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实上早已成为中国宗教家园中的一员. 共产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 加上如今共产教已然式微, 由此造成的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给基督教提供一个在中国发展壮大的机会.

基督教想利用这个机会本来无可非议, 甚至其本身对重建中国人信仰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应该说有积极意义.

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负面作用也颇让人担心忧虑. 基督教教义中邪僻极端的成分暂且不论. 一些其他因素如果和基督教结成同盟, 或基督教被这些因素钳制, 那么基督教将再一次成为中国动荡甚至浩劫的渊源. 这些因素无非是敌外(海外反华仇华势力), 恶徒(国内政治投机分子) 和暴民(对社会不满的群体).

敌外

敌外可以利用基督教煽动中国教民和政府之间的敌对和冲突, 并且以此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曾经有网人给敌外献策: 搞乱中国的捷径是一手支持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另一手支持中国伊斯兰教的扩大, 特别是后者中的恐怖极端主义者; 到一定时候, 再在这两者间煽风点火, 然后就可以袖手旁观取渔翁之利. 东突作为一个公认的恐怖集团能在西方公开活动和招摇, 恐怕是上述第二手在运作的明证.

恶徒

恶徒在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存在. 当项羽看到秦始皇并发誓吾可取而代之的那刻, 就加入了恶徒的行列. 恶徒其实就是那些政治投机分子或政治野心家, 他们的人生目的是索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 特别在他们看到在正常政治体系里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可能性渺茫, 或在尝试后失败, 就会成为铁杆的恶徒. 他们往往倡导一些诱人的政治主张, 挑拨矛盾, 希望社会发生动乱; 因为只有在现有的体制轰然倒地时, 他们才有取得权力的可能. 至於社会动乱可能会造成的危害, 这并不再他们考量的范围内.

按以上的描述, 中国海内外的纯民运和在共党内部斗争失利的转民运就是十足的恶徒. 大民运这杆旗帜在中国的号召力毕竟虚弱, 於是民运恶徒们急切寻找别的虎皮. 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 自然不会错过他们的眼睛. 於是海内外民运大佬小闯, 纷纷眼泪鼻涕的向上帝痛承, 神神道道要把十字架插遍中国的每个山头, 有组党的, 有扮演大先知的等等, 一时间喧嚣尘上乱象环生.

梦想着"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传统恶徒当今也不乏其人. 洪秀权在中考失败后, 自称耶稣的胞弟, 就真的差点儿入座金銮殿; 中国现在有几位干脆号称自己就是基督再世, 或男或女, 如某某某, 竟然直接号令各路人马拥立他以基督之亲身而王神州. 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感到最激动最受鼓舞的大概非形形色色的政治恶徒莫属. 其他两个因素敌外和暴民也使得恶徒们据有开阔的空间以便游刃有余: 向外投靠敌外, 是为外援; 向内利用暴民, 是为内助.

暴民

当一个社会在急剧发展变革时, 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 一些群体因为弱势而被置于社会的边缘, 另一些群体因为失势而落后. 这些群体往往会慢慢积聚对社会的怨恨, 一旦有突发事件引爆, 他们会诉诸于非正常方式, 甚至暴力, 向社会抗争出气; 也就是说成为暴民. 如果暴民们只是以事争事, 一般情形下, 是容易被平息下来. 但如果有其他因素加入其中, 暴民的抗争就会另立大旗而成为暴动. 比如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和日本的天草四郎起义(岛原之乱).

十六世纪中叶天主教开始传入日本, 到十七世纪在日本一些地方已具规模. 1637年, 由於岛原的一名农民交不起租, 而引发村民和官吏的冲突, 村民演变为暴民. 年仅16岁的天草四郎, 教名JEROME, 被推举为领袖和救世主, 并开始起义暴动, 参加者都为基督徒. 当然最后, 上帝并没有保佑这些举着基督教大旗的日本教徒, 他们被残酷镇压. 基督教也作为邪教被日本禁除,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

暴民也可能在极端教义的煽动和渲染之中产生, 特别是对仇恨的渲染. 比如在文革期间江西某地, 批斗地主的村民, 在仇恨的宣传中, 演化成为杀人吃人的暴民魔民. 南韩教徒在七十年代, 在基督教极端教义的鼓动下, 也成暴起杀人放火.

暴民很多时候是宗教, 仇恨, 政治的受害者, 他们因为受欺骗蛊惑而有无辜转变成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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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假设, 纯正的中国基督教宗教徒, 也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基督教变成敌外的基督教, 恶徒的基督教, 或暴民的基督教. 因为如果这样, 其所带来的浩劫, 不仅仅是中国的, 也是中国基督教的; 纯正的中国基督教徒也绝对不会是赢家. 所以, 如何从中国基督教内部, 切实的护持中国基督教, 防止他被敌外, 恶徒和暴民所劫持, 是每个中国基督徒当仁不让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