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3月12日刊登了何清漣女士的文章《誰希望拜登連任美國總統》。在文中，何女士認為，拜登得到了美國“社會主義者”等左翼人士的強力支持，民主黨人及拜登政府的政策還撕裂了美國社會。而同時，何女士對特朗普及共和黨人的政策主張多有同情和理解，對其爭議言行頗多辯護之詞。

   筆者與何女士的觀點甚為不同。一方面是因為筆者是中左翼立場人士，與何女士右翼價值觀存在差異。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何女士文章中的事實判斷即存在頗多訛誤，邏輯上也有矛盾。筆者希望在本文中加以釐清和商榷。

   首先，何女士提到，普京聲稱拜登當選總統更利於俄羅斯。而如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普京政權名聲大壞。何女士提及此事，似是要表明拜登和壞人普京是同一方的。

   這並非事實。恰恰相反，是特朗普和部分共和黨人與普京政權親近，並受其支持，而非拜登等民主黨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等官方機構、諸多知名媒體，均證實了2016年俄羅斯干預了美國大選。普京政權通過製造假新聞等方式，助力了特朗普擊敗民主黨人希拉里。而普京和特朗普之間，也多次相互稱讚。

   俄烏戰爭爆發後，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多次宣稱，他反對對烏克蘭的援助，並暗示要烏克蘭割讓土地換取和平。許多共和黨人也激烈反對援助烏克蘭，還在國會阻擊援烏法案的通過。而相反，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拜登明確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力推援烏法案。拜登政府聯合盟國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是烏克蘭迄今沒有被俄羅斯擊敗的最重要原因。

    根據這些信息，普京實際上青睞的是特朗普及共和黨人，而非拜登與民主黨。至於普京在最近採訪時希望拜登當選，自然是一種迷惑輿論的謊言。

  第二，何女士關於美國的西方盟國厭惡特朗普、冀望拜登獲勝的敘述，是正確的事實。但對此評析時，何女士卻認為這是北約盟國自私，把特朗普試圖叛賣盟友的行為輕描淡寫為“小氣”，以及以美國國內經濟民生問題，為特朗普拒絕承擔同盟義務辯護。

   這樣的說辭，弱化了北約（及類似的基於普世人權的同盟）互助合作的重要性，淡化了特朗普政策主張對維繫同盟的破壞力。

    北約雖然有着種種問題，但在如今國際形勢日益緊張的狀態下，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且正面的角色。無論對於打擊恐怖主義、遏制俄羅斯侵略、保護成員國安全，都不可或缺。

   作為世界最強國、北約領頭羊、國際秩序主導者，美國自然應當承擔最大責任。這不僅是美國須為的義務，也是利於美國長遠利益的應為之事。美國之所以繁榮強大，並非依靠孤立主義和閉關自守，而是深深參與並主導國際秩序，並促成國家利益與國際共同利益的一致，所造就的結果。

   無論二戰中美國領導反法西斯陣營勝利，還是戰後至今推動全球化，美國自身都是最大受益者。如果美國放棄對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只會導致美國的沒落。沒落的美國，在國債、國民養老、國家安全等方面只會比現在更差，而非更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缺乏盟友支持甚至退出北約的美國，也將更加遭遇威權和極端勢力的挑戰。美國如果放棄維護國際秩序，讓世界陷入叢林，美國自身想做“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也是不得的。

   顯然，特朗普及部分共和黨人為了短期經濟利益和節省一些援外經費，而放棄全局和整體的巨大利益，是狹隘和短視的。或許這利於其個人和黨派的利益，但對美國國家和人民是得不償失的。

  第三，何女士說，拜登支持者主要是“社會主義者”。這是以偏概全的。而何女士對於拜登和民主黨“撕裂美國”的批判，也是以誇大的態度和選擇性的方式敘述分析，是混淆了美國複雜政治現實的謬誤言論。

   美國青年一代確實有不少人對“社會主義”頗有好感，但第一，這僅限於占美國人少數的青年人；第二，對社會主義有好感，並非就是社會主義者。

   相較於歐洲和加拿大等國，美國政治光譜整體上更加右傾，即便大多數民主黨人也更多是自由主義者。左翼政治家、參議員桑德斯，也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只有眾議院議員亞歷山德莉婭·科爾特斯（AOC）這樣極少數政治人物算是社會主義者。民主黨成員絕大多數都是非社會主義者，只是相對共和黨，他們較傾向於大政府、更重視國家干預和社會保障。但根本上當然還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非支持高度集體主義式的蘇式社會主義。

   而拜登更不屬於社會主義者，而是較為中道理性的政治家。一些美國極左人士，包括社會主義者，還因為拜登不夠左傾，在勞工、女權、加沙問題上沒有足夠支持弱勢，而抵制拜登，呼籲不要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他。這些人在2016年大選中也抵制投給希拉里，這些“關鍵少數”放棄投票，間接造成希拉里的敗選。

    何女士還認為，美國民主黨正在發動“顏色革命”，改變美國青年人政治立場，讓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者，並演變美國為社會主義國家。這並非事實。美國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並沒有極權專制國家的洗腦和強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信仰、自我篩選信息，民主黨沒有能力決定國民的政治取向。

