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全球最無恥的報紙和最無德的記者，因為全球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敢如此不負責任地報道一樁未決的謀殺案：

一，1996年4月20日報道發出時，該案連一審都還沒有開庭，兇手至今都沒有定論，《呼和浩特晚報》儼然就是地球法院的大法官一筆斷定兇手就是呼格吉勒圖？！

二，中宣部對官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案件終審前，不得進行報道影響案件正常審理。

三，採訪案件雙方當事人，這是記者ABC的職業常識，如果記者當時能聽一聽呼格吉勒圖喊冤，公布事實真相，或許會避免一場冤殺。

四，毛骨悚然的是，《四·九女屍案偵破記》的作者竟然是冤殺案的屠夫之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警隊技術員任呼鎮，和一位宮姓記者寫的，而所寫內容完全依據人渣專案組長馮志明的一面之詞。把一個無能破案，把無辜報案人順手逼成殺人犯的人渣公安局長描寫成一個兩日之內可以破獲謀殺案的神探。

報道發出後的第27天，呼和浩特市中級法院惡魔法官呼爾查和宮靜宣判呼格吉勒圖死刑。

報道發出的第50天，呼格吉勒圖被冤殺。

報道發出的第18年，呼格吉勒圖被平反。

如果說呼和浩特市公檢法的29名屠夫冤殺了呼格吉勒圖的肉體，那麼，《呼和浩特晚報》的這篇報道就是"社殺"“呼格吉勒圖全家的屠夫！

呼格吉勒圖全家所飽受的屈辱全源於該篇報道，時至今日《呼和浩特晚報》從沒有為這篇極度不負責任的報道公開道歉過。

在此，敦促《呼和浩特晚報》公開道歉賠償，因為該報道已構成誹謗罪！

希望《呼和浩特晚報》把4月20日，刊登《四·九女屍案偵破記》的日子定為“報恥日”，每年的“報恥日”全體採編人員到呼格吉勒圖的淚滴問號墓前懺悔這一恥辱的日子。

記住：記者筆下有人命關天，記者筆下有財產萬千的全球記者的職業道德警示！

附：

《四·九女屍案偵破記》（作者：任呼鎮，宮XX，刊於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報》）

1996年4月9日晚8時，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公安分局刑警隊接到電話報案稱：在錫林南路與諾和木勒大街相交處的東北角，一所舊式的女廁內發現一具幾乎全裸的女屍。報案的是呼市捲菸廠二車間的工人呼格吉勒圖和閆峰。警方立即驅車前往現場。

馬志明（編註：應為馮志明）副局長和報案人簡單地交談了幾句之後，他的心扉像打開了一扇窗戶，心情豁然開朗了。

按常規,一個公廁內有具女屍，被進廁所的人發現，也許並不為奇。問題是誰發現的？誰先報的案？而眼前這兩個男的怎麼會知道女廁內有女屍？

馮副局長、劉旭隊長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一齊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兩個男報案人，心裡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

作為優秀的刑偵人員，現場的任何異物都是珍貴的資料。而臨場領導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即便是眉頭的一起一伏，都是無聲的命令。那兩個男報案人，看見忙碌的公安幹警，又看見層層的圍觀者，他們想溜了。然而，他倆的身前身後已站了“保鏢”。

“我們發現了女屍，報了案，難道我們有罪了？”報案人惶惶然了。

“只是讓你們去寫個經過。”

“我們還要上班！”

“沒關係，我們會給你請假的。”

在分局裡，兩人分別被領進了兩個辦公室。

“你叫什麼？”

“我叫閆峰。”

“你說說，你是怎麼知道公共女廁內有女屍的？”

“我和呼格吉勒圖都是捲菸廠二車間的工人。我倆今天都上中班，到後半夜兩點下班。上班後，我一直在幹活，大約八點多鐘，呼格吉勒圖找到我，悄悄地對我說，‘嗨，女廁所有個女人死了，你不去看看？’我出於好奇，便跟着他去了廠外的公共女廁內，我看見黑乎乎的一個人橫在兩個蹲坑的矮隔牆上，我轉身向外跑，說，‘趕緊報案吧’，我們就報了案。”

“有誰能證明你一直在車間工作呢?”

“有！從上班到出來都有人知道。”

另一個辦公室里。“我叫呼格吉勒圖，蒙古族，今年19歲。上班後，我出廠外買點東西，突然想小便，聽見女廁所內有女人喊叫的聲音，過了一會兒，我聽到裡面沒動靜，我便跑進女廁所，見那女的橫仰在那裡，我便跑了出來。但又一想，那女的是不是死了？我又返回去，見那女的真的死了。閆峰說，報案吧，我嗯了一聲就跟他出來了。因為廁所太臭，我買了五塊泡泡糖，見閆峰朝治安崗亭走去了，我怕他搶了先，我也就跑過去報案了。”

“你是怎麼聽見女廁所內有喊聲的？”

“我小便時聽到的。”

“聽到聲音你就跑進女廁所了？”

“是。”

“你沒碰見什麼人從女廁所跑出來？”

“沒有。”

“你進了女廁所時，那裡還有別人嗎？”

“我只看見那女的橫在那裡……好像有人跑走了……不是，反正我沒看清。”

“你幾點上的班，幾點出的廠，幾點發現的女屍，幾點叫的閆峰？你為什麼不先報案而叫閆峰呢？”

下面的問答簡略了。因為呼格吉勒圖不是拒絕回答，便是東拉西扯，而且往往是答非所問。就像在狂濤中顛簸的一葉小舟，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天與水之間的差異。

在審訊呼格吉勒圖的過程中，由於呼的狡猾抵賴，進展極不順利。市公安局局長王智在10日親自來到分局，聽取案件進展情況，當分析案情後，王智局長特別指示：一、對呼格吉勒圖的痕印進行理化檢驗，從中找出證據。二、展開一個全面的、間接的包圍圈，從間接證據，形成一個完整的鎖鏈，讓呼格吉勒圖丟掉僥倖心理。三、注意審訊環節，從供詞中找出破綻，抓住不放，一追到底。王智局長的指示，極大地鼓舞了分局的同志們，在他們認真貫徹領導意圖的情況下，審訊很快便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

“4月9日，我上班後便溜出了廠門……” 呼格吉勒圖交待說，“我乘天昏地暗，便溜進了公共女廁所挨門的第一個蹲坑，假裝大便，實際上是企圖強姦進廁的女人。大約8點半鐘，見一個女的走進來，她蹲在了靠里點的蹲坑上，我便朝她撲過去，就要強姦。那女的見我撲過來，趕忙提起褲子，並厲聲問我‘你要幹什麼？’我低聲說，‘別喊！’說着，我將她抱住，是用一隻胳膊將她的脖子擄住，怕她喊，用另一隻手掐住她的咽喉。沒想到，她沒吭聲，我便將她的褲子拉下……上上下下摸了一氣就跑出來了。我知道她已經死了，怕將來追查到我，便回廠叫了閆峰，以便讓他證明我是上班來着，是偶然發現女屍的。我報案一是怕閆峰說漏了嘴，二是想轉移你們追查的目標……”

這供詞是熬了48小時之後才獲得的。為了證實呼格吉勒圖交待的真實性，由分局刑警隊技術室對他的指縫污垢採樣，進行理化檢驗。市公安局技術室和內蒙古公安廳進行了嚴格科學的鑑定。最後證明呼格吉勒圖指縫餘留血樣是完全吻合的。殺人罪犯就是呼格吉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