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網絡上赫然看到雲秋雨大師的一篇妙文，就是上海原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宣布接受審查後，余大師恰逢其時地“悍然”推出一篇文字，叫做《我說的就是這個名字》，所謂“這個名字”是誰呢，“良宇”，聯想到此文亮相的時機、氛圍，草民頓時眼睛一亮，原來慣於流連於高堂大廟、媒體焦點之下的大師。，對“良宇”也是“不屑”的，而這“不屑”，卻是“早於”陳良宇之被揭露，也就是說，余秋雨大師“早就”“不屑”於良宇了。

於大師描述，“前一陣我在香港鳳凰衛視預錄《秋雨時分》的‘人格尊嚴’部分，說了一件曾經讓我很不舒服的事。”，所謂“很不舒服”的事，乃是上海的“文化藝術界”的“一批人文學科專家”在發言中“頻頻提到一個名字，不帶姓，只說後面兩個字，顯得十分親切和熟悉，我一聽，肯定不是康德和羅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而是當時在位的陳良宇，余大師頓時“憤怒”起來，馬上發出詰問“我說，這是一種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對象並不在現場，可稱之為‘缺席跪拜’。”，但是，最為奇妙的是下一段“我雖然沒有點名，但連鳳凰衛視錄製現場的工作人員都立即聽出來了。我所說的被學者教授們一聲聲親切呼喚的名字，就是‘良宇’。”。

既然余大師“雖然沒有點名”，憑什麼就要別人與“鳳凰衛視錄製現場的工作人員”一樣“立即聽出來了”呢？既然大師如此“氣高節亮”，又幹嘛拐彎抹角地“雖然沒有點名”，打啞謎呢，說別人“跪拜”，看來自己的那腰也並非很直，眼也並未水平前視。但余大師卻氣吞山河地發出詰問“我當時想，對我傲慢不要緊，但這是一個有關人文學科的研討，我在這個問題上至少比你們的那位‘良宇’更有發言權吧？你們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學術了吧？”，原來是專家學者們“對我傲慢”了，而“我”不過是“我當時想，”而已。陳良宇一被處理，這火氣“悍然”就出來了。

余大師提到鳳凰衛視，草民不由得感受到余大師與鳳凰衛視之間的、惟有“熾熱”可以形容的“互動”，幾乎每天都可以見到大師深沉的面孔在銀屏上晃動。前幾天中午，換台的時候，正好鳳凰台一個由余大師主持的節目“尾部”，邊打字幕，余大師邊深情地回顧“正是（大師）父母的這種愛，讓我能夠渡過文革災難的十年”，看到大師如此深沉，草民忽然覺得有些滑稽。甭管那父母的“愛”如何，余大師一副差點熬不過文革的樣子，稍嫌做作。

草民覺得，在文革的問題上，余大師總把自己擺在一個“受迫害”的角度，是有點矯情的，草民大致拜讀過大師的《借我一生》，據說其中已經“講清楚”了“文革經歷”就是一部大師“受迫害”的“史”，但是，大師總是雲山霧罩地避而不談其參與文革時期作為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石一歌”小組成員的事情，即便是提到，也是咬住“哪一篇石一歌的文章是‘我’（大師）寫的？”，如果草民沒有記錯，文革期間的文藝、評論、美術作品，絕大多數都署名“集體創作”，為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著作權，還打了5年官司呢。

問題在於，所有現在可以找到的“石一歌”成員，都指正余大師確實是他們當中的一員，高義龍(原“石一歌”成員，退休前為原上海藝術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回憶說“對他發表的文章提到當年的“文革”經歷我是有保留的。1972年從“石一歌”組成立的時候開始我們就認識了，1973年5月起我們一起到康平路並住一個房間，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8年。”，整整6年，余大師都是“石一歌”的成員，作為當時“紅得發紫”的所謂“御用”寫作組，余大師能夠參與其中，據當事人回憶，是因為“有才華”，能夠參加這樣的一個小組，說成是“被迫害十年”，有些無法自圓。“原（文革時期）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總支書記周培松回憶說，儘管余秋雨的關係和檔案在學院，工資也在學院拿，畢業分配後並未回校上班，但戲劇學院工軍宣隊已指定他為黨委委員，還準備提拔他為黨委副書記。”，明明是一位前途無量的樣子。

相反，余大師備受“磨難”，好像應該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當年‘文藝組’的成員徐緝熙在接受本報的採訪時說，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組來清查，文藝組的成員多半是被審查對象，需要交待問題。余秋雨和大家一樣，被稱為‘說清楚’對象。‘當時如果清查通過了，就要開大會，在會上宣布‘解脫’’。余秋雨在文藝組中是較晚宣布‘解脫’的。’”

但是，在鳳凰台這樣一個無事不刻不在以“磨難”呀、“迫害”呀作為噱頭的平台上，余大師的表演當然應該符合要求了，還在余大師擔任過山海戲劇學院的院長。