  而美國大學及媒體之所以普遍左傾，是因為他們更為的了解歷史、現實，有更豐富的人文知識和廣闊的視野、更強的社科分析能力和判斷力，也更傾向扶助弱勢。他們的價值判斷和主張，是基於事實和良知做出的選擇，並非是出於私利或捏造事實而刻意塑造的特定立場。就像“1+1＝2”被絕大多數人認可，是因為1+1＝2確實是對的，而非是洗腦後的判斷。何況，美國主流媒體中，也有華爾街日報等中間派媒體、福克斯等保守派媒體，而並非由左傾者壟斷。

    而就何女士所說的“無、知、少、女”群體，她們大多數是社會的相對受害者、邊緣群體，支持傾向變革、平權、社會公正的民主黨，是無可厚非的。雖然過激的變革和平權、過分的“政治正確”是不合適的、不顧現實條件的、應節制和漸進的；但扶助弱勢、促進平等、建設多元和包容社會的基本訴求和方向，是正確的、應理解與支持的。不能因為少數激進分子的偏激行為，而對她們一概否定。

  更重要的是，真正促使美國撕裂的，正是特朗普和許多共和黨人。特朗普及共和黨人鼓吹或實際奉行的白人至上/白人優先主義、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立場和政策，以及對女性、LGBT、少數族裔、外來移民等群體的強烈排斥，對這些弱勢群體權利運動的攻擊，加劇了社會矛盾與仇恨、破壞了美國的包容與多樣性，促使美國政治的極化與對立。

   特朗普與共和黨人還不顧慣例，強行推舉和任命卡瓦諾、巴雷特等保守派大法官，破壞政治平衡。特朗普還長期發表對奧巴馬、希拉里、拜登等人的侮辱、謠言、陰謀論等誹謗言論。而2020年大選結果揭曉後，特朗普和一些共和黨人還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製造“1.6”騷亂。而特朗普做出這些言行，許多共和黨人仍然支持他，才是“不惜代價（也要將特朗普）選成總統”。

   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都證明，特朗普與部分共和黨人，才是造成美國社會撕裂的主要責任人。即便民主黨激進分子也有責任，也是次要的，且並不能代表民主黨主流。

   另外，何女士在文中，還有若干邏輯不自洽的矛盾之處、對引用內容的曲解，以及無的放矢的批評。例如，何女士因《紐約時報》對特朗普的態度，而認為《紐約時報》破壞規則，不可信任；卻又在本文中多次引用《紐約時報》的若干民調來反映拜登支持率低、“不得人心”。

   何女士借用左派主持人克里斯·華萊士的話“很多媒體機構認為對特朗普報道不用再遵循新聞頁一般規則和客觀性”，來“證明”媒體對特朗普報道不客觀。而事實是，因為特朗普撒謊太多、有大量超出常規的言行，所以無法按照對待正常的守信的政治家方式，對其言行加以評論和檢驗，而只能針對其獨特性格和言論“特事特辦”，包括不再對其荒誕不經言論當做正經話一一反駁。

   這並非是主流媒體不再遵循規則和客觀。就像媒體評價普京政權對入侵烏克蘭的各種辯護之詞，如“烏克蘭國家並不存在”、“俄羅斯從不侵略別國”、“澤連斯基才是戰犯”等讕言，難道還有必要每次都假定這些話可信而再去分析、而不直接否定嗎？

   何女士一邊渲染美國社會主義者的增長和威脅，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推選拜登上位，一邊又說許多選民正在離拜登而去。那麼究竟美國“社會主義者”是強大還是虛弱呢？美國也確實有少數社會主義者或其他極左人士，而如前所述，這些人反而因拜登不夠左傾而抵制拜登，這些“關鍵少數”拒絕支持拜登，正是拜登民調落後特朗普的重要原因。而何女士卻暗示，拜登是因為左傾而失去支持、特朗普更得民心。這又是不符事實的。美國社會主義者不是多數（但是關鍵少數），拜登並非左傾（而是相對中道），特朗普也並非更得民心（只是相對於民主黨人內部的撕裂，特朗普支持者比較團結和堅定）。

   何女士指責拜登“若干內政外交舉措”導致美國撕裂，卻並沒有指出舉措內容和具體影響。而據筆者所知，拜登政策較為平和，是儘可能彌合社會裂痕的。無論在女權和LGBT權利等弱勢群體權利問題、邊境難民入境問題、巴以問題，都儘可能以較平衡和模糊策略處置，不偏幫一方。雖然這也會導致“兩邊不討好（最近拜登民調下滑正是與此有關）”，但也反映了拜登希望儘可能以折中策略解決問題、兼顧各方關切的中庸態度。

   拜登這些政策，與特朗普“一邊倒”反難民、反女權、支持以色列的偏激保守政策迥然不同，也比奧巴馬、希拉里等進步派激烈推進女權、LGBT權利、移民融入、支持巴勒斯坦較快建國等進步政策更為和緩。所以說拜登加劇分裂，是對事實的認知錯誤。

    總之，筆者認為，何女士對於美國政局及總統競選的看法，是偏頗的、不盡真實的、存在種種謬誤的。何女士還選擇性的闡述事實，放大拜登和民主黨的不足，而為特朗普和共和黨的不良行徑辯護緩頰。

    筆者難以認同何女士的說辭，才特地寫出本文以駁。誠然，筆者是中左翼，不贊同何女士確實有價值觀因素。但除了立場差別，筆者也認為何女士所說有不少事實上的訛誤。無論立場如何，對於一些基本事實不應否認或修改。而且，既然有何女士這樣基於右翼立場、特朗普支持者的文章，筆者也就以中左翼的民主黨支持者作文以應，亦是合情合理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