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四年

中國勞工通訊整理“工會5大失能案例” 基層工會如何向全總典型學習？

2024年03月05日

如果說由2015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90周年，中共總書紀習近平召開全面深化改革會議，通過《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是工會改革“元年”。踏進2024年，工會改革已進行9年多，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第一手觀察，雖然工會在所謂政治站位的問題上不斷提高，但是在主業為工人維權，和展開集體談判的問題上仍然沒有推進。“去四化、增三性”的要求更多仍然是流於數字和形式。

最終，和官方龐大的入會、會員數字相對，工人權益仍然持續受損，而求助個案往往都找不到工會的身影，現實和宣傳似乎仍然是兩個平行世界。不過我們觀察到，工人日報今年1月初有文章對個別案例進行了宣傳：全國總工會在年初發布了兩批治理欠薪典型案例（第一批鏈接、第二批鏈接），分別講述了工會調解、工會與政府聯合解決、工會提供法援等三類工作，其中也不乏令人眼前一亮的工作。

中國勞工通訊非常樂見各地工會能夠從具體案例出發，堅持工會本業維護工人權益，“一個案例勝過一沓文件”——這也是工人日報自己的社評。而除了每年的欠薪問題，當下中國供應鏈外移，遷廠消息不斷下，工人所面對的維權問題，不止是欠薪、亦有可能涉及裁員後遣散費等。在此中國勞工通訊也根據我們近期實際和工會交流的案例，用全總發佈的格式為參考，來反應當下工人面對的處境，和工會應對狀況。期望各工會能夠見賢思齊向全總那些典型案例的工會學習、改進。

1.廣東省遷廠抗議 企業工會主席協助 上級卻反應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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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來自廣東省的運豐科技是港資印刷電路製造商，為Flex、Nec、索尼、富士康等公司代加工。而年廣東省多間工廠倒閉，運豐科技亦計劃將深圳的工廠搬到江工市，於是將深圳的設備拿走，結果令工廠的訂單減少，工人因此收入減少，有工人甚至離職，於是爆發抗議、過百員工罷工、數十名員工走上工廠樓頂抗議。

調解過程﹕在罷工爆發期間，街道工會曾經派律師到現場，勞動站和政府人員亦有到場調解。企業工會主席藍主席亦提出方案，希望廠方可以在新的生產線聘請原有員工。企業工會曾向上級工會請示，希望可以派發物資慰問工會，或派代表推動談判，但上級工會松崗工會回應“目前未有這個打算。”

結果﹕從工人的視頻可見，由罷工爆發的4月16日，到視頻發布的5月6日，工人仍未得到答覆。

工會相關人物﹕

運豐科技企業工會藍主席﹕一直有跟廠方協商的企業主席。在罷工過程中，他有不斷向上級工會匯報，希望工會可以送些水、麵包慰工，但得不到支援。同時，他也指出自己無法直接聯絡上級工會領導，僅能向上級工會沒有編制的＂小人＂聯繫。他有表示，比起擔心廠方秋後算賬，他更擔心沒有上級工會支持。

2.晉江工廠搬遷 工會未有主動聯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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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晉江鞋廠位於福建，成立於1996年，主要為SPEEDO、SEARS、CBI、WALMART等美國公司生產。在2023年5月，工廠出現搬遷消息，要求工人必須簽署自願離職書，方發出3月份的工資。工人於是於工廠門前聚集抗議。

事件過程﹕中國勞工通訊聯繫到晉江市陳埭鎮工會的專職副主席蔡遠慶，而蔡副主席指出，當前的程序需要工人到勞務站登記，然後再由工會派人調解。及後，中國勞工通訊訪問到晉江市總工會信訪科人員，他們更指出工會指能做電話調解，如沒有工人的電話號碼，是無法到現場調解。

結果﹕工會由抗議開始到結束期間，均沒有到現場參與調解過程。

相關人物﹕

晉江市陳埭鎮工會常務副主席蔡遠慶﹕同為綜合便民服務中心副主任。在知道晉江鞋廠爆發罷工的情況下，仍然拒絕派人到現場調解。

我們這邊一般來說，是工人先過來這個勞務站登記。登記完了，我們在工會介入調解。如果可以的話，你叫他們先過來勞務站登記，把這個緣由先說一下。我會跟勞務站聯繫，看他們是什麼情況再叫工人代表過來看一下。

3. 得力紡織公司搬遷 補償問題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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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浙江省台資企業得力紡織因為搬廠，爆發罷工。得力公司於2023年10月31日有工人因為補償金問題，而罷工兩年前，當地政府早已和得力紡織簽訂補償協議，意味得力在兩年前已經知道遷廠，並有足夠時間準備補償方案，但員工卻在最後一刻方知搬廠一事。

事件過程﹕工會完全沒有參與調解過程。工人由10月31日罷工，而在罷工期間，工廠門前有警察戒備。由罷工至工人得到補償方案期間，工會都未有介入。事後，中國勞工通訊致電了工廠所在地白楊工街道工會，聯絡人指得力紡職多年來拒絕建立企業工會。中國勞工通訊在得力台灣母公司網站上，發現得力定期的《永續報告書》中，承諾遵守《國際勞工公約》。

