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蔣國輝 西師附中初 66 級 3 班同學，1969 年上山下鄉，1972 年到重慶打通煤礦當礦工，1977 年考入大學，1987 年考入黑龍江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現居德國。着有學術專著《語言和語言相對論》、《語言的起源和語言相對論》。

中學時代，我苦苦追求“詩和遠方”。

中學時代，從懵懂的少年成長為充滿憧憬、青春勃發和渴望知識的青年，每個人都應該有很多值得珍視和回味的生活經歷。但是，在那個全面貫徹階級路線的年代裡，還碰到了一位決心將階級路線貫穿到她管轄範圍內的學生日常學習和生活中的班主任老師，我的中學生活基本上被扭曲了，以至我從文革開始脫離班集體以後，就一直刻意讓自己忘記曾經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

1963 年，全面貫徹階級路線之前，我僥倖考入了西南師院附中這所重慶市的重點中學，也是北碚區最好的中學（後來我妹妹就因為貫徹階級路線，失去了報考附中的資格）。入校不久，貫徹階級路線全面鋪開，我成了一名被打入另冊的學生。之所以被打入另冊，不光因為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和父親出身於地主家庭，更主要的是因為我母親的家庭，那時是敵人。但當時我並不知道。

我在小學的時候，一直被老師們公認為品學兼優，年年評為三好學生，加入少先隊後，手臂上別着的臂標從一道槓上升到三道槓。作為少先隊的大隊旗手，那時，但凡參加遊行或什麼大型集會，我都舉着大隊旗走在全校隊伍的最前邊；每逢重大節日，學校召開慶祝大會，司儀在主席台上莊嚴宣布：出旗！敬禮！禮堂里學生們起立舉手行隊禮，

“萬眾注目”之下，我舉着旗子，左右兩邊是護旗手，星星火炬隨着紅旗在頭上獵獵舞動，大小隊鼓雄壯有力地敲響……那個時候，除了有些小得意，內心也充滿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揚帆遠航的激情。只是，我一心一意奔向“詩和遠方”的道路，進入中學就“此路不通”了，無論我作怎樣的努力。

我考入附中，小學時期的成績和品行都是我的硬指標。可是到了全面貫徹階級路線的時候，有着複雜的家庭背景，就算老師們對我印象不錯，也無法讓我繼續呆在無產階級的正冊里。

開學那天，因為要住校，父親把我送到學校，順便見了我的班主任李老師。李老師是父親教過的學生，見到我父親她很謙恭地叫老師，還說她知道我在小學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到了中學肯定也不會差，請老師放心，她會將我照顧好。也許因為李老師不是黨員，沒有資格查閱學生檔案不了解內情，就指定我擔任了班長。擔任學生幹部於我原是輕車熟路，工作起來和老師配合到位，那段時間李老師經常在朝會和晚自習時點名表揚我。

入學不久的某個晚上，我睡覺時從上鋪摔了下來，幾個腳趾全部骨折，老師允許我回家醫治，一個月後我的傷還未愈，就提前返回學校。此時我發現老師的態度反轉了，她開始對我橫挑鼻子豎挑眼：我因腳傷痛不能參加課間操，她指責我身為班幹部不帶頭參加鍛煉；勞動課不能乾重活，她批評我不想在勞動中改造思想；每天晚上，我的腳傷按醫囑仍需熱敷，熄燈後不能按時睡覺，她又說我自由散漫，不遵守學校作息制度，等等。後來在“文革”中學到一個成語，知道了李老師的所作所為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某一天，她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宣布撤銷了我這個班長。

撤銷班長是我自進入小學以來從未受過的打擊，我還在內心拼命檢討自己，根本想不到，這不過是一個開始。

也許那時父母經歷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深刻理解了政治身份的重要性，我剛剛考上中學，他們就對我提出了積極申請加入共青團的希望。我在進校後的第三天，距離入團年齡還需以年為單位來計算的時候，就向班主任遞交了入團申請書。我的這一舉動並不僅僅是因為父母的要求，那時的我，思想單一純淨 ——沒有正統教育之外的任何“雜質”，崇拜革命英雄，嚮往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靠攏組織爭取進步也是發自內心的迫切願望。新生中這麼快就有人提出了入團申請，李老師接到我的入團申請書時，相當詫異。

