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网络上赫然看到云秋雨大师的一篇妙文，就是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宣布接受审查后，余大师恰逢其时地“悍然”推出一篇文字，叫做《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所谓“这个名字”是谁呢，“良宇”，联想到此文亮相的时机、氛围，草民顿时眼睛一亮，原来惯于流连于高堂大庙、媒体焦点之下的大师。，对“良宇”也是“不屑”的，而这“不屑”，却是“早于”陈良宇之被揭露，也就是说，余秋雨大师“早就”“不屑”于良宇了。

于大师描述，“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所谓“很不舒服”的事，乃是上海的“文化艺术界”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而是当时在位的陈良宇，余大师顿时“愤怒”起来，马上发出诘问“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但是，最为奇妙的是下一段“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既然余大师“虽然没有点名”，凭什么就要别人与“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一样“立即听出来了”呢？既然大师如此“气高节亮”，又干嘛拐弯抹角地“虽然没有点名”，打哑谜呢，说别人“跪拜”，看来自己的那腰也并非很直，眼也并未水平前视。但余大师却气吞山河地发出诘问“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原来是专家学者们“对我傲慢”了，而“我”不过是“我当时想，”而已。陈良宇一被处理，这火气“悍然”就出来了。

余大师提到凤凰卫视，草民不由得感受到余大师与凤凰卫视之间的、惟有“炽热”可以形容的“互动”，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大师深沉的面孔在银屏上晃动。前几天中午，换台的时候，正好凤凰台一个由余大师主持的节目“尾部”，边打字幕，余大师边深情地回顾“正是（大师）父母的这种爱，让我能够渡过文革灾难的十年”，看到大师如此深沉，草民忽然觉得有些滑稽。甭管那父母的“爱”如何，余大师一副差点熬不过文革的样子，稍嫌做作。

草民觉得，在文革的问题上，余大师总把自己摆在一个“受迫害”的角度，是有点矫情的，草民大致拜读过大师的《借我一生》，据说其中已经“讲清楚”了“文革经历”就是一部大师“受迫害”的“史”，但是，大师总是云山雾罩地避而不谈其参与文革时期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石一歌”小组成员的事情，即便是提到，也是咬住“哪一篇石一歌的文章是‘我’（大师）写的？”，如果草民没有记错，文革期间的文艺、评论、美术作品，绝大多数都署名“集体创作”，为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著作权，还打了5年官司呢。

问题在于，所有现在可以找到的“石一歌”成员，都指正余大师确实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高义龙(原“石一歌”成员，退休前为原上海艺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回忆说“对他发表的文章提到当年的“文革”经历我是有保留的。1972年从“石一歌”组成立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认识了，1973年5月起我们一起到康平路并住一个房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整整6年，余大师都是“石一歌”的成员，作为当时“红得发紫”的所谓“御用”写作组，余大师能够参与其中，据当事人回忆，是因为“有才华”，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小组，说成是“被迫害十年”，有些无法自圆。“原（文革时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明明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样子。

相反，余大师备受“磨难”，好像应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但是，在凤凰台这样一个无事不刻不在以“磨难”呀、“迫害”呀作为噱头的平台上，余大师的表演当然应该符合要求了，还在余大师担任过山海戏剧学院的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