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平均主義”丶“大鍋飯”丶“普遍貧窮”, 這己經是多年來某些人否定社會主義歷史的口頭禪, 它充斥於所有的媒體丶出版物。然而這種流言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不能不是一切正直、負責任的中國人所應思考的。改革開放前人民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戰天鬥地丶致力於新中國建沒近三十年, 難道都是在一種“平均主義”丶“低效率”丶“餓肚子”的狀態下生活的？

為了戳穿對歷史的謊言, 我們不能不再次走進歷史中去。

（一）

在新中國歷史上, 平均主義的確曾有過, 那就是1958丶1959年的“大躍進”刮“共產風”期間, 那時曾在短時間內實行過人和物統一調配, 取消按勞分配, 隊與隊丶人與人之間拉平的平均主義, 同時造成了廣大群眾“普遍貧困”的現象。

然而, 當時的問題和危害很快就暴露出來, 黨中央對此錯誤最先提出批評並堅決進行糾正的是毛澤東。從1958年末的中央鄭州工作會議丶武昌會議到1959年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丶上海會議等多次會議上都越來越多地批評“共產風”和“平均主義”。例如, 在第一次鄭州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是集體所有制, 尖銳批評了那種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 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主張。並提出了“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重要思想。這從思想上根本否定了平均主義。毛澤東還指出：“一平二調”丶平均主義行為是對農民的剝奪, 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利害。 因而他要求必須堅決退賠, “對舊賬一定要算”等。在1961年3月, 毛澤東給政治局幾位領導同志寫信, 特別提出要調查丶克服公社內的“兩個平均主義”問題。信中說：“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 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 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440頁）

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論述, 經過大量調查研究, 上下廣泛討論, 黨中央在關於人民公社體制和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和整頓, 這集中體現在1961年頒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和1962年發出的《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等文件中。其中明確規定：“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集體經濟“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種新的規定是對公社體制上的一個重大改變, 它大大加強了生產小隊的經營自主權, 各生產小隊根據自己的條件自主安排生產丶制定分配方案丶單獨核算等, 這就使農村公社實際上變成了以生產小隊為單位的集體經濟, 從此各生產小隊在生產經營和分配上開始拉開了差距。 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現象就成為過去。

在社員家庭經營、個人分配方面, 公社《條例》規定：廢除供給制, 撤消公共食堂； 按照原來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標準“恢復社員的自留地”；同時還規定：社員房前屋後的樹木歸個人所有；鼓勵社員餵養家畜家禽丶種竹木水果；在大力發展集體副業丶社隊企業的同時, 充許社員搞家庭副業等。按照當時毛澤東的說法：既要“大集體”, 又要“小自由”。1962年中央有關文伴又明確規定：在完成國家對糧丶棉丶油的統購任務之後, 開放糧丶棉丶油自由市場, 允許農民自由交易丶調劑餘缺, 積極發展城鄉集市貿易丶商品流通。這就說明, 從此之後社員的家庭經營和收入渠道己經有較大的空間。

貫徹黨中央的調整方針, 從1962年之後城鄉經濟和人民生活就出現好轉, 並逐漸走向一個經濟生產迅速發展丶城鄉居民生活改善丶物價穩定丶市場活躍的新局面。這也說明, 公社化初期的一些左的錯誤, 包括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基本糾正, 農村管理體制和分配政策基本上建立在了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的基礎上。到這時國內關於對人民公社的一些爭論也基本結束。整個六丶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初, 20多年的時間農村的管理體制和分配製度都穩定在《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基礎上, 其間沒有什麼人提出過不同的意見。

（二）

在六丶七十年代, 農村生產隊依其經濟條件不同, 對於個人的分配大多數是採取“人五勞五”或“人四勞六”的分配方法。由於每個人都是集體經濟的所有者, 他當然的要享有生產的成果, 即使無有勞動能力或勞動的人, 也要參加分紅, 以保證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因而在分配中“人”占一定的比重, 決不能稱其為“平均主義”, 它恰恰說明了集體經濟的進步性。即使目前的股份制企業, 各個股東不分紅行嗎？當然, 如果人的比重占的過大也會影響勞動的積極性。總的看, “人五勞五”、“人四勞六”分配方案還是符合當時大多數農村實際情況的。比較全面地貫徹了按勞分配的原則。

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 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有些右派精英離開當時的生產條件, 完全以他們目前的需要評判歷史, 這就不能不暴露出他們的無知和荒謬。

