幹部表示，幹部“入戶走訪”至少要有兩名全副武裝的保安人員陪同。

來源：在三年的駐村工作中磨練意志，錘鍊黨性，鍛造靈魂 / 古道西風 （鏈接）

3.1 警務室

2012年的一項政策規定，在新疆每個社區和村莊都要有一個警務室，其中至少有一名警察24小時住在警務室里，另有三名輔警擔任助手。 [102] 到2018年，新疆共有9000多個警務室，其中7400個位於農村，2100個位於城市社區——一共配備了約10700名警察、30870名輔警和48010名民兵。 [103] 此外，自2016年底以來，新疆還新建了數千個警察關卡，稱為“便民警務站”。 [104] 

3.2 網格化管理

網格化管理制度將社區劃分為小型地理和行政單元，於2004年首先在北京實行，2012年廣泛用於新疆。 [105] 在每個單元中，一名網格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收集信息，並向居/村委會和警方報告可能存在的問題。 [106] 網格化管理的政治目的分為兩個方面：擴大黨在基層的影響力、加重社區的警衛設施。 [107] 

3.3 “訪惠聚”

“訪惠聚”始於2014年，是一項政府授權的項目，將官員和一些平民（大部分是漢人）動員起來到維吾爾人和其他原住民家裡訪問或居住。 [108] 官員們與這些家庭“認親”，對他們進行思想灌輸和監視，也有權決定是否把這家的成員送入再教育營（詳見第7.3章節）。 [109] 

3.4 “三位一體”工作機制

本文是英文世界關於“三位一體”工作機制最早的報道。這一機制始於反恐運動開始之時，後來在新疆全境實施。它確保每個社區和村莊都由居委會或村委會官員、警察和“訪惠聚”工作隊共同管理。 [110] 據報道，習近平在2014年視察新疆期間對該機制給予了高度評價。 [111] 

“三位一體”機制和1968年前後成立的“革命居民委員會”高度相似。“革命居民委員會”是由黨員幹部、軍隊代表和群眾代表組成的，在實際上構成了國家權力的最底層，並控制着居民的行動，房屋的衛生、裝飾和人們的穿着。“革命居民委員會”最終造成了居民間人際關係的惡化，南京師範大學講師陳輝寫道，甚至“病態化”。 [112] 

在新疆，居委會或村委會是再教育過程的主要仲裁者。在再教育運動期間，“三位一體”機制每天至少舉行兩次會議：“早派工”，來分派“入戶走訪”和“調查”；“晚研判”，來決定在“調查”後採取什麼行動，包括是否應將某些人送去接受再教育。 [113] 

有時候，一些人會在警察關卡被攔下，在當地警察局接受情報人員的審問，隨後被送去再教育營。 [114] 當他們被釋放後，又會回到“社區管控”之下。 [115] 

3.5 十戶聯防

在再教育運動的頭幾個月裡，居民區的網格被進一步劃分為由十戶組成的微型單位。 [116] 這種超本地化的網格管理被稱為“十戶聯防”。 [117] 

到2018年底，新疆據報道有超過6萬個聯戶。 [118] 聯戶長，也被稱為“十戶長”，會接受官方培訓，學習如何收集情報、 [119] 調查可能被送進再教育營的嫌疑人、 [120] 進行“宣講”、 [121] 指導日常反恐演習，和安排勞動崗位。 [122] 根據表現，這些聯戶長會獲得經濟上的獎勵。 [123] 

在基層的警察和情報網絡中，也有信息員的存在。烏魯木齊市黨校的一篇期刊文章稱，信息員向聯戶長匯報， [124] 但警方報告顯示，每個信息員都被以一串字母和數字代號稱呼（例如DX18-2-80），他們直接向當地警察局的秘密警察報告（秘密警察的正式名稱為國內安全保衛局，簡稱“國保”）。 [125] 

圖10：阿克蘇市沙雅縣聯戶輪值長塔伊爾·巴柯。這裡的居民輪流當聯戶長。

來源：鄰里守望戶戶聯動打造和諧平安家園：新疆阿克蘇“雙聯戶”機制創新社會治理 / 法制日報 2018年11月22日 （鏈接）

被拘留者進入再教育營幾個月甚至幾年後，其家庭成員都常常不會收到正式解釋。 [126] 一些案件記錄顯示，居委會有時會與再教育營聯合起來安排聽證會，但有時又不這樣安排。聽證會上，居委會有時會要求被拘留者的家庭成員帶來一封感謝信，並在判決後朗讀。 [127] 

沒有異常表現

在阿布力孜被判刑前，他已經被拘留了至少八個月。泄露的警方記錄顯示，在此期間他的家人受到嚴密監視，他們的日常活動被記錄在題為“被收押、教育轉化人員情況”的報告中。

根據警方的報告，在2018年2月的一個星期內，一名楊姓居委會工作人員和另外至少三名幹部對阿布力孜家進行了六次記錄在案的訪問（表1）。

表1：2018年2月，“三位一體”機制到訪阿布力孜的家。

來源：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水磨溝區分局新興街派出所新民西街社區警務室（2018年2月23日 （鏈接），2018年2月25日（鏈接），2018年2月26日（鏈接），2018年2月27日（鏈接），2018年2月28日（鏈接），2018年3月2日（鏈接））

圖11：據一位訪惠聚官員說，許多維吾爾族家庭“根本就不理你”，或者“保持着冷冰冰的距離”。

來源：在三年的駐村工作中磨練意志，錘鍊黨性，鍛造靈魂 / 古道西風 （鏈接）

在此之前，2018年2月9日21點15分，“訪惠聚”工作隊的兩個人來到阿布力孜家。 [128] 

喀什地區使用的一份“訪惠聚”工作手冊要求工作隊對他們的維吾爾“親人”表達溫情，並給孩子們糖果。手冊中還列了一份清單，包含以下問題：“進門時家庭成員是否表情慌張、言辭躲閃？家裡是否從來不看電視節目，只看 VCD碟卡？家裡是否還擺放懸掛帶有宗教色彩的物品？” [129] 

兩名檢查阿布力孜家的“訪惠聚”幹部在2月9日當天發現這家人在家看電視和聊天。一名官員詢問了阿布力孜哥哥的健康狀況，按照手冊的指示表現出溫情。他的母親和妹妹當天沒有外出。幹部們報告說：“思想穩定，一切正常。” [130] 

