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片崇尚“人定勝天”的土地，這是一個善於創造“奇蹟”的國度。

倘若查看1949年以來官方主導的宣傳，在長達75年中，人為製造出的、頻繁的“艱難探索”，其結果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其中，最值得“偉光正”誇耀的獨特經驗之一，便是通過運動的方式，在令人不可思議的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一個國家的所有制改造。

但這只是宣傳，真實的歷史往往被篡改。

其實，“公”與“私”的關係大有講究，特別是：如何看待兩者？如何界定它們的邊界？又怎樣完成兩者間的相互轉換？這些都是天大的問題，既涉及到國家和社會的宏觀治理，又關繫到家庭與個人的行為規範，容不得半點含糊。

但這些問題的解答，長期以來不是似是而非，就是漏洞百出，還常常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可以斷言：當今社會面臨的所有重大問題和危機，都是由於“公”與“私”的關係長期混亂所導致的。

前些年有個段子，言一楊姓男子新婚不久，喜收藏。某日淘得一畫，價格不菲，從此痴迷於畫中人，終日端詳研究，不思茶飯，更冷落了妻子。妻子不忿，與之交涉，無果，無奈之下趁其夫外出，私自攜此畫上了“鑒寶”。

在場專家觀之，無不為之動容：此畫畫風獨特，筆觸細膩，所畫人物栩栩如生，儀態萬方，必出自大家之手。經鑑定，果然是某著名大家之真跡。

妻子在現場的一片讚揚聲中大喜過望。當即有人開出高價欲收藏此畫，但被她果斷拒絕。關鍵時刻專家進言：此畫價值連城，建議把它上交國家。

這位妻子聞聽大駭，迅速收起畫作，一句“我再考慮考慮”後，落荒而逃。

段子的結尾亮了！

將自己的財物上交國家，這是多年來宣傳教育所倡導的“以國為家”的精神，早年的新聞時有報道，如：某人在自家地下挖出巨額財寶，無償獻給國家；某人在民國期間購得許多價值不菲的文物作收藏，但解放後全都捐獻給了國家。國家還以一紙證書，名曰光榮……

如此這般境界自然非一般人所及，但不知叫好者、建言者如果自身擁有此物，可否能率先垂範？

若再認真追問一句：所言的“國家”究竟指誰？常說的“國有”又是何意？

回到那個段子，倘若國家真的瞄上了這件東西，豈有不上交的權利？別忘了，連你人都是國家的，都是“黨”的！

進而，如果全體人民都是公有制國家的主人，那麼這片土地上隨處可見的自然資源、廠礦企業、物業交通、銀行金融以及所有的一切是誰的？既屬國家“公有”，是否也該有我們一份？如果有，憑據何在？人們又該怎樣去分享資產的收益？

事實證明，這更像是痴人說夢，因為所謂“公有”，其實與老百姓毫無關係。

如今有一定歲數的人都記得，早年走在大街上，常能看見街市店面之上有招牌，上書“公私合營XX工廠”、“公私合營XX商店”、“公私合營XX合作社”等等字樣，只不過在當時，大部分人並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含義和奧妙所在。

對於“公私合營”，今天的年輕人大概完全不知其為何物？即便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代，恐怕提起來也是似是而非，一筆糊塗賬。但對於那些從學校一路走來的人，相信對當年“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記憶猶新，因為那幾乎是每次考試必考的內容。

眾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由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整個國家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是依靠農民、工人和不同層次的資本家所支撐的，國民經濟中有很大的比重都在私人手中，而私有財產是受到政府明令保護的。據統計，1949年時中國共有資本主義工業企業12.3萬個，其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

這還不包括商業、服務業“私企”。

可是1949年之後僅幾年，原本屬於私人的東西，怎麼一眨眼的功夫就都歸了“國家”呢？原本財產的擁有者怎麼就忽然變得一無所有了呢？統治者是如何做到的？

如今，過去的許多當事人已經作古，所剩的“過來人”也越來越少。但只要你拾起那段未經閹割的歷史，冷靜下來細心查看，還原真相；只要你的大腦不會像金魚一樣僅有七秒鐘的暫留記憶，就一定會在統治者當年石破天驚的肆意妄為面前倍感震驚，接着便是如夢初醒。同時，你對今日所見的無數荒唐行徑，也就不會感受到絲毫違和！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偉光正”，所採用的手段如出一轍，整體上更是一以貫之！

作為當年“土地改革”和“公私合營”運動的共同參照，前蘇聯老電影《列寧在1918》中一段經典台詞最能說明問題：

“蘇維埃政權是穩固的，工人和農民建立這個政權是永久性的，誰也不能妄想要他開倒車。當你們這些富農（註：其實是農民）存在一天，就必須得要給我們糧食吃，你要不給就強迫你們給，你要用武力就消滅你們。這就是我給你的真理！”

