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四年

今日的世界，目光幾乎全都聚焦於兩場戰爭：俄烏戰爭、以色列-加沙戰爭。世界各國各方，也都為這兩場戰爭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包括武器支援、人道救援、輿論注視。烏克蘭和加沙也都得到了輿論的有力關注，以及隨之而來的救援人員和大量物質援助。

但與烏克蘭、巴以地區處於同一經度的蘇丹共和國，正在發生的另一場激烈戰爭、慘烈的人道主義災難，卻被絕大多數人所忽略。這就是2023年4月起爆發、迄今沒有停火的蘇丹內戰。

蘇丹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包括首都喀土穆在內的北部地區，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游牧族群（與阿拉伯人有較深淵源）占統治地位。而蘇丹的中部和南部，則是以農耕為主業、信仰本土宗教和基督教的土生黑人占大多數。而北方穆斯林長期在蘇丹居於主導地位，中南部黑人非穆斯林則飽受壓制。雖然後來大多數中南部蘇丹人也皈依了伊斯蘭教，但阿拉伯人後裔仍然歧視這些本土黑人，自身享有優越地位。

因宗教信仰、民族差別、利益爭奪，蘇丹內部戰亂頻仍，暴力衝突無處不在。其中以達爾富爾地區的衝突造成的人道災難最為嚴重，也曾長期為國際注目。蘇丹巴希爾政權長期縱容游牧武裝“金戈威德”屠殺和強姦達爾富爾其他族群平民，引起國際譴責和制裁。達爾富爾問題還引發了西方國家與中國及阿拉伯各國的激烈爭執。

而蘇丹其他地區的人權狀況也堪憂。巴希爾政權的腐敗與專制，讓蘇丹人民長期在貧困和暴力中掙扎。因為蘇丹南北差異巨大，爆發了兩次蘇丹內戰，數百萬人死於戰爭，且大多數為南部蘇丹人。南蘇丹最終於2011年以公投形式脫離蘇丹而獨立。但獨立後的南蘇丹仍然極為貧窮落後（是聯合國等機構認定的全世界最脆弱國家），而蘇丹共和國剩餘的國土（北蘇丹）也並沒有變得寧靜，仍然在困境中掙扎。

2019年，臭名昭著的獨裁者巴希爾下台。但蘇丹沒有迎來民主的曙光，而是陷入了政治強人的爭奪中。蘇丹各派勢力對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都束手無策和不感興趣，但都熱衷於爭權奪利，並不惜動武。

在充滿暴力的蘇丹，軍人是最具影響力和決定性的力量。巴希爾下台後，蘇丹軍隊及民兵分裂為多個派別，一方面鎮壓民眾“還政於民”的抗議，一方面相互大打出手。“蘇丹武裝部隊（SAF）”及支持它的民兵，和由原達爾富爾“金戈威德”等民兵組成“快速支援部隊（RSF）”，是蘇丹最重要的兩股軍事力量，相互衝突最為激烈，也是本次蘇丹內戰的主要參與者。前者親近西方及以色列，後者則得到俄羅斯和部分非洲國家的支持，雙方也各得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支援。

SAF是巴希爾下台後的蘇丹官方的代表和正規國防軍，代表着喀土穆精英和建制派既得利益者，並得到包括聯合國在內大多數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認可。而RSF則以達爾富爾等地方的阿拉伯裔武裝為骨幹，代表地方精英、軍閥、在野的親巴希爾派的利益。RSF不甘於接受SAF的領導，試圖奪權取而代之。

處於在野地位的RSF在擴張勢力過程中，不斷挑戰SAF的權威，而後者對前者不斷打壓。2023年4月，此前的小規模衝突最終釀成全面戰爭。RSF發起了對首都喀土穆的猛烈攻擊，一度圍困了陸軍總部及SAF主要指揮官。SAF從各處調兵反擊，在激戰數周后才奪回喀土穆多數地區。但在RSF大本營達爾富爾地區，SAF進展不利，陷入困境。

而在這兩股勢力之外，還有反抗蘇丹政府及“金戈威德”民兵壓迫的非阿拉伯裔的“蘇丹解放運動-北方派（SPLM-N）”。SPLM-N代表着蘇丹少數族裔和反巴希爾的抵抗力量，對抗着“金戈威德”等勢力的暴行，有一定的正義性。SPLM-N還與蘇丹共產黨有着密切關係。這股力量實力相對薄弱，但也在蘇丹局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戰爭持續近一年，哪一方都無法取得絕對優勢。而在膠着的戰局下，蘇丹平民成為最大受害者。聚集蘇丹精英的喀土穆成為戰場，許多蘇丹社會精英死於戰爭。而在達爾富爾等地區，RSF既屠殺親政府人士，也像以前那樣殺害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戰爭雙方也都犯下強姦婦女（包括女童）的暴行。與SAF相比，RSF犯下了更多罪行。

