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革命過程中，反抗群體/革新勢力如何處理內部利益分配與矛盾紛爭--由最近的metoo風波引起的思考

無論改革還是革命，在具體如何促進發展、進步、平等的路徑選擇上，按照物質利益及非物質的利益與情感的側重，可以分為兩種：

一是，按照受壓迫、被損害的程度，優先和重點幫助最苦難最弱勢者獲得解放，受損越多補償越多。而在各種內部糾紛發生後，也偏向這些弱者以促進衡平、保護弱勢。

二是，按照受壓迫群體中抗爭能力（尤其暴力能力）、貢獻度、話語權和影響力，優先照顧支持能搞事、反抗力強的個人或群體。在涉及各種內部紛爭時，優先照顧這些人的情感、利益、關切，甚至庇護袒護其惡行/罪行。

這兩種路徑，是不可兼得的。當然現實中也不會有哪場改革或革命完全倒向一方（雖然中共的改革開放一定程度是高度社達、倒向一切強者和“能人”的，不過弱勢的農民階層也有所參與和受益），但是顯然有側重的不同。

一般而言，越是受壓迫欺凌傷害，越是缺乏反抗能力，在充滿衝突和暴力的革新道路上，貢獻有限。而反倒是那些受壓迫較輕乃至既得利益者，相對更能搞事、更有力量反抗。

從情感和改革/革命的目的上，應該更多支持和補助最弱勢者。但從實現改革/革命成功的功利角度，則是相反。越是支持那些較有能力、暴力、話語權者，對他們關切優先的更多的滿足，革新力量整體上就越強大，革新成功可能性也更高。

女權問題就是例子。在絕大多數國家，男性都擁有壓倒性的權力、人脈、暴力、金錢等優勢和資源，專制保守的待民主進步國家也不例外乃至更甚。

而在反抗群體（或潛在的反抗群體）中，同樣是男性擁有壓倒性的資源和能力優勢。而女性則受壓迫更深重、更痛苦絕望。

從補償弱者、促進公平的立場上，女性應得到比男性更多的支持和挹注。在涉及男性和女性的糾紛上。也應該更加偏向女性。

但是無論是理性分析還是現實例子，都可以看到，由於男權社會的種種現實，不僅主導專制威權體制的統治階層是男性，主導着政治反對勢力和民間抗爭運動的，同樣是男性。而且在男權社會、性別不公、暴力化的環境下，往往只有男性主導的反對派，才能推翻男性統治階層。這並非應然，但卻是實然。

而受害更深、反抗正當性更強的女性，在男權社會下無法主導反抗運動取得勝利。即便有個別女性光彩照人、能力強悍，如昂山素季那樣，其依靠的力量仍然是男性為主。

不僅女性難以主導反對派勝利，即便女性與男性平分反抗的資源、相同地位權力，一般也是不利於反對運動更加壯大和成功的。這同樣不是應然而是實然。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當然是男權社會尤其暴力化的環境，對女性天然的不友好、不利。在殘酷的革新鬥爭（無論改革還是革命）中，需要的暴力、陰謀、其他殘酷手段，顯然男性更加擅長。

這樣的實然下，政治反對力量往往選擇以男權的價值觀、言行、手段，來對抗同樣男權的統治階層。而革命勝利後，由於主導革命的是男權、革命方式也是男權社會的慣常手段，女性的參與有限，所以專制男權只是變成民主男權，女性仍然是被壓迫者（當然程度可能減輕）。

不僅女性，LGBT群體、少數且弱勢的族裔、殘疾人、青少年和老人，以及各種其他弱勢群體，也符合同樣邏輯。相對於普通人尤其成年男性，他們受壓迫更重、身心更受害。但正因其弱勢和受害，即便反抗壓迫，其反抗能力和貢獻，都不及受壓迫傷害較小的成年男性。

同樣，他們在專制和叢林社會中最需解放和支持，但功利上，反對派的反抗資源不如投給成年男性。歷史上歷次變革尤其暴力革命，壯年男性革命者都得到了相對最多最好的資源（當然承擔的義務野相對最大），各種老弱病殘人士都是犧牲品，婦女更往往淪為戰利品和玩物。

另外，許多弱勢群體反抗能力或可以，但建設能力弱。由於知識和能力不足，其即便推翻壓迫勢力當權，其所作所為比被推翻者更加殘暴、反人權、專制。就像工人和貧農是中共革命的主力軍，可他們掌權後，成為幹部、工貴、黨衛軍，腐敗墮落、壓迫其他低階工人和農民，更甚於當年的地主資本家，治國理政更是一團糟。他們曾經的確受壓迫、也有反抗能力並為革命貢獻巨大，但並非適合執政。

那麼，如何推動改革/革命並成功？我的觀點還是早就談過的：折中主義。要兼顧改革/革命的功利性和正義性，對於能夠為革新發展貢獻大的，和相對最受侮辱損害的，相對平衡的對待，反抗資源和支持多給前者，補償和幫助多給後者。關鍵時期和衝突期資源傾斜於前者，平和期和革命勝利後多給予後者，且不能失約。