2019年1月4日，距離阿布力孜判決聽證會過去三個月，也是他即將迎來20歲生日的前幾天，一名再教育營的官員打電話給居委會，說阿布力孜的手又受傷了。警方報告說，這隻手之前摔傷過，“復發了”。該居委會官員將這一傷勢告訴了阿布力孜的父親，並觀察其父了解情況後“情緒穩定，語氣正常，沒有異常表現”。 [131] 

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新民西街社區隸屬於水磨溝區。2019年2月，在水磨溝區派出所的管轄範圍內，共有552戶家庭有成員被拘留。2月11日的警方文件顯示，被拘留者的親屬“情緒有些波動，不停地到社區問情況”。

對此，派出所決定派遣警員更頻繁地到那些提問的人家中去，以“做好在押人員親屬的思想安撫工作”。同一份警察報告還提到了一個輟學的維吾爾少女，她父母都被拘留接受再教育：

“（她）最近情緒低落，有時會在朋友圈發一些對生活無望的文字。社區民警對其做了思想工作，社區將會進一步關注此人動態， 及時上報信息。” [132] 

第四章：黨的刀把子

許多最終被“再教育”的人都在被政法委標記後成為被懷疑的對象。烏魯木齊警方記錄顯示，當政法委檢測到異常情況時——如某家突然有外人來訪、有人駕駛不在自己名下的汽車 [133] 、接到海外電話 [134] 或使用“快牙”等文件共享應用程序 [135] ——政法委會通過“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一個預測性警務系統）向居委會和警方推送此類所謂“微線索”。在警方的報告中，這些通常無害的行為被稱為“敵情” [136] 或“重要情報”。 [137] 

圖12：再教育運動開始時，時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朱海侖在和田地區一次誓師大會上講話。

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和田舉行反恐維穩誓師大會 / 天山網 2017年2月17日（鏈接）

政法委是一個權力很大的黨內機構，負責監督“政法系統”， [138] 包括公安、檢察院、法院、司法和其他安全機構，例如負責情報的國家安全部。 [139] 在各級行政單位中，這些機構雖然名義上隸屬於政府，但最終要通過政法委對黨負責。習近平把政法系統稱為黨的“刀把子”（毛澤東語），並表示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黨和群眾手裡。 [140] 

在中國其他地區，政法委通常是一個沒有實際辦事能力的協調性機構。 [141] 但在新疆的運動中，政法委直接令基層進行了數百萬個調查。

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間，政法委管理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將186萬9310名使用過“快牙”的維吾爾人標記出來。 [142] 這個龐大的數據可能包括了阿納依提·阿不力孜。他2017年第一次被拘留就是因為使用該軟件。

政法委通過一個強大的新機構——反恐維穩指揮部來運行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ASPI在本報告中對這個指揮部首次作出報道。 [143] 新疆自治區級反恐維穩指揮部成立於2016年9月， [144] 隸屬於政法委。它擁有協調統領黨、政府、軍隊、公安、民兵和群眾各方面安全工作的強大能力。 [145] 隨後，自治區以下的行政單位也設立了維穩指揮部。 [146] 

圖13：圖解政法委、維穩指揮部、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三位一體”機制和再教育營之間的關係。

來源: ASPI

ASPI的研究人員發現，維吾爾人占多數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柯坪縣 [147] 在2017年後建造了兩個新的拘留設施， [148] 同時，當地政法委下屬的維穩指揮部在2018年僱傭了370名工作人員。他們工作時身着軍裝， [149] 其中有31名員工在所謂“教培中心調度室”工作。 [150] 巴音郭楞和烏魯木齊的預算文件顯示，當地的政法委還負責網格化管理的技術操作。 [151] 

信息不只從政法委到“三位一體”機制單向傳播。基層官員也會把日常檢查和調查中收集的信息反饋給一體化作戰平台。 [152] 當局把在押或被拘留過的人稱為“三類人員”， [153] 被認為和他們有聯繫的人的信息和行動軌跡都會被錄入到系統裡，並定期更新，就像阿納依提·阿布力孜的家人一樣。 [154] 

官員們也通過一體化作戰平台進行交流。 [155] 在這個平台上，他們會獲得績效評分並被分配任務。2019年，王松蓮（Maya Wang）和她的團隊對一體化作戰平台進行了“逆向工程”研究，並將該平台稱為一個“系統的系統”。 [156] 除了基層社區外，一體化作戰平台還從加油站、街上的警察關卡和學校吸取數據。

這種關鍵技術能力給了新疆政法委官員巨大的、不受約束的權力。然而，政法委之所以成為新疆鎮壓的中心，技術並不是唯一的原因。政法委本身就是運動式治理的產物，也是中國官僚體系內在靈活性的證明。 [157] 

在整個中國現代史上，政法委就像一個政治動員和動盪的晴雨表。政法委在1958年大躍進的頂峰期成立， [158] 當時擁有着不受限制的權力，而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誘因。 [159]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動盪之後，政法委退居二線，並在1988年被解散。但在天安門事件後，政法委在1990年被重啟。 [160] 許多學者認為，政法委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之間並不存在有意義的切割。 [161] 

自2002年周永康成為中央政法委書記後，“維穩”耗資巨大、呈現產業化的跡象，周本人也被稱為中國的“維穩沙皇”。 [162] 習近平上台後，周永康於2013年落馬，此後政法委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和影響力均受到削減。 [163] 為了肅清周永康時期留下的“餘毒”，習近平於2020年在政法系統內部展開了另一次清洗，以確保政法體系的絕對忠誠。 [164] 

雖然政法委在中國其他地區被認為有所衰落，但新疆政法委近年來的知名度和政治影響力卻在上升，職能也在擴大。 [165] 這一趨勢與以往的大型政治運動的模式是一致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另一個可能導致了政法委在新疆地位突出的因素：前新疆政法委書記朱海侖。朱被一些記者認為是再教育營的設計師， [166] 並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個名為“大政法委”的治理模式。

朱海侖於2006年至2009年期間擔任新疆政法委書記。 [167] 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朱接替了被免職的栗智，成為新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為了恢復秩序，朱提出了“大政法委”的概念， [168] 以求革新維穩工作，具體方法包括加強情報搜集、提高各警衛機構間的協調，以及基層動員。 [169] 

更重要的是，“大政法委”也標誌着烏魯木齊對網格化管理和“三位一體”機制的早期實踐。2010年，“大政法委”在烏魯木齊的四個中心區搞試點，其中就包括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水磨溝區。試點一年後，烏市新增了16900個監控攝像頭、16個居委會和八個派出所，每個居委會的開支和工作人員是原來的三倍多。 [170] 