我滿以為入團會跟小學入隊一樣暢通無阻，像我這樣一貫要求進步的學生，團組織不會拒絕我。這是我當時的認識和自信。

接下來的事實無情地嘲笑了我的天真，澆滅了我的激情。

整整三年，不論我怎樣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改造思想；不論我怎樣向工農同學學習，走革命化的道路；也不論我怎樣向組織靠攏，努力爭取組織的認可，時時事事處處在靈魂上解剖自己，從肉體上折磨自己，不斷地批判自己的家庭、父母，唾罵自己的祖父外祖父，團組織的大門都始終緊閉。

三年裡，從我們班第一個學生入團到我們畢業，我為爭取入團都有點神經兮兮的了。每過一段時間，只要看到輔導員或團支部書記找人談話，又看見某人拿《入團志願書》在填寫時，心裡就是一陣陣慌亂，慌亂之後開始幻想，下一個可能就會是我了。可是下一個永遠沒有輪到我。

眼看班裡的同學(都是“紅五類”出身) 一個接一個入了團，內心十分焦慮，反覆比對也看不出我落後在哪裡：學習成績我名列前茅，文體活動我積極參加，各種勞動我爭搶最重最累的干……但依然看不到組織發展我的跡象，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檢討自己，“找出差距”。我天真地、虔誠地、執着地見天寫一篇“學習心得”，作一番自我檢討，交給輔導員。

當時的輔導員是高中的團員學生，由校團委派到每個初中班，“幫助”小同學進步、入團。我的心得由輔導員審查，並鑑定我的思想改造是否徹底，寫幾句評語返還給我。輔導員在我心中很神聖，每次拿到評語我都如獲至寶，一遍又一遍地看，在字裡行間仔細搜尋有希望加入團組織的暗示。每當班上有人入團，我都要寫一篇體會，讚揚同學，貶低自己，尋找差距，提出努力方向，向組織表達決心。

後來，班裡兩個西南農學院的子女相繼入了團。萬分沮喪的我同時又很納悶，其中一個同學的父親也是西南農學院的教師，為什麼相同的教師家庭子女卻享受着不同的政治待遇？詢問過後才知道，教師和教師確實不一樣。我的父母不過是普通教師職員，他的父親卻是某個系的黨總支書記。總支書記按當時的階級陣線劃分，屬於“革命幹部”，是紅五類，入團乃天經地義。另一個同學的父親是院一級領導。

西師西農兩所大學的院一級領導，多是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後轉留地方的“南下幹部”，貨真價實的老革命，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是紅色的。

我和他們的差距不止一個兩個數量級，那是我無論做什麼樣的努力都無可變更的源頭上的差距。

到畢業前夕，班級一個大家公認的小潑皮無賴竟然也入了團，受到強烈刺激的我，突然再也不想編造“心得”，毅然決然把持續了三年之久的“心得”和“表決心”，標上了休止符。

因為貫徹階級路線，中小學生也以階級為準繩劃分為不同的陣營。

中學期間，我一直處在“階級鬥爭”的漩渦當中，一方面被別人斗，倍感壓抑倍覺委屈；另一方面也同自己斗，想掙扎出被別人強加的那個階級陣營。現在看來，我為了入團的種種行為舉止，幾乎就是精神、肉體的自我摧殘，可那時的我卻把這一切看得非常神聖。

為了向工農同學看齊，中學三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不論盛夏還是隆冬，我都堅持打赤腳。

我們班的學生多是天府煤礦礦工子女和學校附近的農民子女。那個時候，工農家庭收入不高，子女又比較多，許多家庭都非常貧困，所以班裡同學不論男女，打赤腳的是絕大多數。工農同學因家庭貧困真的沒有鞋；非工農同學則和我一樣，是用艱苦樸素的實際行動爭取在各個方面向工農同學靠攏。

盛夏季節，打赤腳坐在教室里比穿鞋舒服，涼快。可是在戶外陽光直射的地方，估計溫度會超過攝氏五六十度，赤腳踩在地上，有將被燙起燎泡的體感。為減少受傷的機會，走路的時候先瞄準一塊樹陰或長着哪怕只有幾棵草、勉強能放下腳的地方，用最快的速度衝過去，站在不燙的地面上讓腳緩過勁來，同時尋找下一個“安全地帶”，再跳。

隆冬季節，接近零度的氣溫，早上從熱被窩裡出來，咬緊牙關把腳放在冰冷的三合土地上，那真是徹骨的冷。教室里的水磨石地面，比寢室三合土地更冷，兩隻腳幾乎不敢放在地上。但雙腳不沾地的坐姿不能持久，只好輪流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上取暖。雙腳由冷到痛，再由痛到麻木……現在回想起來，確實不知道那時的自己是怎麼熬出來的。