不錯，當統治者向治下的黎民百姓不容置疑地宣稱“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之時，也就為那些原本是個人所擁有的一切打上了“原罪”的記號！

於是，所有的搶劫與剝奪都擁有了正當性。

“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向松祚這句名言中，“我們”說的就是“私企”。如果就用今天的這句話來概括當年“公私合營”的實質，不僅一點也不過時，更是精闢至極！

只是當年絕大多數人都被蒙在鼓裡，難有這樣的洞見。極少數有的，也早已望風而逃。剩下的，便是任人宰割。

建政之初，為使自己的政權站穩腳跟，對資本家的“安撫”就成了這樣“無奈的選擇”。

1949年9月，第一屆全國政協通過了《共同綱領》

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

在1949年9月21日由“一屆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相當於臨時憲法）中，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

這還不算，為了進一步穩住“資本家”和“私人企業主”，中共在短短的數月間多次重審：中國要先經過20年的資本主義過渡期，即新民主主義時期，再進入社會主義。

這是新生政權對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所有民眾的公開宣示與莊嚴承諾！

當時正值“淮海戰役”勝利，長江以北已在解放軍控制之下，為防止天津的一些資本家逃離並轉移資產，劉少奇代表毛澤東專門來到天津安撫，對其又是一連串的承諾，其中的“剝削有功”一說在文革中成了劉的滔天罪行。

資本家信以為真，從此幹勁十足，全不知這只是當時的權宜之計：需要你們是暫時的。

至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80%左右，這無疑為當時全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而此時，“官僚資本”已完全收回國有；農村的“土改”業已完成；“鎮反”運動殺了大量潛在的“敵人”；“五反”運動又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警告；“朝鮮戰爭”更令中共在國際上揚眉吐氣……

腳跟既已站穩，“安撫”戛然而止，“懷柔”過後緊接着是迅即翻臉，真可謂圖窮匕見！

於是，“偉光正”立即轉入了消滅私有制這一“崇高的理想”上。

1953年6月，“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隆重推出。此時離中共“20年不變”的承諾才過去不到4年！

什麼叫社會主義改造？

就是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消滅資產階級！

如何改造？

由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進行“和平贖買”。

既是買賣，價格怎麼確定？

改造之前的1950年，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企業利潤的60%。

可到了1953年，政策變了。毛澤東提出了新的“四馬分肥”的利潤分配方案，即：利潤由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與獎金和私營股東4家分配。企業主的紅利降至企業利潤的20.5%。同時，黨組織開始強行入股一些私企，即通過“贖買”加入“公共股份”，同時派出幹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經營和管理企業。結果就成了：私營企業主儘管仍是大股東，但卻失去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權。

所謂“黨管企業”由來已久，不是新鮮事。

1955年，政策再次改變，私人企業主的利潤分紅被強行取消。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變成了根據“私股”的評估價格，統一按5%的定息逐年支付，而且從1956年算起，支付期限為20年。

這一定息不僅低於當時多數企業的盈利，甚至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

三張公私合營老股票：1955年公私合營黟縣電機廠股據，股金10元；1956年公私合營江蘇省南通市五金業股票，股金1800元；公私合營江蘇省南通市顏料業股票，股金4850.59元

1956年開封市公私合營企業私股股票（公私合營山河書店），股金23元

1956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計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中，只涉及到了機器、房屋、礦藏、成品、原料、公積金等，卻絲毫沒有提及非物質遺產，比如商標、商譽和企業名稱等。由於對於這些遺產是否屬於生產資料的看法不同，造成了政府無理強行奪取並占有了原屬企業後人合法資產的東西。

反正，“贖買”之後資本家完全靠邊站了：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那麼，當時私營企業，其股價如何評估呢？

簡單回答：當時的定價完全不看市場價值。表面上說：是“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核定。”一切都是本着“自願”的原則，由你自己估、自己報。

按照毛澤東的話：“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

但實際上呢？

歷史學者朱建國對此這樣描述：當年“公私合營”大的政治背景是：剛剛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包括“鎮反”、“三反”、“五反”，資本家都嚇壞了，猶如驚弓之鳥，你怎麼說就怎麼是，只要讓我活命就行，哪裡還敢據理力爭、討價還價呀。以武漢著名的葉開泰製藥公司為例，在資產評估中基本上就是政府說了算，結果肯定不合理，不公平。葉家後人坦言：城下之盟，根本就不存在對等談判，所以完全談不上公平交易……