在陳全國上任後，朱海侖於2016年11月復任新疆政法委書記。第二年，他簽署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規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工作的意見》，該文件後來被泄露給“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171] 

第五章：把法律變成武器

在政法委的領導下，新疆的政法系統推動了兩場運動中最具壓迫性的政策，包括法外拘留體系和正式的監禁制度。據估計，這兩種制度分別拘留了數十萬人，而且往往未經過正當程序。 [172] 

與過去的“運動式執法”類似， [173] 在新疆的運動中，執法決定往往倉促、嚴厲又任意。為了滿足運動的需要，高級官員頒布了與現存法律法規相牴觸的新規。在基層，官員則公開誇耀不按法律規定行事，並獲得高級官員和國家媒體的支持。各級官員被要求向黨宣誓效忠，保持“政治堅定”。

圖14：2017年，新疆監獄系統的官員集體宣誓對黨忠誠。

來源：新疆監獄系統廣大黨員幹部集體發聲亮劍 / 新疆監獄管理局 2017年6月10日（鏈接）

2014年，在反恐運動開始幾天后，新疆高級警官馬飛寫道：

“對轄區最不放心的極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請別給我談什麼犯罪的構成要件，要件成立了，人頭就落地了。打擊極端宗教寧可過激不可放縱……” [174] 

馬飛的話後來被國家媒體和一家知名的智庫報道。 [175] ,  [176] 

同年，新疆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宣布將把審判工作與揭批工作相結合，開始召開公判大會。 [177] 如本報告第二章所述，公判大會是一種政治表演，在當代中國已被取締並受到廣泛批評。

2014年5月，新疆北部城市伊寧市舉行了一場引人矚目的公判大會。被指控為“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的人被一車一車拉到體育場，其中大部分是維吾爾人，他們的頭被警察按着，在7000人的注視下被判刑。 [178] 

圖15：伊寧市在體育場舉行公判大會有7000人參加，現場有武裝軍人安保。

來源：新疆伊犁州舉行公判、公捕、公拘大會 對55名被告人公開宣判 / 人民網 2014年5月27日（鏈接）

時任伊寧市政法委書記黎明輝在現場表示要“以雷霆之勢堅決把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絕對取得反恐維穩嚴打這場人民戰爭的最終勝利。” [179] 第二年，黎明輝的上級領導、時任新疆政法委書記熊選國指示新疆高級人民法院“繼續加大公開審判力度，到案發地去，把公開宣判與公開揭批有機結合起來，擴大審判效果，有力震懾暴恐犯罪分子，確保新疆社會大局穩定”。 [180] 

2016年，阿勒泰市公安局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稱反恐運動就意味着“從嚴從重頂格處罰”。

“新疆目前處於嚴打暴恐時期。嚴打就意味着從嚴從重頂格處罰，本來可以判緩刑的就判實刑；按照刑法可以判處3年或10年的，肯定判你10年。” [181] 

2014年，新疆高院還明確下令加快審判速度 [182] ——這種策略類似於1983年的嚴打運動，當時約有170萬人在4年時間內被判刑。 [183] 在嚴打期間，司法機關拋開正常的刑事程序，用所謂“聯合辦案”來達到前所未有的審判速度，導致了大量不公正、虛假和錯誤的判決出台，包括死刑判決。 [184] 在新疆，被拘留者的命運也由所謂的“政法聯席會議”來決定。 [185] 與新疆的鎮壓類似，1983年嚴打運動在六個月的時間裡導致56.3萬人被判處勞動改造和再教育。 ^[186] Ramzy & Buckley, ‘“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z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 title="" aria-describedby="qtip-185" > [187] 

2017年，新疆書記陳全國多次指示官員做到“應收盡收”。 [188] 同年，朱海侖作為政法委書記命令地、縣級黨委書記親自監督再教育工作。 [189] 然而，直到2018年10月9日新疆才修訂了《新疆去極端化條例》以允許地方政府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及其他“教育轉化機構”。至此，新疆的大批拘留和思想灌輸設施才有了遲來的法律根據。 [190] 

在這兩次運動中，新疆官員的其他違法行為不勝枚舉，包括判決書和記錄的缺失，法律文件的編造，以及將維吾爾人和其他原住民群體的宗教和文化行為定為犯罪。 [191] 正如研究人員斌吉恩（Gene Bunin）指出，哪怕是在中國國內的背景下，新疆當局的執法方式也是“完全不合理並且嚴重違法的”。 [192] 舉例說明：

2017年9月14日，烏魯木齊市SY-150號便民警務站的日誌寫道，拆遷項目在即，居委會幹部曾試圖強迫被拘留者的親屬搬離天山區明華街：

“你們家中有人被公安機關收押審查，你們不能再（在）這兒購房居住，如果你們不及時搬走，將你們全家收押。” [193] 

圖16：再教育運動開始時，昌吉州的官員在烏魯木齊考察GX-001號便民警務站。

來源：昌吉州代表團來烏魯木齊市考察交流維穩工作 / 新浪新聞 2017年6月2日（鏈接）

2019年，一名新疆官員對“人權觀察”表示，在再教育運動的一個時期里：

“每個地區都下了抓人指標，於是我們開始到處亂抓：跟鄰居吵架的，街頭打架的，酗酒的，遊手好閒的；我們把這些人抓來，指控他們搞極端主義。中心的空間收不了這麼多人，他們就蓋新的……” [194] 

烏魯木齊警方文件也揭示出基層官員的類似的行為。一份警方報告稱，2017年，維吾爾男子伊克熱木·伊明被拘留，後來在達坂城拘留所接受再教育，他在那裡感染了乙肝和梅毒。 [195] 拘留所不僅沒有為他治療乙肝，而且不允許他的妻子給他送藥。伊明被告知，他被拘留只是因為“社區民警湊數字”。 [196] 據估計，達板城拘留所能夠同時關押一萬人，是新疆、也是中國最大的拘留所。 [197] 

2017年10月3日，維吾爾婦女古孜力阿依·買買提司拉木被幸福路派出所拘留。她被認為是“對社會不滿的不放心人員”，因此被送入再教育營。 [198] 艾可帕爾·吐爾遜的情況相似。警察記錄寫道：“自2014年與妻子離婚後，一直在外地做生意，電話也多次更改，無法聯繫，2018年3月8日回到烏市，經社區園桌會議研判，因此人居無定所，無固定收入，不易管控，2018年3月10日教育轉化。” [199] 

圖17：阿勒泰地區檢察院官員舉行發聲亮劍活動，手拿橫幅：“對黨絕對忠誠”