工農同學，特別是從農村來的同學從小打赤腳，腳底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老繭，一般的小石子他們踩上去跟沒事一樣。我進入中學後才開始練習打赤腳，離開了鞋的保護，雙腳被硌被燙被凍到傷痕累累。自小習慣了打赤腳的同學，腳上皮膚黑紅，腳背肉厚，五個腳趾岔開。

我的腳從未這樣直接裸露着跟大自然親近過，剛剛脫掉鞋的時候，慘白的皮膚上顯露着一條條青筋，五個腳趾緊緊併攏，一看就是長期穿鞋的“小資”腳。

我確實覺得自己和勞動人民的差距很大，真心為自己雙腳羞愧不已，所以每天一出門就有意把泥塵往腳背上抹，坐在教室里，一邊聽課一邊反覆往腳背上抹塵土。這樣，到課間操時，一雙裹滿塵土的腳就跟工農同學相差無幾了，有這樣一雙腳走出教室，我心裡才有了踏踏實實的感覺。經過三年的修煉，我的雙腳形狀雖然沒有很大的改變，但顏色已經成了與工農同學完全相同的黑紅色，因此，我對自己的改造成果很滿意。

那個年代，一切都圍繞着“革命”在運轉。而劃分“革命”或是“被革命”的標誌，是血統。雖然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說法；雖然也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政策，但這些在實踐中基本行不通。一般的情況是，“紅色血統”的人，革別人的命；“其他顏色血統”的人，被別人革命，孩子也不例外。“其他顏色血統”的人，沒有一個不想更換自己血液的顏色，但更換血液顏色不是簡單喊幾句革命口號就可以完成的，那是一個需要承受痛苦的過程，一要堅韌地承受別人冷酷地革自己的命，二要自己殘酷地革自己的命。這是那個年代留給我的刻骨銘心的感受。

在這樣的氛圍里，工農同學們對自己的血統和由血統帶來的革他人命的權利有了空前深刻的認識，因此不遺餘力地採用各種他們認為有效的方法，來革我們這些“非工農同學”的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那是什麼呢？就是使那些被革命的人難受、痛苦。那時，我的洗臉盆常常被倒上滿滿一盆漂浮着污垢的髒水；洗臉的毛巾被人拿去揩腳，之後扔在我的床上；洗乾淨晾在繩子上的衣物被人扯下來扔在地上，再踏上幾個黑色的腳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所有的革命行動中，最令我難忘的是飯堂里的那種“革命”。

當時中學生的口糧定量是每月三十二市斤。十幾歲的少年，正值長身體階段，在沒有更多其他副食品補充的條件下，飯量是很大的，尤其又經歷了長達三年的飢餓，肚子裡幾乎沒什麼油水，就算按定量吃足，也不見得能吃得很飽。這種情況下，工農同學們再採用一些革命手段巧取豪奪，我在那些日子大部分時間都處在一種半飢餓狀態之中。

我就讀附中的時候，只有一個學生食堂。食堂里有飯桌沒板凳，吃完飯之前任何人都不許離開，所以每天吃飯的點兒，全校一千多學生都集中在裡面，人聲鼎沸。學生八人一桌，一盆蒸飯，一缽菜。每周打一次牙祭——多一碗肉。每天上勞動課的學生幫廚，把飯菜挨桌次分發到位。每張飯桌進餐的人是固定的，分飯由八個人輪值。

學生分飯是用一塊竹片把一盆飯劃成八塊，每人自取一塊，值日生把菜分舀到每個碗裡。因為定量有限菜蔬油水極少，又沒有其它副食品補充，學生們還都處在生長發育的旺盛階段，多一口少一口人人都會比較計較。為了防止分飯不公，有人想出這樣的主意，飯劃好後，隨意在其中的一塊上插一支筷子，然後將盆子用力一轉，有些像現在的輪盤賭。盆子停下來後，筷子對準誰，誰就取這一塊，其他的人依次拿。這個方法分下來，可以保證基本公平，還可促使分飯的值日生儘量把飯分均勻。

我們這一桌，有我這樣一個“革命對象”，他們誰都可以“以革命的名義”對付我，當值的人愛怎麼分就怎麼分。他們摳飯的技巧十分高明，將竹片斜插下去，從面上看每一塊大小差不多，被斜插着劃出來的那塊，就成了倒梯形，比正常分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這塊倒梯形永遠出現在我的碗裡。只有我自己分飯那天才能吃夠應有的分量，而每隔八天，我唯一能吃到應有分量的時候，他們端起碗還對我怒目斜視，吃夠自己的分量都成了罪過。我是沒有資格計較的，告訴老師吧，被批評的依然是我：非工農學生嘛，心思應該時刻放在思想革命化上，每天少吃了幾口飯還要同人家工農同學斤斤計較？我只能默默忍受。

