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有请胡锦涛先生带头让出兼职

马悲鸣

胡锦涛先生主持中国政务以后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八荣八耻”，企图重归儒家思想。这当然也无从谴责了。和谐社会总比“十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好吧。

社会之所以不和谐，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闲得没事干而去寻衅。不管他们是革命党还是民运。和谐社会之所以和谐，关键是每个人都有事做，也即就业机会充分而没有闲人惹事。

就业机会从哪儿来的呢？

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创造出来的。

他们想要赚大钱，便买地、开商号或工厂，然后雇人来给他们干活儿，便是地主资本家。

在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从仅仅是出租土地到向更广阔的商业市场转化时，由于原来生活在仅以土地出租为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社会，大部分人不会，或者学不会市场经营，其结果是大批人员流落成希望被雇佣者而使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同时也使懂得市场经营的人趁机压低劳动力市场价格而大发其财。

这个时期实际上是社会由主要以农业经营转向主要以工商业经营的转换期，大批希望被雇佣的人看到雇佣者发了大财而倍感社会不公，于是暴发了包括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在内的无数革命。但在西欧，这些革命都被成功镇压，只有晚于欧洲进入工商社会的俄罗斯在进入这个转换期时的革命成功了。

中国革命其实也是在由郭松涛肇始的的洋务运动引发的中国社会由农业向工商社会转型期发生的，最后由共产党的武装夺取政权而告成功。

成功了的中苏两大国铲除了有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社会生产组织者阶级，而由几个革命领袖负责开发就业机会。这使得社会在开创某些行业，比如军工和两弹一星类项目上能集中资本和人才得以快速开发，但在日用消费品生产的质量和数量上却长久呆滞。

这样的现代军事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等经济危机，却出现了长年的供应不足和通货萎缩。这样的社会在政府的军事压力下固然相对安定，但整个社会却失去了进化的活力，并最终输掉了与以美国为首相对彻底的市场经济的和平竞赛。

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时的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包括男女关系观念改变在内的社会动荡。凡是革命成功的社会都失败了，比如苏联和中国。所有革命失败了的社会都成功了，比如巴黎公社的法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仅能被雇佣的劳动力市场大军逐渐逐个去世。他们的儿孙辈则有部分学会了市场经营而成为雇佣者。百年下来，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大军越来越小，而雇佣者阶级越来越多，形成现在劳动力短缺的局面，这才是工会组织罢工以争取被雇佣者权力的黄金时代。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29年后法国成功地以第三列强的身分成为由“英美法德意日奥俄”八个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成员，入侵中国。设若巴黎公社成功，恐怕法国就成不了列强之一了。

中国最近二十年市场改革的成功是八九年邓小平糜平了六四革命的结果。邓小平一人从共产党革命的领袖跳回到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两头的事他一人全干了。

中国现在重提和谐社会，而不和谐的关键仍是就业危机。虽然开放了私人公司的雇佣劳动权，但由于中国太大，改革太仓促，短时间无法产生大批的就业机会创造者来吸纳由八亿农民和两亿城市下岗职工组成的待业大军，使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形成的迫使雇佣者让利的局面。

创造就业机会仍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头疼的问题，而且还要上百年地头疼下去。

在无法短时间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时，让出就业机会就成了这种待业社会的最高道德。

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以物资（主要是衣物食品）救济穷人为最高道德。连韩信都因感刘邦的解衣推食之恩而不肯在蒯通指明危险的局面下造反。可进入待业社会以后，解衣推食已经不再是最高道德（而且不卫生），代之而起的是施舍给别人一个就业机会为最高道德。

美国公司裁员都有一个准则，把全公司职员进入该公司的时间排队∶后来的先走。这时偶然会有因为先进入该公司而未被列入裁员名单者站出来，愿意让因为后来而先列入裁员名单里的生活困难者代替自己留下来。自己去另找工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

这种现代工商道德不大被传统社会出来的人所理解。中国人会认为，把就业机会让给别人固然好，但那钱还是人家自己挣的。只有直接施舍给别人以财物、食品或者金钱才具有更高的道德。

孰不知这种直接物质的施舍同时也贬低了被施舍者的个人尊严而使自己获得迫使被施舍者尊敬的快感。这样的施舍并非那么彻底的无私。只有以就业机会让人者，才能在救济他人于无形的同时保留了对方的尊严而自己又不谋求从被施舍者那里获得乞求快感的状态下，才是真正的无私。

如今中国的就业局面如此严峻，可我们却从当政者的简历上看到他们同时兼任了那么多职务。这当然也不是从他们才开始的。我在网上随便查了一下就发现，文革前罗瑞卿大将就同时兼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这种兼任固然有到各单位部门下命令的方便，但同时也占用了太多的就业机会。以徐悲鸿为例，他本是个画院教授。一解放，由于他的才气和名气过大而被委以太多的职务，竟然在1955年就过早地被累死了。而如果他的那些兼职能由更多的人去分担，中国绘画史上不知要多留下多少传世杰作。

现在中国想当官都想疯了的人不知凡几，但升迁并不容易。其中固然有就业机会的开发问题，同时已经当了大官的人兼职过多也占用了太多的已经开发出来的就业机会。

估计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里那些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总数大约五十名最高级干部的人均兼职在四个以上。副省、副军、副部、少将以上的高级干部的人均兼职在三个以上。地师司局中级干部的兼职在两个以上。

如果他们都能把兼职让出来，则会有更多想当官的人满足了自己升迁欲的同时，又让出了他们自己原来占用的职务来满足比他们更低的，等待自己位置出现空缺的下级干部。

由于每个人只担任一个职务，所以他能集中精力把自己那摊事情干好，干大，才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待业大军成员。

以当今圣上为例，胡锦涛先生至少兼着四个职务∶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至于胡锦涛先生是否还有其他更多的兼职，由于我在海外不得而知。但如果胡锦涛先生能让出以上四个兼职中的三个，立马就能再提拔三名仅比他仅低一级的干部。这三名干部就可让如他们原来占用的至少十二个兼职来提拔比他们更低一级的干部。这十二名干部便可以让出至少四十八个原有兼职来提拔比他们又低一级的干部…

以此类推，由于胡锦涛先生让出了三个兼职，就能引起劳动力市场的电子传递链，而且是链式反应的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是指由于一只东非蝴蝶扇了一下翅膀而导致澳大利亚发生了一场大风暴。

这现象在自然界发生的概率虽然不是零，但也几乎就是零。可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龙卷风，其形成原因之一却是与高速公路由于汽车行驶的方向不同而在上下行两侧之间形成的气旋累加的结果。当初美国的高速公路有设计错误。如今的上下行方向应该改过来。这样形成的气旋在北半球就正好和由于地球自转而引起的气旋方向相反而能抵抗龙卷风的生成。

希望由于胡锦涛先生让出兼职的举动能拉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大幅度提高，以便一名劳动力一名劳动力地解决就业危机，构建和谐社会。

ma.beimi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