結果﹕持續8日罷工後，工廠方宣布一份方案，指補償包括一個月代通知金、法定的經濟補償金、按工資、工齡的獎勵金和年終獎金。

“我們現在已經協商解決好了，就是賠償的事情。”

4.艾禮富工人罷工 工廠使用“護廠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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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艾禮富是位於廣東省深圳的企業，主要負責生產汽車傳感器與電子元器件。於2023年，工人發現工廠希望搬遷，有機器被搬走，又裁減職位。於是於10月中起爆發罷工。

事件過程﹕工人在罷工第一天走出廠房，而第二天開始有社區和勞動局的人到場，與廠方談判，但工人不滿結果。而在第四日，有工人站上工廠樓頂，要求廠方交代，廠方則在同日發聲明指搬廠是不實的，而在10月31日，廠方成立護廠隊，在翌日就有一批不明人士和罷工工友發生衝突。在於這過程中，工會有派員到場視察，但只有“維持現場秩序”，未有介入調解，更未有阻止廠方成立私有武裝“護廠隊”。

結果﹕罷工七日後，工人陸續回到崗位，關於罷工訴求如裁員補償方案、遷廠內容公布通通落空。

5. 隆裕鞋廠搬遷 工人索補償引發罷工

背景﹕隆裕鞋業是惠州隆發鞋業針對中國大陸市場成立的子公司，而隆發鞋業則是台灣五大製鞋商之一。 2023年12月15、18日，隆裕鞋廠因為搬廠問題引發工人罷工。

事件過程﹕中國勞工通訊嘗試聯絡龍溪鎮工會、博羅縣總工會，但工會未有表示他們有否參與罷工調解。而根據工人的視頻，工人曾經嘗試談判，但未有共識。

結果﹕不詳。

相關人物﹕

隆裕、隆發兩間鞋業工會主席蘇超：同時在2015年獲國務院授予“全國優秀農民工”，2020獲授“全國勞動模範”，但他除了是工會主席，更是企業的人力資源部主任，這違反了工會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條例第十一條﹕單位行政主要負責人、法定代表人、合伙人以及他們的近親屬不得作為本單位工會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副主席候選人。

博羅縣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張敏才﹕在罷工的17天前，他就到杭州舉辦“博羅縣工會幹部業務培訓班”，當中內容有＂基層工會規範化管理、企業民主管理和集體協商等＂。

全總案例典型值得借鑑 地方工會應放棄數字政績重個案援助

從以上幾數個案例，我們可以總結出，近一年間供應鏈外移嚴重影響着工人的工作機會、崗位，同時追討遣散費的議題亦隨之而來。對比起由全國總工會的案例，這些工會不僅沒有“主動”連繫工友，亦不願意到場，而有現場調解的也都沒有令工人滿意（很多時候是勸工人息事寧人而非維護工人利益）。

相反，當我們考察全國總工會的二批例子時，就發現其中有案件非常值得稱道，可以說是工會主動發現下轄企業問題、參與協商、代表工人的優質案例：排在第10的北京市順義區總工會在發現航空公司業務大幅下滑，在2022年就解僱開始工人，同樣是解除勞動關係但沒有經濟補償金的問題，順義區總工會先是派員代表職工向單位協商，在單位拒絕協商後更是改派律師法援，結果一個月內就完成立案、開庭，甚至成功追討1932萬的款項。

而對比中國勞工通訊晉江工廠搬遷的例子，晉江工會的副主席蔡遠慶要求工人到勞務站登記做法。但是在全總第二批案例中案件8，江蘇省總工會不僅毋須當事人登記，更是他們主動從抖音平台中發現個案，然後馬上聯合人社局到企業了解情況，並派工會工作人員調解，結果該公司賠償了被裁員員工的經濟補償金和勞動報酬。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北京市總工會能做到主動派員協商；江蘇省總工會甚至能做到從抖音平台發現個案，其他省份、地區工會卻做不到？考察去年9月15日的工人日報，全總在2018年起就提出“智慧工會”，同時先後編制《全國工會網上工作綱要（2017—2020年）》《全國工會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 》。這是否意味着智慧工會的落實是不到位，僅僅停留在“數字化形式主義”？這樣，又如何做到總工會主席王東明所言﹕讓網路智慧科技為工會工作賦能，用心用情為職工群眾排憂解難。”

中國勞工通訊認為，工會工作必須要切實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在服務工人、為工人維權的問題上，將基層工會、地方工會和全國總工會的步調統一，把工會、行政、司法有機結合，上下一盤棋。往往基層官員頭“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扭曲政績觀在頭腦中根深蒂固，工會改革不再停留在新建了多少工會、增加多少會員這樣大而無當的數字上。

更重要的是，工會工作是與當地的勞動形態息息相關，沿海地區在遷廠潮之際，應該更好總結一套針對追討工人遣散費、補償金的方法，及早考察公司會否有搬遷的風險。而上面運用抖音等新型網絡平台考察工人的動態，要切實從個案入手推動集體協商，將事後亡羊補牢的調解提升到事前預防，才是工會改革真正應該拿出來被檢驗的成效。

成功的案例，固然可以讓各個工會參考學習。但同時如果對照失敗的案例，就更能發現問題出在哪兒。未來，中國勞工通訊會繼續在全總發布治理案例同時，用自身發現的案例對照，務求呈現一個更完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