在戰火中，以百萬計的蘇丹人流離失所，有些逃入埃及等鄰國。據BBC報道，許多蘇丹難民在蘇丹被軍人搶掠，缺醫少藥，每天生活在戰爭和死亡陰影下，不得不逃亡。這其中包括大量婦女和兒童。雖然聯合國盡力援救，但仍然杯水車薪。而埃及等國由於自身條件所限及官僚主義，對難民漠不關心。無論仍在蘇丹的蘇丹人，還是逃亡國外的蘇丹難民，都在苦難中掙扎。

據不完全統計，這場戰爭已造成近1.5萬人死亡、3.3萬人受傷，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和成為難民。還有起碼數千婦女遭遇強暴（因為性犯罪的隱蔽、大多數受害者的緘默，婦女遭性侵害的實際數字，很可能是統計數據的數倍乃至十多倍）。

但這場已進行十個月的慘烈戰爭，以及更早更持久的蘇丹人道主義災難，卻被國際嚴重忽視了。蘇丹本次戰爭及相關人道災難，與同期俄烏戰爭及巴以衝突造成的死傷及難民人數，是相差不多的。但所得到的關注和救援，卻極為不成比例。即便蘇丹許多婦女兒童極為痛苦和危險，也沒有足夠的援救和保護。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並不複雜。無論俄烏還是巴以，都涉及到了戰爭相關方的巨大利益，尤其涉及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與關切。而中國、印度、日本、阿拉伯世界，也都頗為在乎這兩場戰爭對自身利益與外交的影響。所以各方才開足馬力投入其中，各國輿論也強烈關注。

但蘇丹內戰就較少涉及其他各國利益，蘇丹本身也不是各國爭奪勢力範圍的核心地帶，關注和投入難以得到回報。這自然就導致了各國缺乏對蘇丹內戰的興趣。而各國人道援助和關懷，往往也是附着於現實利益的。蘇丹沒有俄烏及巴以衝突那樣的利益關聯，人道主義援助力度也就天差地別。（雖也有國家對蘇丹略有投入，但只是支持武裝組織為自身打“代理人戰爭”。這不僅無助於和平，還火上澆油）

蘇丹內戰和人道災難被忽視的另一原因，則是國際上對待不同區域、不同族群潛在的歧視與差別對待。無論是戰爭、恐怖襲擊、自然災害，國際輿論都更加關心那些發達的、更有話語權的、與自身密切相關國家和地區，而忽視那些貧窮落後、處於世界邊緣的國家和地區。

例如發生在歐美的恐怖襲擊，造成數人至數十人死亡，就會引發世界級關注，媒體廣泛討論；而發生在非洲、東南亞、南亞、拉美等地的恐怖襲擊和政治謀殺，即便死亡更多，也會被相對忽視。對自然災害，如日本發生地震，世界各國都有慰問和密集報道，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然災難即便死亡更多，也乏人問津。如發生在緬甸、孟加拉國、烏干達、巴基斯坦等地的水旱災害，即便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數百萬計人口流離失所，國際的關注和救援也很有限。

烏克蘭和巴勒斯坦雖不算發達國家，但由於其局勢牽動世界，也能在各大國關心自身利益時，順便得到更多關注和人道支援。但如前述，蘇丹並非各國重大利益所在，也就沒有烏克蘭和加沙的待遇。即便較為重視人權的組織和相對中立的媒體，也會不自覺的差別對待不同地區的同類人道災難。

這樣的現實，被人們習以為常。但歸根結底這是不對的。無論任何國家、族群、階層，其生命都是平等的，應當得到同等尊重和關懷。由於種種客觀原因，例如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國各族群話語權的不對等，不可避免的在話語權和影響力上存在差距。但存在不等於合理，“同命不同價”的現實是應該改變的。

如果認可並放任不同族群在生命、尊嚴、話語權上的不平等，也就是在放縱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肆虐，將人類引向不擇手段獲取優勝的現代叢林。即便一時利於發達繁榮國家，但長遠只會讓國際關係更加緊張、人類社會更為不安，發達國家也難獨善其身。

只有儘可能一視同仁關懷世上的受難者，逐漸祛除人道援助的工具性，各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援助更加強調人道本身，這世界才有更多的信任、互助、團結，種種對立與撕裂才能漸趨彌合，和諧大同的人間才可能得以實現。

相較於其他地區，非洲各國的內戰更為頻繁、劇烈，造成的傷亡和人道災難更多。無論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安哥拉、盧旺達、阿爾及利亞，都發生過導致數十萬至數百萬人死亡的慘烈內戰。蘇丹也已發生過兩次大規模且長期的內戰，造成超過200萬人死亡。基於以往的慘痛教訓，世界各國應當早日介入，儘早結束本次蘇丹內戰，避免此前在蘇丹及非洲各國發生的更慘烈的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