我們班與其他班相比還有一點與眾不同的地方，班主任在班會上宣布班規：任何人不准到校外買零食吃，也不准從家裡帶零食的到學校。她說要培養艱苦奮鬥的作風，還讓全班學生互相監督執行。其實，受到嚴格監控的就是我們幾個非工農學生。校外杜家街上，緊靠校門就有一個小雜貨鋪，幾個家庭條件相對好些，且在班裡稱王稱霸的工農同學，經常晚自習期間悄悄溜出去，到雜貨鋪買零食，回到教室嘴裡還吧咂吧咂地嚼個不停。同學們誰也不敢說什麼，更沒有人向老師報告。只有對我們非工農學生，李老師的班規才被不折不扣地執行。雖然饑荒已過，但當時副食供應還不算特別豐富，一次，我父母碰巧買到了平時少見的米花糖，就給我帶了一包到學校。這是違反班規的事，我當然不敢讓人看見，悄悄藏在了墊棉絮下邊。晚上熄燈後，我跟個小偷一樣，偷偷摸摸取出來放在嘴裡，米花糖很脆，嚼起來動靜很大，我不能嚼，只放在嘴裡讓唾液把它浸軟，然後有意翻身、扯鋪蓋弄出一點響動，藉機嚼幾下趕緊咽下去。這樣的吃法當然不能痛痛快快吃夠，僅解饞而已。

只過了兩天，一包米花糖還沒吃幾塊。那天下午自由鍛煉結束後回到宿舍，當時宿舍里沒人，正想趁機吃幾塊米花糖，一抬頭卻看見我床上鋪蓋、枕頭連同墊棉絮一起被掀翻了，米花糖已不知去向。我內心立即像打翻了五味瓶，憤怒委屈難過惶恐還有幾分心虛。不一會兒，其他的人陸陸續續回來拿碗吃飯，見了我一個個擠眉弄眼，大聲挖苦：“我的米花糖呢？”“嗨，米花糖好不好吃？”“要晚上熄了燈躲在鋪蓋里才好吃呢！”我是被他們搜查過了。那時完全沒有人權的概念，也完全沒有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意識和條件，分明是自己被別人“毫無緣由地打了耳光”，我反倒覺得自己矮了，是自己違反了老師的規定，只能打落門牙往肚裡咽，任由他們冷嘲熱諷。

殊不知，這件事還沒有到此為止。當天晚自習的時候，李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還沒進門，我就看見米花糖放在她的辦公桌上，一包米花糖我沒吃幾塊，現在只剩下半包，還有半包被舉報我的人吃掉了。李老師大道理小道理，狠狠地把我訓斥了一頓，並責令我寫書面檢查，在班會上向全班公開檢討。那以後，米花糖這個詞就粘在了同宿舍工農同學嘴上，幾乎每天都要當面譏諷一番，到後來，我一聽見“米花糖”，心就發抖。

到了初三，學校允許學生在規定的一日三餐之外，可以自己拿糧票買機動饅頭票，我的日子才開始好過了。父母給了我能夠每天加一個饅頭的糧票，我晚餐時買一個饅頭留到晚自習後加餐，再也不會半夜裡被餓醒。

其實，工農同學的革命行動都不過停留在物質層面，停留在生活小事上，還有些上不了檔次。班主任和輔導員就不一樣了，他們的舉措是誅心，具有政治歧視的威懾力，讓人心驚膽寒。時不時，他們會在晚自習期間突然走進教室，大聲宣布：非工農同學出去一下，我們工農同學要開個會。“我們工農同學”經她們這麼一強調，我們這些非工農學生立即就灰頭土臉了，原本安靜的教室瞬間就嗡嗡嗡的，象是一下子擠進來滿屋子的蚊子。所有工農同學的目光，子彈一般飛過來將我們洞穿。我們只好站起來低頭走出教室，那情形就像電影裡戴着高帽子被綁成一串遊街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即便是在陰雲密布的天空下，依然會有青山綠水草地鮮花，我的灰暗的中學時代，還是有不少讓人愉快的回憶。雖然在貫徹“階級路線”的大氣候下，各科任課老師都不會過分地偏向我們這些非工農學生，但我的學習成績讓他們印象深刻，何況，也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是李老師，很多老師師德還在，良知還在，正氣還在。