生產隊的勞動, 所謂“大轟隆”丶“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在某些情況下當然是有的, 但是如果用以概括所有勞動過程那是荒謬的。人們知道, 農業生產依季節和農活的不同, 勞動的繁重和辛苦程度是不同的。例如, 在“三夏”和秋收大忙季節, 地里的莊稼是焦麥炸豆, 亟待收割, 同時又必須抓緊耕耙, 搶時播種。這時人人不敢懈怠, 各個工序上都爭分奪秒。人們都知道, 別看當前頭上焦陽似火, 如果一旦變了天, 誤了農時, 弄不好一年的勞動成果就毀了, 或者影響了下季的收穫。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是有偷懶丶“磨洋工”的念頭, 但也不容你有那樣的行動。

從六十年代之後, 各地就不斷試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諸如“小段包工”丶“專業包工”丶“四定小包工”、“按活包工”丶“責任到田”丶“三包到組”、“生產丶徵購大包幹”等, 都出現了。可以說除了“分田到戶”, 各種責任制形式都實行了。社員在分配和家庭收入上也出現了差別。當然, 對於農村勞動來說, 不能包工的農活總是不少, 對此有些生產隊還採取“按活記分”或評工記分的方法。總之, 那種把生產隊勞動一律看成是“大轟隆”或“磨洋工”, “干多干少一個樣”的說法完全是一種對歷史的無知！ 除非你把後來的“分田到戶”看成平均主義（按人平均分地）, 之外還能舉出什麼平均主義？

生產隊的經濟實質上是一種實物經濟, 即根據國家計劃和本隊的實際而安排生產, 幹部和社員想的只是提高產品產量丶不斷滿足集體的發展和社員的生活需要, 頭腦中是全然沒有什麼產值丶利潤丶GDP等這種概念的, 也沒有賺錢發財的意識。生產隊內部的分配也是簡單、粗放的。有許多產品是不作價的或者作價很底。因此以價值形式反映的勞動報酬是比較底的。落後的生產小隊每個勞力每天的工值（10分工）只合二丶三角錢, 先進的社隊也就是一元左右。然而不要看這隻有幾角錢的工值, 它卻能解決全家數口人的生活問題。例如, 最近中央電視台“藝術人生”欄目採訪著名農民作曲家史掌元老人, 據史老所提供：他所在的山西省的一個生產隊, 在六十年代一個整勞力的工值就只有三丶四角錢。當時他的家中卻有十口人：父親、七個兒女, 加上他夫婦兩。而正是靠這種收入水平, 卻支撐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 包括吃穿丶孩子上學丶老人看病等各項開支。象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各地並不少見。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現在你就是每月有三丶四千元的收入, 能夠維持這樣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嗎？包括孩子上學丶全家人看病吃藥？

其實, 統計部門對於改革前農民的收入統計, 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社員從集體經濟中的分配, 但卻遠遠不能說明其全部的收入。因為社員除了參加集體勞動之外, 其他的經濟活動還不少。例如, 自留地丶村頭荒的種植, 家庭飼養丶家庭副業, 宅院種植, 農閒時搞點短途販運丶作點小買賣等, 這些活動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過。而這方面的收入在社員的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並不算小。“文革”時期雖然在政治思想上批判資本主義丶商品交換, 但在政策上仍然貫徹公社《條例》的規定, 並未取消社員的家庭經濟和副業。城鄉的農貿自由市場也始終存在着。如果照有些人所描寫的那樣, 公社社員每天都是被強制性地從事那幾角錢工值的勞動, 效率低下, 那麼當時的人們早就無法生存了, 又怎能健康地活到現在？ 並且孩子們還都上了學, 家人有病能上醫院？這豈不是更令人無法解釋嗎？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奇怪, 它正說明了毛澤東時代分配製度的成功。不管有人怎樣攻擊那時 是什麼“平均主義”丶“大鍋飯”之類, 但它卻成功地解決了七丶八億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以一種最節約、有效的方式完成了對落後的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和國家工業化的建造。這足以使後人為之敬佩！假如當時就搞“讓少數人先富”, 那麼國家工業化丶農業水利化和機械化等至今能實現嗎？

勿容諱言, 那一代人的生活條件是艱苦的。城鎮居民供應細糧只占一半；農村主要以吃粗糧為主, 加上瓜菜、蘿蔔。 白面丶魚肉只有節日才可吃到。沒有什麼人稱得上富裕, 但卻更沒有任何人挨餓受凍, 大多數孩子都能入學。對這種生活方式農民丶工人們沒有什麼不滿, 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已經達到了解放前的上中農生活水平。你想常年吃白面丶魚肉嗎？就是在解放前的一般地主家庭里也從無達到過！

