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迫於生活乃至生存的壓力，或許是身患絕症其痛苦不堪忍受，近年來見諸於媒體的自殺報道越來越多。

當然，這裡還沒有包括厲害國中不時報道出的更加離奇的“自殺”。

4月1日，渥太華專欄作家蘇布拉馬尼亞（Rupa Subramanya）發文報道了這樣一則消息。

居住在荷蘭一個小鎮的一位28歲的女性特爾比克（Zoraya ter Beek）向她表示，她計劃於5月初離開這個世界。

這不是愚人節消息。

特爾比克原本有志成為一名精神病醫生，但她始終無法鼓起勇氣完成自己的學業，或者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從物理意義上，她身體健康，正值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階段。但由於抑鬱症、自閉症和邊緣型人格障礙，讓她的精神備受折磨，步履蹣跚。她有一位40歲的IT男友，兩人感情甚篤，與兩隻貓一起住在一棟漂亮的房子裡，但她現在已經厭倦了生活。

特爾比克與她的男友在一起

她準備安樂死，並計劃將自己火化。

她短信蘇布拉馬尼亞說：“我不想讓我的伴侶承擔維持墳墓整潔的負擔。我們還沒選骨灰盒，但那將是我的新家！”她在“新家！”的後面加了一個骨灰盒的表情符號。

宣判她死刑的，是她的精神科醫生。醫生告訴她：“已經嘗試了所有方法，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你的狀況永遠不會好轉。”

從那一刻開始，她就決定一死了之。“我一直都很清醒，既然情況無法好轉，我就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

為了宣示自己的絕望，特爾比克在左上臂紋了一棵“生命之樹”，不過是反過來紋的。她說，“生命之樹代表着新生與成長，可我的樹正相反，它正在落葉、死去。樹一死，鳥兒也就飛走了。我不認為是我的靈魂離開，更多的是我自己從生命中獲得了解脫。”

她選擇在自己的家中經歷最後的時刻，“我會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沒有音樂。”

她所了解的全過程應該是這樣的：

“醫生真的很花時間，他們並不是走進來就說：‘請躺下！’大多數情況下醫生會先給我一杯咖啡，讓我平靜下來，營造一種緩慢柔和的氛圍。之後，她會問我是否準備好了？我會安坐在沙發上，她會再次詢問我是否確定，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便開始操作，她祝我一路順風或祝我睡個好覺。我討厭別人說‘一路平安’。我哪兒也不去。”

所謂的操作就是，醫生會給她注射鎮靜劑，然後用藥物讓特爾比克的心臟停止跳動。她死後，安樂死審查委員會將對她的死亡進行評估，以確保醫生遵守了“恰當的護理標準”，最後，荷蘭政府將宣布特爾比克的生命被合法終結。

她要求她的男友陪她走到最後。沒有葬禮，也不會有太多的家人和朋友前來相送。

特爾比克說：“我有點害怕死亡，因為這是一個終極的未知。”我們真的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或者什麼都沒有？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

在西方，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生活在痛苦中，特爾比克就是其中之一。

世界上的確有許多人，當他們面對家庭的不如意、經濟的動盪、生活上的負擔、社交中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看似無窮無盡的恐懼和失望，都程度不同地會患上抑鬱症或焦慮症，而且症狀可能會不斷加劇。

我們不知道在特爾比克的成長中都經歷了什麼？也不知道嚴重的抑鬱或焦慮症能夠將人折磨到什麼程度？

但28歲，一個人一生中真正的成熟其實尚未到來！人生中那些刻骨銘心的感悟可能要到四、五十歲甚至更晚。

況且，在許多情況下，病症與痛苦是可以治療的。

而醫生，有什麼權利可以輕易地宣判一名年輕患者的死刑？

現在的歐洲，不僅僅是醫生，甚至連政府都傾向於鼓勵患者選擇放棄自己的生命！

荷蘭坎彭神學院的醫療倫理學家格羅內伍德（Stef Groenewoud）說：

“從前，安樂死只是人生最後時刻的一種無奈手段。但現在，安樂死已成為由醫生和精神科醫生提出的某種可以接受的選擇！我在精神疾病患者、特別是患有精神障礙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這種現象——醫護人員似乎比以前更容易放棄他們。”

波爾（Theo Boer）是格羅寧根新教神學院（Protestant Theological University in Groningen）的一名醫療倫理學教授，他在荷蘭的安樂死審查委員會工作了10年。波爾回憶：“我於2005年進入審查委員會，一直工作到2014年。其間，我目睹了荷蘭的許多起安樂死，而安樂死這一實踐已經從死亡是最後的選擇，演變為死亡是默認的選擇！”

他最終選擇了辭職。

特爾比克掛在脖子上的醫療項鍊上寫着“請勿人工呼吸”

波爾一定想到了特爾比克，以及像她那樣的年輕人。

2001年，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死亡，那數字令人震驚。

2000年至2022年荷蘭報告的安樂死案例數量

（2023年9月13日的統計，2022年荷蘭的人口約1777.82萬）

對於這樣一種趨勢，批評者認為：這些“選擇”安樂死的人，受到了消除自殺污名的法律、美化自殺的社交媒體文化以及激進的“死亡權”活動家的默許。這些為安樂死“唱讚歌”的人堅持認為，只要我們的生命“完整”了，我們就應該自由地自殺。

蘇布拉馬尼亞對此評論說：一些高舉“死亡權”的活動家，希望每個人都能獲得安樂死——即使是患有精神類疾病的年輕人也不例外！他們是否正在使自殺成為一種傳染性疾病呢？

不錯！

事實上，那些像特爾比克這樣的選擇“自殺”的年輕患者，已經成了自殺傳染病的受害者！

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著名作家彼得森博士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

“記住我的話：接下來，我們會將自殺浪漫化，然後它就變成了一種死亡傳染病，由國家管理。”

今天的西方，已經被一群無良知識分子、鼓吹極端自由化的“白左”們所綁架！這夥人對年輕人不斷施加影響，並一步步將社會引入歧途。

大麻合法化、“自殺”合法化、“我窮我光榮”合法化、“零元購”、無視法律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LGBTQ推廣的合法化，以及一切荒誕奇葩、光怪陸離、曾經為正常社會所不齒的沉渣，如今卻無不打着“政治正確”的旗號登堂入室，被追捧，被膜拜，極盡榮華！

看看剛剛過去不久的新聞吧：

當今羅馬教皇，居然大言不慚地呼籲正在抗擊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應該“舉起白起投降”！

美國總統拜登，居然在白宮專門發布了總統令，宣布將今年的復活節（3月31日）當作“跨性別現身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ransgender Visibility）來過！

上述之舉自然會引發國際和社會上的廣泛批評與憤怒。

這是天主教的墮落，這是美國政府的墮落，這是一切鼓吹、崇尚上述“合法化”的政府和社會的集體墮落！

當引導人們死亡成為一種時髦時，當效仿“自殺”成為一種浪漫時，這世界離毀滅就不遠了。

想起上世紀70年代末著名的日本電影《追捕》中唐卡醫生的一句台詞：“從樓頂上跳下去吧，一直向前走，不要朝兩邊看，跳下去，你將融化在藍天裡！”

那種對精神病患者的引導與教唆，讓人感到一種從內到外透出的邪惡！

而今天那些所謂的“精神科醫生”，又與當年的唐卡有什麼區別？

讓我們回歸常識：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要牢牢記住：

活着，是上帝賦予每個人的神聖權利，對生命的敬畏與保護，是每個人必須承擔的神聖責任。

而生命，任何人都不能輕易剝奪！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