這種折中，不僅應體現在資源分配，也應用於處置內部的各種爭議和糾紛。就像如今人權律師界、文化界、各種名流中的metoo事件。受害者應該同情支持，加害者應該譴責。但具體的度、對待和解決方式，可以相對和緩，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既不能為顧全大局不顧女性控訴，又不能導致內部破裂或者過於分崩，爭取內部和諧共御外敵，實現有益變革的成功。

但這種折中，現實中並不容易實現。具體操作中，往往是偏向於能力強的人，而非受難程度更重者。

更重要的，如果敵對力量/統治階層，採取偏向強者/能搞事者/暴力陰險者的政策，那反對派的折中兼顧，還是否能夠戰勝對方？道義的優勢能否抵禦甚至超過更適應社達叢林的拉強踩弱。這時反抗力量對待不同群體的側重是否應改變？

反過來，如統治階層舉起道義大旗支持弱勢，反對派如何因應？如統治階層利用反對派內部格差和身份差異，來分化打擊（如利用性醜聞），對此應該改善內部平等性，還是更多採用封閉和壓制手段維持內部穩定團結？

對於統治階層選擇性的、不長久的支持弱勢的態度和政策，反對派如何說服內部的成員及外部的大眾，自身扶弱平權的承諾相比統治階層更真實、更具可持續性？如何在自身知行合一、保持前後一致的巨大付出同時，能夠不被對方的謊言承諾和短期政策將人心騙走奪去？

在涉及內部鬥爭問題上，往往野蠻殘暴勢力更能擺平內部衝突。因為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不在乎相對弱勢者尊嚴利益，乃至故意出賣弱者的聲明、尊嚴、權利自由，滿足內外的強者，保障一定時期的安全和喘息，為最終勝利換取時間空間。他們也可以用反人權的高強度紀律保障團結穩定，包括屠殺和酷刑。

而文明進步力量考慮到成員的人權、尊嚴、訴求，就容易不那麼團結，還因為相對透明和寬鬆，而被邪惡勢力窺探、滲透、利用。

歷史上進步力量內鬥，被保守/野蠻勢力幹掉的例子，太多了。南明王朝、國民政府，失敗都和內鬥有關（當然內鬥並非唯一和決定性因素，但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對面的滿清和中共，就相對團結的多，內訌也是等到勝利了、政權穩定了再說。即便存在內訌，也會被領袖人物/核心決策層果斷處置、不惜痛下殺手平息。

弱勢群體內部因為外部傷害和壓力、內部資源不足，本就很容易加劇衝突。如果再缺乏團結、鬆散內耗，就幾乎必然覆亡。

當然，反過來說，道義、誠實、寬容、良善、公平，亦有其巨大的吸引力、道德感召力、人心凝聚力。邪惡和暴力並不一定會戰勝良善。

但善良戰勝邪惡，需要良善方的軟硬實力及實踐手段，綜合起來形成的拉力，超過邪惡勢力使用暴力、陰謀、謊言所製造的拉力和對良善方的瓦解與破壞力。

如善力不及惡力，那良善的掣肘作用多於益處，不僅會失敗，堅持的道義還會遭嘲笑侮辱。春秋時代“泓水之戰”的宋襄公就是例子。而同時期晉楚“城濮之戰”中“退避三舍”的晉文公得到稱讚，前提是他取得了勝利。

如果善力勝了惡力，那就是孟子說的“得道多助，天下助之”了。但善勝於惡，並不僅僅在於善，而一定是“行文事者有武事備”，“武”也不僅指狹義的暴力，還有其他各種硬性手段。

還有，在勝利的過程中，不能完全不擇手段，但也不能拘泥於人權人道，不光彩手段是免不了的。但又要避免習慣於醜惡而真的蛻變為惡人。

還有老生常談的，“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並不是勸女性等弱勢者要為大局犧牲權利、尊嚴、自由，但應該爭取一種對各方、對全局、對國家民族都較有利的解決方式。

歷史上多少革命者都忍辱負重。不僅女性忍，男性也是在忍。各種傷害，根源上也是更大的壓迫、圈子外的體制和權貴的傷害。捨本逐末，只會高度內耗至死。

以上這些關於反對派內部關係對改革/革命成敗得失的討論，只是說這是成敗的一方面因素，而並非全部和決定性的。如果反對派不夠強大且無合適機遇，再團結友愛也難以勝利。若反對力量足夠強大、順應時勢，即便有些內耗也能勝利。但內部關係的和諧與否，的確是影響改革與革命成敗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補充一段。解決包括女性受害問題，需要整體和協調。因為傷害是傳導的，單獨批判某男性對女性的傷害，無法普遍的解決問題，乃至個案也無法根本解決。只有追溯其行為動機，發現更多不公不義，像剝洋蔥一樣將罪惡一層層剝開，傷害鏈上每個人都懺悔和擔責，讓尊重和保護女性的道理緣由、道德觀念、責任意識，內化與每一個男性和女性的心中（而非僅僅依靠法律、暴力、輿論、人際鬥爭），女性受害的歷史才能走向終結，女性的安全、權利、自由，才會真正無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