來源：堅定理想信念 對黨絕對忠誠 做新時代忠誠乾淨擔當的人民檢察官 / 微博@新疆檢察 2019年2月22日（鏈接）

來源：ASPI

這些數據展示了中共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官員體制性的不信任，以及漢人主導的黨國體制內深層的種族歧視。中共最初寫入中國憲法的民族自治 [219] 不復存在，只剩一批處在依附狀態、用來裝點門面的維吾爾官員還頂着這樣的承諾自欺欺人。

在過去七年裡所有的新疆縣委書記當中，有三個人最受媒體和中組部稱道，有時甚至受到習近平本人的表揚。為了點出新疆地方政治的動態，本章介紹這三位官員，尤其強調他們在推行兩場運動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220] 

“不忘初心”

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黨100周年。6月29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會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03名“優秀縣委書記”。 [221] 其中最年輕是一位36歲的漢人官員，名叫藥寧。 [222] 他因為不同尋常的教育背景而吸引了媒體的關注。與許多從地方大學或黨校獲得學歷的幹部不同，藥寧在兩所全世界頂尖的學府學習過——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 [223] 

圖19：藥寧，在哈佛大學受過教育的新疆縣委書記。

來源：清華畢業的85後縣委書記，擬獲全國表彰 / 京報網 2021年5月7日（鏈接）

2019年初，藥寧被任命為巴楚縣委書記。 [224] ASPI研究人員發現，從2017年起，當局在這個以維吾爾人為主的小縣城 [225] 新建或擴建了九座拘留設施。 [226] 就在藥寧到任前幾個月，巴楚縣當局計劃招募320名再教育營工作人員；這些職位只對18歲到45歲的漢人男性開放。 [227] 

作為黨委書記，藥寧的職責理論上包括擔任巴楚縣再教育營運作的總負責人， [228] 他還應當負責大規模勞動力轉移，這種轉移導致維吾爾工人遭受強迫勞動和流離失所。 [229]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藥寧公開表達了他為促進巴楚縣勞動力轉移政策付出的努力， [230] 聲稱在他兩年任職期間，有37700人被分配了工作。 [231] 

圖20：巴楚縣的一座監獄。這座監獄在藥寧在職期間運轉。2017年，監獄大大擴建；2021年，監獄仍有兩處正在建設中。從衛星圖片中可以看到，監獄有六座暸望塔。

來源：ASPI

藥寧正是習近平理想中的幹部：年輕、忠誠、有能力。 [232] 藥寧在山西省長大並在清華大學學習工程學。在讀書期間，他積極參與學生政治，擔任班級共青團支書和年級黨支部委員，並當選為學生會主席。 [233] 

在2008年的學生會選舉中，藥寧就表現出非凡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政治抱負，表示希望能“奉獻邊疆”，“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大舞台、做大事業”。 [234] 同年，藥寧被清華評選為“本科生優秀黨員”。 [235] 

2010年到2011年期間，藥寧在哈佛大學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擔任訪問學者，這是他在清華大學攻讀公共政策博士項目的一部分。 [236] 2014年，藥寧博士畢業後開始在新疆喀什地區工作，先後在維吾爾人為主的疏勒縣，後來在巴楚縣。

在2018年的一次清華校友訪談中，藥寧為有機會在新疆為國家服務感到感激。校報記者引用他說：“在邊疆工作，無論是反恐維穩還是脫貧攻堅，這份工作體驗在內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他還表示，自己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源自於母校清華大學的教育。 [237] 

有時候藥寧也會提到工作中的艱難。2019年12月，他在微博上發布消息說，認識的一位新疆官員突然去世，“是被工作累死的”。

“前幾天還打電話開玩笑，一下子人就沒了，心裡很不是滋味，南疆能有今天的安定局面，是有多少幹部為之付出啊，R.I.P.……”  [238] 

圖21：藥寧的微博

來源：藥寧的微博 / 微博 2021年2月25日到6月17日（鏈接）

藥寧的妻子周凌休同樣畢業於清華大學，是來自內蒙古的蒙古人。 [239] 內蒙古也是中國的邊疆地區，當地的語言和文化正受到黨國的打壓。 [240] 據周凌休說，藥寧在新疆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有幾次半夜他從喀什給我打電話，平日裡堅強的他竟痛哭流涕。” [241] 

根據社會學教授周雪光的研究，運動式治理往往迫使官僚放棄獨立處理信息、作出正確判斷的能力。 [242] 藥寧也承認在新疆接收到的信息存在矛盾之處。在2018年的一次採訪中，藥寧說：“我們在邊疆，每天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信息，有時這些信息還是互相矛盾的，如何去偽存真都是一件比較有難度的事情。” 他說：能夠從大量的信息中做出獨立的判斷，對一件事情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認識是一種重要的能力。 [243] 

2019年初，藥寧在微博上發了一張照片，裡面是“為人民服務”的匾額，並配以文字：“每到特別累的時候，就把當年拍的這張照片拿出來看看，惟願，不忘初心。” [244] “不忘初心”是一句習近平名言，常被用來鼓勵像藥寧這樣的基層官員為人民服務，幫助中華民族復興。 [245] 

圖22：2021年，藥寧（中）帶領巴楚縣幹部對黨旗宣誓。

來源：巴楚縣開展新黨員代表入黨宣誓活動，藥寧領誓 / 巴楚縣人民政府 2021年6月27日（鏈接）

“拜城經驗”

在新疆的兩次運動中，自治區二把手一直是黨委副書記雪克來提·扎克爾，他是維吾爾人，直到2021年9月30日一直兼任新疆自治區主席。在扎克爾任內，他手下有11位副主席，其中6人是漢族，3人維吾爾族，2人其他民族。 [246] 11位副主席中級別最高、權力最大的是艾爾肯·吐尼亞孜，他曾在2012年作為“新世界訪問學者”在哈佛大學阿什中心訪問學習過四個月。 [247] 吐尼亞孜目前代理自治區主席一職。 [248] 

最近剛被提拔至副主席之列，在11位中級別最低的是50歲的漢人官員楊發森。 [249] 他曾是2015年“優秀縣委書記”稱號的獲得者，現在是新疆最年輕的省部級領導。 [250] 

在2009年七五到2014年反恐運動開始這段時間內，楊發森擔任阿克蘇地區拜城縣委書記。拜城地處偏遠，居民以維吾爾人為主。楊發森在那裡創造了一套工作方式，後來被稱為“拜城經驗”。

