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四年

去留何計——危機下農村青年出路何在？




幾十年來，在中國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年代裡，幾億農民選擇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用血汗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鋪下了路基。但在當前危機之下，曾經吸收了大量農民工的城市無力再去提供充足的工作機會。如今人口流動實際上正在逆轉，更多的農民工返回農村。




無論是打工還是回鄉，農村青年的未來都極其艱難。




城市裡




官媒熱衷於宣傳農民工進城勤勞致富的傳說，本月內就接連拋出了“裝修工人月入數萬元”、“某外賣小哥三年掙下百萬”等故事，彷佛在中國從事體力勞動是前途大好、收入頗高的——但這幅風景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它並不存在。與這種“勤勤懇懇就能得到高額回報”的宣傳相反，農民工在勞動關係中往往處於不利的一方，無論是對於可能長至十幾小時的工時、低廉的工價還是高負荷的工作量，都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空間；而在極辛苦的工作之後所獲得的也並不是數額驚人的報酬，反而常常是低至每天一兩百元的工資。




工資之外，農民工的福利也極度有限。




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之下，打工並不能積累下足以養老、看病的積蓄。“那養老金呢？”——很不幸，對於農民工來說，工作單位、地點的不穩定與低收入決定了其在繳納養老保險、醫保時無法達到城鎮職工的水平，醫保繳費年限的提高更是使農民工在城市參保幾乎成為幻想。於是雖然他們在城市工作，卻幾乎完全不可能獲取與城鎮職工對等的醫療、養老待遇。




而資本主義危機的進一步發展使得農民工的境遇進一步惡化。基建、製造業的衰退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機會不斷減少，由此導致了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的現象。




這樣的城市無法給予青年農民工未來。相比於同齡人，教育資源匱乏、貧窮代際傳遞使得大部分農村青年在進入城市後即使有幸找到工作機會，也只能選擇低薪高強度的工作——而上一代農民工已經證明了這並不會給予與付出相應的回報。




那麼，“回到家鄉”是農村青年的出路嗎？




根據南華早報2024年1月4日報道，農民工返鄉導致了中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出現了二十年來的首次增長。2022年第一產業（農漁礦業）就業人口增長600萬。面對農民工返鄉的現象，農業農村部曾經宣稱政府部門“大力發展鄉村產業、落實就業幫扶政策”，有效解決了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各地政府也紛紛鼓勵“縣域就業”，推動農村青年前往三四線城市就業。




但這既不是農村的出路，也不是農村青年的出路。這進一步體現中國資本主義和中共統治走入死胡同、無法再推動經濟向前發展。中國發展模式的局限性決定了推動返鄉農民工在縣城打零工並不會促成什麼嶄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不會因為發明了“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一類的名詞而有所改變——更何況這種 “縣域就業”往往集中於零工領域，穩定性和工資幾乎一樣低，既不能拉動縣城經濟，又不能維持青年的生活。所謂幫助農民工返鄉發展、就業增收，大抵都是官方的套話。農村青年返鄉後所面臨的不是“專屬於青年人的創業、幹事機遇”，反而是在凋敝經濟下更嚴重的生計問題。




日本化？




中國與日本1990年以來長期的經濟不景氣的相似性使得“中國日本化”成為了一個廣為關注的話題；但中國的種種現狀決定了中國的“日本化”並不會簡單重演日本的發展路徑。




中國的工作穩定度、福利保障與泡沫破裂時仍有終身僱傭制度、更高福利的日本相比薄弱得多，這一現實在發展水平低得多的中國農村體現得更為明顯。以養老為例，在農村，每月100餘元基礎養老金當然不足以作為養老的保障，所以到了退休年齡後不得不繼續工作成為了農村老人的常態；而中國速度更快、規模更大的勞動人口減少與老齡化更加深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如此種種客觀差異決定了“日本化”的進程將更為殘酷、爆炸性，對中國經濟產生比對日本更大的影響，並對勞動人民的生活造成極大損害。




工作穩定性正在危機中消失，所以與其犧牲新年回家的機會在崗工作，很多農民工寧願直接“提桶跑路”（即離職）。在這種變本加厲的剝削壓迫中所醞釀的不滿、在危機中所遭受的苦難最終會成為勞苦大眾反抗的導火索，而受到更嚴重壓迫的農村青年必將在這場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