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自述與文章摘選》讀稿筆記之七
李慎之，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第一任所長、社科院副院長，曾長期擔任新華社“大參考”編輯、多次陪同周恩來出訪，並在1979年陪同鄧小平出訪美國。六四後因其同情學運的態度和“不在刺刀下做官”的言論被免職。2000年初以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洛陽紙貴，成為體制內人士批判體制，倡導自由民主的代表。2003年病逝。本書的“自述”部分系將李慎之檔案中的自傳與他接受訪談、與朋友談話中的相關部分結合而成，“文章摘選”則將他著述中的精華按主題編輯組織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中共建政前
一切從頭來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即使政權更迭，外交政策還多以連續性為主。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時候，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現為斷裂性。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身的中華民國，有過不少失地退讓、喪權辱國的記錄，但是到一九四五年，隨着抗日戰爭勝利，外交上也可以說大獲全勝。不但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且過去一百多年中列強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也已基本廢除，租界已經收回，領事裁判權已經取消，中國甚至成為手中握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亦即世界五大強國之一，與國遍於世界，真可謂國恥盡雪、風光一時。
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就確定外交方面的三條方針：（一）另起爐灶；（二）把房子打掃乾淨以後再請客；（三）向蘇聯“一邊倒”。這就是說，在外交上一切從頭來過，對國民黨的遺產，甚至連聯合國內的重要地位都幾乎不屑一顧。
2. 馬列主義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人類的全部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近代以來，階級鬥爭已經發展到以全世界為範圍。在這場世界性的階級鬥爭中，站在正確的、進步的方面，而最後必然勝利的是無產階級；而站在錯誤的、反動的方面而最後必定沒落的是資產階級。自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來，尤其是在蘇聯主導下成立第三國際以來，世界無產階級已經有了一個頭，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置身於世界規模的階級鬥爭以外，各個國家間的外交鬥爭不過是這場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特殊形式而已。所以在觀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的時候，至少在其初期，決不能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則就無法理解。
3. 中共建政前的外交
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對自己的外交政策就已成竹在胸：就是對帝國主義國家堅決鬥爭；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被壓迫民族則實行國際主義，後者源於馬列主義所謂工人無祖國，各國無產階級利益完全一致而沒有利害衝突的理論。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立即把自己歸屬於同樣信奉馬列主義的、世界上第一個由無產階級建立的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是天經地義的事。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黨章第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有隸屬關係。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就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出席；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政權名字就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並不在中國人手裡，而在代表共產國際的德國人李德手裡。共產黨是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員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紀律，也必須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許多老輩共產黨人（當然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內）對國際的指示是嚴格遵行，不敢有違的。“九一八”以後，中國的東北已經淪陷了，而上海的中共黨員，還在舉行飛行集會，散發“武裝保衛蘇聯”，“堅決保衛馬德里”的傳單，就是執行的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勝利前的這種慣性，一直保留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是十分自然的。
共產國際在一九四三年已經解散，從組織上說，再沒有人可以對中共發號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後已經可以自作主張了。但是就在一九四七年，蘇共又發起組織了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把世界上已經奪得政權的共產黨都包括在內。對各國共產黨（不論其奪得政權與否）有不合乎馬列主義的行為與理論的，也就是不合乎斯大林的旨意的，都進行了批評以至處分。我記得至少對當時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評得十分嚴厲（共產國際則甚至解散過波蘭共和朝鮮共）。而到次年（一九四八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共產黨情報局更開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團”，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義”。中共中央通過當時黨的副主席、理論權威劉少奇發表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文章，論證民族主義是反動的，是違反馬列主義的，只有國際主義才是正確的。根據馬列主義，民族利益（亦稱國家利益）是由階級利益決定的，因此實際上是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夕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則充分闡明了民族利益由意識形態所決定這一點。在後一篇文章里，針對當時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國應當走第三條道路，做美蘇之間的橋梁的言論，毛澤東說，你們說我們“一邊倒”，我們就是要“一邊倒”，我們不能做美蘇的橋梁，只能堅定不移地站在蘇聯一邊，站在世界無產階級一邊。這就確定了聯蘇反美的外交政策，一直到二十多年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才有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