圖23：2015年，楊發森在人民大會堂給習近平匯報工作。

來源：“70後”楊發森履新, 成新疆最年輕省部級, 曾獲“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榮譽 / 新浪財經新聞 2021年3月31日（鏈接）

“拜城經驗”是一套宣傳工作政策，目的是為黨的“去極端化”工作帶來創新和亮點。在拜城這樣的小縣城，楊發森看到這意味着集中國家媒體、政府網站和對外宣傳的資源，建立一個超級宣傳機構——“拜城縣宣傳中心”。 [251] 

宣傳中心成立於2013年1月，坐擁三層樓和600平米的空間，建造成本為200萬人民幣（合31萬4000美元）。 [252] 它負責安排媒體採訪、製作內容，並將統一的信息推送到不同平台上，包括廣播、電視、社交媒體和村裡的廣播站。中心還製作並分發“文化產品”，如宣傳單、折頁、戲劇、繪畫和順口溜。 [253] 

拜城縣一位官員對媒體表示，宣傳中心就像一個蔬菜批發市場，“宣傳中心幹部好比是‘菜農’，各部門宣傳幹事、宣傳員好比‘經銷商’，銷售對象就是全縣各族幹部群眾”。 [254] 

“拜城經驗”的另一個特點是將普通公民變為宣傳員。 [255] 在楊發森任內，“宣講”得到了普及，各行各業的人——黨員幹部、律師、宗教領袖、醫生、科學家、農民、企業主、婦女和年輕人都被動員起來，通過宣講來打擊“宗教極端主義”。 [25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交車司機，他們被要求向乘客進行宣傳，同時要監視乘客是否有“極端主義”跡象。 [257] 

圖24：2019年，拜城縣“感恩偉大祖國，歌頌幸福生活”主題宣講。

來源：拜城縣“感恩偉大祖國，歌頌幸福生活” 主題宣講走進大宛其、老虎台鄉 / 拜城縣人民政府 2019年8月11日 （鏈接）

拜城縣的經驗被認為是先進而富有創意的，在反恐運動期間經常被國家媒體宣傳。 [258] 2014年下半年，楊發森被調往庫車縣任職。 [259] 他離開後，新疆各地的宣傳官員紛紛前往拜城縣參觀宣傳中心，學習拜城經驗。 [260] 

在一個央視採訪中，來自溫宿縣、 柯坪縣、麥蓋提縣和阿合奇縣的官員讚揚了拜城縣“去極端化”的做法，稱這些措施有創意、“接地氣”、令人印象深刻。2014年10月，疏附縣委宣傳部長阿布里米提·玉素雲對媒體表示，疏附縣將複製拜城的經驗，最遲在年底前建成一座宣傳中心。 [261] 到2014年底，其他幾個縣也成立了類似的宣傳中心。 [262] 

楊發森是鄰省甘肅人，19歲到新疆參軍。 [263] 在軍隊服役三年後，他成為一名辦公室秘書，並慢慢獲得提拔。據官方媒體報道，楊發森工作勤奮，“沒有節假日，沒有晝夜之分”，在反恐運動期間與警察和其他幹部一起加班到深夜。 [264] 報道稱他精力充沛，“曾以《數天數》歌曲開頭為幹部講群眾路線”。《數天數》一歌唱的是人生短暫。 [265] 

2015年7月，在獲表彰的103名“優秀縣委書記”當中，僅有五人在人民大會堂講話並與習近平握手，楊發森是其中之一， [266] 這在中國是巨大的榮譽。在演講中，楊發森稱海外恐怖分子將他的照片發到網上，揚言要報復他。 [267] 

在2017年開始的再教育運動中，許多維吾爾人因被貼上“80後、90後不放心人員”的標籤而被拘留。 [268] 然而，早在2015年，來自新疆的楊發森就在給習近平作報告時說，讓未受過教育的年輕維吾爾人接受勞動改造可以帶來穩定：

“針對收押人員中“80後”“90後”占80%以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9%的特點，我們迅速啟動實施“萬名青年大教育大培訓、促就業保穩定”計劃，免費培訓3萬人，使那些社會閒散青年有一技之長，有事干、有錢掙、有盼頭，最大限度降低風險點。

通過不懈努力，全縣宗教氛圍趨於淡化，各族群眾明辨是非能力明顯提高，反恐維穩的正能量正在形成。”

在獲得“優秀縣委書記”稱號後，楊發森仕途平步青雲。2016年12月，他被提升為和田地區黨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 [269] 和田地區是新疆兩場運動的前線地區之一，ASPI研究人員發現這裡有52個新建或擴建的拘留所。 [270] 2018年2月，楊發森成為和田地區黨委書記； [271] 2021年3月，他成為新疆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 [272] 

模範少數民族

自2017年以來，幾乎每個新疆的少數民族二把手都發表過至少一份書面承諾，保證“發聲亮劍”。用色調鮮明、強硬、高度重複的語言，他們保證“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 [273] “永遠牢記黨的恩情”。 [274] 他們發誓要“揪出”黨的敵人——“禽獸不如”的“兩面人”； [275] 要“剷除”“粉碎”兩面人和“三股勢力”； [276] 要與他們“血戰到底”，進行“殊死鬥爭”。 [277] 

一些維吾爾官員表示，維吾爾人並非突厥人後裔，而是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278] 一名維吾爾官員反對使用維語，稱說維語就是不愛國，就是“兩面人”。 [279] 

圖25：維吾爾官員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面對鏡頭，桌上放着一本習近平的著作。

來源：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一字一句寫團結 / 人民日報 2017年7月16日（鏈接）

最先作出這種表態的是維吾爾官員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在再教育運動開始時，他在于田縣加依鄉擔任副書記，因為撰寫了《致維吾爾族同胞覺醒書》而一夜成名。 [280] 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寫下這封公開信是受到當年春天新疆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叫做“反恐維穩誓師大會”的軍事展演的“啟發”。他後來對媒體表示：“我們怎麼能無動於衷呢？我要說話！” [281] 

買吐送在公開信中對黨的政策表達感謝，並表示維吾爾人無法取得社會的“認同”和“包容”是因為“不少維吾爾人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三股勢力’對民族命運會造成怎樣巨大的危害”，沒能“亮劍”。他寫道：

“我們每一個維吾爾人都應更加旗幟鮮明地與‘三股勢力’作鬥爭，都應更加主動地站在‘三股勢力’的對立面。只有這樣[……]維吾爾族的未來才會繁榮，維吾爾族才會真正地被大家認同、被大家包容。

