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四年

深圳艾禮富工人罷工案廠方非法使用“護廠隊”：為何工人說“工會就是個傳說”？

2024年02月23日

2023年11月，位於深圳寶安區恆豐工業城，主要生產汽車傳感器及電子元器件，員工有1400人的艾禮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爆發罷工。事源在今年10月中起，工人發現艾禮富廠方希望將工廠搬遷，有工廠設備被搬走，同時又裁減職位。於是引發了工人罷工抗議。

工人罷工抗議遷廠 廠方組“護廠隊”滋擾工人

在工人抖音的視頻中，在罷工的第一天，就有大量工人走出廠房，在工廠各處，要求廠方回應是否搬廠，同會否願意補償被裁員員工。而第二天，有社區和勞動局的人到場，與廠方談判，但工人不滿談判結果。

罷工持續到第四日，有工人站上工廠樓頂，要求廠方交待。而廠方同日發出聲明，指搬廠計劃是子虛烏有，又指裁員指控不實，只是“騰出的少部分崗位人員”，又指工人罷工舉動是“有既得利益者在傳導不實內容，煽動員工罷工、阻撓生產”，更明言“個別人如果繼續煽風點火，公司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並追訴相關損失賠償”。

10月31日，廠方發通告，決定成立“護廠隊”，來“維護公司正常經營秩序”和“負責公司日常安全保障”。在成立護廠隊後翌日，就有一批不明人士和罷工工友發生衝突。

最終，在工友持續罷工七天后，工人陸續回到工作，而關於罷工訴求，如要求廠方公布遷廠內容，和裁員和的補償方案，則是落空。有工人概嘆不知未來如何是好......

廠方違反多項中國法律 工會只有“維持現場秩序”

七日罷工、愈演愈烈，首先是談判破裂，之後更是工廠組織類似“私人武裝”的“護廠隊”與工人衝突人。假如有工會介入、由談判開始就處理好分歧，又豈會變成悲劇收場。為何事情會演變成這個地步，我們就要了解工會在這場罷工的角色。

首先，工會是確實存在的。艾禮富在2001年於深圳註冊，然後在2016年成為了內資企業，並在2023年7月剛剛加入深圳市汽車電子行業協會。

而艾禮富的企業工會是建立更早的，至少我們知道在“娛樂化”的工會活動，2020年航城街道舉辦的第四屆“工會杯”籃球賽中，就有艾禮富隊。同時，艾禮富更是有“黨支部”，在2020年航城街道的其中一個“黨建示範點創建點”就是艾禮富。

有工會、也有黨，那麼在工人權力受損、工廠設立“私人武裝”的時候，工會實際在做些什麼呢？中國勞工通訊就訪問到杭城街道杭州社區黨群服務站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指他們是知道罷工的，而在罷工數天都有到場協調。但當問到既然有協調，為何工人和廠方的矛盾會愈演愈烈；還有，在七天罷工中，工會都沒有代表工人整理工人訴求與廠方談判。但這些問題就沒有得到任何答案了。

這次罷工事件更發現艾禮富長期違法欠社保的問題。艾禮富官方發聲明指，社會補繳只有兩年追繳年限，現目前期限已過，所以不存在問題。廠方白紙黑字承認了自己“欠交社保”，甚至堂而皇之拒絕補償。工會為何又沒有將這些問題上代表工人提到談判桌上？實際上，所謂社保補繳的追討只有兩年追討期限的說法，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在2017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063號建議的答覆〉的就早有回應，

“對雇主未及時、足額為勞工辦理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的違法行為，一般依《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進行追繳和處罰，而地方經辦機構追繳歷史欠費並未限定追訴期。” 那就是說，所謂兩年時效是站不住腳。甚至有工人已經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反駁意見，工會為何沒有向廠方反映？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廠方所組織的“護廠隊”，滋擾罷工工人。——這個所謂的護廠隊幾乎可以看作某種程度上的私人武裝，完全超越保安護衛的合理界線，全然視中國法律為無物。工會在這裡尚且不要說維護工人基本權益，甚至連工人安危受到威脅都置若罔聞。

艾禮富早有前科 工會應有所防範

欠交社保、組織護廠隊打壓工人，艾禮富侵犯工人行為不是首例。在2019年，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的粵0306民初23515號判決書中，就記錄了艾禮富在解除勞動關係，未有向工人付上足夠補償金。而在2020年，另一宗案件（案號﹕粵0306民初7472號）中，艾禮富未有向工傷工友付清工傷醫療補助金、與及解除勞動關係的補償金。在2019年的一份判決書中（案號﹕粵03民終31245號），更發現艾禮富未有按工資交納社保。

艾禮富問題累累，但工會卻沒有防範。反而在2023年的8月2日，即工人罷工前的3個月，在寶安區總工會166期的就業專欄中，有一份艾禮富的招工廣告，內文提到艾禮富有大量勞工福利、提供免費住宿、有免食食堂，更重要的是“入職當天簽訂《勞動契約》，全額基數購買五險一金。” 如果三個月後罷工工人看到這則廣告，相信必定倍感諷刺。

工會如何不再成為“一個傳說”

在2023年10月17日，即罷工爆發前十多天，寶安區總工會，就有一篇新聞報道，指要“持續深化改革創新，致力於打造‘黨建帶工建服務黨建’示範標杆”。內文更提到要實踐“工會擔當”，傳遞“工會溫度”。

然而我們看到，無論是廠房長期欠繳社保還是，還是近期隱瞞搬廠、建立“護廠隊”對付工人，參與談判的工會最終有哪些“擔當”不言而喻。甚至在罷工期間，工人大概也沒有感受到工會的溫度，在抖音視頻中，有工人問到工會是否知情時，有工人調侃道“（工會）知道了，今年的禮品已發放完畢”、“工會就是一個傳說”。

事實上，這類型因為遷廠而引發的補償爭議在近一年間屢見不鮮。在2023年5月，中國勞工通訊，訪問到一位企業工會的主席，他所在的廠房也因為轉移生產線有工人抗議，在抗議、罷工期間，那位主席一直在為工人提出方案，希望與公司達成協議。但他亦慨嘆上級工會沒有提供更多資源。而本次艾禮富的案例，同樣企業成立工會，但企業工會沒有介入，街道工會、以至更上級工會均沒有在事情愈演愈烈之際介入談判，最終任由勞資衝突走向更加劇烈的地步。

工會在國際產業鏈的可能性

工會在國際產業鏈上的作用同樣可以在這個案例上獲得顯現。由於艾禮富是德國大眾產業鏈上游的供貨商之一，如論是在德國的產業鏈法案約束下，還是大眾自己的社會責任聲明中，供應商工廠都必須遵守當地的法律。就艾禮富罷工事件及艾禮富管理方在罷工期間所發出的數份聲明和公告，CLB去信大眾德國總公司人權專員，指出艾禮富作為大眾的供應商，其管理方有可能違反了中國法律和德國供應鏈盡責調查法的相關條款，希望大眾展開盡責調查。

從大眾給CLB的積極回覆中，大眾方面確認自己在產業鏈上面具有“嚴肅的責任”，並將會持續對事件進行調查。我們期望各級工會能夠以CLB的工作為一種新的嘗試的可能性，將產業鏈這個工具牢牢拿在手中，成為維護中國工人權益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