也就是說，改造從一開始就是強令執行的，私人企業主根本就沒有發言權！“偉光正”自己也不無得意地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人們也許無法想象當年的葉開泰、樂松生、榮毅仁等人，“白天敲鑼打鼓、晚上夫妻抱頭痛哭”（毛澤東語）時的情景。我們只知道，“公私合營”後不久，葉開泰之子葉雲力就沒飯吃了，即使到了1992年落實政策後採訪他時，他在武漢依然住在十幾平米的房子裡。而遇羅文的母親更因為“三反”“五反”後心有餘悸，從此再也不敢當資本家了，以至於“公私合營”時，她舉雙手贊成，交出所有。

這幅照片曝光率極高，那是在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上拍攝的，當時同仁堂的老闆、工商界代表樂松生向毛澤東獻報喜信，當時樂松生異常興奮和激動。

但就是這樣一個被改造好的商人，儘管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因彭真的保護而倖免，但最終卻沒有躲過文革。文革伊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樂松生就被紅衛兵盯上了，紅衛兵衝進他位於崇文門的家中，先是給他掛上“彭真的紅人反動資本家樂松生”的牌子，接着是批鬥毆打，連同他的母親和夫人一起打，他們被打的滿地爬行以躲避，他的母親和夫人竟先後被活活打死！樂松生雖然僥倖活下來，但在極度的恐懼之下，他在一年多後的1968年4月選擇了自殺，終年60歲。死後沒有留下骨灰。

到了1966年9月，國家停止向私人股東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壽終正寢，全部企業都變成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整個所有制的改造，就是這樣通過從私人工商業到“公私合營”企業、再到“國營企業”的強制過程完成的，前後滿打滿算僅花了不到7年時間，資本家從此被消滅。

高，實在是高！

如此短的時間，不使用非常手段是難以奏效的，這其中的絕招就是——運動！

75年來，此絕招頻頻使用，屢試不爽。

事實上，從1956年初，面向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大規模“公私合營”運動業已開始，當時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瀋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

看看什麼是運動吧，隔着畫面都能感覺到狂飆席捲，氣勢如虹：

1956年1月21日，上海50萬人在人民廣場集會，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

1956年1月，上海舉行盛大慶祝遊行，工商界家屬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

1956年1月15日聯歡大會上，由工業職工代錶王輝、商業店員代表高殿英、農民代表李宗和、手工業者代表徐淑琴和工商界代表樂松生（從右至左）組成的報喜隊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代表盛丕化先生向毛澤東報喜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代表榮毅仁向毛澤東報喜

社會主義改造的發起者

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視察公私合營申新第九棉紡織廠

1956年1月15日，王府井大街的商店慶祝北京市私營工商業全部公私合營

1956年1月18日，天津市勝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這是天津日報的報喜大隊走到濱江道時受到歡樂的人群包圍

1956年1月22日，天津市和平區群眾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遊行

1956年1月19日，廣州私營工商業各行業全部申請公私合營，這是飲食業同業公會的資本家集體在申請書上簽名

1956年1月29日，廣州市30萬人集會和遊行，歡慶全市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1956年1月19日，杭州市舉行全市私營工商業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批准大會

蘇州私營企業向黨表決心，要求實行“公私合營”的情景

1956年1月22日，武漢市各界15萬人冒着南方稀有的大雪舉行集會和盛大遊行，慶祝全市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這是郊區農民隊伍駕駛着拖拉機等農業機器參加遊行

1956年1月23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的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烏孜別克族的色力木各來百貨店被批准公私合營後，商店的人員立刻把新招牌換上去

河北唐山慶祝“公私合營”

慶祝“公私合營”，燃放鞭炮

慶祝全行業公私合營大會

一切都快的離譜，中共於1956年2月24日才通過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決議，僅過了1個多月，也就是到了1956年一季度末，通過熱火朝天的“運動”，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已達99%，商業企業已達85%。同年，公有制經濟已占國民收入的93%，私人工業企業幾乎絕跡！

難怪毛澤東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事實上，“公私合營”早在1953年便已開始，上海首當其衝，從1953年底至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私營工業企業向政府部門表示了合營要求，符合政府部門計劃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業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業。如大隆機器廠、上海水泥廠、浦東電氣公司、華生電器廠、信誼藥廠、新亞藥廠、中國化學工業社、大中華火柴廠、廣勤紗廠、三友實業社、大中華橡膠廠、美亞綢廠、章華毛紡廠、景福衫襪廠等等。一些企業在一次申請沒有批准後又接着申請，直至最終被列入1954年擴展合營。

1956年1月18日，上海市舉行了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代表會議。這是代表們紛紛把要求辦高級社的申請書送上主席台