維吾爾族同胞們，讓我們覺醒吧！[……]用我們的勇氣和擔當贏得世人的諒解和尊重、用我們的貢獻來獲取曾被遺失的尊嚴[……]只有發自內心真誠的覺醒，才能讓我們獲得幸福的生活……”

買吐送的漢語並不流利。 [282] 根據官方說法，他於2017年2月19日用維吾爾語寫了這封信的初稿，並請人翻譯成漢語。 [283] 然後他得到該鄉黨委書記、漢人官員李仲剛的批准後，用了三天時間在該鄉下屬的12個村莊進行“宣講”，向村民朗誦這封信，直到他的嗓子說不出話。 [284] 據國家媒體報道：“有的村民邊聽邊抹眼淚，聽完一場又去鄰村再聽一 場，‘鄉長每句話都講到了我們心坎里。’” [285] 

圖26：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對村民進行宣講。

來源：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民族團結的執着踐行者 / 天山網 2018年1月16日（鏈接）

3月3日深夜，于田縣官方微信賬號發布了買吐送的公開信。 [286] 3月25日，新疆自治區黨委要求在全疆開展“學習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先進事跡”活動，並授予他“優秀共產黨員”和“民族團結進步模範”稱號。 [287] 

2017年4月左右，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開始被投入再教育營中。4月6日，烏魯木齊市新收犯監獄邀請買吐送進行在線“宣講”，以消除犯人的“極端思想”。監獄在微信上宣傳這一活動，稱許多犯人表示要以買吐送為榜樣，“學習他強烈的愛國熱情”，“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 [288] 

隨着他的聲音被放大，買吐送在事業上也見進展。5月18日，新疆兩位高級官員——黨委書記陳全國和時任組織部長馬學軍在烏魯木齊會見了買吐送。 [289] 陳全國高度評價買吐送“強烈的愛國熱情”，並贈送了他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290] 

圖27：陳全國和馬學軍在烏魯木齊會見買吐送。

來源：陳全國在會見吾布力喀斯木·買吐送 / 烏魯木齊市政府網站 2017年5月19日（鏈接）

到了8月，新疆黨委再次號召向買吐送學習， [291] 新疆的每個人——從黨的幹部到普通公民，都被號召以他為榜樣。買吐送開始成為國家媒體大力報道的對象。在訪談中，他有時把習近平的書拿在手中，發誓要“亮劍絕殺敵人”； [292] 有時則坐在辦公室里，習近平的書擺在他的桌子上。 [293] 

2017年8月，在發表《致維吾爾族同胞覺醒書》六個月後，買吐送被提拔為阿瓦提縣黨委副書記。 [294] 10月，他作為新疆的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共十九大。 [295] 在成為縣級官員的一年內，買吐送撰寫了17份關於“發聲亮劍”的新文稿，並在新疆巡迴舉辦了約130場宣傳講座。 [296] 

儘管買吐送名氣不減，但和大多數維吾爾官員一樣，他的官職至今仍是二把手。2021年，他出席了中央宣傳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向外國記者表示在新疆“老百姓的腰包比以前越來越鼓了，臉上的幸福笑容越來越美了”。 [297] 

第七章：“沒有與穩定無關的部門”

2014年8月，時任新疆自治區書記張春賢寫道：“牢固樹立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方、無關的部門、無關的人的觀念。” [298] 在新疆的運動中，幾乎沒有哪個部門或官員能逃脫高度政治化的“維穩”職責。有時，壓迫性政策是由聽起來最無辜、最不起眼的政府機構執行的。例如，喀什市林業局曾在一年的時間裡負責管理喀什再教育營的賬目。 [299] 

本章對反恐和再教育運動的五個重要方面——宣傳、再教育營、“訪惠聚”、強迫勞動和人口控制——作出概述，並指出了每一方面所涉及的行政機構。作者們也將這些行政結構以交互式結構圖的形式繪製在了“新疆數據項目”網站上。

圖28：從2014年至今參與過新疆治理的黨政軍以及混合實體的組織結構圖（截圖）

來源：ASPI

宣傳

與中國其他地方相比，新疆的宣傳工作更加密集、無處不在，並帶有強烈的種族色彩。本章節按照時間順序概述新疆的宣傳工作政策，其中包括公開的效忠宣誓、“宣講”、祝願習近平健康的口號，以及針對“極端分子”和“兩面人”的揭批大會。如第二章所述，這些政治儀式具有毛澤東時代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特徵。

2014年5月28日，在反恐運動開啟四天后，北京召開了一場關於新疆工作的高層會議。習近平在會議期間指示，為了實現新疆的穩定和黨的控制，一個關鍵措施是“要大力選拔對黨忠誠、關鍵時刻敢於發聲亮劍、有較強群眾工作能力和應對突發事件、駕馭複雜局面能力的幹部”。 [300] 在這個時間點上，所謂“亮劍”似乎是一種修辭手法，比喻堅定地對黨表達忠誠，並準備好通過鬥爭來捍衛黨。 [301] 

圖29：2017年，和田地區教師集體“發聲亮劍”。

來源：和田地區萬名教師學生集體發聲亮劍 發出正義最強音 誓與“三股勢力”和“兩面人”鬥爭到底 / 和田政務在線 2017年6月27日（鏈接）

“發聲亮劍”這個修辭手法很快就演變成了新疆特有的政治儀式。在北京那場新疆工作會召開九天后，且末縣約有一萬人公開承諾對“恐怖犯罪亮劍”。 [302] 據報道，2014年7月，莎車縣一群維吾爾人與大量軍警人員發生暴力衝突後， [303] 當地官員在村委會院內振臂高呼“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堅決維護法律尊嚴！”大約130名村級官員共同簽署公開信，譴責這一暴力襲擊。 [304] 此後，官員、平民、 [305] 宗教領袖、 [306] 企業家、 [307] 藝術工作者 [308] 和殘疾人 [309] 都簽署了類似的承諾書，來“發聲亮劍”。

“發聲亮劍”儀式很快變得十分普遍。參與者以站立的姿勢舉起拳頭呈宣誓狀，發聲譴責“宗教極端主義”，讚揚黨和黨的政策。 [310] 參與者還被要求在巨大的宣傳橫幅上簽名，並“鄭重承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 [311] 一些官員聲稱，這些活動可以治癒“極端主義”的疾病，改善群眾的心理健康。 [312] 