生產隊對於收穫物的分配, 作價都很低。例如, 糧食只有幾分錢一斤, 而且還要去潮去雜折算, 鮮地瓜丶蘿蔔丶土豆等去泥計算。六丶七十年代北方種地瓜較多, 按照糧食部門規定, 地瓜干每五斤折一斤糧食標準, 而生產隊分配給社員的鮮地瓜又每四斤折一斤地瓜干。這就是說每20斤地瓜才折算一斤糧食。社員家的地瓜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未才吃完。另外, 生產隊分給社員的蘿蔔丶土豆丶南瓜及其他蔬菜瓜果, 其作價都低礙很, 一般是按堆估或按筐量, 例如一筐茄子, 少說也有20斤, 作價也就一兩角錢, 有的甚至不計入分配中。還有秸稈丶柴草、殼皮之類一般就不進入統計之中了。誰如果真把生產隊的分配統計清楚那是十分困難的！

現在農村的各種作物的秸稈丶柴草之類成為一種難以處置的廢物, 對環境造成很大污染。但在六丶七十年代, 它卻是農民的一項重要生活資源, 全年的牲畜飼料、燒材丶取暖全靠它。每年冬季或春季, 即使普通的麥秸丶豆秸丶樹枝, 如果運到集市上, 每百公斤就能賣到六丶七元。別看這六丶七元, 它能解決一個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油鹽醬醋的開銷和孩子上學的學雜費。

在公社時期, 由於生產條件的不同, 各地的差距也是顯著的。例如同為江蘇省, 蘇南與蘇北差距就很大。尤其是到了70年代後期, 有大批先進社隊已經發展起來。今天被稱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 當年叫華西大隊, 在70年代就成為先進單位。1963一1978年全大隊 糧食平均畝產由三丶四百斤增到2720斤, 平均每年畝產增長100斤以上, 發展速度快得驚人。尤其是大隊的工業丶副業也形成一定的規模, 1978年工副業占全大隊總產值78％, 年創造價值一百萬多元, 每個勞動力創造產值5100多元。（《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4日）又如北方地區的山西大寨丶河北沙石峪丶山東下家村丶東郭大隊等, 全年糧食畝產都達到1000斤以上, 為國家做了很大貢獻。每個勞力每日工值都達到一元以上，社員都住上了磚瓦房。在當時來說算是富裕了。誰說集體經濟下不能致富？在隊與隊、社與社、地區與地區之間有什麼“共同貧窮”嗎？

（三）

改革前, 城市職工的工資實行八級工資制, 幹部是25級工資制。同樣情況參加工作的人員幹部與工人工資數沒有多大差別。如果加上勞動強度補貼丶勞動保護補貼等, 工廠的工人工資比幹部還多一些, 糧食供應也多。尤其是各行業之間職工的工資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大家都是一樣的國有企業職工。現在看這種工資制度並非沒有它的合理性。然而新鮮的是, 目前卻見到有人在撰文論證“改革之前的貧富差距”了！說當時的最低工資與最頂層的工資相差10倍。（人民網.強國論壇.《改革開放前沒有貧富差距, 哄誰呀》,直言了）這豈不是有力地駁斥了所謂改革前是“平均主義”的論調嗎？話又說回來, 這10倍的差距還算得什麼？看目前有些壟斷企業里的老總的年薪己達八九十萬、一百多萬, 請問他們與月工資只有三四百元的工人的收入相比差別多少倍？上百倍吧！從此我們看到, 有些人為了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 一面批評當時是“平均主義”丶“大鍋飯”, 而一面又指責為產生了“貧富差距”丶甚至是“腐敗”。真是欲加其罪, 何患無詞, 達到了自相矛盾、自扇嘴巴丶頭腦混亂的程度！而這恰恰說明了毛澤東時代分配製度的正確丶合理, 真正的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中國的城鄉差別長期以來一直是存在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一直在致力於消除城鄉差別。據國家統計部門的有關調查資料，1978年城鎮職工家庭人均月收入是32.5元, 農村社員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0.6元, 農村與城市收入的對比是1：2、6 。而據聯合國的有關資科，全世界的城鄉收入的對比平均是在1：1、5一2 之間，即是說，改革之前中國的城鄉差別基本上貼近或者說略大於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說 中國是平均主義的話，那豈不是說世界各國的平均主義比中國更嚴重嗎？

而到目前，中國的貧富差別基尼係數已達到0、45以上，超過了國際上的警戒線。農村與城市居民收入實際差別一般認為己達到1：6 ，為全世界所少有。面對如此嚴重的貧富對立丶兩極分化、腐敗現象, 右派精英們還有什麼顏面指責毛澤東時代所謂的這問題、那錯誤呢？

改革, 自然是草民擁護的事情, 然而有些人借用“改革”企圖否定前一代人們的功績, 踐踏社會主義歷史, 這豈能容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