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盛丕華（左三）在接受申請書

公私合營信大祥棉布商店店員譚國謨、孫振祥兩人被任為該店副主任

這些“資本家”為什麼如此主動呢？

歸結起來原因有三：

1）認為躲不過，不如趕早不趕晚，爭取頭班車，留個好印象；

2）迫於攀比與壓力，見別人申請，面子上過不去；

3）投機性地試探，即使申請也不一定會批准；

4）企業經營困難，希望趁機卸包袱，通過“公私合營”渡過難關，等等。

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就是“自願”的典型。1953年起，政府對關繫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食油、棉布等都進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在批發貿易中，國營商業已基本上代替了私營批發商，國外的東西進不來，國營批發部又限制數量，永安公司很快就陷入困境，貨架上常常是無貨可賣。到1955年初，公司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當年秋天，永安的老闆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請求，11月底即獲批准。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營”，南京路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貨”就此卸下，換上了髙達五丈八尺的“公私合營永安公司”霓虹燈。

1955年11月23日，上海市私營永安股份有限公司經政府批准實行公私合營

員工們正在清點商品，永安百貨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私營百貨商店

然而，讓資本家真正失去經營熱情的原因還是：經過不斷的“運動”，資本家開始“躺平”，再加上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呼來吼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弄得他們苦不堪言，人人自危，於是紛紛“坦白”交待，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比如“五反”運動中，僅上海在四個月中自殺的企業主及家屬就達到了876人，巨大的壓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繼續經營的信心。

問題的關鍵是：在“原罪”的前提下，作為被消滅對象的資本家，他們對“公私合營”無論持什麼態度，其動機都會被認為是壞的：

你積極擁護，那是想要撈取政治資本；

你消極對待，自然是唯利是圖；

你牴觸反對，那就是落後反動，死路一條！

結果就是無所適從，引頸待宰。

根據統計，當時“公私合營”實際核定的私股資產只有24億元，分屬114萬個私股股東。毛澤東後來形容：出這麼一點錢，買了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共約800萬人。

然而，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

“公私合營”致使很多傳統企業、品牌消失，其原因無非是國有化後失去市場競爭力，最終或難以為繼，或被合併，使得能夠存活至今的品牌寥寥無幾，又因為已歸各級政府擁有，從此失去了家族傳承，所謂“百年老店”實際上徒有虛名。還有一些企業因早年搬出大陸，遷至海外安家，反倒得以傳承至今，只是品牌商標常常與大陸的並行出現，讓人困惑，例如像潘高壽藥廠、太和洞藥廠、位元堂等。前些年“王老吉”的品牌之爭，就是當時的“後遺症”。

更重要的是，歷史會牢牢地記上這一筆：在經濟上剝奪他人，在道德上背叛盟友，在政治上出爾反爾，失信於民。從此埋下了不具合法性的種子。而曾經的同路人——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在數十年間蒙受了無盡的屈辱與迫害。

歷史，為我們記錄了以下的資本家及其家屬的眾生像：

1956年1月，上海工商界家屬代表在會上聆聽社會主義改造意義和政策的宣講，照片上的與會者穿着依然留有“舊時代”的痕跡，不失雍容與華貴，而她們的臉上卻分明流露着對“新時代”的茫然與忐忑

廣州王老吉率先垂範，1955年就已經“公私合營”

1955年12月28日，上海寶大祥綢布店董事長丁方鎮掛上新店牌

1956年1月，上海滬光鐘錶店資方俞征偉全家正在整理手錶，把價值12000元的98只名貴手錶拿出來向公私合營的企業投資。這是一幅顯見的擺拍照，一家人其樂融融

信大祥綢布商店“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後的北京六必居醬園

中國紡織工業和麵粉製造業資本家、上海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榮毅仁（右四）與上海的一些著名資本家談全市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問題

資本家的家屬代表給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寫保證書

天津“公私合營”盛錫福帽廠掛上新招牌時，職工們和經理集聚在門前互相祝賀

北京崇文區手工業者，在登記站遞交加入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入社申請

資本家的家屬們正在政治學習和集體創作活報劇，擺拍中笑臉盈盈

上海商業聯合會1956年1月20日晚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聯歡會

1956年2月號《人民畫報》，慶祝“公私合營”的天津資本家家屬，她們的笑給人的感覺是什麼？

上海工商業資本家的家屬在扎彩花，慶祝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廣州參加社會主義改造後的工商業者的家屬慶祝自家產業“公私合營”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申請公私合營大會，左一為榮毅仁

1956年1月20日上海舉行“公私合營”大會，工商界報喜隊扮成“天官賜福”的報喜者來到了會場

如今，我們似乎看到了歷史的驚人輪迴。當年那場“公私合營”運動對今日之影響不可低估。其實我們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反思與改正，即使是“改開”期間，對“公”與“私”的問題也是顧左右而言他，美其名曰“不爭論”。結果就是：那隻攥緊億萬人命運的手只不過是鬆了一點，好讓你喘口氣，接着，便是再次攥緊，或許比之前的更甚。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