比如我們的語文老師陳德維和數學老師謝碧芸。兩位老師對那些成績不好又不努力學習的學生絕不無原則遷就，對學習努力但成分不好的學生，也絕不吝惜表揚。

謝老師上課時評講數學作業，不止一次地說，我看那些成績不好的人，有蔣國輝一半的努力，就不會是這個樣子。陳老師每次都把我寫的作文作為範文，在課堂上分析講評，多次把我的作文推薦給校牆報，我的一篇題目為《煉》的作文，還被送進了校史室保存。兩位老師毫無偏見地對待我，給了我繼續努力學習的勇氣和信心，也讓我看到了在入團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希望。相信在那個時代，她們不會沒有壓力，正因為如此，她們教書育人不畏強權的骨氣更加令我崇敬，讓我感銘至今。我的勤奮好學和積極上進是不爭的事實，老師委託的工作我都能較出色地完成也為大家有目共睹，並且，有一段時間國家又開始倡導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也許是由於上述種種因素，過了一學期左右，李老師重新啟用我。最初讓我當通訊組組長；不久又讓我兼任語文科代表；再後來當了半年學習委員，之後當文體委員直到畢業。

我的初中三年，是從滿懷希望到不斷失望的心態中度過的。直到畢業前夕，李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終於對我實話實說，她說：有你母親這樣眾多的海外關係，有你外公這樣的直系親屬，你能進入附中這種重點中學學習就已經很不錯了，怎麼可能讓你入團呢？雖然我已經放棄了寫“心得”和“表決心”，李老師的話依然猶如落在頭頂的重磅炸彈，把我一直苦苦追求且充滿誘惑的“詩和遠方”，炸成了一堆粉末。我這才明白了，為什麼三年來我一直飽受某些“工農同學” 的嘲笑、挖苦、孤立、欺凌和打擊，原來班主任、輔導員和知情的團員早就把我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無論我怎樣要求進步，向組織表決心，在他們眼裡都不過是小丑跳梁而已，只有我自己蒙在鼓裡。

文革正式開始的前兩個月，我們初中畢業了。可能當時北京已經躁動起來了，四川卻平平靜靜的，一切還按部就班進行着。初中畢業的我們，按規定要先填寫志願表，然後再參加升學考試。我沒有填志願表，卻寫了一份申請書——堅決要求去農村落戶。我這樣做的動機有兩點：

其一，李老師說我不可能入團的那些話對我刺激很大，無產階級的“原罪”論就在我頭腦里深深地扎了根，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身上有污點的人，繼續上學念書，這些污點一輩子也去不掉，只有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才有可能真正成為“革命接班人”，才有可能改變自己的政治面貌。

其二，繼續單純天真地接受着當時的某些宣傳。從 1959 年開始，一些有“家庭出身問題”的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的青少年，被送到大巴山區南江縣的縣辦農場去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也叫知識青年。這些青少年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西南師範學院和西南農學院“有歷史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子女。他們中間不少人像我一樣是真心想“改造” 自己。

我的下鄉申請遞交不久，李老師找我談話，明里暗裡對我去農村插隊的申請表示不贊同。而此時，我要求到農村鍛煉的意願已經堅如磐石，我拿出寫作文的功夫，又把決心表述了一番，還順便不指名地點評了李老師和我的談話。寫完後，我送到老師辦公室，不等她拿起來看，我轉身跑了，怕她再同我講道理。

兩個月後，“文化革命的號角”正式吹響，升學考試取消，我與班主任李老師之爭也就不了了之。亂鬨鬨地鬧騰了兩年多，到了 1969 年 3 月，我們毫無選擇地被上山下鄉了。

上傳者說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經常封城的重慶江北，某茶樓上，重慶40中、6中老三屆同學商量“吃螃蟹”，發起編寫《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屆同學，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的十餘所中學，踴躍參與了“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編。

他們的文章基調與中國老三屆精神一脈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風貌，重慶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極強的韻味躍然紙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正式出版。作為《中國老三屆回憶錄·重慶卷》，置身“中國老三屆史”之下，猶如路面上鑲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編織的一簇薔薇，文明的火炬實現了接棒相傳。歷史需由參與者來書寫，《老三屆回憶錄》就是參與者的親筆記錄，任何試圖掩蓋歷史真相的齪劣行徑，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閣，實在可惜。作為回憶錄的參與者，我將陸續轉載其中的一些文章，預料共鳴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