圖30：新疆圖木舒克市女性“發聲亮劍”儀式。

來源：大宣講：師市“大揭批大聲討大宣講”系列活動精彩圖集 / 市黨委宣傳部 2017年4月28日（鏈接）

2014年8月26日，新疆組織部在一份公開工作報告中說，該部將提拔六名帶頭在公開場合或媒體上批評“三股勢力”的少數民族官員， [313] 並“對政治上不夠堅強、關鍵時刻不敢發聲亮劍的65名考察對象，取消提名資格”。 [314] 

四個月後，在時任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的指示下，宣傳部準備了講課提綱並組織了“宣講團”。 [315] “宣講”指的是一組講演者用數周或數月時間在村莊和鄉鎮的學校或體育場巡迴講演，聽眾從幾十到上萬人不等。 [316] 演講者通常包括黨和政府官員、執法人員、宗教領袖、教師、被拘留過的人、心理諮詢師， [317] 以及被稱為“草根宣講員”的普通公民。 [318] 在再教育運動期間，司法廳和其下的“促進和諧預防犯罪宣講辦公室”在動員和組織“宣講團”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 [319] 

圖31：2017年，喀什市對草根宣講員進行培訓。

來源：喀什市對草根宣講員進行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培訓 / 喀什市微信公眾號（喀什零距離）2017年11月16日（鏈接）

2017年4月，新疆自治區統戰部在烏魯木齊舉辦了一系列“三愛、三反”研討會，持續了十多天，有近千名來自新疆社會各界的代表參加。 [320] “三愛、三反”是來自習近平名言的一句口號，全稱是“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大家庭，反分裂、反極端、反暴力”。 [321] 

“三愛、三反”很快成為新疆各地宣講和亮劍儀式的主題， [322] 並被擴展為“三愛、三反、三感恩、三祝願”。在這些儀式上，常被誦讀的“三感恩”和“三祝願”內容如下：

感恩偉大祖國，感恩中國共產黨，感恩習近平總書記；祝願偉大祖國繁榮昌盛，祝願習近平總書記身體健康，祝願各族人民團結和諧。 [323] 

升旗儀式、宣講和發聲亮劍經常合併進行，隨後在國家媒體上公開，媒體常報道參與者在儀式上情緒激動、不禁流淚。 [324] 

在新疆的兩次運動中，當局還推廣了名為“大聲討、大揭批”的批鬥會。這些儀式涉及到公開譴責那些被指控為“兩面人”的個人， [325] 並呼籲公眾舉報身邊的“兩面人”。 [326] 

圖32：2018年，巴楚鎮召開“大宣講、大揭批、大聲討，大反思”活動。

來源：巴楚鎮召開“大宣講、大揭批、大聲討，大反思”活動暨發聲亮劍大會現場推進會 / 巴楚靚麗巾幗（微信公眾號） 2018年3月21日（鏈接）

在基層，“訪惠聚”工作隊、駐村管寺管委會和居/村委會也組織規模較小的宣講活動。 [327] 據報道，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有1.2萬個“訪惠聚”工作隊和110萬名官員在新疆南部地區深入居民家中進行“去極端化”宣講。 [328] 政府機構（如檢察院或法院）、居/村委會幹部、全國婦女聯合會地方分會和私營企業都組織過“發聲亮劍”儀式。 [329] 

再教育營

研究人員發現，在再教育運動期間，拘留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理由非常廣泛，包括宗教表達（齋戒、祈禱、戴頭巾或留鬍子）、 [330] 境外聯繫（過去曾去過海外、與國外的人有聯繫或申請護照）、 [331] 觸碰到未經批準的信息（使用“快牙”或WhatsApp）或生育太多孩子。 [332] 如本報告第四章所述，有時候，拘留一個人並不一定需要理由。

圖33：從2017年到2020年9月，ASPI研究人員在新疆發現了388個新建或擴建的拘留設施。

來源：內森·魯瑟（Nathan Ruser） / ASPI新疆拘留設施數據 2020年9月24日（鏈接）

2015年，新疆的一些黨政機關開始起草“去極端化”規定，涉及的部門包括政法委、公安廳、司法廳等等。 [333] 經中央批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於2017年3月29日頒布。2018年10月，當局修訂了該條例，追溯性地為再教育拘留設施提供合法性。 [334] 

如本報告第三章所述，“三位一體”機制直接負責把維吾爾人移交給再教育營。自2018年起，新疆縣級和地級的再教育營由教培局正式管理。 [335] 監督教培局的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領導小組”，該小組由當地黨委書記領導，由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和衛健委的官員組成。 [336] 

在喀什市，ASPI的研究人員發現，至少有五個再教育營是2017年後建造或擴建的。 [337] 2017年喀什新建拘留設施的預算是975萬人民幣（300萬美元）。在教培局成立之前，這筆預算由林業局負責。 [338] 

被拘留者必須學習各種課程並通過考試，包括政治思想和漢語。當地教育局負責出考題、評分。 [339] 理論上，被拘留者的考試成績是釋放他們的主要標準之一。 [340] 

圖34：再教育營“營員”身着傳統漢服在一座村莊表演。

來源：在三年的駐村工作中磨練意志，錘鍊黨性，鍛造靈魂 / 古道西風 （鏈接）

克拉瑪依市的一份官方文件顯示，被拘留者從再教育營釋放時的手續工作由當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負責處理。 [341] 在南疆的鄯善縣，被拘留者的食物和生活費用由司法局承擔。 [342] 

“訪惠聚”

如本報告第三章所述，“訪惠聚”是一項持續的政策，它將官員們（多為漢人，也有平民）下放到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家進行家訪或居住，期間對這些家庭進行監視和思想灌輸。 [343] “訪惠聚”的中文全稱是“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2014年2月，新疆黨委宣布了首輪“訪惠聚”活動，並計劃在三年中派出20萬名幹部到基層的社區和村莊去。 [344] 後來，“訪惠聚”與一個名為“民族團結一家親”的類似項目合併， [345] 截至本文撰寫時，項目仍在繼續。

圖35：新疆自治區副主席哈德爾別克·哈木扎在莎車縣進行家訪。

來源：在三年的駐村工作中磨練意志，錘鍊黨性，鍛造靈魂 / 古道西風 （鏈接）

“訪惠聚”項目由各級組織部下的訪惠聚辦公室負責領導和組織。 [346] 2015年，新疆組織部出版了幾本“訪惠聚”手冊，告訴參與者如何處理可能遇到的問題。例如，當一個家庭拒絕官員進入其家中時該怎麼辦，或者如何與被拘留者的家人互動。 [347] 除了短期內提高黨國在新疆的能見度外，“訪惠聚”項目的意圖也在於通過重組基層的政治格局來鞏固黨在基層的長期控制。 [348] 

截至2016年，新疆訪惠聚辦公室由組織部長馬學軍領導， [349] 成員包括統戰部、宣傳部、黨校、婦聯、新疆政法委等部門的官員。 [350] 

2016年10月陳全國上任後，新疆黨委發起了“民族團結一家親”倡議， [351] 要求所有新疆的黨員幹部、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融入維吾爾人或其他少數民族家庭的生活，成為他們虛構的“親戚”。 [352] 

圖36：陳全國在一次“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動員大會上講話。

來源：自治區召開“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動員大會 / 皮山縣微信公眾號（皮山零距離） 2018年10月17日（鏈接）

2017年12月，新疆黨委啟動了第二輪“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派出超過112萬名幹部和平民進入原住民家庭，每兩個月居住五天。 [353] 從日常工作上來看，“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是“訪惠聚”的延伸，並與“訪惠聚”合併， [354] 儘管“民族團結一家親”領導小組和辦公室隸屬於統戰部，而非組織部。 [355] 

自2017年以來，管理自治區訪惠聚辦公室的“自治區訪惠聚領導小組”由陳全國親自領導。 [356] 同年，新疆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開發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統，以提高“訪惠聚”的效率。 [357] 

新疆幾乎每個部門和辦公室都會派幹部參加“訪惠聚”項目，包括那些通常與監視或民族政策無關的部門，如住房和城鄉建設廳 [358] 以及農牧業機械管理局。 [359] 

強迫勞動

在再教育運動期間，來自南疆農村地區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被稱為“富餘勞動力”或“貧困勞動力”，並被送往新疆其他地區或其他省份的工廠工作。 [360] 據國家媒體報道，當局打算在2017年至2021年期間培訓60萬名來自南疆的“富餘勞動力”，並把他們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工作。 [361] 

ASPI之前的報告《待售的維吾爾人》 （Uyghurs for sale）指出，在遠離家鄉的工廠里，維吾爾工人通常和其他工人分開住，並在工作時間之外接受有組織的漢語和意識形態培訓。他們受到持續監視，宗教信仰被禁止。 [362] 中國媒體2017年報道說，在黨的幹部到偏遠的皮山縣的各家各戶施壓以前，沒有一位村民自願報名加入勞動力轉移計劃、前往4000公里外的安徽省工作。 [363] 

新疆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直接負責這些大規模的工作分配。該部門為“貧困勞動力”提供“免費培訓”， [364] 並為參與企業提供補貼。 [365] 

2018年底，自治區成立“南疆四地州深度貧困地區有組織轉移就業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勞動力轉移工作，由自治區組織部長領導。 [366] 該小組的地方分支機構通常由各地黨政領導牽頭，由當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協調。 [367] 2017年，哈密市伊州區的一份政府文件指出，該地勞動力轉移工作小組向其成員部門分配轉移名額。 [368] 另一份政府新聞稿稱，尼勒克縣的每位官員都被分配了轉移名額。 [369] 

多份各級政府文件表明，轉移就業人員有人負責看守，行動自由受限。 [370] 新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雇用雙語看守來監督少數民族工人，並運行一個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管理系統”的監控體系，實時追蹤工人。 [371] 

焉耆回族自治縣的一份政府文件顯示，未經縣級和地市級勞動力轉移工作領導小組批准，轉移來的工人不得離開工作崗位或回家。 [372] 任何與工人行為有關的“異常情況”都會被報備給縣級政法委、公安局和勞動力轉移工作領導小組。 [373] 《華盛頓郵報》記者2020年訪問青島的一家耐克代工廠時，也發現維吾爾工人不被允許回家，並且工廠的外觀好似一座監獄。 [374] 

圖37：維吾爾工人梅合熱阿依·吐合提和同工廠的所有其他工人一樣，手寫承諾書“發聲亮劍”。

民族團結 | 持續發聲亮劍 誓與“三股勢力”作鬥爭 / 今日聖雄（微信公眾號）2018年5月18日（鏈接）

作為勞動力轉移計劃的一部分，新疆內外的多個部門被要求負責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在特定行業“落實崗位”。 [375] 這些“創造就業”的行為並非提供福利，而是迫使維吾爾人和其他原住民離開他們的家園，打散社區和家庭。 [376] 被轉移的工人通常在18歲至40歲之間， [377] 其中許多人留下了孩子、老人和牲畜。 [378] 例如，在實施勞動力轉移計劃後，葉城縣（維吾爾人占93% [379] ）有2428名老年居民、1941名兒童和約33.69萬頭牲畜被留給國家照顧。 [380] 

新疆發改委將工人轉移到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這些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國有項目。 [381] 2017年至2019年期間，自治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1.6萬名“貧困勞動力”向國有企業轉移。 [382]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工人轉移到公益性崗位。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廳將工人轉移到紡織、服裝、農業和電子製造業。 [383] 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將工人轉移到建築行業。 [384] 自治區扶貧開發辦公室與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協調，將民營企業引入南疆，為轉移就業做準備。 [385] 

圖38：在托克遜縣一座工廠，從南疆來的轉移勞動力在進行“發聲亮劍”儀式。

民族團結 | 持續發聲亮劍 誓與“三股勢力”作鬥爭 / 今日聖雄（微信公眾號）2018年5月18日（鏈接）

其他理論上勞務無關的黨政機關也參與了勞動力轉移。例如在2019年，于田縣婦聯將50名婦女送到山東青島的一家電子廠工作，另將500名婦女送到烏魯木齊從事家政和餐飲服務工作。 [386] 

“訪惠聚”工作隊還走訪了一些家庭，並進行了“調查”（具體調查內容未寫明），試圖說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接受被分配的工作。 [387] 

人口控制

在再教育運動期間，新疆當局對“違法生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打擊，以壓低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婦女的生育率。 [388] 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少數民族婦女，一經發現則面臨高額罰款、紀律處分、拘留和強制絕育等。 [389] 甚至早在1992年發生的“違法生育”都受到追溯性地懲罰。 [390] 

因此，在2017年到2019年的兩年間，新疆政府公布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48.74%）。 [391] 在原住民比例較高的南疆，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加劇烈。 [392] 這些“計劃生育”措施專門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原住民群體，而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黨國為了提高出
，正在試圖阻礙漢人婦女進行非醫療必須的墮胎。 [393] 

圖39：1991年至2019年新疆與全國出生率對比

來源：內森·魯瑟、雷國俊《新疆計劃生育報告》 / ASPI 2021年5月12日（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